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西南边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品经济论文,边疆论文,清代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中所说的西南边疆，主要是指与越南、缅甸、老挝等国相接壤的广西、云南地区，同时也涉及到地处祖国西南的贵州。西南边疆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有清一代，由于清朝对边疆的积极治理，大量汉族人口进入西南地区，边疆与内地联系和交流的加强等诸多原因，在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下，边疆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商品经济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 与内地贸易往来的频繁
随着清代西南边疆地区农业和矿业的发展，其与内地的贸易往来也更加频繁，更多的汉族商人来到西南边疆，推动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桂东的梧州、桂平等城镇由于靠近广东，清代不少汉族商人迁到此地居住。据《创造粤东会馆碑记》所载，清代广东商人到桂平、大湟江镇、金田圩等少数民族地区做生意的情况是：“四方商贾，挟策贸迁者，接迹而来。舟车辐辏，货购积聚，熙来攘往，指不胜屈，而以我东粤之商旅于桂平永和、大宣两圩者尤盛。”《桂平县志》也载：“江地圩又名湟江圩，旧为瑶人贸易场，乾隆间迁今地，清世瑶人远遁，外籍日众，圩渐繁盛。嘉同光而后浔州府城设立厘金入口加税，石咀、新圩、南绿与平南之思旺圩来趁者皆有水路可达。故昔日县城繁盛之景象尽为此圩所夺，为全省各圩镇之冠。”[①a]云南的情况也是：“历年内地人民贸易往来纷纷如梭织，而楚、粤、黔之携眷世居其地，租垦营生者几十之三四。”“客民经商，投向夷地，家而往者，渐次已繁，更有本属单孑之身，挟资潜入，至于联为婚姻，因凭借夷妇，往来村寨。”[②a]“视云南全省，抚人（按指江西抚州商人）居什五六，初犹以为商贩止城市也。既而察之，土州土府，凡不能自致于有司者，乡村间征输垦役，无非抚人为之矣。”[①b]“（云南）城市中皆汉人，歇店、饭铺、估客、厂民以及夷寨中客商、铺户皆江西、楚南两省之民，只身至滇经营，以致积攒成家，娶妻置产。虽穷村僻壤，无不有此两省人混迹其间。即碧髓、宝石之物，在夷地，亦惟江、楚人冒险越界兴贩，舍命以博财货。”[②b]可见清代云南各地都已遍及内地商人的足迹。据有的学者认为，明清时期外地到云南的商人，就其数量而言，则以江西商人和湖广商人为最多，浙江、山陕、四川商人次之，闽粤、贵州商人又次之，安徽商人最少。[③b]外地商人在西南边疆主要从事商业贸易、高利贷、投资矿业等经济活动。乾隆四年，广西巡抚安图上奏时谈到：广西地区“于新谷登场恣意卖与客贩，冀来年贱买官米。”[④b]可见商人已深入到广西农村收购粮食。滇南的个旧“户皆编甲，屋皆瓦舍，商贾贸者十八九，土著无几。”[⑤b]大理地区也是当地人“不好商贾，人自地方来，贸易缯采至厚蓄，故水土之利皆供客商。”[⑥b]这些内地商人来到西南边疆地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主要是把内地的商品贩运到边疆，也把边疆的一些土特产品运到内地，促进了边疆和内地之间的经济交流。同时，在内地商人的影响下，一些西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开始从事商业活动。乾隆年间，广西与越南接攘的南宁、太平、镇安三府与越南通商频繁，明江五十三寨（今属宁明县）的村民“全赖挑贩营生，若将由村隘封禁，恐失业者聚而为匪，必百计包货偷越，转于边防无益。”[⑦b]可见这些人已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在云南维西藏族地区，“交易皆与妇人议，妇人辨物高下不爽，持数珠会计报捷，西吴、秦人为商于其地，皆租妇执贸易。”[⑧b]这些藏族妇女也已谙于从事商业活动。大理府的太和县，其民“合群结队旅行四方，近则赵、云、宾、邓，远则腾、顺云。又或走矿场，走夷方，无不各挟一技一能暨些资金，以工商事业，随地经营焉。”[⑨b]白族也有了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人。
二 各种贸易中心城镇的形成
随着商业的发展，清代西南地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贸易中心，这些贸易中心往往又是当地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即是大小不等的各种城镇。各省的省会是各种商品的集散地，昆明“乃百货汇聚，人烟辐辏之所也。”[⑩b]来自江、楚、蜀“贸易客民，毂击肩摩，籴贱贩贵”，“置产成家”，定居贵阳。[(11)b]清代广西的政治中心桂林是广西粮食和食盐运销最大的商业活动中心。一些原有的商业城市更加繁荣，如广西的梧州市清代已是广西商品进出口的门户和集散地。桂平县也是沟通两广的经济文化要道和物资集散地。[①②b]云南的大理，“商贾辐辏，甲于他郡”，为“一大都会”。[①c]还有一些因为农业、矿业的发展而形成的新城镇，这些新兴城镇大多是在边疆和偏僻闭塞之地。例如：东川汤丹、宁台等矿区，已是“人烟辐辏，买卖街场，各分市肆。”[②c]“路（南）民犁城西象羊地得矿苗，呈请开之，远近来者数千人，得矿者十之八九，不数月而荒巅成市。即名之曰象羊厂。”[③c]在滇西徼外的波龙银厂兴盛后，当地“商贾云集，比屋列肆俨一大镇”，[④c]这里已成为中缅人民交换贸易的场所。清军到此后，“夷民咸相率来观，以米、粮、腌鱼、盐、烟等物至营货卖。”[⑤c]滇南的茂隆银厂也成为当地的交换贸易中心。由于“各土司及徼外诸夷一切食用货物，或由内地贩往，或自外地贩来，不无彼此相需，是以向来商贾贸易不在禁例。”[⑥c]清政府承认了当地民间贸易的合法性，剑川的弥沙井盐厂附近也形成了集市，张泓在《滇南新语》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剑川有夜市在禁鼓初动之后，剑处滇之极西，为进藏门户……州之沙溪甸尾皆有市。悄悄长昼，烟冷街衢，日落黄昏，百货乃集，村人蚁赴，手然松节，曰明子，高低远近，如萤磷负女携男，趋市买卖。多席地群饮，和歌跳舞，酗斗其常，而借此以为桑间仆上。”[⑦c]这个云南进藏门户的小镇，已成为当地经济、文化的中心。
清代西双版纳地区茶叶生产达到极盛时期，优质、量多的普洱茶吸引了国内外大量的茶商前来进行贸易。六大茶山之一的倚邦茶山，每年春、夏两季，云南、四川等地的汉、藏族商人赶着马帮云集于此，购买茶叶。[⑧c]并在此地建有四川、楚雄、石屏会馆。倚邦每年要交贡茶100多担，全靠人背马驮至昆明，山高坡陡，交通十分不便，清廷特别由昆明直达思茅、倚邦、易武修了一条石块铺的贡道。这条贡道的修筑大大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倚邦也逐渐人口增加，集镇兴隆，学校、会馆、庙宇随之出现，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⑨c]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叶，销往西康、西藏，称为“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⑩c]边疆重镇普洱和思茅也因“普茶远销”而盛极一时，商旅云集，市场繁荣。当时普洱茶的销售路线有三条：其一以普洱为集散地，由滇西的巍山、腾冲、喜洲用马帮运往下关集中，再转运至四川泸州、叙府、重庆、成都和转运到西藏、西康销售；其二，由勐海至打洛，一路至泰国曼谷，一路到印度新德里，一路到马来亚、新加坡；其三，易武茶叶由马帮驮至老挝丰沙里，再转运至河内，由火车运至海防上船，远销南洋一带。[(11)c]
贵州的情况也是如此：毕节靠近云南，是黔滇两省铜运总汇处；遵义是著名的丝绸市场，由于遵绸价廉物美，秦晋之商，闽粤之贾均相争购。兴义棉布销售兴旺，“滇民之以（棉）花易布者源源而来。”[(12)c]四川、湖北等地的商人也远道贩运棉花到此推销，因此，这里成了贵州最大的棉花、棉布生产集散地；清水江边的锦屏是贵州的木杉贸易中心，江西、安徽、陕西等地的木材商人到此收购；务川、开州等地是著名的水银、朱砂市场；仁怀则是川盐入黔的主要码头。此外，还有不少贵州各具特色的城镇市场。[①d]
三 农村集市的兴起
清代西南边疆地区商业的发展，除了表现在商业城镇的增多外，还表现于广大农村市场的兴起。农村市场是当地人民进行交换和贸易的场所，历史非常悠久，有清一代，西南边疆地区的农村市场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变化。以云南为例，清代农村市场可分为集会集市、定期市、常市几种类型。集会集市与各少数民族的节日有关，在各民族喜庆节日聚会之时，往往也有物资交流活动，到了清代，这种集会集市已约定俗成。例如大理白族的三月街，明代已是“至期则天下商贾皆来贸易”，[②d]全国“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彝物亦无不至。”[③d]到清代更是“吴罗蜀锦纷成来，红者珊瑚白者玉；药气薰天种种全，奇形百出摇双目；毡裘毳帽耳坠，缅番戎貌各殊；璀璨疑游五都市，喧嚣如展上河图；对此人山与人海，山河当之色亦改……。”[④d]此外，彝族的“立秋会”、“三月会”、“花街”、“花会”、“山街”，苗族的“踩花山”，壮族的“陇端”等民族节日也都已形成集会集市。邓川的鱼潭会，在每年中秋，届时“洱滨游人为彩舟至此玩月。商贾并集，近则滇西州县人士，远则川广估客亦多至，凡五日而后散会。中凡百货物皆备……亦滇中一大贸易场也。”[⑤d]定远县（今牟定县）的彝族每逢农历三月二十八日“赴城南东岳宫赶会，卖棕笠、羊毡、麻线。”[⑥d]这种集会集市，在清代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生活中起到调剂有无的作用。有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清代农村中定期的市场已形成，而且“街期各处错杂，以便贸迁”，[⑦d]这种定期集市是清代西南地区农村中最常见的一种贸易形式。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有每月一集、每月二集、六日一集、四日一集、三日一集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较之明代，清代西南地区的集市有街期缩短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有的地方已发展为常集，有了较多的固定铺店，每天都有交易进行。丽江城西关外“有集场一所，宽五、六亩，四面皆店铺，每日巳刻，男妇贸易者云集，薄暮始散”，[⑧d]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清代西南地区的农村集市已有一部分具有专业化的性质。广西各县城几乎都有大大小小的药市，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日，各地的壮族人民都将自采的多种药材拿到县城摆摊出售，药市上多者有数百种药材，少者也有一百多种，清代广西的靖西、隆林、忻城等县城都是著名的药市。[⑨d]云南的丽江骡马会主要交易骡马，棒棒会则主要交易农具；大理的草帽街交易草帽，阿迷州（今开远）的集市“以红糖为大宗，远销宜良、省垣。”[⑩d]另一些农村集市则主要是当地人民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之间的交易，云南云龙各集市“营业以盐米为主”，[(11)d]嵩明各集市“货物亦为日用品。”[①e]
总之，清代西南边疆地区的农村集市，提供了当地各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的场所，促进了当地生产和经济的发展，有的集市已具有商品集散地的功能，当然，西南各地的农村市场发育也是不平衡的，少数后进闭塞的民族地区，直到清末，还无农村集市产生。[②e]
四 边贸的发展
作为边疆地区，商业贸易的另一个特点是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有清一代，云南永昌地区与缅甸的贸易有所发展，腾越各集市“交易品除农作物外，玉器、陶器、布、革、竹、藤等亦多，盖与缅甸相邻故，商业至为繁盛。”[③e]“中原亡命之徒，出关（腾越州之八关）互市者，岁不下千百人，人赍锣锅数百远赴蒲甘，是缅人不费斗粟，徒以瓦砾无用之物，岁收铜触数十万。”[④e]还有一些新的边贸市场也已兴起，如靠近边地的龙陵，“粮食、棉纱由缅甸输入，绸布由省运销。土产则有紫梗、土炮、土碗、土布，行销缅甸、腾越、芒市等地。”[⑤e]由于边境贸易势不可挡，清政府只有从强行禁止改为设官收税。乾隆五十七年，云贵总督富纲上奏酌筹开关通市事宜说：“除腾越、永昌现有原设税口杉木笼、暮福二处，业已设汛驻兵查验、收税外，应于扼要之顺宁府城及南河止两处，设卡稽查。其自内地贩货出边者，在府城收税给照，于南河验票。外边贩进内者，在南河口收税给照，至府城验票。并于内地汇总之云南驿地方，责成大理府设卡查察。又：思茅同知之南关，亦为出入必经要道，应于该处拨役稽查，挂号给照。”乾隆批谕：“立法难周，行之在人，勉力实办，无为空言。”[⑥e]
广西的情况也与之类似。乾隆九年（1744），广西巡抚托庸上奏：“南宁、太平、镇安三府属，紧接交夷，原设三关、百隘。经原任抚臣金洪题定，平而（今属凭祥市）、水口（今属龙州县）二关许商民出入，镇关一关（今友谊关）为该国经由贡道，其余百隘悉行封禁。惟三关、百隘之间，皆有小径，瘅深雾毒，人迹罕至，而土苗生长彼地，惯于越山逾岭，巡查偶疏，奸徒即已偷越。”嗣又请将太平府明江（今属宁明县）同知所管之由村（今属凭祥市）一隘开放出入以便商民。……缘由村联距宁明州一百一十里，宁明商贩愿从出入，盖因由村隘系通交趾禄平、文渊、驱驴等处，为货物聚集之所。若从平而、水口两关出入，必须绕道数百里，计程十余日，不如径从由隘出几之便。虽经封禁，逾越终不能免。且明江五十三寨土民，原系思明（今属宁明县）土府管辖。……此等土民全赖挑贩营生，若将由村隘封禁，恐失业者聚而为匪，必百计包货偷越，转于边防无益。又访得交趾、滨海，产盐最多，且无私盐之禁，听夷人自晒自卖。贩卖者纳官钱二十文，即尽力挑运，及挑回内地，每斤可得银一、二分至五、六分。”[⑦e]同年鄂尔泰也奏及此事：“由村一隘，当年题定封禁，原以平而、水口两关既开，商民得出入贸易，殊不知交趾、驱驴地方为货物聚集之所，距由隘远，径捷利倍，宁明商贩多愿从由口出入，况明江汛近设新太协右营宁备驻防，客商尤为辏集。即明江五十三寨无业贫民，挑担营生，亦借就近为商雇觅。……查宁明州向置会馆，设立客长，以为由隘出入之货物及发往何处，一一注册，报该州查实，给与印票，并刊立木榜，不许客长借端需索。其五十三寨挑夫，亦令该州将姓名、住址、造册取结，给与印票，令理土同知于该隘查明印票，给腰牌放行。有腰牌印票者，方许放入。其入关客人姓名，从何处卖货入内，令该同知注册，报宁明州查对。倘有滥给印票者，责在宁明州，滥给腰牌，私放出入者，责在理土同知。凡客人在外贸易者，彼处若有回头客货，自应路为等待，应酌给半月限期，过期即饬头人、保人严询究处。是由村一隘，实因便商养民起见，应请嗣后开放，责地方官慎密稽查。其平而、水口两关俱属河道，虽设弁兵防守，当夏秋水发之时，夜深人静，一槎飞渡，应设立铁链横江拦截。每月逢五、逢十开放，夜则锁截。至商贩由平而、水口出关贸易者，止许在太源、牧马附近之处交易，从由隘出口贸易者，止许在谅山、驱驴附近处交易，不得逗留交境。倘冒险远出，许夷官拦回责处。又现在逗留番地者，给半年期限，概令夷官查明，陆续驱回，安插原籍。如无籍可归乾，分拨梧、浔、平、柳等府安插。又从前在彼已娶番妇，生有子女，与夷结有姻娅并庐墓田园，情甘异域者，照例安插彼处，永不许进口。嗣后如有商民在彼私娶番妇者，应令该夷官查明离异，驱逐进口，押回原籍，交地方官照例杖责。”[①f]当时广西边境贸易的情况，可见一斑。但闭关自守的清政府总的说来是不赞成对外贸易的。乾隆四十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即上奏：“乾隆九年，前督臣马尔泰奏请开放由村隘口，以通商旅，自此内地人民得以出入货贩。惟是愚民趋利如鹜，往往滋生事端。若不立法防闲，内地匪徒，频往外藩滋事。请嗣后给照出入，止许殷实良民挟有资本者，由平而、水口两关验照放出。其由村一隘，照旧封禁。至小贩及挑夫人等，仍禁止出关。”[②f]关闭“商客尤为辏集”的由村隘口，并禁止当地少数民族出境贸易，必然缩小了边境贸易的范围和规模。但民间的贸易往来是行政命令所无法禁止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两广总督、广东巡抚郭世勋又上奏：“安南通市，前经奏准。平而、水口两关商人，在该国之高凭镇牧马铺立市，由村隘来商在谅山镇之驱驴铺立市，分设太禾、丰盛二号，并置廒长、市长各一人，保护、监当各一员。嗣据署龙州同知王抚棠禀称，该国另于谅山镇属之花山地方，添设铺店，招徕平而关出口之商。……因从平而关出口之商，必由水路先抵花山，计程仅二百余里。且花山附近村庄稠密，添设行铺，商民更为两便。”[③f]边贸发展，对加强与邻国之间的往来和交流，促进边疆经济的发展和政局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清代前期西南边疆商品经济发展的概况。当然，必须着重指出的是，清代前期，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西南边疆地区也不会例外，况且比之内地，这里的生产水平较低，发展不平衡，因此，本文中所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对该地进行历史上的纵向比较而言。清代后期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边疆地区的商品经济也呈现出新的情况，于此，将另行撰文论述。
注释：
[①a] 转引自黄现璠等：《壮族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401页。
[②a] 江浚源：《条陈稽查所属夷地事宜议》。
[①b] 王士性：《广志绎》卷4。
[②b] （清）吴大勋：《滇南闻见录》。
[③b] 参见林文勋：《明清时期内地商人在云南的经济活动》，《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④b] 《清高宗实录》卷105。
[⑤b] 康熙《蒙自县志》卷2。
[⑥b] 嘉庆《大理府志》卷2。
[⑦b] 《清高宗实录》卷219。
[⑧b] 余庆远：《维西见闻记》。
[⑨b] 《大理县志稿》卷3。
[⑩b] 陈鼎：《滇游记》。
[(11)b] 《黔南职方纪略》。
[①②b] 参见《壮族通史》，第399—400页。
[①c] 道光《云南志钞》。
[②c] 吴其波：《略南矿场图略·滇矿图略》。
[③c] 张泓：《滇南新语》。
[④c] 周裕：《从征缅甸日记》。
[⑤c] 周裕：《从征缅甸日记》。
[⑥c] 《清高宗实录》卷269。
[⑦c] 张泓：《滇南新语》。
[⑧c] 参见曹仲益：《倚邦茶山的历史传说回忆录》，《版纳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⑨c] 同上。
[⑩c] 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1)c] 参见张顺高：《西双版纳茶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版纳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12)c] 《黔南职方纪略》卷2。
[①d] 参见侯绍庄等：《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316页—318页。
[②d] 谢肇浙：《滇略》。
[③d] （明）徐弘祖著、朱意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八》，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d] 师范：《月街吟》。
[⑤d][⑩d][(11)d] 《新纂云南通志》卷143《商业考证》。
[⑥d] 康熙《定远县志》。
[⑦d] 张泓：《滇南志略》。
[⑧d] （清）吴大勋：《滇南闻见录》。
[⑨d] 参见《壮族通史》，第633页。
[①e][③e][⑤e] 《新纂云南通志》卷143《商业考证》。
[②e] 参见《云南边地研究》，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1933年；刘云明：《清代云南农村市场探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④e] 刘昆：《南中杂说》。
[⑥e] 《清高宗实录》卷1259。
[⑦e] 《清高宗实录》卷219。
[①f] 《清高宗实录》卷226。
[②f] 《清高宗实录》卷982。
[③f] 《清高宗实录》卷1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