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建构
张 颖，陈 俊1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上海 201100)
[摘 要] 中共合法性与政权建立和巩固紧密相关，其获取权力和执掌政权都要得到社会和人民的认可，并且愿意服从它的领导和管理，它的合法性来源于它的纲领、目标、成员构成及社会的融入程度。中共合法性是在各种力量比较中选择的结果，能容纳不断成长的社会力量，坚持合作、包容、进步的理念，通过民主方式整合各种有利力量。中共合法性的建构，依赖其组织力量的存在和制度规范的完善，由内生条件和外生条件相结合，主动把历史必然性变为政治可行性和现实性。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合法性； 建构
政治合法性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政治文明的一种基本载体，也是一种政治普遍价值观。“政治合法性意味着民众对政治系统统治的支持与认同”，“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事关政治统治的成败，是维系政治系统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1]。这种合法性的获得，首先是一种政治认同，“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确定自己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是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2]。中共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的探索和追求它执政的社会性基础，努力保持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切实地承担起历史所赋予的社会责任，不负人民群众的重托，最终开启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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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阶级联合建构
中共认为抗战最终取得胜利，除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合作外，还在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治上团结各种力量，政权建设上同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响应人民对和平、民主、团结一致的迫切呼声。在1945年春天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为大会所作的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3]在阶级合作和联盟上采取的策略和方法是，不使中共一家独大独掌国家政权，对于任何进步阶级和力量尽量争取之、团结之，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使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不论是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政府还是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此背道而驰无法顺应历史需要联合的大势，脱离人民大众的民主期待，最终一一退出历史舞台。抗战胜利初期，中共合法性基础来源于一种“原发性”，因其“政权合法性的产生基础，一般来自于正义的战争、夺权以及合法的政党选举。”[4]缺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任何政党要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存活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得不说，代表广大工农阶级的中共以及代表某部分社会阶层的民主党派，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紧密联结自身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服务于所联系的部分人民群众，积极听取他们意见及建议，并走向大联合和大团结。
关于非营利组织法人财产权，目前学术界的观点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国家或社会共有；二是所有权人虚置；三是非营利组织拥有法人财产权。基于非营利组织资产所具有的来源广泛、形态多样、用途受限、受益人和所有人不确定等一系列特征，多数学者们提出应在明确财产“终极”所有权的条件下（互益性组织财产归属特定群体、公益性组织财产归属社会），给予非营利组织法人财产权。
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在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民主党派与西方议会民主型政党最大的区别是，它不是在野党或反对党，而是中共的亲密友党，对自身的准确定位在于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在国共两党的对立和斗争中，在反蒋、抗日、救国、民主、宪政、建国过程中，它们很好地实现了共同政治基础的建构，契合了近代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理想追求。近代中国的失败是自信缺失，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实力、政治民主、文化优越性等不如西方，所以政治文明、政治制度的对人民民主的接纳性要补强。在比较、借鉴欧美、前苏联等国家民主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民族特性、制度国情、文化传承，我们认为“联合政府是中国和平、团结、统一的唯一途径。”[5]77-80我们最大的国情是区域差异性极强，人民的精神文化的均衡性不强，经济文化水平迥异，阶级力量对比反差性大。这就决定了中共对革命的领导，除了对民心的争取方面，还要从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的民主运动切入，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准备，使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积极参与。
中共最终成为历史的领导者和创造者，是在不同的革命发展阶段中逐步形成的，并以国情和国际形势的交互作用为其政策和策略支点。首先，中国最大的国情是农民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举足轻重，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情况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所以，要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共所领导革命的支持，必须满足其对土地的根本需要。同时，为了保持生产力的既有水平，也要保护农业经济中先进的阶层和要素，政治上中立富农，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没收一切封建主、军阀、豪绅、地主的动产与不动产，但又保留必要的生活所需，这是争取民心和积聚力量的有效途径。只有依靠贫农，联合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才能发展农业生产、建立最广泛的城乡反封建统一战线。有领导地充分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藉由农民的参与和民主参政进而认同与支持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次，中国革命的问题，始终是人心向背的问题，必须团结广泛的阶级群众，组成人民的、民主的政府，尤其是在内战最危急的时刻，也不放弃团结的愿望和努力。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倡导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统一的，联合的、民主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中日战争时期，其走向和趋势有利中国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物质力、精神力、战斗力等的对比，中国人民意志的长期性和战斗性特征，加上日本的自然局限性、人民的参与性、国际的道义性等方面劣势，决定中国是最终的胜利者。最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必须对各种阶级阶层采取合理的策略，增强有利于中共的因素并配合革命的节奏。不管是贫雇农、中农、中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还是开明绅士都是合法性的群众基础，正是他们支撑了中共的历史和社会地位。而对大封建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要对其进行坚决的批评和斗争，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他们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中共正是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中，争取人民、团结人民、领导人民参与改造社会，其合法性地位才得以建立和深入发展。借助革命胜利来建立合法性是一种规律，是经济绩效合法性、公平正义合法性、可持续发展合法性的必经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相比较的显著优势。
二 中国共产党在各种选择与比较中获认同
在进入稳定的政权运作过程中，要时刻清醒认识权力的运用受到权力所有者的制约，或者权力的行使要基于人民的同意或授予。任何政党合法性的长期维系，都不能指望简单的、一劳永逸的获得。中共除了起初的政治斗争、政治正确之外，它的政治合法性还必须要逐渐转化到厚实的物质经济文化基础、人民经济获得感、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来。正如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开宗明义指出的一样：“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如果不能为普罗大众带来真真实实的物质利益，保证人们从物化需求满足到人化参与性需求转变，最终会造成人民对中共的疏远、冷漠和厌恶。如果不满情绪累计到无以复加之时，现有的政治表达渠道又欠缺或无法提供意见表达，就会以一种社会极端的方式总释放。其结果将会造成政治秩序、政党政治的重大变化甚至推倒重来。与此同时，还要防止一种不合理不合法状况的出现，即资源和财富的过度集中，竭力克服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更广的受益群体，从而避免拉美地区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有效地消除或消解社会焦虑情绪及不满。
三 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在历史竞合中实现
一般来说，可以把政党的产生分为“原生型模式”和“次生型模式”[9]。前者是指因为本国内部条件造成的结果，随着社会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人们因经济利益的差距导致了政治上的冲突，然后需要在议会内部建立维护自身权益的政治组织即政党。在欧美等国家，经历了先国家后政党的路径。而后者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深刻影响，解决民族独立成了首当其冲优先要完成的任务。而这一历史重要任务要由政党来承担，经由组建独立自主的政治组织、领导民族民主革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的国家的路径，中国就属于这种典型。但政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中国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起始于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和改良主义性质的强国会。伴随其后中国还产生了其他一些政党，比较有影响的有：统一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国民党(同盟会改组而来)、民主进步党、社会党等。这些政党没有稳定的阶级基础和科学的纲领，甚至还带有浓厚的帮会性质和特点，也并未能实质参与到国家政权里，政党成员重叠非常严重，党员的投机性相当明显，几乎完全依赖一两个领袖人物，政党组织架构不稳定便成为一个顽疾。其结果，这些政党要么骤生骤灭，要么昙花一现。包括后来的中国国民党，由于没有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最后在历史的激荡、革命的洗礼、人民的选择中慢慢的淡出。在挫折和失败中，中国人民必须另外寻找新的组织力量和政治领导。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世界惊雷影响下，为彷徨徘徊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和选择。加之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的不败而败，由爱国学生发起的救国运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推动将革命的势头推向深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紧密结合，历史提供了新的选择契机，最终中国共产党伟大诞生。1921年7月一个全新的政党在上海正式宣告诞生，即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以崭新的面貌示人，在与中国国民党、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比较中，逐渐显示出了阶级的广泛性、理论的先进性、未来发展的指向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由于本身的软弱性和历史局限性，无法领导也无力领导中国革命，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由于自身阶层和界别特征，也很难从整体上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不能独立地发挥领导作用，必须与中共形成革命联盟，才能发挥自己的阶级优势，最终克服自身的先天性弱点。至于代表大官僚、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国民党，更无法凝聚广大人民群众，对内不能突破一己一家、一党一集团的狭隘利益，对外不能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不能求得国家真正完全统一。与之对比，中共的优势表现在：鲜明的政治纲领、明确的奋斗目标、先进的阶级基础、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革命斗争的群众路线。
经过不断的分化整合，我们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党结构，中共在其中发挥引领作用的同时，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参政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政权建设中，在国家政府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司法机关等里面保证一定比例的职位留给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贤达人士。比如，在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之初，“在中央人民政府的56位委员中，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占28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其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3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全国人民政协副主席5人，其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4人(李济深、沈君儒、郭沫若、陈叔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5人，其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人(程潜)。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其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沈君儒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6]415。稍早时期，为了团结主要的革命朋友，反对主要的敌人，中共在抗日根据地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政权，作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方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6]416-417在这种政权形式中，充分考虑中间阶级(又或指第三势力)有可能参加革命，共同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结成革命同盟，孤立反革命的顽固派，扩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步士绅等，深受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压迫与压制，极力争取和平、民主、救中国真理和道路，中共敏锐地意识到联合作战的需要，主动承担起此一历史任务。
四 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建构的几点思考
中共的立党之基、执政之源在于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绝不是一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口号。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指出的：“‘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我们党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10]124社会合法性的构建更要依赖人民群众政治信任，“把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长期地建立在意识形态、领导权威或者经济绩效上，都是行不通的。”[11]如果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就很难让人相信执政党。除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增强其主人翁地位，获取合法性执政群众基础外，还必须强化与各个阶层的联系和互动，厚植合法性的社会界别基础，让政协、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参与到国家建设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来。中国不搞一党包办一党独大，更不可能实行多党竞争互相攻讦，而是坚持中共的领导下的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克服一党制和多党制的缺点，同时又吸收二者的长处，做到民主和集中的有机结合。对此，习近平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10]128在践行民主价值过程中织密党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又不忘记高效决策发挥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长处。同时党的合法性还与民主、选举等相关，但切记不要盲从跟风西方的议会式民主，而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坚持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本的政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前者能克服西式民主的决策议事的低效、拖拉、扯皮，是近代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结果，是符合历史的、理论的、实践的逻辑的必然结果。中共得以在中国合法执政，并不是简单的归结为自身的组织严密、理论先进、阶级进步。在经过其他各种革命实践，证明其他阶级力量都无法承担起国家独立和社会发展的重任，其他阶级阶层都只局限在自己所属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里。中共则能兼顾到所有积极因素，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方向，这种代表性是合法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离开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谈论优劣，是不能反映政治制度的实践效果的。我们的政党制度特色在于，人大中的党组和党员，能充分贯彻中共的意志和决定，充分履行人民所委托的民意。其合理性来自人大代表的性别、族别、年龄、职业、区域等构成上逐渐合理化，尤其是党政人员所占比例逐渐降到一个合理水平，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更加凸显了人民性的一面。中共改变了以前的农村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人口数是城市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人口数4倍的做法，改为同票同等同权，其合法性基础不断得以验证。
抗战胜利之初，中国一度出现走西方议会民主道路的可能。期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试图尽快在中国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并纷纷奔走呼号和广泛开展活动，努力在国共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主张“民主统一，和平建国”[7]。因应局势变化的需要，民主党派队伍迅速扩大，建立了新的党派，民主势力发展呈现非常活跃的局面。出现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5年10月)、民主建国会(1945年1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12月)、九三学社(1946年5月)、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6年4月)等政治新兴力量。在抗战胜利前后，还一度出现了政党组建活动的高潮，先后涌现了100多个政治派别。这种政党政治发展上出现的百花齐放，只是一种偶然的暂时现象，得益于抗战胜利初期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全国人民沉浸在抗战胜利的氛围中，国民政府客观上无暇顾及到这种态势，也不好插手干预其发展。然而局势很快急转直下，蒋介石稍作休整后，即公开撕毁和平协议，加强对民盟的镇压，于“1947年3月2日勒令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停刊，诬陷民盟被中共所控制，民主党派是中共新的暴乱工具。”[8]随即宣布解散民盟总部，其他民主党派的活动被定义为非法，相继转入地下运转状态。以民盟作为代表第三力量和中间路线的主张，正式宣告失败。历史转机再一次提出了时代的课题，急需一股新的革命联合力量出现，继续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残酷的政治现实使民主派最终看清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面目，逐渐转变对中共的态度，纷纷抛弃了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开始向民主党派转化，逐渐认同并接受了中共的民主联合政府思想。1948年1月5日，民盟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指出：“过去我们曾以和平、公开、合法的方式去争取民主，但已经失败了。今后应积极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武装”，“坚决站在人民的民主这一方面，跟人民公敌、反动集团斗争到底”，“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对反动集团存有丝毫的幻想”，“坚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至于独立的中间路线，从目前中国的现实环境看，更难行通”[5]394-395。民主党派的特点在于阶级基础和社会联系的广泛性，这种存在是结成联盟的基础。一方面，民主党派发挥联系特定群体的优越性，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部署和军事进攻，出谋划策以实际行动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另一方面，积极策反国民党将领起义投诚，减少解放战争对人民的伤害，同时还利用各种关系将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情报反馈给中共，进行战争资源的筹集和动员，营救了许多革命同志和人民群众。归根结底，中共合法性的建构根本在于改变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环节，即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源于本身拥有广泛的阶级基础、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拯救中国人民于苦难，符合人民要解放和求解放的愿望，占据了正义和道义的制高点；共产党毫不妥协地反抗列强侵略，拯救民族于水火，顺应民族独立的历史潮流，获得最广泛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地追求现代化，拯救国家于危亡，把握国家富强的复兴方向，汇聚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近代，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最先进和最积极的革命力量，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中国社会前进方向，最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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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现象是现代世界各国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将近200个政治实体中，只有极少数实行的是教权、王权、封建等体制，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是通过政党来执掌政府或影响政府。政党组织一边连着社会，一边连着政府，它以特殊方式组织和推动着国家社会的发展，政党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和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战争革命年代，中共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动员能力，以自身为核心，团结合作齐心协力，为着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愿景，汲取源源不断的革命合法性元素，不断推动革命和社会向前发展。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的迫切需求的转化，阶级阶层变动，致使人们对政党的政治期许和经济期待，逐渐转向人文情怀和精神关怀。中共必须适应这种改变，实时调整工作方式和工作节奏，革命激情革命热情过后，作为个体的人们会更加关注自身的存在价值。
在多党合作方面，作为中共的亲密友党，各民主党派与中共有着良好的合作历史，双方之间的关系经受住了各种时代和现实考验，在政治实践中开创了协商民主的新局面。从协商的字面意思就可以看出，它是指凡事多和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协调和商量着办。正如习近平所说：“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12]53这样，代表各界别的民主党派都比较能很及时的反映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群体利益。在中共内决策、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议事中，很好地体现民意基础和决议决策的科学性。
中共执政是否合法是与它的执政基础是否稳固相关的，就内部来讲要看能否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如果在党内都无法取信自己，要求普通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就会变得不切实际甚至缘木求鱼。因为“广大党员干部工作在第一线，是推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重要力量，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没有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执行力，再好的政策措施也会落空”[12]65。但如果仅仅是靠党内的这种合法化，是无法真正长久长期执政的，必须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发展，进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今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进一步发展，自身也进行了一些重大调整。在维护既有的经济基础之上，它采取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改良方式，其实质仍是在缓和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淡化阶级统治的色彩。释放一部分统治管理权，扩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增加资本红利分配，进一步麻痹软化阶级对立。这仅仅是一种统治策略的运用，没有改变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最终仍然无法改变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总方向，仅仅是造成一种资产阶级统治合理化、合法化的假象。资本主义原有的矛盾依然存在，始终无法解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顽疾及资产阶级个体生产的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盲目性，现有生产关系仍然无法容纳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相反，中共的合法性执政基础，更具有真实性，它得益于国家公有制的生产力基础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间的广泛一致性。它的合法性建构在于社会主义无比的制度优越性，中共的产生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合法性，在近代中国社会取得执政的优势，源于其调适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共合法性建构来自执政绩效，民众不仅经济有实实在在获得感，还分享到社会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益处。它的合法性涵义更为深刻，体现在“价值观念上的正当性、法治思维的规范性、治理绩效的感受性和内心的认同度”[13]。对合法性有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最难的是合理性合民意性，但是应该是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就是执政党所追求的和应该去努力的。中共在掌握领导和执政的权力，应该要对人民所授予的权力诚惶诚恐，避免公权私用以私害公，要藉由人民手中的选举权来制约滥权和防止腐败。尤其是要发挥人民代表监督好权力的运行，做到人民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对人民负责并为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1] 喻包庆.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解决路径[J].理论月刊，2012(8):112-118.
[2] 张友渔.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501.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62.
[4] 杨亚非.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研究[J].学术论坛，2010,33(11):36-38;110.
[5] 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6] 周淑真.政党政治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2.
[8] 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4.
[9] 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53-275.
[10]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11] 徐海波，杨显平.“构建和谐社会”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40-44.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3] 赵宬斐.政党政治与政治现代性——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野的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80-84.
Analysis on the Legitimacy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Early Stage of Anti -Japanese War Victory
ZHANG Ying, CHEN Ju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1100,China )
Abstract : The legitima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political power.Its acquisition and control of the political power should be recognized by the society and the people and be willing to obey its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The legitima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result of its choice among various forces.It can accommodate the growing social forces,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cooperation, tolerance and progress, and integrate various advantageous forces through democracy.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pends on the existence of its organizational power and the perfection of its institutional norms.
Key words :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gitimacy;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 2019) 05-0060-06
[收稿日期] 2019-07-14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的立法体制研究”资助(编号：15JZD006)
[作者简介] 张颖(1978-)，男，贵州毕节人，华东师范大学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学系博士生，中共毕节市七星关区委党校讲师。
1华东师范大学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1.4 口腔黏膜炎治疗效果评价［13］ 显效:7 d内溃疡面完全愈合、口腔黏膜完整或溃疡面愈合2/3以上、疼痛完全消失;有效:7 d内创面缩小、肉芽组织正常生长、疼痛消失或减轻、无炎性分泌物;无效:创面无变化或扩大、疼痛不减轻。评估时特别注意舌下、舌系带、上下唇内侧和口咽部黏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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