全球化、现代消费和人的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本文，我力图证明，在现代性的全球化时代，认同的最直接、最强有力的源泉已经从生产方式转变到消费方式。生产方式往往是碾平差异，把空间和时间压缩，但这却为消费方式的差异制造了相遇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消费在不断制造新的差异和不同的认同。
全球化构成认同形成的差异场域
所谓认同就是某个群体或个体达到自身的同一性的过程：群体成员言行的相似性，共同体在文化上的一致性以及个人意识的连贯性。可是，在生成的意义上，认同是与能够形成区分的差异性相关的，没有区别就没有必要进行认同。如果认同“这个特性”而不是另外的特性，这就划定了一个界限，使“我”(me)、“我们”(us)与“他者”(other)区分开来。因此，社会认同是在差异的场域中被界定的。
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现代性的发展，资本和市场的逻辑使全球生活发生了深刻变革。按照原来的预测，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本来应该把经过的地方都变成抽象同一的工厂和市场，把不同的人群都变成工人，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的精神世界也会出现“单向度”的一致性。有的学者把马克思的话作为佐证，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必然消除民族特性。马克思的确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所到之处都消除着民族特性，破坏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民族文化也受这一进程的影响，“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之不可能，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世界文学的图景呢？我认为，消除了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民族，并不是变成了没有民族特点的或没有民族性的民族，而是吸收了现代性之后的某种新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消除了落后于时代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获得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与此同时，一种世界文学的可能性与其说是被现代性的棱镜折射成为单色调的文化（单一形式的形态），倒不如说是由丰富多彩、五颜六色的民族文化构成的相互映照的彩虹。
现代性和全球化进程，似乎不是压制而是激发了各民族的存在自觉和文化自觉。实际上，东亚社会的崛起证明的不是民族文化的消失，而是证明了这些民族发现了使民族文化与现代性进程相互配合的契合点。无论是儒教文化圈还是佛教文化圈，东亚价值观显然已经转换成为现代性的动力，而不是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现代性的阻力。东亚价值观也出现进一步创新的迹象。
西方中心主义者曾经幻想世界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许多非西方学者也担忧全球化的结果必然是欧美化。可是，始料不及的是，现代性一方面把全球化变成用一种颜色涂抹其影响过的地方的过程，另一方面这种涂抹却与原来就有的不同底色创造出许多新的色彩来。在某些方面，不同地方的人似乎有了共同点，如钟表所规定的标准时间、流水线、超市、肥皂剧等等；可是，在另外的方面，如全球经济体系从中心辐射的光，照射到不同的地方就有了亮度的差异。不仅原有的民族差异没有抹平，往往原来内部相对一致的民族或群体也被市场经济所割裂。因此，现代性的结果把人类带进了一个充满差异、“风险”和不确定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就如阿格尼丝·赫勒所说的，“不再有什么是稳定的，不再有什么被一致接受；在任何地方，对一切事物，都存在不同的意见。这就是现代生活。”（注：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7、101、177页。）可见，现代性不仅创造一致和同一，而且也凸现差异和矛盾。不断有差异出现，才是现代性富有生命力的表征。
为什么世界文化没有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向同质化，人类没有在技术化进程中走向“单向度”，反而越来越走向推崇多样性差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时代的差异而言，重要的不是人们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吃、穿、用这些东西。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4页。）不同的生产方式划分了历史的发展阶段，划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划分了现代和前现代社会。然而，就人们的自我认同而言，似乎生产还不如消费来得直接。因为在生产方式高度一致的地方，消费反而成为人们相互区别、获得认同或特性的领域。大机器生产和流水线就像压路机，所到之处似乎碾平了所有的差异、皱褶和起伏，使世界各地的工厂都变得毫无二致。可是，在消费领域，人们却并不受这种一致化趋势的左右。如果生产技术的逻辑是越来越同一化，那么消费的逻辑似乎越来越走向多样化。既然认同形成于差异，那么认同的动力当然就转向了消费的场域。
当然，生产方式仍然是人的本性生成或认同形成的最奠基性的根源。但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的情况下，似乎消费方式在形成自我认同的作用方面越来越明显。尽管中国工人在同美国工人一样上班挣工资，但是，不同的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塑造着不同的人。中国工人造的物品很多销往欧美，甚至连美国国旗都是中国生产的，但是打着美国国旗在那里激动的却是美国公民。中国人在制造美国国旗时，其心情与制造毛巾之类的纺织品没有什么差别，可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在购买美国国旗时的消费心情就大不一样了。为美国人制造物品的中国人仍然认同中国文化，而消费中国人制造的物品的美国人却认同美国文化。
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进程在碾平生产方式的差异性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差异相遇的空间或场域。人们在全球化进程中相遇了：在这里，人们发现与自己不同的种族、族群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在这里，人们发现不同的语言、理论、歌曲、音乐、艺术风格；在这里，人们也发现不同的服饰、食物、日常用品。赫勒自认为是主张“反思的现代性”理论。这种反思的现代性伦理与朴素的现代性伦理的不同就在于：朴素的现代性伦理认为世界因理性的力量而变得越来越合理，因而也就越来越一致。不仅在韦伯眼里社会的合理性成为一种趋势，世界由此而“祛魅”，而且连富有诗意的海德格尔也屈从于技术“座架”(Ge-stell)的力量。阿格尼丝·赫勒说：“与海德格尔的思想相反，我怀疑下面的观点：我们现代世界的随意行为都是受到同样的形而上学思想、主体/客体关系和技术想像所‘框范’的。与哈贝马斯学派相反，我怀疑是否存在一种支配性的世界解释，在我看来，现代世界确实在所有层面和所有方面都是零散的、冲突的，有时甚至是混乱的。”（注：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7、101、177页。）她在《历史哲学片断》中就表达了这种观点。现代人被日益变化的生活所困，而不同地方的生活都是一个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历史境遇，这增加了海德格尔Dasein概念的说服力。不同历史情景下生存的人，不可能有相同的世界观。因此，与信仰神圣存在的古代人相比，现代人的世界观已经碎裂成为碎片。
消费构成自我认同的最明显的动力
在现实生活中，自我认同与消费有着更加明确而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的意义上，你的消费就界定你存在的边界及其构成。在消费中，食物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性。古人曾经说，“你是你吃的东西”，因此，以吃肉为主的人不同于以吃粮为主的人。前些年，在出国留学或进修学习的人们之间有句流行的话，即“肚子最爱国”，因为到国外最不适应的就是饮食。即使吃得很好，可以天天啃炸鸡，仍然特别想吃国内的咸菜。现在想来这实际是消费习惯所形成的稳固的认同。姜戎的《狼图腾》一书也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吃不同的食物生成不同的人。这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吃与所有的消费一样是自我识别的行动”（注：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郭建如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6、158、160、227页。）。然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其说是吃什么造就了人性，不如说获取不同种类食物的不同生产方式塑造了不同的人。如果说种地的农民有自己区别于放牧的牧民的特性，那是因为耕种土地的实践在生产方式上不同于放牧牛羊。而且即使都吃肉，用手撕和用刀叉也造就不同的人，而进餐的礼仪就更加塑造不同文明的人格了。
由于消费水平、习惯、内容和风格等等的差异，现代性不仅没有像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把现代人变成为“单向度的人”，反而造就了许多新的亚文化。现代性借助消费的分化成为使人们认同分化的动力。鲍德里亚指出：“消费并没有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就像学校并没有使大家获得一致的教育机会一样。它甚至加剧了其分化。”（注：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9页。）而美国剧作家亨利·米勒曾经描写说：“所有的人都在汽车、房屋的消费中寻找自己的灵魂。”（注：参见钟和晏《在物质和审美之间》，《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27期。）现代化把一切有特色的生产都产业化、商品化，生产先是机械化，现在又进入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有特色的仅仅剩下消费了。尽管电视机的原理是一样的，可是不同民族的人所喜欢的节目仍然是有差异的。网络技术是一致的，但是网上的内容越来越个性化。手机的制式越来越一致，但是外观却越来越个性化，而且更加重要的是短信的内容越来越五花八门。可以这么说，至少现代人要比他们的祖辈、父辈更注重个性，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的消费是比较单一的和较少差异的。
有人认为现代青年人是虚无主义的，没有信仰和价值观。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我觉得现代年轻人不是没有价值观，只是其价值观与前辈有所不同，他们的价值观甚至是有意识地相互区别的。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指出：“有政治自由置于核心，现代性不是一个价值衰落的时代，而是一个价值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本体论差异的等级制度的确定性，被自由的有创造力的不确定性所取代。”（注：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许多人习惯于过去的生活方式，因此适应这种不确定性的方法就是节俭、存钱，可是在这种生活方式下长大的人却把不确定性变成一种生活态度。所谓“月光族”就是典型的代表，尽管他们是每月有较高工资的白领，但每月的工资却花个精光，甚至到月底还经常成为“负翁”。可以说，他们是以自己不确定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不确定性的时代。这些人仍然有他们的价值观，那就是对永恒现在的绝对投入，对目前生活的极端执著。
与依赖自然的时代、信仰的时代和相信绝对理性的大工业革命的初期时代不同，现在是一个不确定和差异涌现的时代。在这个根基不确定的时代，消费就是人们自己本性需要的表达，因而它必然体现和表征着人的本性，奠基并且塑造着人的认同。因此，有人说：“你就是你穿的东西！不是‘衣服造人’，而是因为衣服是个人拥有的生命力的直接表达，生命力是无处不在的，且总是外在的。对衣服的消费包含在与提供财富、健康和政治权力的力量相连的全球策略中。”（注：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郭建如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6、158、160、227页。）《北京青年报》曾经发表的一则调查表明：在服饰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一定的价值观念。如遵从群体服饰规范、自我表现、美学价值、声望价值和经济价值等等。而且调查表明，家庭收入低的人更注重服饰的声望价值和用服饰来表现自我。家庭收入越高，越倾向于遵从大众的服饰规范。这种现象正好说明消费活动是自我认同的实践性表达，有了自信的人就弱化了这种表达，还没有确立认同目标的人必须时时注重这种符号表达。这就是说，越是还没有建立起自信的人，越是有意识地用消费来证明自己。调查还表明，服饰价值具有明显的年龄差异。19岁以下和20～29岁的年轻人最注重用服饰来表现自我，分别为52%和44%，远远高于其他人群。30～39岁和40～49岁的人更注重遵从群体的规范，分别为56%和40%。50岁以上的人着装时更注重服饰的声望价值(45%)。（注：《收入越低越注重服饰声望价值》，《北京青年报》2002年2月16日。）这些都表明，消费表达并且塑造着人们的自我想像，从而构成自我认同的重要内容。
消费成为现代性自我认同的表征
消费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自我认同的主要的指示器和标尺。人们用消费界定自我认同的边界和内容。人高兴了消费，郁闷了也消费；相聚时消费，孤独时仍然消费。消费就成为生活本身。
(1)消费界定人的现代性程度。在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人们通过消费现代性物品，如自行车、收音机、汽车、电脑、网络等等，强化自己的现代性表征。“如果说消费对于我们是构造自身的生活空间”，那么人们在选择服装时，时尚就不仅表达我们的欲望，它还“在创造声望”，形成人的生存方式。譬如，对于白领阶层而言，倾其收入而消费“获得的满足肯定不在于生活风格的体验，而在于为他人建构自我、形成重要人物即强有力的精英的表象”（注：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郭建如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6、158、160、227页。）。实际上，人们常嘲笑别人：怎么还穿那种衣服，他们是以此认定别人生活在过去的时间里。消费成为人们生活在现代进程的时间历程中的里程碑。你怎样消费，就标志你进入了现代性的什么阶段。
(2)消费界定人的个性存在。消费活动体现人们实现自己欲望或需要的方式，在人性就是其需要的意义上，一个人消费风格就体现着他的人格。乔纳森·弗里德曼指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消费是创造认同的特定方式，一种在时空的物质重组中的实现方式。就此而言，它是自我建构的一种工具……”（注：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郭建如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6、158、160、227页。）“我消费，故我在。”当现代性使自我意识增强，个人隐私成为敏感的问题时，人们必须在某些公开的消费空间展示自己的个性存在，而且他们也借助认同性消费的商品呈现自恋性的自我个性构造。如果过去大家都是某个家族或村落的人，那么现在你出入的消费空间就成为你的生存符号：音乐厅、咖啡馆、茶室、健身房、酒吧、小餐馆，等等。
(3)消费界定人的社会存在。鲍德里亚指出：“富裕、‘富有’其实只是幸福的符号的积累。”（注：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9页。）消费成为界定地位、身份、权力、心境和身体状况的实践性表达。在某种意义上，消费甚至不单纯是表达，作为自我识别的符号，它还是自我的社会文化认同的构成。这些物品构成了“我是什么”或“我们是什么”的某种组合符号表征。事实上，这些符号表征不仅是表达，而且是对力量——身份、权力、声誉、生命力、创造力——的界定，力量的表现形式是财富、健康、优雅体形甚至白色的皮肤。可见，人的身体呈现不仅是审美的需要，它还在表达某种“社会面具”。
(4)消费界定人的政治存在。在超出自然需要的界限上，现代性的消费以作为权力象征的声望符号界定你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为什么官员对自己的配车那么在意，因为他怕别人小看他。为什么“9·11”之后美国人都买国旗？这是其政治立场的表达。为什么布什在竞选的时候跑到农业州买玉米啃？这是为了表达他对农场主和农场工人的态度。为什么有段时间许多美国人不喝法国葡萄酒，不吃法式面包？那是为了表示对法国不支持美国对伊拉克诉诸武力的不满。消费联系着政治，也表达着政治。政治家必须关心人民的消费，政治家甚至普通人也通过消费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并且通过消费行为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
(5)消费界定人的文化存在。在温饱之后，消费本质上已经成为文化现象，因为超越生理需要之上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均是表达意义的象征和表征的符号体系。现在不仅是通过消费体现你的文化身份，许多年轻人更是在消费中获得或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消费行为成为青少年社会化，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解，消费资本主义的活力在于它将物质消费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意义的美学消费。人们消费的不再是物，而是物所代表的符号意义，物品与人类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消费成为认识世界的方式。消费可以代表个体获得某种文化公民的资格。因此，在物的消费中得到的是精神满足，甚至是人生的幸福感。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不同的消费文化就构成不同的文化认同。
总之，在现代性发展到后期的反思阶段，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的阶段，消费已经成为“自我认同”的外在标志，而自我认同是消费的内部依据。
全球消费的价值定位
到此，我们已经分析了消费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性，它构成文化认同的直接动力和自我认同的主要表征。我们必须重视消费问题的研究。我们应该提倡合理的消费、发展性消费和文化愉悦性消费。我在《关于消费的价值分析》（注：参见韩震《关于消费的价值分析》，《光明日报》2003年7月29日第4版。）一文中已经谈了我对不同消费的价值区分，在此就不再赘述。我只谈一下怎样重视消费而避免消费主义的问题。我们应该把人们的消费转向发展性消费，特别是精神发展的消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借助现代性力量构筑人们的现代认同而避免消费主义的负面影响。
消费主义(consumerism)是把消费作为人生至上目标，从而过度占有和挥霍财富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就人性而言，发展是本性，这是不可阻挡的。然而，要发展就需要消费，而且消费的欲望是越来越大。面对这种现代性逻辑，仅仅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对于中国这个资源并不丰富而人口却众多的大国，不能走消费主义的道路。我们必须建立节约型社会：要绿色消费，不要挥霍性消费；要节约型消费，不要炫耀性消费。一句话，要消费，不要消费主义。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得到长足发展，如何对待发展和消费的问题是影响国家战略甚至全球命运的大问题。我们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呢？当我们满足温饱之后，消费是向骄奢淫逸的方向发展，还是向更具深刻意义的审美和精神愉悦的方向发展。我认为，应该提倡向文化消费和精神愉悦的消费方向发展。
文化消费需要培养，培养人们审美趣味的现存可以依赖的途径就是大众文化。通过文化消费，可以把人们的无限消费的冲动转向精神层面。但是，高雅文化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打动普通大众的心灵的，我们应该借助大众文化的阶梯。
就大众文化与所谓高雅文化的关系，我更多地对大众文化持同情的态度。我认为，文化批判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因为高雅文化往往确立文化的意义和标准。大众文化往往普及并且跟随高雅文化。另外，实际上，大众文化也是高雅文化滋生和发展的最直接的基础，高雅文化往往在提供精致的形式和意义的同时，通过改造，把大众文化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内容提升为高雅文化的内容。大众文化是高雅文化的试验田。文化精英们要做的不是批判大众文化，而是研究和提升大众文化，丰富和醇化大众文化的内容。我们在精神性方面也不能持极端主义态度。查尔斯·泰勒曾经说过，“最高的精神理想和渴望也有给人类加上最沉重负担的危险。人类历史的伟大精神视野也是有毒的圣杯，是无数悲惨甚至暴行的原因。”（注：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性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815页。）
就大众文化与消费及其认同的关系，我也对其功能持基本肯定态度。“大众文化（和艺术）确实是被消费的。消费在这里意味着快速吸收。”（注：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7、101、177页。）大众文化为所有阶层和文化水平的人生产消费品，因此大众消费品的好坏标准不是高深优雅，而是喜闻乐见。大众文化与其说是降低了文化水准，不如说是普及了文化，因为在没有大众文化的地方往往普通群众根本没有机会享受文化，因而就不能消费文化。通俗文化也比没有文化强，正如有能够消费的低廉食品要比没有任何食品可以消费强一样。有了大众文化就可以把高雅文化确立的文化意义以普通群众可以理解的方式加以传播，从而形成一个共同体连续而又有差异的有机认同。共同的文化消费形成了或塑造了具有相同思想或精神语境的人群。尽管大众文化的消费使许多人与那些所谓精英们有形式上的差异，但是都有文化消费这一点就使他们与精英阶层在精神上保持着相互之间的可理解性。否则，这个群体的精英和普通群众之间就不再是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差异，而是有没有文化的差异了。如果这样，在他们之间建立认同就更加困难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文化阵地是国际争夺的战略重点之一。如果我们不去占领，就会由别人去占领。美国人早就发现：“美国电影业具有对外输出宣传美国消费品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潜能。”而且，“如果说自由贸易是强大经济国家借以渗透、统治经济弱小国家的机制的话，那么信息自由流通是借以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强加给贫穷、羸弱的社会的渠道。”（注：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302～303页。）我们的青年人不会因为美国生产物品而发生认同危机，但是会因为消费美国的文化产品而产生认同危机。我们必须生产出大量人们喜欢消费的大众文化产品，占领这个精神消费阵地，巩固我们文化的认同资源。我们可以逐步提高大众的文化消费趣味，但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趣味强加给大众。在这里唱高调是没有用的。也许我们自以为高雅的东西，反而是真正的贫瘠的不毛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