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文化交际学发展的一次检视——中国第三届跨文化交际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跨文化论文,第三届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0)01-0063-06
中国第三届跨文化交际学国际研讨会于1999年11月22日至24日在深圳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60多所高校的学者、专家100余人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为：跨文化交流——文化身份与文化调适。与会者分别来自外语教学、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化教学与研究、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及跨国企业文化研究等领域。这样的盛会在深圳这个由古老的中华文化与现代工商与科技文明相遇而融合形成的交汇点上举行，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既是人类各种文化交锋和演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现代意识形态对抗、冲突缓解和重新定位的时期，那么21世纪将是一个全球化与多元化对立统一共存的时期。在21世纪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强势和弱势文化不可避免的相遇中，全球化与多元化这两个同时并存的趋势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这两种趋势的形成及其矛盾可能具有什么样的内在规律和特征？如何调适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如何看待和培养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些问题都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会议通过有益的争论与探讨凸显了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所带来的挑战和祈望，同时注意到中国文化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带动的全球化趋势中所遇到的调适与创新的问题。
一、全球化与多元化
全球化与多元化是当今世界最富于争论性的话题之一。西方左翼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高峰，发展中国家则在全球化中谋求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同时争取尽可能保持平衡的多元化格局。关于多元文化的争论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多元文化的通约性或最低共同点则是问题的核心。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基调演讲中从正面触及到这个问题：她承认即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也只是一个主观的价值尺度表达式，因为己之所欲，可能是他人之不欲，反之亦然。那么，文化的多元性是否必然陷入令人悲观的混乱状态呢？乐教授阐述了多元文化的合理限度以及多元文化与全球化的辩证关系。她认为，全球化的积极意义在于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学习带来更多的机会，以促进各种文化的发展，而真正有前途的多元文化则必然处于开放的态势。深圳大学何道宽教授倾向于认为解决矛盾的方法存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他将全球化分为7个不同的领域和层次：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集体无意识。其中，全球化的实现难度渐次递增，而文化多元化和本土化的理据亦渐次递增。他最后推定“和合哲学”的思想作为全球化与多元化的指导原则，并以“美羹”、“靓汤”的调制做比喻。不过，也有与会者认为中国文化中讲争斗、难妥协的一面亦需引起警觉，“斗争哲学”在“文革”中所起的作用当不致让人健忘。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以更开放的态度提出了儒学在全球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定位问题。他呼吁儒学研究走出历史还原主义的困境，摆脱民族主义观念的狭限，同时又要放弃以东方普遍性替代西方普遍性的整体置换术。东方与西方在全球化中将形成汇合、交融和互渗的关系。
强势文化社团对弱势文化社团实施控制的问题，以及弱势文化社团对自己文化身份加以捍卫的必要性自然成为不可或缺的争论话题。依笔者之见，我们不能因为看到强势文化社团和弱势文化社团之间的不平等，就对弱势文化社团向外来文化开放学习持保留态度。如果强势文化社团因走向封闭而激化文化冲突，对它自身来说这是步入衰落的警示，对于弱势文化社团而言，必须勇于回应挑战，而不能视其为自我封闭的理由。人类学家波阿斯(Franz Boaz)曾对欧亚文化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作过这样的评论：“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某一社会是否有机会向相邻社会的经验进行学习，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个社会的种种发现向其他社会传播，其间的接触愈广泛，学习的机会愈大。总的来看，文化最简单的部落封闭的时间很长，因而未能从相邻社会的文化成就中获益。”[1]
二、中国文化的变迁
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会长胡文仲教授一直呼吁对亚文化群体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加以重视，藉此弥补中西文化比较时得出的过于笼统的结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潮流中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文化内部的差异是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福建师范大学林大津教授指出当代中国文化的若干变化趋势，如个体意识增强，向一元时间制（按日程表办事）快速转化、由高环境（依赖默契的交际）向低环境（依赖明确说明的交际）交际靠拢，留恋“热心肠”（榜样的力量），期待“铁手腕”（法律的力量）等。无独有偶，深圳大学王晓华和游建西正好就亚文化群体和少数民族在跨文化传播方面的题材做了较深入的研究。王晓华运用实地调查资料研究了深圳新移民合法身份的获得对心理归属的影响。结论发现，移民心理的认同与法律身份并不完全一致，在地域移民群体中，真正在心理上认同法律身份的不到15%。可见，中国人在地域迁徙中对新地方的心理认同与法律身份的获得并不一致，至少需要较长的时间才可能趋于一致。游建西探讨了清末明初基督新教传入贵州时苗族社区和汉族社区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以绅士阶层为主体的汉族主流文化抵制和反对基督教，苗族社区接受基督教的历史事实至少使我们概括中国人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时多一分谨慎、多一个疑问。
这个研究方向的主要力量主要来自语言学、中国语言文化界、社会学和传播学等领域；它是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拓展区域，也是中国人从事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出发点或参照系。以外语教学和研究为基础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必须随时注意吸纳这方面的最新成果，才能获得对中国文化身份的准确认识与把握。
三、对比研究与文化教学
这个分会的发言者多是外语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师。从跟跨文化交际学的关联程度来看，文化教学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研究是这一分会主题的重点。那么，文化教学或文化因素在语言教学中究竟具有多大的份量，则是外语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北京大学高一虹教授就这一问题介绍了外语学习中的两对文化概念。一是工具性双语能力与转化性双语能力。前者仅把目的语的习得视为对纯实用性手段的掌握，没有双文化观；后者在目的语习得方面伴有人格转化和双文化观。二是水平人格转化与垂直人格转化。前者指学习目的语及其文化时伴随着母语及其文化的丧失；后者指对目的语及其文化的精通带来了人格升华，即两种语言、两种文化构成了积极的互动关系，培养出开放、警觉和富于创适性的自我。她相信，我国目前的英汉双语掌握者是以工具性双语能力为主，但是语言教育不应该仅着眼于技能，而应该使人格臻于完美，语言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垂直人格转化或超越文化。然而，浙江大学许力生教授在跨文化交际能力问题的看法上则没有那么乐观、理想。他介绍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4种成分：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但他认为，社会语言能力和语篇能力恰好由于其文化“浓度”较高，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负面作用较大。在他看来，跨文化的交际能力与特定文化的交际能力有不可忽视的根本区别，后者无论时下多么有势力，有影响，都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在“地球村”里“一统天下”。所以，外语教学需要在继续重视语法能力提高的同时大大加强策略能力的培养。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施家炜则对跨文化交际意识与外语学习之间的关系做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她通过分析发现，学外语时既要有内在的文化意识、兴趣又要有功利性和短期目标的压力才能取得最佳效果，而任何单纯的动机都是不够的。
美国孟斐斯大学的霍尔博士(Charles Hall)和李(Debra Lee)博士宣读了题为《跨文化环境中的法律假设与观念》的论文，他们注意到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公文写作方面的措辞表达有不同的考虑，美国法律中的赔偿责任问题影响了他们对某些问题的言词反应。在美国雇主写的推荐信中，过度赞扬也只能说明雇员表现尚可，简单地声明雇员能于则无异于说此人表现不佳。又如，当在华工作的美籍教师告诉中国上司因天气恶劣他不能去上课时，中国上司会认为岂有此理，而不会想到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赔偿问题。这说明交际活动受到一国法律制度的影响，对法律的了解有利于跨文化交际的成功。
以上论题大都围绕着语言学习中的问题，这反映了跨文化交际学在中国的发展基础和特征：跟美国的多种族、多元文化大拼盘不同，中国文化相对同源、同质，少数民族文化和其他亚文化社群基本上或完全融于主流文化的统摄性影响之中，因此，跨文化交际学在中国的主要功用不是解决国内的文化调适问题，而是与学习外国语言文化息息相关。外语，特别是英语在中国教育中的地位十分突出。这既是中国人的负担，也可转化为中国人的优势，因为从思维能力开发的角度看，掌握了异质的双语、双文化人必然比单语、单文化人具有更大的优势，所以我们毋须为中西语言文化交流的不平衡现象过度担忧。
四、传媒与文化研究
传播的自由与控制自然是一个争议的重点。香港浸会大学朱立教授分析了主导现代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的两种思想倾向。他认为新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现代化的步伐日益加快，人们的欲望增高，如果不能满足，易生挫折；在每一阶段，社会都须妥善处理，以免带来不安定。他显然采取了一种平衡的态度。
至于跨文化传播的现实关切方面，深圳大学吴予敏教授总结了该学科的8个前沿性课题：(1)人际传播与心理控制的技术；(2)以普遍适应性理论着眼于人们共同适应经验的分享；(3)多元文化和文化散播的观念，关注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偏见、自我观念、权利等如何在人的内在的传播互动中发生影响；(4)发展传播研究与跨文化研究的结合，特别是对“创新-扩散”模式的研究；(5)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6)多元化还是单级化的争论；(7)左翼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分析；(8)现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的问题。他认为，以上研究的目标在于描述特定文化之间传播的性质，揭示文化的异同，通过有效的训练消除人们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传播歧义，更好地理解文化的创适和分野。
作为对跨文化交际学新研究成果的补充，美国著名跨文化交际学专家古迪昆斯特(William B.Gudykunst)教授和他的合作者日本大学西田司教授联名宣读了题为《在人际关系和跨文化交流中的焦虑、不确定性和可感知有效性》的论文（注：古迪昆斯特(W.B.Gudykunst)认为：不确定性是一种认知现象，焦虑则是未确定性的情感对应现象；当焦虑／不确定性超过了最大限度，交际活动失效；当焦虑／不确定性降至最大限度之下，交际有效性会陡然上升；当焦虑／不确定性低于最低限度时，交际有效性会骤减；当焦虑／不确定性在两极之间时，焦虑／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交际的有效性。）。他们通过对在美国和日本的问卷调查进行处理，支持“焦虑和未确定性管理”理论中3个假设的普适性：(1)在人际关系和跨文化交流中，焦虑和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着正面关联；(2)在人际关系和跨文化交流中，焦虑负面地预测感知有效性；(3)在人际关系和跨文化交流中，不确定性负面地预测感知有效性。此外，他们还发现美日之间的一些差距。在美国，不确定性在预测人际关系的感知有效性方面，对陌生的人际关系所起的作用次于对密切的朋友关系所起的作用，因为美国人认为对朋友行为预测的信心相对重要；但缺乏对陌生人行为的预测信心则不一定构成多大风险。在对陌生人交流的感知有效性预测中，焦虑优于不确定性。由于情景规则已为预测陌生人的行为提供了指引，焦虑便在预测陌生人行为的有效性方面起更大的作用。在日本，焦虑对预测感知有效性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的影响，这跟日本的文化特征相吻合。日本文化强调避免不确定性，人们在交往中的焦虑水平自然很高，一旦人们能控制他们的焦虑，别人的行为似乎就可以理解了。他们最后指出，为使“焦虑和未确定性管理”理论更加精确，还应该对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最低和最高临界点的测定方法加以研究，同时也要对焦虑和不确定性在相互作用内部的辩证层面加以研究。
在认识理论方面，日本静冈大学的西田教授以图式理论为基础来阐释跨文化交际活动。（注：西田教授将“图式”定义为：“过往经验知识的概括性集合，这种集合又被整理为若于相关的知识群，以便在类似的情景中指导我们的行为。”）他将影响人类行为的图式分为：(1)事实与概念式；(2)个人图式；(3)自我图式；(4)角色图式；(5)语境图式；(6)程序图式；(7)策略图式；(8)情感图式。他指出，人类试图以过去的经验或从过去获得的个人观念来预测和控制事件，而当某人未亲身经历某一特定的文化时，他就做不到这一点，缺乏熟悉的、预知的知识就容易引起焦虑或未确定性。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出现的不安或焦虑可以被解释为缺乏适当的图式。
在跨国企业文化研究方面，上海大学庄恩平针对跨国公司在文化上的多元性和调适性提出了建立“C文化的新概念”；“C文化”作为跨国公司双方文化交汇的主流文化，比公司文化更重要，而对认知文化的研究更有利于跨国公司解决跨文化交际的种种问题。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库克(David J.Cook)教授等人通过对在华美资企业的调查，对比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组织责任感。结论认为，许多美国人难以理解中国人的组织责任感，中国人的社群责任感更明显，中国人的社群概念其实是在集体主义中更强调个人基础；中国人的组织责任感是一种非线性的、由人际关系不断影响的过程，更重视短期个人经济回报。
以上论题均属于跨文化交际学的核心内容，在研究方法上吸纳了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传播学、认知语言学的量化分析特点。我们注意到国外学者在文化研究中不仅讲究量化分析，论证的问题还追求新颖、有趣和争议性；如果调查分析是艰辛的劳动过程，那么对问题的选择和发现则体现了真正的创造性。
本次会议还使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英文“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ICC)在会议上至少出现了3种不同的译法：跨文化交际学、跨文化传播学和跨文化交流学。这种翻译上的不同选择反映了不同学科的侧重面。外语界一般使用“交际”的说法，研究的出发点是语言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界使用“传播”一词，意在突出文化的符号学意义、扩散作用和非言语交流的意义；在涉外交流领域用“交流”的提法，或许是为了将研究方向指向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国际文化交流方面。[2]中国人对“communication”各执一词的现象，一方面反映了该学科正处发展之中，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研究者分属的不同领域预示了ICC在中国的交叉架构雏形。
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跨文化交际学要在全球化过程中确定自身的地位，难免会卷入文化多元性之争。跨文化交际学可以尽量只关注多元文化共处的策略性和技术性问题，将研究对象划定在一般性跨文化的日常交流、语言使用、传播、社会和心理问题、跨国企业文化、国际政治、外交等领域内，并深入到交际传通的技术、有效性、释义方式和选择方案等微观层面，而尽量避免价值标准的比较与争论。为了保证其学术性和可操作性，跨文化交际学往往将文化相对主义假设为它的基本立场；而事实上，彻底的文化相对主义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它只是某些人主张的应然状态，而不是已然事实。但是，与会者相信一个基本的共识仍然成立：跨文化交际学所促进的是人类的了解与文化的交融，而不是争端与冲突。
收稿日期：1999-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