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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国际格局处于转型期之中。伴随着国际格局的转型和自身实力的变化，中国外交也处于战略转型的进程中。那么，战略转型期的特点是什么？中国外交转型的战略目标、任务有什么变化？如何更好地规划转型期的中国外交战略？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转型期”及其一般特点
国际格局自冷战后出现转型期。所谓转型期是指国际格局出现结构性变化之后，始终没有相对定型和固化，而是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与调整之中。旧的力量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力量平衡尚未形成，世界继续向着不确定的方向变化发展。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拐点：国际关系正在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转变。①但这显然是指进行的过程，而非结果。
转型期一般而言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时间跨度较长。阶段性变化虽然周期缩短，但结构性变化仍然处于波动起伏之中。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出现了几次大的转变：从冷战结束时的大变局到20世纪末；2001年“9·11”事件导致国际安全形势大变，反恐成为时代主题，大国安全协调得到提升；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金融危机具有全球影响，而且金融动荡、体系变革、力量对比调整相互交织，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演变在加速。从时间段来分析，1989年到2001年为12年，而2001年到2008年则为7年，较之20世纪约30年为一周期，具有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的爆发周期在缩短，且呈现不均衡的周期变化。
第二，大国关系趋势性紧张。从历史上看，转型期通常伴随着大国关系紧张和热点升温，正如江泽民指出：“这几次世界格局的形成和演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国际局势和大国关系都处于相当紧张和尖锐对峙的态势。”②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兼之相互依存和核威慑平衡的制约，大国关系也显现出不同的表现态势，比如虽然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紧张，但并非失控，总体而言，大国关系协调还是保持了良好的态势。
第三，内部转型与外部转型同步。转型期的变化还涉及各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从各国国内形势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同样面临失业、贫富分化普遍加大等问题，缩小贫富差距都是一个严峻的时代课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新的社会经济转型和变革，国内转型引发的矛盾很可能外溢到国际转型进程中，增加国际转型的复杂性。这种转型也包括亚太地区各国的国内经济转型。③
第四，转型期与复杂性不断增加相伴。在转型变化过程中，各国加快了政策调整力度，试图脱颖而出。全球治理的议题不断丰富，治理要求普遍提升，治理方式成为国际政治新的课题。
从国际事件的特性来看，矛盾复杂交织，行为体多元化，不确定因素增多。“复杂性”成为认识全球化时代和多极化世界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最重要概念。它包含前所未有的多元性、多样性、相互关联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和未知因素。④自然生态带来的安全隐患危害十分严重。地球生态持续恶化，自然危机正向社会危机演化；自然生态政治和地球政治生态的分量上升，许多问题已经超出了全球政治。随着海洋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能源需求的急剧上升，海上争端将会加剧。未来的海上争端具有多重含义：既是商业之争，能源之争，也有可能被一些国家视为地缘战略和政治权力之争。安全挑战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形成了新的难题：一些原本不相关的问题同步出现，复杂交汇。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出现后，一些国家试图转嫁危机，于是挑起安全事端，导致热点升温。西亚北非的动荡变数大，风险高，有可能引发新的地缘政治变局。显然，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无序性增大，不是所有事物都有规律可循。
总之，转型期作为一个特殊时期必然会有更多不确定性因素，其所涉及的权力分布、利益分布和观念分布将会带来新的组合、新的发展趋势、新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认识到的较长时期的现实。转型期的大国关系尤其是围绕着利益、国际影响力、国际组织、国际热点的争夺必然会加剧。同时，由于国际社会包括亚太地区多数国家都采取全方位外交，使得紧张局势下的国家关系组合更为复杂多变。周边关系与大国关系复杂联动。因而，转型期的中国外交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特定危机爆发的风险更高，但也存在重塑自身地位和国际形势的机遇。转型期是否仍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或是更好的战略机遇期，取决于我们的认识和把握能力。
二、转型期中国外交战略面临的挑战及目标定位
国际形势处于战略转型期，而中国外交也处于战略转型期，从某种意义上看，国际格局的战略转型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转型是同步的、一致的。国际格局转型客观上也在促使中国外交进行调整。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面临来自内外部的压力和挑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崛起难题和发展难题。这两大困境将长期与转型期相伴，随着转型期的到来，这些挑战可能引发的风险也在加大。
(一)崛起难题突显
崛起困境最大的问题在于能否实现和平崛起，如何实现和平崛起，摆脱和避免任何非和平的崛起方式和路径。
维护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的问题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战略困局之一。从历史上看，大国崛起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国家实现统一。国家统一是崛起的基础，只有实现国家统一才能为崛起创造有力的环境，充分激发民族的潜力和动力。但是，中国的统一必须涉及武统或和统两种选择，客观上不能排除武力解决的方案。这就使得外部力量的干预包括对台军售等成为中国统一问题上的重大难题。
维护领土完整是另一个更为重大的课题。近些年藏独、疆独势力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十分活跃，导致国内领土被境外势力分裂的可能性增大。⑤还需要破解海洋领土争端困局。中国不希望武力解决海洋争端，武力解决对和平战略与和平发展将带来致命伤，又必然涉及武力升级和军备竞赛。一旦实施武力或武力威胁，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将严重受挫，丧失他国信任。但是主张和平解决又被一些国家视为中国不敢使用武力解决争端，从而出现率先下手打破现状的动向，对中国的慎武战略与和平崛起构成新的挑战。除了中国自身的统一问题外，周边邻国的统一或分裂问题也对中国安全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归纳起来，中国不得不面对的威胁源主要包括：(1)从国内稳定和发展而言：民族分裂和统一的风险与代价，以建立公平社会为目标的结构转型的潜在风险；(2)与大国可能的冲突及其代价：直接冲突与间接冲突，涉及中美、中日、中印等大国关系。(3)与其他国家可能的冲突及代价：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冲突可能性甚至大于中国与域外或域内大国冲突的可能性。当然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冲突又不可避免地与大国直接或间接冲突连在一起。由这类冲突引发的危机更易发生、更为复杂、解决难度也更加巨大。
(二)发展难题严峻
中国面临发展速度太快而老牌国家发展速度减慢之间的矛盾，中国的规模发展也有可能挤占现有自然资源配置和发展空间，进而与一些国家力图维护现有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矛盾。
对于中国自身发展而言，除了解决高速增长伴生的高能耗、高成本以及环境代价之外，还需要解决能源依赖的困局，从战略高度解决对外依存与自主性的关系。发展的难题还涉及如何解决发展安全的问题。中国必须拥有其内外发展必不可少的合理的安全保障能力，而又不至于对他国构成战略威胁错觉。
中国必须更深更全面地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并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同时，中国在现有体系中的行动，也必须接受体系的制约、监督和限制。这带来了中国与现有体系更加复杂、也更难以把握的相互依存问题，给中国的安全环境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机遇。处理好这一双向互动关系，将使中国的安全环境获得更大范围的保障。
(三)国家战略目标
为了破解崛起和发展两大难题，必须把转型期战略目标的调整与重新设定连在一起。换句话说，转型期战略目标的设定必须从总体上涵盖两大难题的解决过程。中国转型期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国由地区大国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强国的转变。具体而言，就是在经济上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大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球事务上拥有重要影响力。总之，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国。⑥中国实现由地区性大国向有全球影响的地区性强国的转变，也就是较好地解决崛起与发展两大难题的过程。
基于以上分析，围绕崛起与发展两大难题的解决，中国转型外交战略需要努力维护与实现的目标包括：(1)维护国家稳定，防范内外部因素破坏；(2)捍卫主权稳定与领土完整；(3)维护和拓展能源经济生命线，开拓能源多样化来源；(4)维护地区稳定和全球秩序；(5)为全球贸易和经济建设服务。这五大目标的基本排序是：一是国家主权与国家稳定；二是地缘政治利益；三是国际地位；四是国际影响力。转型期的战略目标不仅局限于主权与领土等问题，而是要适时合理地向扩大国际影响力转变。
在转型期内，需要特别强调：(1)与政治安全相关的国土安全、国家统一和周边安全问题。其关键是塑造和平环境，防止任何国家对中国及周边环境的破坏，化解敌对和对抗的国家和势力，反对极端主义分裂势力。(2)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能源开发和海上通道问题，强化国防保障能力和反干涉能力。(3)防止周边出现与中国对抗的国家。
为了有力打破崛起困局和发展困局，战略转型期还需要重点拓展那些前沿性的、能够推动经济和国家实力强劲增长的领域和因素，比如软实力、新能源、外太空、网络空间、海洋、极地等。
三、转型期中国外交战略规划
基于转型期中国外交所面临的挑战与目标定位，我们必须进一步明确应对挑战、实现目标的战略规划。
(一)以往战略规划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在战略制定与战略实施问题上，以往中国对外战略主要存在两大问题。
1.整体性不足
首先是全局视野不够，缺少大局观，往往以中国中心观审视世界。从全球系统层面设计和把握整体的意识不强。
伊恩·米尔斯认为，由于中国的主流世界观以中国为中心，中国“核心利益”以外的世界得不到足够关注。尽管有统一的框架，中国的战略规划机制仍然最关注国内问题和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热点问题。此外，“由于中国奉行不干涉其他主权国家事务的政策，因此中国规划者在政治上受到约束，或者对较远战略舞台漠不关心。尽管这与中国的官方立场一致，但它显然极大约束了规划者的能力，使他们无法预测重大的国际事件和新潮流并做好准备”。⑦而这与中国国家利益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拓展的发展现实不符，也与中国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大国的总目标存在差距。
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变化来看，当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广泛而紧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依存关系更为深厚，中国与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涉及众多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还会进一步深化。而从整体上看，中国在利益拓展的同时所面临的系统风险也是前所未有的，一旦系统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导致系统失灵，中国所要承受的代价也会急剧加大。由此，中国对外战略规划必须具有更强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其次是协调不力，有机性不强。其实这也是缺乏整体性的表现。即使有整体布局，在实施的过程中却是条块分割的，有整体但构成整体的部分之间有机性不足，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部门之间的统筹性综合性滞后，导致战略执行各行其是。由于缺乏对指向性威胁的明确共识，各部门往往强调部门威胁至上，导致中国战略规划无论是理念上还是实施上都存在杂乱无章的现象，有些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前后脱节，直接影响到战略规划的协调和执行。各个部门均十分看重当前绩效，也往往导致对当前事务的关注远远大于中长期规划。中长期规划无法得到积极支持。同时，中国外交外事部门缺乏具有指导地位的战略决策机构，国际国内协调能力和管理能力均无法满足战略规划的需要，无法产生更有力的引导和牵动作用。
再次是内外互动不均衡。虽然强调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互动配合，但基本上还是以国内影响国际，无论是形势判断还是政策实施，对外战略的服务与从属地位没有实质改变，形成不对称互动。这与国际形势更加深刻地影响国内经济社会稳定的二元互动现实不符。
2.灵活性不足
无论从制度还是战略应对而言，均受制于庞大复杂的官僚决策过程，既缺少充足的战略预案，在实施过程中又受到各方牵制与掣肘，导致掉头、转身、调整都相对迟缓，而且责任不明。
受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约束，中国的海外利益扩展也面临越来越紧迫的挑战。对外能源依赖、对海上供应链和运输线的倚重也限制着中国对外战略的选项。此外，恐怖主义与分裂势力结合、跨国网络技术渗透都导致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新的风险。总之，形势日趋复杂，威胁更加多元化，而战略规划的包容性和灵活应对的方案明显不足。
转型期的战略强调变化而不是固守，是可持续发展。对形势变化必须有效及时地跟进和调整。既要有对长期战略指导原则的战略耐心，也要有灵活性。
(二)中国外交战略规划的基本原则
中国转型期战略的和平属性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这就要求我们在战略规划过程中把握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审慎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强调针对共同威胁的合作。
1.战略规划的总体思路
(1)必须强调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总体指导原则。中国的和平战略实际上涉及几个大的方面：和平统一，和平解决争端，和平发展壮大。而和平发展战略要求中国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基于发展制定战略。基于威胁制定战略与基于发展制定战略差别巨大。一般而言，基于发展制定的战略高于基于威胁制定的战略。基于威胁仅限于政治安全，而基于发展更为综合。如果是基于威胁制定的战略，体现为反围堵战略，集中于解决如何减少被联合围堵的可能性。显然，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基于发展的综合战略。
其次，基于共同威胁制定的战略与基于国别威胁制定的战略也有不同。中国的和平合作理论与历史上其他一些大国的根本不同，中国把共同威胁置于首位和理论的逻辑起点，而不是把别国或他国威胁置于首位来制定政策。我们不是把国别威胁放在首位，而是把共同威胁或人类面临的重大威胁置于首位，把他国与中国置于一个共同的整体之中。正因如此，才可保证中国与他国共同协作的合作战略得以实施。
中国转型期外交战略要想取得重大推进，就必须关涉全局，着意高远，层次突出。把共同威胁而不是国别威胁作为制定转型期战略针对的威胁源，将可能极大地化解我们所面临的崛起困境，也将从根本上明确我们的和平发展方向。
(2)强调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国的转型期战略是发展过程和壮大过程的战略，是由规模大国向质量强国转变的战略，也是中国从边缘向中心的转进过程。如何让原本占据中心位置的国家接纳中国是一个重要课题。从国际层面看，就是中国不断内部壮大、向外发展、内外兼修的过程，内部壮大与向外发展两者是有机整体，互相作用，也就是说改革必须与开放连在一起。而向外发展的过程对于国际社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既可能带去福音，也可能带去竞争压力。只有坚定把握互利共赢，才能趋利避害，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认可。
(3)必须把握好稳定与求进的平衡。转型期战略需要更加注重稳定与作为的关系。有守有为，有进有退，适当适时向有所作为转变。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外交战略而言，适度与平衡是战略规划的关键，既要积极解决问题、化解危机，又要注意适可而止、量力而行。“中国大战略的目标是，既增加中国的国际影响，又不至于触发‘抵衡反应’(counterbalancing reaction)”。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一直在谋求一种相对周全的设计：既要防核扩散，又要保障地区稳定；既要捍卫核心利益，又要维护合作大局；既要避免因领土争端而出现局部战争，又要有效、合理控制危机；既要谋求真正的伙伴合作，加强合作的针对性，又要不影响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兼顾非排他性。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需要把握平衡与分寸。应该说，这些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需进一步完善，更需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4)协调好自身实力和与之相应的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国际进程中，中国已由是否承担国际责任向如何承担国际责任的转型战略转变。尽什么责任、如何尽责任，在全球公共物品的哪些领域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已经成为日益迫切的、不可回避的议题。从现阶段及未来的发展进程看，中国可以在维和、救灾、国际发展援助、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制定、国际伦理导向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转型期战略规划的基本构想
综上所述，转型期的中国战略规划一定要有配套的层次递进、相互关联的设计，要兼顾平衡、规避风险，保持独立性，避免过于依赖外部国际因素。既要重点突出，以点带面，也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取舍得当，考虑各种因素、各种利益的互动。换句话说，中国转型期战略规划必须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尤其是协同性，进行复杂系统的综合梳理，强化配套的、联系的、有层次的精心设计。
从战略规划的基本构想来看，必须兼具广阔的视野，突出战略重点，同时赋予切实可行的战略手段和实施路径。
美国的冷战战略是美国由地区向全球大国的转型战略。乔治·凯南在谋划这一战略时，跳出地区性大国的视野，首次从全球地缘政治的整体角度审视世界力量的变迁，以气候条件、工业实力条件、人口和传统条件等因素为依据提出了五大力量为主要目标的构想，强调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利益，在于保障任何其他力量中心不沦于敌对者手中。同时他更进一步明确了工业、原料和防务所需通道的重要性，“在国际舞台上存在的各类权能中间，工业—军事权能是最危险的，因此主要的着重点应当放在对它保持控制上面。凯南还指出，因为能力有限，所以必须确定利益的轻重缓急次序。”⑨
凯南的冷战战略规划以非直接军事冲突为前提，深刻分析了苏联这个潜在对手的性质和特点，然后制定了击败苏联的和平遏制战略——军事上建立联盟组织，经济上实施援助经济竞争对手的马歇尔计划，并以西德作为前沿和突破口，从而实现了化敌为友和对欧洲的控制，对于美国稳定战后势力范围和欧洲的政治划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战略是基于权力政治逻辑的典型的霸权战略，加剧了国际政治的对抗与对立。
确定战略重点和基本原则后，在实施手段上，美国冷战战略特别注重联盟战略。美国自二战后实施新的全球战略，一直将联盟战略作为其对外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经过多年的建设，美国建立了覆盖全球、涵盖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联盟网络体系，为其协作防御、分担责任、实现地区均势制衡发挥了突出作用，可以说联盟伙伴是美国完成霸权护持的基础保障。美国的霸权战略与联盟战略在政治逻辑上是相互匹配的。
冷战后，利用作为独家霸权的战略时机，美国仍然强调全球大棋局的战略理念，延续了其实施的新的转型部署。其主要战略思路一是地缘战略，以欧亚中心地带、边缘地带为战略重点，并以能源为主要考量把中东和欧亚软腹地带的中亚作为着力点，预防欧亚大陆出现挑战性力量或力量联盟，控制全球各地重要战略资源。另一个是均势战略。均势战略与联盟战略相关，联盟战略又以制造危机、利用危机作为联盟凝聚的驱动力。地缘战略、均势战略和联盟战略密切配合，以地缘战略为重点，以均势战略和联盟战略为主要方式。自冷战至今，这两个战略思路贯穿始终。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与美国霸权战略有着根本不同，但基于国家实力的变化和战略目标而规划对外战略则是战略的通行做法。
首先，对中国外交战略而言，基于总体指导原则，在战略制定中要在新的全球战略视野下实施更大范围的战略覆盖，实现更加广泛而有效的战略抵达和战略平衡能力——关键时刻能对可能出现的破坏世界和平稳定的组织或势力施加战略压力和保持抑制力。中国的对外战略与美国有本质的不同，中国谋求的不是霸权战略，而是和平合作战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合作遍布世界各地，国家利益不断拓展，也在遭受来自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各种挑战。因此，必须具有更为有效的战略维护能力，既突出战略着点力的建设，同时管控战略要冲，积极参与国际危机热点的解决。
其次，以新型合作关系作为战略实施的主要手段。中国坚持不结盟战略，不搞以联盟和霸权为目标的均势战略，但必须加强战略合作伙伴的选择、培养与巩固，必须在多边合作平台形成一些新的关系组合，如在上合组织、G20平台强化功能性合作。同时，中国的战略伙伴相对松散，不像联盟合作那样具有有机性，而且往往针对不同的目标，很难形成面对共同威胁的合力。因此，必须加强战略伙伴之间的协同性。在战略伙伴的选择中，既要强强联手，也要强弱互补，尽可能不以强化某种组合而牺牲其他联合与合作为代价。
再次，必须进一步明确中国地缘战略转变的阶段性划分。中国由弱国向强国的战略转型过程应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重点实施地区战略，也就是传统的周边战略；第二阶段是大周边战略，向传统周边的外围延伸，包括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两洋战略，西向以中亚中东为外径、东向跨太平洋向拉美延伸的海陆战略；第三阶段为全球战略，全球战略并非霸权战略，而是更加注重地区战略与远洋战略的统筹平衡，更加注重欧亚大陆和海洋战略的相互结合。当前仍是重点实施地区战略的阶段，关键是营造和保持周边稳定与发展的态势，避免危机升级，避免大战爆发。当然在实施地区战略的同时，也需要大国综合平衡的保障，需要其他地区战略相互配合、相互补充。随着战略转型期的深入，中国应进一步由防御性地区战略向大周边战略转变。
根据自身实力制定对外战略、把握阶段性目标和时机，对于中国外交战略规划至关重要。超越阶段的冒进与没有适时完成任务所造成的问题同样严重。尤其是中国实力处于由地区大国向地区强国的转型期内，将强未强之际，必须切实避免战略上的冒进，避免他国设下的可能导致中国冒进的陷阱。从战略的角度看，苏联对外战略由于片面追求军事实力，制定了不符合国家利益的与美国争霸的目标，并且毫无节制地采取对外扩张，终于导致苏联的解体。这一教训十分深刻。
(三)外交战略规划的关键环节
针对转型期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中国实施积极外交战略必须思虑周全、有所侧重、抓大放小、把握关键、抢占先机、谋取主动。
1.借势、用势和谋势
及时敏锐地利用力量对比或关系变化的有利形势，创造和把握时机。所谓“势”，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静态的总体格局，即局势、形势、气势；二是指动态的主流趋向，即情势、态势、趋势。静态之势蕴涵动态之势。势既表现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又体现为行为体施加控制的主观能动性。在中国文化中，势向来被看做决定成败胜负的关键。⑩
战略实施的关键之一在于谁更善于借势和用势。“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11)要善于借力借势，借船下海，借鸡生蛋，虚实结合。所谓“借局布势，力小势大。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也”。(12)在借势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是可资利用和充分利用的趋势，“控制相互依赖关系是美国投入资源争取国际领导权力的主要原因，也是新战略的核心”。(13)
政治家既要善于利用局势，也要善于谋势。中国围棋体现的思想是不计较一兵一卒，讲整体，重大势。中国外交强调谋势，谋格局之长远，而不争一时之胜负。造势而起，趁势而发，顺势而为。
战略规划也要注意谋势的设计。顺势而为重要，造势谋势则是更高境界。谋势的关键就是抢占战略制高点，推动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建设、机制建设。比如在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的同时改善现有国际体系，把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力转变为解决问题的战略能力。
2.制度与规则建设
正如有论者所言：“现在，实力的定义是在国际竞争中一个或数个领域中，控制规则的能力。”(14)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以及设置一系列有利于自身且能够主导国际活动领域的规则和制度的能力是权力的重要来源。(15)外交战略规划也应包括软实力发展的规划，充分强调无形战略元素的重要性。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所能拥有的国际地位与其战略目标的实现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密切相关，一国国际影响力的强弱则突出体现在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能力上。
规则制定能力对于战略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在国际机制的规则制定上发挥更大作用，不仅有助于自身利益的追求，也有助于形成他国对本国的理解和认同，形成更加有利的互助合作模式。
从历史上看，美国大国地位的形成与发展与其在国际秩序中的规则制定和控制能力密切相关。二战后美国主要依据两大支柱来控制霸权：其一是安全领域的联合国，其二是经济领域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形成了以制度为基础的“制度霸权”。区别于以往靠枪炮打开世界的“炮舰外交”，制度霸权依靠的是软性手段，更具有渗透性和持续性。美国霸权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其国内基础，即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实力；另一个是国际基础，即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美国的全球力量是通过一个明显地由美国设计的全球体系来发挥的”。(16)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霸权表现为由其主导培育的一系列国际合作及其相关机制，如美国主导建立的全球联盟体系、美元为主的全球货币体系。“美国帮助建立的国际机构不仅影响了其他国家追求利益的方式，而且影响了他们界定自身利益和理解自身行为的方式。”(17)
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世界政治结构、经济分布和利益格局都处于变化之中，新兴国家变革现有国际体系的要求在增强，与此同时，传统强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对中国等国崛起所施加的体系性限制和压力也在不断上升。在渐趋失序失范失控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应在国际秩序的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未来的中国外交战略而言，立足多边主义，拓展多边平台的影响力，将产生乘法效应，而在多边平台发挥更大影响的关键是规则制定能力。同时，对于中国而言，不仅需要强化规则制定能力，也要号召遵约守信意识，促进合作规范的推广。
3.路径选择
路径选择的核心是强化和丰富路径选择方案，减少单一性的路径依赖。抵达一个目标要有多条路径选择和多项支撑手段。比如能源来源的多样化，应对危机风险的替代方案等。
在路径选择这一环节，首先要立足于预防，其次是创新为先，再次还要不断优选方案。
预防。在观念上强调预防甚于解决——比如把重点放在如何控制危机而不是危机失控后的解决上。在战争的问题上重点在于如何避免战争，而不是如何应对战争。对于战争的准备也是立足于避免战争，以武止戈。
创新。勇于探索新路，而不是死守没有风险的老路。改变保险至上、维持现状好于探索新路的思想。探索新路有风险，但必要的风险成本对于意在突破和把握新局的中国外交而言是值得担当的。
优选。中国未来战略的成败在于后发优势的充分运用，而要实现超越，在战略设计上要不断优选方案，争取一举两得，一举多得，强调运用乘法效应，达到事半功倍、以小成本换取大收益的效果。要收放自如、留有余地，要有闪转腾挪的空间，要注意攻守平衡，行于行，止于不可不止。
(四)转型期的战略重点
从战略原则和战略规划构想出发，转型期的战略重点是突破亚太困局，扩大战略覆盖面，规避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谋求战略性拓展。基于以上考量，转型期战略的方案设计重在解决好以下问题：
1.地缘战略部署
中国地缘战略的规划与中国对外战略纵深的拓展、战略承受能力、应变能力有机地连在一起。因此，中国需要新一轮地缘战略部署。
近些年，地缘政治的空间感不断增强，海洋地理空间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中国的地缘政治思考一直滞后于一些大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近代发展的落后。而在今天，周边环境日趋复杂，中国的发展战略不断外延，中国必须适应向更大平台的转变。走向海洋成为必不可少的选择之一。中国在海洋方面面临的环境因素是极为复杂特殊的。海上争端也可能会成为未来一些国家遏制中国的引发点和着力点。如何更好地捍卫海洋权益是中国外交的新课题。
同时，中国作为一个陆地中心国家，没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力量辐射和抵达能力都有其局限性。从地缘上看，中国缺少缓冲带和中间带。作为临海陆上大国，中国可以说同时面临海陆直接威胁，这与美国得天独厚的安全环境完全不同。从地缘安全的角度看，陆上大国要有至少两个直通大洋的出海口，而中国只有太平洋一侧的出海口，广大的内陆地区则相对封闭。但是中国有大片陆地，与欧亚中心地带的中亚地缘相连，同时东边还有漫长的海岸线，有一系列通过海洋相连的海上邻国，既可构建陆权优势，也可以拓展海权。
因此，中国的地缘战略规划涉及海陆复合关系的构建。几年前，中国学界有所谓海陆之争。(18)其实，基于中国的地缘特点，中国的地缘战略规划必须是海陆并重发展，而不可偏废于任何一方。从海陆结合的地缘战略考虑，无论是西进还是东扩，都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地缘优势，适应海陆复合的战略部署，海陆并举，东西齐进，谋取欧亚联合的大棋局，发挥欧亚联合的地缘优势。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超越任何大国对中国的遏制与封锁，实现能源贸易运输的多元辐射布局。谋求欧亚大陆联合一体将是中国地缘战略的长远发展目标，走向海洋、实现海陆合和也是中国发展的方向之一。简言之，陆上战略为西进，海洋战略为东扩，中国作为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在这方面的战略思考尤为重要。
考虑到中国未来的全方位发展思路，应该说东西南北缺一不可。东扩战略为走向太平洋为主的海上战略，涉及东北亚和东南亚广大地区，需要解决一系列海洋争端，涉及战略资源储备、出海口与战略空间拓展、对外能源依存的多元化。其战略重点包括海上战略屏障的构建，战略枢纽的维护，还有能源命脉及战略咽喉要道的安全。从军事上看，东扩战略应包括两部分任务：一是近海防御能力；二是远洋作战能力。当然，在远洋海军的构建过程中，必须注意合理与适当，符合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总体方针，考虑周边海洋国家的安全感受，也必须对一些大国的战略反应进行理性评估。比如美国将中国发展远洋海军视为中美海上主导权之争，不可轻视这一问题引发的战略意义。中国发展阻吓性海上力量应该是更为合理的选择。(19)
西进战略(或称向西开放)以陆上战略为主，意味着欧亚大陆地缘心脏地带的联结，涉及中亚、中东欧，是连通欧亚大陆的关键。目前在中亚，以上合组织为基轴的经济安全合作正在展开，以“新丝绸之路”建设为契机进一步连通欧洲的地缘布局已经开启。
南下战略主要涉及印度、巴基斯坦，主要目标是构建与太平洋战略相互呼应的印度洋战略，形成伸向海洋的两翼。南下战略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缅甸，缅甸是中国能源运输线的重要通道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单一的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海上运输线的局限。
而北上战略则旨在与俄罗斯强化传统合作，加强与蒙古的经济开发合作。北上战略的一个要点是在东北亚与俄罗斯的能源开发合作，中俄韩在朝鲜半岛经济开发中的合作等。另一个战略要点是参与北极极地的开发。
未来的地缘战略必须更具有整体性和全局性，更好地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发挥更大影响力。也即中国的地缘战略布局应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经济战略服务，为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安全环境服务，也就是说，要有安全有利的多元化运输线，要有战略上的缓冲地带，既要有战略伙伴关系、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也要有特殊伙伴关系，要有服务于海上贸易、海洋开发的海洋战略，也要有未来不可或缺的太空战略。中国外交战略要有与之相配套的更加全面的战略构想。
总之，要高举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大旗，经略和规划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拓展战略合作伙伴圈。在地缘上要以向西开放构筑欧亚一体为长远地缘战略发展目标，向东以周边合作为基础推动太平洋战略的发展，并形成东西南北海陆合和的大布局。
2.规避或化解风险
国家发展的战略困境之一是只剩下排他性的单一选项，比如由于战略资源困境导致国家铤而走险。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就必须保持一个国家的自主性，就不能够过分依赖于外部世界。对外依存度有可能影响自主性，减少战略选项。对外依存度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度。
当前，中国国内能源需求不断上升，而新能源又难以为继。战略能源的对外依存度过高，风险显而易见：过度依赖外部能源供应，等于把一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交由国际不可控因素，国际市场和他国政治社会的波动风险直接影响本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从这个角度讲，在能源和其他关键战略物资的对外依存上，谁率先摆脱对外部世界的过度依赖，谁就能占得先机，谁率先摆脱能源危机，谁就能脱颖而出。
为了减少对外依存度，将对外依存保持在一个科学合理的水平，更加注重均衡发展，强调战略储备，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是一个长远的战略选择。中国必须不断强化战略资源的储备，准备多种预案，避免因过长过大的对外依存影响对外战略的选项。适时完成对外战略石油储备的收购任务已成紧迫议题。黄金战略储备对于货币多极化的意义也是十分重要的。
解决好对外依存与自主性的关系问题，必须增强战略承受能力、应变能力，也必须扩展战略纵深，也就是说关键是增强战略应变能力。
3.强化危机管控能力
中国面临的新旧危机交叉重叠，既有国际层面的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全球治理难题，也有中国与周边的安全问题，包括最为棘手的涉及中国主权的热点问题和“三独”问题，还有涉及国际军备控制和核不扩散机制的核安全问题，以核安全问题而言，中国周边邻国朝鲜的核问题仍是潜在的重大危机爆发源。很多与中国相关的危机都具有复杂性、持续性、历史性，解决难度很大，且非一时能够解决。这些危机中的任何危机一旦失控，都将会对中国的发展安全带来巨大冲击。因此，对于难以化解的危机必须加大预防和管控力度，与其他国家充分协商、增强信任，在多边层面上加强制度设计。从根本上说，必须将危机管控置于大战略规划的框架之中，立足于从长远、整体上加以解决。
解决发展问题必须从综合治理的角度入手，方能收到实效。作为后发国家，必须要在引领新方法、新观念、新议题方面做好谋划、写好文章。在复杂形势下，中国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壮大，就必须与创新机制、创新议题以及新的外交理念连在一起。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大战略方向性的调整，从革命外交转入发展外交，提出了“和谐世界”等一系列宏大目标，制定了相关路径，比如以战略伙伴关系构建为主的大国关系、以富邻睦邻为基础的周边关系、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发挥积极性塑造作用的多边外交战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民幸福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国际格局演变存在更大风险。而中国外交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重任。任重而道远。转型期的战略谋划要紧扣时代主题，注重战略思维能力，高瞻远瞩、统揽全局，从整体高度审视和处理问题，以新的联系、整体和系统演变的思维把握宏观态势，探析不同层次的复杂互动与变化，做到心中有数，考虑周详，预防有据，实施有利，为转型期中国外交的发展奠定坚实有力的基础，为现代化初级阶段的中国小康道路绘制更加清晰的蓝图。
在本文付梓之际，适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20)此举充分说明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国际和地区局势、对捍卫国家安全及其战略设计和决策的宏观把握和深刻认识。总之，未来的中国外交规划要紧扣时代主题，注重战略思维能力，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敏锐把握转型期发展变化的趋势，从整体高度审视和处理问题；更新思维观念，突破传统思维定势；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克服极端化、片面化、线性化思维。有重点，重平衡，善综合，因势利导化解矛盾，循序渐进转危为安。把握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协调好成本与收益的平衡，使未来的战略规划更科学、更系统。唯其如此，中国外交战略才能成功地实现转型和升级。
注释：
①崔立如：《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的若干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11期，第1页。
②江泽民：《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工作(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载《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7页。
③江凌飞认为，国际转型包括两方面，一是初步工业化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转型；二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转型。江凌飞：《警惕转型危机冲击亚太》，《环球时报》，2012年12月6日。
④崔立如：《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的若干思考》，第1页。
⑤边疆问题的严峻性成为中国大战略需要重视的问题。参见袁鹏：《新时期中国的大战略——对“十八大”报告的战略解读》，《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5期，第6页。
⑥唐世平：《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32页。
⑦Iain Mills,"China Turn Its Gaze Outward",World Politics Review,April 24,2012,http://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11877/china-turns-its-gaze-outward.
⑧［美］金骏远：《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王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导论，第14页。
⑨时殷弘编：《战略二十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6页。
⑩潘忠岐：《从“随势”到“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第7页。
(11)《孙子兵法·势篇》。参见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99—200页。
(12)普颖华、华名良主编：《奇谋妙计——36计》，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年，第135页。
(13)约瑟夫·S.奈：《美国注定领导？——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刘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1页。
(14)［法］帕斯卡尔·博尼法斯：《透析分解当代世界》，许铁兵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15)同上书，第28页。
(16)［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17)约瑟夫·S.奈：《美国注定领导？——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第161页。
(18)国内国关学界对于海权和陆权关系的定位，基本上可按照各自观点划分为海权优先，海权从属于陆权和海陆兼顾、平衡发展这三种类型。张文木和倪乐雄的观点可归入海权优先类型，叶自成则主张中国的海权发展应从属于陆权，李义虎和刘江永的观点可归入海陆兼顾、平衡发展这一类型。
(19)唐世平：《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第227页。
(2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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