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外国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与研究（上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典籍论文,中国文化论文,近代论文,上篇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年前，一位已写出35本论中国文学的著作的资深汉学家——年过八旬的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德林（生于1912年）在畅谈他的文学研究生涯时，深有体会地说：“我一辈子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始终没有中断过，为人类文化宝库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在文学和文化方面是值得自豪的国家。中国的诗经、楚辞、唐诗、元曲等等优秀著作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望尘莫及的。”（注：费德林答记者问，《文艺报》1989年7月8日，第4版。）
应该说，这话在世界各国有成就的汉学家中，是有代表性的，反映了他们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可敬精神。
一、诸子百家和古代文化典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诸子百家的著作，优先受到东西方国家重视。其传播的特点是历时久，普及面广。
欧洲从17、18世纪流行“中国热”时就开始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法国早在17世纪下半叶已介绍了“四书”、“五经”。西方研究儒、释、道学究竟起于何时虽无定论，但是至迟在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时，他们在研习汉语时就已经接触了儒家经典。东方的日本，此项研究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而俄国在18、19世纪之交，诗人普希金就已知道有“中国的贤人孔夫子”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古籍在国外广为传播。以苏联为最多。迄今已译成俄文出单行本的有：《管子》（施泰因译并注，1959）、《周易》（休茨基译，1960）、《孙子兵法》（康拉德译并注，1950）、《战国策》（克·瓦西里耶夫译并注，1968）、《商君书》（佩列洛莫夫译并注，1968）、《中国古代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辩证法家（列子、杨朱、庄子）》、（波兹涅耶娃编译，1967）、《论语》（西门年科选译，1989）等。另外，佩列洛莫夫还有研究儒学的专著《孔子：生平、学说、命运》（1993）。
此外，由司徒卢威和列德尔编选的《古代东方史文选》（1963）中还收入由波兹涅耶娃所译的《春秋》、《左传》、《国语》、《论语》、《孙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列子》等书；虽然都是摘选片段，但却是在俄国第一次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让那里的读者初次了解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后来东欧国家的汉学家中有人甚至间接从俄文译本来阅读这些中国文化典籍。
波兹涅耶娃（1908—1974）出自汉学世家，本人精通古汉语，在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造诣很深，1944年起长期在莫斯科大学担任教员、教授，对于传播中国文化贡献极大。
苏联译介中国古籍的另一个重点是《史记》。迄今已出过两种单行本：一是《司马迁文选》，帕纳秀克译，1950年出版；一是《史记》两卷本，维亚特金和塔斯金合译，两卷先后于1972年和1975年出版。列宁格勒的汉学家克罗尔（生于1931年）还写出论《史记》及其作者的专著《司马迁——历史学家》（1970）。
同时，苏联还有下列书籍的节译发表：《淮南子》、《盐铁论》、《汉书》和《韩非子》。分别见于《古代世界史文选》（司徒卢威编，1950）和《远东诗歌与散文》（1973）。
在日本，对这些古籍的研究除了开始得早（15世纪便有了桃源的《史记抄》），译本种类多，例如从1946—1978年统计，日文翻译出版的书籍为：《论语》（16种），《孟子》（12种），《庄子》（15种），《荀子》（3种），《韩非子》（3种），等；比西方更为突出的是研究家写成的学术专著多。即以研究《史记》的成果为例，50年代以来已有安绩由纪子的《史记的人物评语》、桥木尧的《史记入门》、陈舜臣的《史记之旅》等著作。有影响的论文有增田欣的《史记为源泉的说话的考察》（1976）、仁田香鹤子的《源氏物语里史记的投影》（1955）。还有作家以《史记》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如司马辽太郎的《项羽与刘邦》（新潮社，1980）。
至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汉学家，其人数之多恐怕在世界上有汉学的国家里也是数一数二的。著名的至少可以举出下列几位：法政大学教授长泽规矩也（1902—），以中国文学史家著称，研究范围涉及先秦至清代，著述丰硕，有《汉文学概论》（1952）、《周易注疏》（1973）等著作和编辑《和刻本诸子大成》（5卷，1975）。 京都大学教授吉川幸次郎（1904—1980），广泛研究中国文学史、散文、戏曲、小说，著述极丰，有《吉川幸次郎全集》24卷本（1973）。横滨市立大学教授波多野太郎（1912—），研究重点之一是先秦散文，有著作《老庄王注校正》（1952）、《老子序说》（1978）、《老子道德经研究》（1979）。任教于大学30多年的前野直彬（1920—）写有大量论著，涉及先秦的文学等。名古屋大学教授今鹰真（1934—）著有《墨子的文章》（1968）、《诸子百家》（1975）和译作《司马迁》（1965 ）、 《史记列传》（1969）等。仅此几位就足以说明在日本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斑。他们的汉学家所著所论，不时地被西方和俄苏的汉学界所援引。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广泛流传到亚洲各国，而且那里的研究还有相当的深度。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出版的林徐典著《先秦哲理散文》（1982）即为一例。该书是林著《先秦文学史稿》的第四卷，15万字。从文体的角度就春秋末战国初（《论语》、《墨子》）、战国中期（《老子》、《孟子》、《庄子》）和战国末（《荀子》、《韩非子》）三个阶段分析先秦散文的发展趋势：并对这七部书逐一分析其思想内容、艺术结构和表现形式、语言特色等，归结出先秦散文的共同特点和对后代的影响。其中作者精辟论述了这些著作文体的发展：从语录体到语录与著述体兼蓄，再从纯粹著述体，从片断、点滴到注意结构、逻辑说明、论辩技巧之演化。“这是本书的一大新见”。（注：王枝忠：《先秦哲理散文》1991年版，第447页。）
又如《史记》的越译和评论也令人瞩目。越南如成译的《史记》由河南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至1988年已重印三次，足见深受欢迎。译者的长篇序言论及司马迁其人、作品思想和艺术，论断为“《史记》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中国史学巨著，而且在世界上也享有盛名。但最令人吃惊的，它还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学名著之一。”（注：参阅王金地：《〈史记〉的越译和评论》第467页。）
在欧美，许多国家都重视研究中国古籍。例如德国恩斯特·施瓦茨编译的《凤凰笛调——中国古代散文》（1973）两卷集，选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人的代表作，以及《史记》和两汉的其他文著。书本装潢精美，附有彩色和黑白插图。
英国近代著名汉学家阿瑟·韦理（1889—1966）可以代表英国研究诸子百家的水平。他早在1934年就出版专著《道德经探源》，以后又写出《孟子注说》（1949）、《庄子与惠子》（1958）等文，而其翻译《论语》译注本则是英译之佳作。
瑞典有著名汉学家高本汉（1889—1978）曾来华游历三年，归国后长期担任大学教授，先任哥德堡大学副校长，后升任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长。汉学诸领域，举凡历史、文学、哲学、宗教，无不精通，尤擅汉语古音韵学，其著作有的曾译成中文，颇受中国同行的肯定，以他的声誉，翻译并注释出版的《诗经》、《书经》、《左传》等自然广受欢迎。
美国学者的研究多采用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方法，显得新鲜，有的别出心裁，而为近年来中国国内学术界所留意。康达维辨证《长门赋》的真伪，探讨荀子《赋篇》之“赋”名起源于何时，解说《战国策》游说词的特点（均见其所著《汉赋——扬雄赋作研究》一书），均反映出其研究角度新，开掘深而论说细。
美国研究界的一大特点是因有华裔学者的参与而显出力量雄厚和开掘较深，尤其在古典文论领域为其他国家所不及。如由于有施友忠翻译，《文心雕龙》全书英译本得以在纽约问世（1959）。而这部名著之艰深是俄苏及东欧学者迄今不敢着手翻译的。
斯坦福大学发表的邵永兴博士的论文《作为文论家、批评家和赋家的刘勰》（1981）和尼维森的《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1966）也显示中美学者从各自的长处入手研究，使得美国汉学成果更为丰硕。但古典文论研究的最重要成果还属华裔学者刘若愚著的《中国文学理论》（1975）。（注：参阅周发祥：《我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第497页。）
说到新的研究方法，应该提一提刘若愚的贡献。他把美国学者阿伯拉姆斯在《镜与灯》一书中提及的艺术四要素（作品、艺术家、宇宙和观众）作为文论分类的框架（用以区分西方的模仿论、实用论、表现论和客观论四种艺术理论），运用到中国古典文论的分类。刘若愚根据这个框架，把中国古典文论区分为玄学、决定、表现、技巧、审美、实用六种理论。“刘若愚的创造性，赢得了许多学者的肯定和赞扬”。（注：周发祥：《艺术四要素作为文论分类的框架》第507页。）
二、古典诗词
建国以来，国外研究中国诗的情况，从文学史上来说，有两个时期是被注意的重点。一是古代诗歌（包括诗经、楚辞等），一是唐诗宋词。
（一）唐诗
50年代以来，唐诗流传国外的浪潮，犹如“不尽长江滚滚来”，传到世界许多角落。所有汉学大国几乎都以唐诗为译介的重点。
1.在美国，对唐诗研究面广而且专著多。已出版的就有斯蒂芬·欧文著《孟郊和韩愈的诗》（1975）和《初唐诗》（1977），刘若愚著《李商隐研究》（1969），保罗·克罗尔著《孟浩然》（1981），瓦格纳著《王维》（1981），以及柳无忌、罗郁正合编的《葵晔集》（1975）等十多种。后一本系大型英译中国历代诗词曲集，唐诗占有一半的篇幅。
其中特别要提及的几位学者：斯坦福大学教授刘若愚写有《中国诗的艺术》、《中国文学理论》、《北宋词人》、《游侠》等著作。其唐诗专著《李商隐》评介了100首李商隐的诗。 耶鲁大学教授傅汉思的《梅花与宫女》一书论述唐诗的形成和特色。同样是耶鲁出身的欧文在《孟郊与韩愈的诗》一书中，不但阐明了两个人的诗歌成就，同时还对“四唐诗”里的中唐诗风提出新颖的看法，欧文在1977年出版的《初唐诗》对“宫体诗”的风格和初唐与盛唐的关系，采用的是某些西方比较文学及文学批评的术语和方法，后于1981年又出版新书《盛唐诗》。其视野广阔，个性鲜明，语言平易近人，方法深入浅出。欧文把盛唐诗人分成两大系。“京城诗人”（如张说、张九龄、王维等）和“非京城诗人”（如孟浩然等），处于两者之间者为王昌龄、高适、岑参等。“京城诗人”多用律体（五律），而“非京城诗人”则多用古体。
美国之重视唐诗研究，还表现在有人注意汇集出版研究成果。在美国波士顿，豪尔出版公司出版的“泰恩世界作家丛书”中就有一套中国作家专辑，总编辑是亚利桑那大学中文系屠茨教授。专辑已出版有关唐代诗人的专著多部：戴维的《杜甫》（1971），豪士等人的《柳宗元》（1971），巴兰拙理的《元稹》（1977），杜国清的《李贺》（1979），克罗尔的《孟浩然》（1981），瓦格纳的《王维》（1981），李珍华的《王昌龄》（1982）等。当然，也有不属于这个专辑的，如余宝琳的《王维诗》（1980）以及雷斐氏等的大部头英译《白居易诗集》（已出三本）。这些成果中当然也因有华裔学者的参与而出得更多。这种现象是其他国家的汉学界所不及的。
美国近十年来的唐诗研究还有一种现象是，研究愈来愈细腻深入，其范围包括诗人的生平、时代背景和世界观，诗歌的“世界”、诗风、措词风格、句法、意象、象征手法和体系等等。（注：参阅李珍华：《美国的唐诗研究》，1990年版。）
2.在法国，重视唐诗历来是法国学术界的风气。曾寓居中国12年的诗人保尔·克洛岱（1868—1965）先后译过中国古典诗词40多首。同时，我留学法国的梁宗岱、徐仲年、罗大冈也译过唐诗，罗大冈并有两本著作《唐诗百首》和《首先是人，然后是诗人》，而徐仲年还以《李太白的时代、生平和著作》一文在里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50年代以后，在戴密微的推动下，唐诗研究走向深入。其特点是翻译与研究并重，译著与论著齐备。李白的《独坐敬亭山》，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名篇一再翻译，多达5次。 戴密微编选的《中国古诗选》（1962）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40多位唐代诗人的100首诗词。 在唐诗的法译本中具有代表性。研究成果突出的有，程纪贤的《唐代诗人张若虚诗歌的结构分析》（1977），它已成为法国研究唐代诗人的第一本专著。程纪贤在另一本书《中国诗语言》中译介了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等37位诗人的 122首诗词。还有雅热的《唐代诗人及其环境》（1977）着重介绍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韩愈等几个主要诗人。
国外的汉学研究，有时还能补中国国内之不足，例如对王梵志诗，首先是在法国，由戴密微根据巴黎图书馆的敦煌卷子精心整理译述，于1982年出版《王梵志诗附太公家教》。它早于我国首次出版的《王梵志诗选》（1983）。就是苏联的孟列夫，也是早于我国学者，大体与法国人同时开始，也从另一些敦煌卷子（藏于列宁格勒的埃尔米塔日）整理王诗的。
法国学者之译介唐诗，在80年代继续有所发展。1983年出版保尔·雅各布的《唐诗》译本，选入李白、杜甫等38位诗人的152首诗。 1984年巴黎阿尔央出版社出版了李商隐、李白诗选。1985年先后出版两种寒山诗译本，一为《寒山》，收入诗108首；一为《云游四方的诗人》， 译寒山诗331首。同时，汉学家卡瑞也翻译出版有《寒山诗集》。
法国研究唐诗之深入，还表现在对诗的内容和艺术特点的探讨上。雅各布的《唐诗·序》把唐诗的内容归纳为四种潮流（或四个主题）：自然的潮流，友谊的潮流、人道主义潮流和中国人的享乐主义潮流；在艺术上特别指出唐诗有运用象征手法创造形象的特点，认为象征是中国诗歌的生命线，“犹如心脏之于躯体”、“没有象征，诗歌就将失去力量”。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有的学者经过悉心研究，进一步归纳出唐诗中常用的象征形象，使读者在理解唐诗时有规律可循：龙象征皇上最高权力，凤凰象征皇上的德行，麒麟是长治久安的象征，猿声是旅人分离时伤感的表现，鹤是永生的化身，蝙蝠代表着幸福，鸳鸯是爱情的象征，大雁给分离的情人带来消息，知了象征复活之后便是死亡，梧桐常在描写秋天的诗中出现，杨柳表示别离，兰花是纯洁的象征，牡丹是宝贵的标志等等（雅热：《唐代诗人及其环境》）。由此，法国人对中国古诗（唐诗）丰富的象征意蕴十分欣赏。
在研究方法上，法国学者也有新的突破。有的运用比较的方法，从文化的角度，对唐诗进行考析，如胡若诗的博士论文《唐诗中的“镜子”与1540—1715年间的法国诗》，对唐诗中镜子的象征作深入的透视。有的运用统计的方法，如吴德明的《李商隐诗歌中的短标题》，将李商隐诗中的短标题与李白、杜甫、王维、韩愈、张籍诗中的同类诗加以比较，从而看出杜甫对李商隐的影响。有的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论，研究唐诗的艺术，如程纪贤的《张若虚的诗歌结构分析》和《中国诗语言》。（注：参阅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1989年版。）
3.在西班牙等其他欧洲国家，西班牙马尔塞拉·德·胡安翻译的《中国诗歌：从公元前22世纪至文化大革命》，陈国坚的《唐诗选》，艾莱娜翻译的《李白诗歌五十首》已先后出版。
匈牙利、英国、瑞典、奥地利、捷克等国都先后有人出版唐诗译本，如：《唐诗三百首》、《李白诗选》、《杜甫诗选》、《白居易诗选》等。唐代大诗人的名字和名篇一般均为这些国家的学术界所知晓。英国华特生·史奈德和魏雷等人还翻译出版了唐代隐士寒山子的诗选。
在德国，汉学家汉斯·贝特格早在1905年就翻译出版了一些唐诗，书名为《中国之笛》，其影响之远，甚至被俄国所转译。而奥地利作曲家马勒则从《中国之笛》选取李白的《悲剧行》、《采莲曲》、《春日醉起言志》以及王维和孟浩然的两首《送别诗》、钱起的《效古秋夜长》等 7首诗谱写成交响乐套曲《大地之歌》。奥地利另一位作曲家威伯恩和瑞典作曲家约格伦把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静夜思》等多首诗谱成歌曲，广为流传。这一切都使唐诗在国外的传播别开生面。关于研究成果，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值得一提。他1973年毕业于波鸿城的鲁尔大学，后在该校东亚研究所新中国研究室讲授古汉语，1974年来华进修。1976年即出版其博士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近年来又主持翻译了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组织翻译巴金的《家》和《寒夜》，修订茅盾《子夜》的德译本。
4.苏联对唐诗的翻译是比较充分的。十月革命后，著名汉学家阿翰林即倡议对中国诗歌进行研究。他在1920年制定了一个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宏大规划，其中重点之一是唐诗。
唐诗俄译本在苏联最流行的有两种。一种是1956年出版的《中国古典诗集（唐诗）》，由费德林编选；另一种是1957年出版的《中国诗集》第二卷（唐诗），由郭沫若和费德林编选。两书的出版者均为国家文学出版社，印数均为35,000册。二者都选入许多诗人的名篇，是反映面最广的唐诗俄译本。
在70、80年代又出过几种有关唐诗的合集：艾德林译《中国古典诗集》（1978），斯米尔诺夫编《中国八至十四世纪抒情诗集（王维、苏轼、关汉卿、高启》（1979），莫斯科大学出版社的《中国三至十四世纪写景诗集》（1984）。
此外，还出过唐朝几位大诗人的个人诗集。有《李白抒情诗选》（1956和1959年各一种，均为吉托维奇译），《杜甫抒情诗集》两种（阿赫马托娃和吉托维奇译的各一种，均为1967年出版），《王维诗集》（1959年和1979年各一种，分别为吉托维奇和苏霍鲁科夫所译）。还有《唐诗三人集（李白、王维、杜甫诗歌三百首）》（1960年）。白居易的诗集多达6种（均为艾德林译）。
1949年出版的艾德林的《白居易绝句集》是兼有翻译和研究的性质。他写的长篇序言《白居易》（载于1978年本）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做了全面的分析。
论唐诗的专著迄今已出版4部。 即女汉学家费什曼的《欧洲对李白学术研究》。列宁格勒大学教授谢列布里亚科夫的《杜甫评传》、达革丹诺夫的专著《王维创作中的禅佛思想》和别仁的《杜甫传》。
苏联当代研究者对唐诗成就的论述，以老汉学家费德林最具代表性。
5.在日本，东方国家中研究唐诗最多的是日本。唐诗的学习不但开始得早，且传播得广而深，已经直接影响到日本的汉文学、和歌以及文化领域其他有关形式的创作。本世纪50年代以来，唐诗日译的潮流仍以强劲的势头继续发展，研究者人才辈出，专著层出不穷。老一代的学者如吉川幸次郎（1904—1980）终生从事中国文学研究，晚期的著作《中国诗史》（1967）、《中国文学史》（1974）、《杜甫笔记》（1952）、《新唐诗选》（1952）、《唐代文学钞》（1957）、《诗与月光——中国文学论集》（1964）、《诗与永远》（1967）、《吉川幸次郎全集》（1973）中的第8—12卷，以及遗著《杜甫诗注》（10 卷）等均为唐诗专著或与唐诗有关的著作。花房英树（1919—），1950年起，任西京大学教授讲授唐诗，屡出著作如《李白诗歌索引》（1957）、《白乐天》（1959）等。中年一代的学者人才众多：广岛大学教授铃木修次（1923—）的重头著作《唐代诗人论》（全四册，1979年重版）和其他论著《唐诗——传达的氛围》（1976）、《杜甫》（1980）均很有影响。岛根大学教授入谷仙介（1933—）以王维专家著称，有《王维》（1973）、《王维研究》（1976）行世。松浦友久（1935—）更以《李白——诗与心象》（1970）闻名，该书影响大，也引起中国同行的注意。此外还有著作《中国诗选（三）·唐诗》（1972）、《唐诗之旅——黄河篇》（1972）、《李白研究——抒情的构造》（1973）。此外研究李白的武部利男（1925—1981）和研究王维的小林太市郎（1901—1963）也有若干著作问世。几代学者一起组成日本强大的唐诗研究阵容。
在他们的论著中还体现出日本学术界研究方法的两大特点：搜罗资料详尽齐全和分析细腻无所遗漏。大野实之助1971年增补本的《李太白研究》就是一部系统地搜罗了李白研究最必需的资料，达到多方面、多视角进行综合论析的巨著，是日本唐诗研究重要代表作之一。
松浦友久著《李白——诗及其内在心象》（中译本名）也可视为这种高水平的代表作之一。它的特点是分析细腻周全，有学术性，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极受欢迎，从1970年问世至1981年已印刷发行了15次。它对李白诗的分类细微、别出心裁，打破了传统的分类法、改为按12类分，即：行旅、离别、月光、女性、风景、怀古、饮酒、战乱、政治、游仙、赠寄、独吟。被认为“是一个大胆尝试的新型编排法，因为李白有些诗歌往往兼有多方面的内容，很难确定归属于哪一门，但此书大致安排得很稳妥。”（注：郁贤皓：《松浦友久著〈李白——诗与心象〉》，参阅张守惠译《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一书。）该书分析的深入还在于就李白的诗的意境逐首作细腻而精确的分析和阐发，这正是其他国家汉学研究者所难以企及的。
6.在东方其他国家中，朝越的译著比较多。如越南有高银译著《世界诗人选（一）：唐诗选》（1974、1975年各出一版），Huy Can 等译著《杜甫诗》（1962）。朝鲜有张基槿译著《中国古典汉诗人选（一）：李太白》（1969）、张基槿著《李白的忧国精神：安史之乱前后李白的悲运》、 李丙畴著《杜诗谚解批注》（1958 ）和《杜诗谚解抄》（1959）等。
（二）宋词
国外对宋词的研究，其地位仅次于唐诗，仍然是重点之一，成果很可观。
1.在西方。词在西方单独而世，大约始于本世纪30年代，如克拉拉·坎德林的《报信的风》（1933，伦敦）、冯淑兰（译音）的《词的技巧与历史》（1935，巴黎）。后来又陆续出现单独介绍个别词人词作的译著，其中不仅有重要词人如温庭筠、韦应物、李煜、冯延巳、欧阳修、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姜夔、吴潜的作品，尤其是郭煌曲子词。参与译介的也多是西方各国著名的学者，如翟理斯（英）、戴密微（法）、马悦然（瑞典）、霍夫曼（德）、刘若愚（美）、叶嘉莹（加）等。刘若愚的《中国诗歌艺术》，从主题、措词、结构、韵律、境界、词牌等方面，对词作了详细介绍。
词学著作包括词史、词风、词人、词作等研究，词史研究肇始于哈佛大学汉学家白思达的探源文章《词体的兴起》（1956）。后来又有美籍华裔学者陈士铨的文章《词之兴起再探》（1970），系与白文商榷之作。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玛莎·瓦格纳的专著《莲丹——词在唐代民间文化中的起源》（1984）把探源推向高水平。词史研究有两个分支。一是对词的亚类——咏物词的探源，如格雷斯·冯著《吴文英和南宋词艺术》（1987），书中辟有专门章节论述。一是阶段史研究，如普林斯顿大学学者孙康宜的《中国词的发展：从晚唐到北宋》（1980），旨在描写某一时期词体发展的基本轮廊。词风研究是西方学者特别着力的一个论题。加籍华裔学者叶嘉莹论吴文英，美籍华裔学者林顺夫论姜夔，格雷斯·冯论吴文英和南宋词等。
在词人和词作研究方面也有一批评传出版。如《柳永及其词研究》（加拿大梁丽芳著，1985），《欧阳修的文学作品》（哈佛大学伊根著，1984），《李清照》（美胡品清著，1966），《陆游》（美迈克尔·杜克著，1977）等。有的重在评人，有的重在析词，也有两者合而为一的。（注：参阅周发祥：《西方的宋词研究》1990年版，第637—639页。）
2.日本对宋词的研究，有神田喜一郎。他在60年代出版专著《中国文学在日本——日本填词史话》，全面系统地评介日本填词的成就，论及宋词对日本词人的影响。70年代对两宋著名词人的研究，主要有村上哲见（1930—）的《宋词》（1973）、《宋词研究》（1974）、《柳耆卿词在形式上的特色》（1973）、《关于苏东坡的词》和《论周美成的词》等；青山宏（1931—）《李清照词的特色》（1970）、《〈玉田词〉论稿》（1978）和《秦少游词论稿》（1978—1984），中健二的《论柳永》，合山究的《苏东坡的自然观》等。
80年代，宋词的词作研究，有松尾肇的《〈词源〉与〈乐府〉指迷》。宋词的语言艺术研究，有清水茂的《对句——苏轼〈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手法》。宋代词人的年谱研究，有仓田浮之助的《关于苏轼的注释和年谱》。宋词的作品和版本考释，有吉井和夫的《两足院本〈东坡集〉初探》，佐藤保的《宋代词集》，村上哲见的《陶枕词考——〈全宋词〉补遗三首》。宋词的韵律研究，有佐井雅美的《宋词人声韵常用字考》。宋词人研究的评述，有小林广义的《欧阳修研究的现状与课题》等。（注：参阅彭黎明：《日本的宋词研究》，1990年版。）
从以上简要的罗列就可以看出，日本是除中国之外的宋词研究大国；不但成果多，近几十年来出版著作持续不断，而且研究者人多势众，代代相传，蔚成风气。
3.苏联的宋词研究，唯一出专著的是彼得堡大学教授谢列布里亚科夫的《中国十至十一世纪的诗作·诗和词》（1979）。它系统阐释“词”这种体裁的形成与发展、词区别于诗的特点以及词和诗在韵律上的差别。实际上是一部从晚唐到宋代的词史。书中着重分析了温庭筠、韦庄、李璟、李煜、欧阳修、梅尧臣等唐宋词人的词作。
苏联的宋词翻译， 最早的有巴斯曼诺夫译《辛弃疾诗词集》（1959）和李清照《漱玉词》（1970）。 后来还有戈鲁别夫译《苏东坡诗词集》（1975）。入选词人最多，作品相对集中的一本集子是《梅花开（中国历代词选）》（1979），巴斯曼诺夫译。入选的词人有19位。（未完待续）
标签：王维论文; 诗歌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法国文化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外国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读书论文; 史记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唐诗论文; 论语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唐诗宋词论文; 荀子论文; 李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