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论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研讨会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D[文章编号]0257-2826（2007）11-0088-03
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主办、新疆农业大学承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07年年会，于2007年8月19—24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党校、社会科学院和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当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热点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一、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与会学者认为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遭遇的首先是现代性问题，构建和谐社会与现代性二者面临双重错位：一是时间的错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生产力大发展基础上的高度和谐，目前我国仍然处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加之市场经济的趋利本性，使利益矛盾激化，形成现代性的现状与和谐社会在时间上的错位。二是文化的错位。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与现代性要求的工业文化也形成了错位。因此在现代性社会中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难题。
有的学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基于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和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及现代化运动而提出来的，本质上是要在中国构建一个现代理性社会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重新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理论资源：一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二是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三大理论资源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丰富内容，启示我们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思考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也有学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层资源不仅在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针对施蒂纳的利己主义思想，分析了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关系。施蒂纳从个人出发，只强调感性的肉体的个人，实质上是利己主义的个人，抽掉了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关系，最后回到个人，所以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现实的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个人，受物质生产制约，同现实的生产条件相对抗，因而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是相背离的，真正能够实现这两者的和谐发展只能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些思想能够、也已经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
二、马克思文本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1.马克思文本研究。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经过近30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已经初具规模，学科建设的基础性著作也取得初步的成果，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是还需要加强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这是我们理论创新的活水源头。参加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与会学者谈到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列原著的问题，介绍了他们在正确理解马列著作原意基础上对原译文做必要修改的情况。
首先是文献学研究，包括文献形成的时间、内容，不同语种的版本的差别等的研究。目前对文本研究有三个误解：一是认为文本研究只做版本考证，不做评析，不研究思想。事实上，在对文本进行研究时，从版本考证到解读文本，再到思想阐释，这是一个不可割断的过程。二是认为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谈不上研究者个人的著述。这同样是误解。三是认为文本研究者是刻意回避现实问题。事实上，正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学界才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弄清思想，正本清源。而文本研究进入第二层次就是文本的解读。解读只有考虑到语义、语境、社会的背景、个人的思想背景、解读的方法等众多因素，才可能客观准确，并且只有在科学的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才可能达到理论的创新。忽视对马克思文本的深入系统的研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难于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2.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经过近30年的改革，已经取得较大成就。但目前学界对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往往批评有余，建设不足。就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来说，认识论内容存在内容过于简单，主体性问题不突出、时代感不强、未能揭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等问题。认识论的发展不只是认识的发展，实质上是人的全面发展，是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和社会的真正主人的发展。认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认识论研究必须按照这样一种思路进行改革。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有学者提出近期应围绕以下两方面进行：一是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研究，回顾与总结这两大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二是全面深入地剖析当代俄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要么完全否定、要么完全肯定的极端形态，汲取经验教训，反思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发展的得失，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也有学者强调，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础研究和对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同时，还应加强同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对话与比较，加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关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目前学界存在两种模糊的认识：一是视“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正统。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西马非马”，到目前“西马皆马”、“无西不马”，今天甚至认为“唯有西马才是马克思主义正统”，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误解。二是认为生存论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与生存论哲学都以消除世俗的异化为己任，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但是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以改造世界为目的，后者则是纯思的、个人的哲学；前者塑造新人、改变人性、优化人性，后者则仅仅主张自我存在的显现。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既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也非生存论哲学，而只能是学界已经形成的共识：实事求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密不可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表现。会上，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演变、理论形态和意识形态的中国化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演变。有学者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变过程中，需要区分几个概念：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三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在此之前，艾思奇于1938年4月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曾谈到“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但他所说的哲学既有新旧之分，又有进步落后之别，这与学术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区别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主要指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除了有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为代表的哲学著作之外，还应当包括学术界在长期教学科研中形成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几个阶段，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哪几种形态？有学者对此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形成了四个形态：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生哲学形态、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的哲学形态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学者提出，第一，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也不是一种很“另类”的做法，它是在自古以来中外文化思想交流，特别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西方哲学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合、西方哲学中国化成为一种潮流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形成的，因此它符合了人类思想文化交流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人类思想文化交流发展的一般特征。第二，毛泽东对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是巨大的、独特的。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创形态，也最接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毛泽东作为一个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主体，首先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根基；其次善于吸收和接受西方哲学；最后他特有的人生阅历和丰富的革命经验等得天独厚的条件成就了他创建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事业。第三，当然，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业，而是众多人参与的结果，因而也就具有了形态的多样性。冯契、李达、艾思奇等著名学者对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和贡献，同样具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3.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目前学界有些不好的倾向，或追求华美词藻，用魔幻化的语言，行走于语言的迷宫；或追求用艰涩难懂的或虚幻化的语言，堆砌语言的“海市蜃楼”。这两种文风与马克思主义肩负的历史使命相背。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时刻不能忘记人民群众，应该倡导平实通俗的文风，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会议还就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研讨。
学术研讨结束后，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换届选举程序。与会的新一届理事会理事以无记名投票形式，选举产生了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和学会领导成员，选举梁树发教授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第七届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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