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伦理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论文,伦理学论文,述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发展，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西方经济伦理学正愈益引起人们的兴趣。它到底是一门怎样的学科？西方在“经济伦理学”的名称下究竟忙些什么？我们从西方经济伦理学研究中可以得到哪些经验教训？对此，我将作一简要的述说和评论。
一、关于“经济伦理学”术语
“经济伦理学”，英语原文为“business ethics”，中译有“企业伦理学”、“管理伦理学”、“生意伦理学”或“商业伦理学”等。尽管这个名称最初主要用于商业伦理问题方面，但随着这方面研究的发展，它实际上已超出商业活动范围，而扩展到同商业活动有关的环境、社会，包括经济制度或政府经济政策等方面问题的伦理研究。因此按目前这个词在西方的用法，又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又可称为“corporate ethics”即“公司伦理学”，主要研究工商企业或公司（一般称作中观经济）层次上的伦理问题，后者包括与企业或公司活动相关的个人和环境、社会等微观或宏观经济层次上的伦理问题研究。目前“business ethics”研究在西方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大都趋向于广义研究。因此，我在已发表的论文和译文中将这种广义的business ethics译为“经济伦理学”。这一译法的好处是，它不仅可以贴切地传达国外的广义研究，而且可以使国内现有的相关研究，包括职业伦理学研究、商业伦理研究和属于哲学范畴的经济与道德关系的研究，都在这一名称下互相结合并得到拓宽。
二、“经济伦理学”的缘起
对商业或经济与道德之间联系的研究并非始于当代。古代以来，西方哲学家和其他一些人就已经在探究两者之间的联系。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善”有许多不同的意义，每一个这样的“善”都是一种特殊的技艺或科学追求的目的，经济学也不例外。中世纪时，阿奎那还曾具体讨论过“公正价格”。一般认为，近代以来，有几个主要趋势结合起来强调了伦理学与经济之间的联系。
（一）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工业革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对19世纪工业世界的批判，向占居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的道德性质提出了质疑。工人运动使这些问题成为现实问题，老板与工人经常诉诸暴力解决他们的分歧。
（二）向管理资本主义的转变以及现代公司制度的普及，提出了许多治理问题。从A.伯利和G.米恩斯预示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开的经典论文《私有财产与现代公司》到比较现代的关于收购兼并的讨论，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应当以谁的收益来管理公司？
（三）近年来，人们重新注意到工商业在社会中的作用，尤其对管理发生兴趣。T.佩特斯和R.沃特曼的管理著作《追求优秀》销售量高达一百万册之多。这种对管理重新发生的兴趣所关心的中心问题是：人们在各种经济组织中应当如何对待彼此？这正是伦理学问题。佩特斯和沃特曼为公司开出的处方可归结为一种现代形式的康德原则：敬重他人。
尽管这些广泛的趋势有助于人们注意伦理学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然而，使全社会关注这种联系，并将这些问题在“经济伦理学”名称下加以专门研究，则主要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在这以前，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经济”与“伦理”这两个词在人们看来即便不是对立的，也是矛盾的。但是70年代起在美国，80年代起在欧洲，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经济伦理学突然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并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正式学科。其直接起因是80年代比较集中暴露出的一系列经济丑闻。因此，西方国家通常又把80年代称为“臭名昭著的80年代”。这个时期西方人的心情，正如当时的哈佛工商管理学院院长J.H.麦克阿瑟后来所回忆的那样：“这个时期举国上下都在关注伦理问题。那时似乎每天早上的报纸都带给我们令人不快的消息，又有一个巨头名誉扫地了。”[①]
丑闻在三方面人群中引起巨大反响：公众、决策层和学院。
丑闻极有力地激起公众对经济伦理学的强烈关注。公众的反响归纳起来有三点：要求把做生意同讲道德结合起来；要求决策层讲道德；要求学校教授伦理学。当时，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决策层所作所为并不道德，许多影响全球的灾难性后果都与他们有关。面对这种局面，决策层承认：“必须清醒地思考棘手的伦理问题。”[②]许多公司竞相聘请伦理顾问或成立“品行委员会”，负责发展指导，他们安排“道德议事日程”或“道德清单”，起草和实施“道德章程”，开展雇员道德教育，经济伦理学开始逐步成为公司运行意识和制度的一部分。
面对“公众要求学校教授伦理学”的压力，哈佛大学率先正视这一挑战。1987年，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指出：把经济伦理学列入教学大纲，“不仅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学院的迫切需要。”[③]经过10多年激烈辩论和讨论，到目前为止，尽管这门学科的性质和地位有时还遭到质疑，但它作为一门课程在工商管理学院的合法地位已经基本确立。美国工商管理学院联合大会已经明文规定：应当以某种形式教授经济伦理学这门课程[④]。
不过，尽管丑闻是西方经济伦理学兴起的直接起因，但它仅具有一时的哄动效应。经济伦理学之所以能在西方至今兴盛不衰，还从以下三方面获得了动力。
（一）决策层自身的需要。美国经济伦理学家R.所罗门认为：“对经济伦理学的需要首先不是出自义愤的公众、渴望争论的报界。它出自决策层自身的需要，他们想要有机会弄清他们日常碰到的种种冲突。”他说：“每一个有思想的决策者都认识到柏拉图称作管见的危险”[⑤]，也即我们所说的“井底之蛙”的危险。美国畅销书《赌徒》的作者迈克尔.麦科比归纳出“飞黄腾达主义”（careerism），抱这种主义的人一味追逐名利，就象穿上了脱不下的红舞鞋，听凭市场价格支配自己。很难发现有哪一个经理不感觉到“飞黄腾达主义”的压力，或者不处于公司义务与个人完整感的矛盾之中。于是，经济伦理学便成为讨论、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思想避难所。
（二）抵制社会经济化的需要。美国圣母大学经济伦理学教授乔治.恩德勒指出：今日社会有一种“经济化趋势”，“经济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正渗透和支配着越来越多的领域——包括大型投资、研究与发展、大众媒介、政治生活、教育、文化、家庭等。似乎唯有经济、利润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⑥]这种趋势同前面提到的“飞黄腾达主义”有联系，前者指的是人失去了自身的目标，这里指的是社会把经济、利润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许多人认为，经济伦理学可以为改变社会经济化趋势作出贡献，如设立一些不可逾越的界线，使经济活动人性化，而不是社会经济化。
（三）应付全球性挑战的需要。恩德勒认为，这类挑战有：如何建立一种生态兼容的经济，使所有人都能体面地生活在地球上；如何克服世界范围内的贫困、失业和各类歧视；如何形成公平的国际商务关系等世界性问题。他主张：“我们不能仅仅被动地反应，而应采取具有预见性的超前的创新的方式来应付这些挑战。”[⑦]他的这个看法已为国际经济伦理学界所认可。
三、经济伦理学研究现状
“经济伦理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西方在“经济伦理学”的名称下究竟忙些什么？从目前的状况看，可由它研究的问题、基本框架和方法来了解。
（一）研究的问题。
西方在经济伦理学名称下研究的问题分属四个层次。
1.制度或社会层次又称宏观层次。它包括经济制度、经济条件、经济秩序、经济以及社会政策等方面的伦理问题，如社会保障究竟是谁的责任，政府、公司、个人应如何分担？又如在英国，如果公司承担传统上由政府承担的这些责任，在道德上是否正当？从前不是商业化的活动如医疗卫生、文化机构，现在也商业化了，对不对？在这个层次上，通常还研究对市场经济、混合经济制度等的道德评价问题。由于这些问题与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关系密切，因而A.麦金太尔、M.桑得尔、R.罗蒂和J.罗尔斯等著名学者对这层次的研究影响甚大。
2.经济组织或公司层次又称中观层次。它包括各种经济组织如公司、厂家、商店以及各种贸易联盟、消费者组织、职业联合会等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例如：如何处理同贸易伙伴、竞争对手的关系？这层次上的问题占经济伦理学文献中的大部分，而且大都孤立地加以研究。只是在最近，才同制度层次上的问题结合起来研究。
3.个人层次又称管理或微观层次。在此层次上，研究公司同公司内外的个人以及这些个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这些个人包括雇员、上司、股东、投资者、消费者、供应商等。例如：是否应当满足消费者的一切要求，包括不合理的要求？公司有否责任使消费者正当地使用其产品？雇主与雇员是否有超出合同规定的伦理责任？还有劳动条件、劳动待遇等问题。
4.国际层次。在这层次上研究国家商务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和伦理责任。例如，应如何对待客国与母国的伦理规范、道德标准的差异问题？入乡随俗对不对？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大量涌现。
目前有些学者把这四个层次上的经济伦理问题又分别冠以制度伦理学（System ethics）、公司伦理学（Corporate ethics）、管理伦理学（Managial ethics）和国际商务伦理学（Intermational business ethics），似有成为经济伦理学分支的趋势。由于国际商务伦理学研究的是跨国公司所碰到的经济伦理问题，因此在一些讨论中又将它放在中观层次上进行。不仅如此，由于这些层次上的问题之间有着重要关联，因而经济伦理学还包括这些层次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应当以谁的利益并且为谁的效益来管理公司？”这个问题不仅是公司伦理学、制度伦理学或管理伦理学问题，如果公司是跨国公司，它还是国际商务伦理学问题。
（二）基本框架和方法
作为一门学科，经济伦理学的基本框架和方法问题并未解决。我在此只能简要地介绍我所了解的两种尝试。
1.乔治.恩德勒的经济伦理学。概要说来，有如下四点：（1）经济伦理学的目的是“新实践”。所谓“新实践”即是改进了伦理质量的经济实践。由于人们的决策或行动过程包含了伦理因素在内，因此通过恰当地考虑和处理伦理因素，就能改进决策和行动的伦理质量。（2）由于行为者所处的决策或行动层次不同，他所负有的伦理责任也不同。区分的目的是要了解各自行动的“自由空间”及其限制，以便认识、理解、承担他的伦理责任。（3）处于不同行动层次上的人在实践中会碰到各种伦理问题，经济伦理学要对此作经济学、伦理学的交叉学科的理论分析，阐明前景，提供解决方案。（4）各行动层次都受相应的道德价值和规范指导。在当今道德危机和多元论事实面前，不应片面建立一厢情愿的伦理宪章，而可采用J.罗尔斯的寻找“交迭共识”的办法，努力寻找得到各种文化传统支持的各层次上的最低交迭共识，使各行动层次上合作和交往有共同的道德基础。总之，恩德勒的经济伦理学框架和方法都服从一个目的，即帮助人们识别其伦理责任，找到解决经济伦理问题的办法，改进其实践的伦理质量[⑧]。
2.英国经济伦理学家汤姆.索雷尔和约翰.亨德里提供的是另一种框架和方法。主要有：（1）他们认为，从方法上看，经济伦理学有两种研究方法：本质法和概要法。前者研究所有工商企业或市场经济的一般道德特征，如工商企业的本质道德特征是什么；后者则汇总各种经济活动的特征和道德风险。他们采取后一种方法，考察主要的伦理问题，提供可操作的解决方法。（2）经济伦理规范应由具体的道德准则、经济规则或实践做法形成，也即不是用一般伦理去规范经济，而是要考虑影响一般道德见解的各种文化因素，如宗教、法律、政治等，从行之有效的准则、规则中形成经济伦理学的规范和原则。（3）道德困境总是具体的，因此研究者不仅要注重具体的道德准则、经济规则的作用，而且应求助于哲学，因为后者不仅包括道德理论，还提供思考方法和论证手段。概而言之，索雷尔和亨德里的经济伦理学框架和方法是一种规范经济伦理学，它使人们能概要地了解、认识主要的经济伦理问题及相应的经济伦理规范状况，运用各种手段尤其是哲学分析方法和道德推理，帮助人们具体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经济伦理问题。
四、几点想法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在各行动层次上出现了一系列经济伦理问题。当然与西方相比，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文化、政治背景不同，遇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也有所不同。但许多问题与西方经济伦理问题有共性。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
（1）伦理内在于决策或行动过程之中，不存在经济行为者与道德行为者的区分。这个问题在我国伦理学界还有争论。实际上任何一个经济决策或行动，同时也是一个伦理决策或行动，经济行为者同时就是道德行为者。由于经济决策或行动内含道德因素，因此在经济领域中作任何决策或行动时，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交叉学科分析方法，即在作决策时，就应该从理论上对问题作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分析和研究，不至于到了问题已经出现并需要解决时才想起伦理问题。这样才能真正注意和改进实践的伦理质量。
（2）区分行动层次，认识自由空间，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我们过去过分强调微观对宏观的作用，如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这类性质的口号，实际上用宏观取代了中观和微观的责任，因而可以说在伦理责任上吃了大锅饭。区分各自的行动层次，识别各自行动和决策的自由空间，分清和承担各自的伦理责任，达到权责统一，将有助于确立、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促进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
（3）形成经济伦理规范，既不是一般道德规范的搬用、套用，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从伦理学中搬来道德规范去规范经济活动，也不是等同于具体公司、行业的道德准则，因为它们通常具有局限性。要克服这种局限性和外在性，就要运用哲学所提供的分析方法，依靠道德哲学基础，并从宗教、法律、政治等所有对一般道德见解发生影响的文化因素中，获得形成经济伦理规范的伦理内容，因此是具体经济、道德准则与一般文化因素的结合，是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结合。从国际层次上说，要形成国际通行的经济伦理规范，也就要从根植于各自文化传统之中的、在经济领域中通行的伦理规范中达到最低交迭共识。只有达到这种结果，我以为经济伦理学这门学科才算真正确立。因此经济与哲学、伦理学要结合，哲学、伦理学也要投身到经济中去，“同实践对话”[⑨]，才能在经济伦理学这门新学科中得到新的发展。
西方在市场经济秩序确立以后的今天，才认识到经济伦理问题的重要。中国尽管在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发展较晚，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就把它作为一个经济伦理学问题来处理，这样要比空喊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更踏实，因为我们吸取并重视西方的教训，有可能在这方面少走弯路。
注释：
[①][②][③] Thomas R.Piper:Can Ethics be taught?ix;p3;x;xiii.
[④] R.Edward Freeman ed,Business Ethicsp3
[⑤] Robert Solmon,Excellcnce and Ethics,p1.
[⑥][⑦][⑧] Georges Enderlw,What is Business Ethics,in BusinessEthics:Japan and the Global Economy,1993.
[⑨] Georges Enderle:A Growing Interest for Business Ethics:Fashion or necessit?in IESE,1989,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