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景平[1]2004年在《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模式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经费各构成项目的实证分析和成长性分析为切入点,通过对国内不同发达程度的区域间进行的横向比较以及国际间的比较,描述出西部地区中职教育投资体制变革的基本方向是:以吸引和鼓励社会团体、公民个人的教育投资为侧重;以激活区域内职教的社会需求,改革僵化的职教运行机制为目标;以各类公办中等职业教育机构为主要载体;以政府积极地作为为保证。从而实现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经费来源的多渠道。本文对教育多元化投资背景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作了辨析,如:教育产权的界定;法人治理结构的确立;相关利益关系的调节等等。在紧密结合西部地区实际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构建了中职教育投资主体异质多元的模式,以此作为西部地区中职教育投资体制变革的一种选择。同时还以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为原则,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并采用统计学中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对西部地区进行了教育区域的划分,以此来显示所研究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的特质。同时,针对所得到的教育区划,围绕中职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主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本文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方法,并辅之以比较分析;定性、定量分析;宏、微观分析,力求做到逻辑严密,脉络清晰。
罗丽玲[2]2016年在《广西中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教育经费的短缺是制约广西中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它与学校教学质量的高低、办学条件的好坏具有最直接的关系,对中职学校实现长足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在教育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推行免学费的政策,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而进行有效的成本分担显得尤为必要。因而以中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为落脚点,深层次地探讨成本分担的问题,实现多渠道经费筹措对于广西中职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的必要性。本文以公共产品理论和教育成本分担理论为理论基础。首先,对广西中等职业教育实行免学费政策以后的整体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以此论证了要实现广西中职教育的长足发展,就必须拓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来源渠道,有效地推行中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其次,根据历年教育统计年鉴数据以及对广西某几所中职学校的访谈调查,从宏观和微观上把握广西中等职业教育各个成本分担主体的分担现状；揭示了广西中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存在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并依此提出了广西中等职业教育实现多渠道筹集经费的对策建议,以扩充广西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经费,实现中职教育的长足发展。
张丽丽[3]2013年在《高职院校投资主体多元化研究》文中提出摘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技术进步及信息产业化的发展,教育将成为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产业。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的高层次教育,是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交集,在教育终身化和教育大众化发展方向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要想实现高等职业教育事业快速科学和可持续发展,投资问题理应成为研究重点。本研究立足于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模式及理论基础的研究,以公共产品理论和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理论为指导,辨析中外高职院校投资模式,并以长沙M职业学院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M学院投资主体及其资金构成现状,进而对M学院投资主体机构存在的问题作成因分析。研究提出了高职院校投资主体多元化构建的合理对策,而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李红梅[4]2016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政策演变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各个领域都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伴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变革,中等教育结构改革便被提上日程。特别是1980年国家颁布了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相关政策后,中等职业教育在经历了10年重创后得到了迅猛发展。叁十多年间,中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一直处于“边缘化”境地,是国家财政投入的薄弱环节。教育经费是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保障,而教育经费政策对经费运转又起着规范性作用。自1980年国家提出职业教育应有专项经费开支后,随后颁布了一系列中职经费政策,对经费的来源、分配以及管理使用等方面都做了相关说明,这引起了研究者对这叁十多年中职经费政策演变历程的极大关注。本文以中职经费政策演变为主线,从历史发展和政策文本分析两个角度,主要采用文献法、政策文本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结合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职经费政策的历史演变问题,以史为鉴,以期对今后政策制定提供借鉴。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缘由、概念界定、研究综述及研究设计等问题。第二部分为中职经费政策在1980-1990年间的萌芽探索,渐入正轨期。此时,政府是主要投资主体,注重基础建设投资,实行增量拨款模式;第叁部分为中职经费政策在1991-2001年间的调整改革、法制化建设期。这一时期,国家开始运用法律手段,具体明确多渠道筹措中职经费的范式,注重教育事业方面投资,管理模式向市场化方向转变;第四部分为中职经费政策在2002年以来的优化完善、趋近成熟期。逐步形成了以中央财政为引导、地方财政为主导、多渠道筹措经费的制度,兼顾了区域间的外部平衡,以及基建费和事业费的内部协调,管理等配套措施逐步落实。此外,又深入分析了每一部分的政策实施效果及问题表征。第五部分,总揽中职经费政策的演变历程,概括了这叁十多年间的整体演变逻辑:在演变价值上,趋于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化发展取向。在演变动力上,以自下而上需求诱导为基础,自上而下国家意志为主导。在演变过程上,经历了由断层到连续、无序到规范、零碎到系统的过程。在演变路径上,基于政策协同为基础的非独立性演变。此外,针对出现的问题,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在经费筹措、分配、使用以及政策的制定、实施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建议,以期进一步完善中职经费政策。
汪铭国[5]2011年在《四川省中职学校教育经费投入现状及对策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针对中国现代职业技术教育经费不足的现状,研究探讨其中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对作为西部人口和教育大省的四川省,通过问卷等方法对其中职教育经费投入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并提出符合四川省实际的中职教育经费投入对策,具有现实参考意义。由于受到人口众多、经济欠发达、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等条件的制约,四川省中职教育的发展,不能单纯靠政府财政投入办教育,还必须走以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为主的路子,即大力倡导中职学校搞职教集团壮大规模、吸收企业联合办学、注重职教实训基地开放共用、加强中职学校自身造血功能。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利用效率。
张亮[6]2010年在《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民培训是农村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培训尤显重要。通过培训使农民成为文化素质高、科技素质高、懂得科技种田、能够进行产业化经营的新型农民成为时代的需要。对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进行研究,通过大力开展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一大批觉悟高、懂科技、善经营的新型农民,对于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和国际竞争力,推进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新型农民培训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以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在全国3404份具有代表性的农民培训问卷调查,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农民培训的现状和特征进行系统剖析,总结提炼出我国农民培训工作中存在的诸多影响培训效率的问题。在对我国农民培训现有模式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农民培训成功模式,结合我国新型农民培训要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背景,通过对我国新型农民培训供需均衡分析和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研究,指出了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选择原则,并进行了制度设计,进一步从我国农民培训投资机制、管理机制和运行效率叁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通过研究新型农民培训的长效机制,提出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应根据不同经济区域、不同的产业领域和不同的培训目标进行选择。最后提出我国开展新型农民培训工作的对策建议。本文得到了以下研究结果与结论。(1)通过对我国现有农民培训模式的归纳和分类,将我国农民培训模式分为政府主导类、政企配合类和市场运作类共叁类模式。通过对我国农民培训模式的实践与探索,对我国新型农民培训实践中涌现出的典型模式进行了有效性分析。江苏姜堰模式属于政府工程型模式,带有政府强制性,在全国推广的范围最广。河北定兴模式通过主导产业的发展,实现对农民的培训,反过来农民通过培训,促使其整体素质和技能提高,又进一步推进主导产业的发展。陕西宝鸡模式要求的条件较高,要以科技示范基地为依托,且距离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专家较多的地方较近。河北农大模式符合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发展要求,为各地和当地学校紧密结合走出了一条科教兴农的创新之路。北京京郊模式结合京郊实际,为经济发达地区进行新型农民培训探索出了一条成功之路。(2)对国外具有较好借鉴意义的西欧模式、北美模式、东亚模式和新兴经济体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西欧模式适应以家庭农场为主要农业经营单位进行农业生产的特点；东亚模式适应于人均耕地面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难形成较大的土地规模经营的农业生产特点；北美模式适应以机械化耕作和规模经营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新兴经济体模式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农业人口众多,人口素质相对较低,需要通过培训实现由农村向城市化的转变,与我国情况相类似。通过对主要因素的比较,总结出国外农民培训模式具有法制化、主体多元化、投入规范化、体系科学化、形式多样化的共同特征,这对于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选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有益的经验与方法借鉴。(3)借助在全国3404份具有代表性的农民培训问卷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民培训的现状和特征做一总结,并进一步发现我国农民培训仍存在专门立法空缺、管理制度缺失、经费投入不足、思想观念陈旧和监督评价落后的问题。从需求变化看我国新型农民培训趋向于现代农业,具体表现为种植业趋向标准化,养殖业趋向于规模化,并向非农化和系统化发展。从供需均衡角度对我国新型农民培训进行综合分析,指出我国农民培训总体表现为供需失衡,不仅表现在总量上,而且也反映在结构上。具体表现形式是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较高但实际参与率较低,政府在培训中的行为与农民期望有所差距,培训内容及形式供求错位不能满足农民需求。(4)采取规范分析方法系统构建农民参与培训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并运用农民培训调查数据通过引入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二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得出结论：对于新型农民培训对象首先从青年农民且以务农为主的愿意参加培训的农民中进行选择。政府部门在组织培训时应合理安排培训时间的长短,多安排一些系统性的培训并与农业生产环节紧密结合。培训内容要切合农民实际,对农民有一定帮助,必要时可先征求农民意见。增强为农民着想的意识,提高农民对培训的满意度,从而形成良性循环。(5)对于新型农民培训提出了“一部法律、两个部门、多种机构、几类模式”的制度安排。在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新型农民培训的长效机制。当前我国的新型农民培训模式以政府主导类为主,说明我国农民培训良性循环机制尚未完全形成,还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的选择应根据不同经济区域、不同的产业领域和不同的培训目标由政府主导类模式向政企配合类模式转变,条件成熟的可以逐步过渡到市场运作类模式。
李艳红[7]2012年在《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体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技能型人才、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新农村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育经费是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物质保证，要谋求教育的发展，必须有充裕的经费予以支持。因此，如何建立科学、合理、完善的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体制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对这一主题开展研究。第一章绪论部分。论述了本课题研究的背景、意义、内容等，同时对国内投资体制研究的现状作了大致的梳理。第二章相关概念界定及教育投资的相关理论。界定了本文涉及的基本概念，通过对人力资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成本分担理论等的剖析，为中等职业教育体制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第叁章教育投资体制发展历程及现状。对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叁个时期的发展的过程做了简要论述，同时总结了现行中等职业教育体制的特点。其次，通过收集、整理、归纳、分析近十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情况，从投入总量、经费来源结构、生均经费叁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第四章国外职业教育投资体制。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经费的筹措方法、投入主体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旨在对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第五章完善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体制的建议。从行政、市场、制度叁个途径提出了完善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体制的建议和对策，以增强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能力。
唐智彬[8]2012年在《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为了解决农村问题,中央政府最近连续9年均将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确定为“涉农”。农村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村人口收入的提高和国民待遇的改善,而破解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让农村人口拥有更多的发展机遇。当前,农村职业教育承担了面向农村人口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主要任务,主要包括：提供正式职业教育、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转移培训服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农村创业培训等诸方面的内容。涉及面广且体系复杂,目前问题较多,改革的难度较大。基于现阶段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与问题,本文认为办学模式是农村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通过分析当前农村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特征,提出了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目标、内容与举措。本文分别从两个视角对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生产方式与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变迁和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嵌入性。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从手工业时代,到前期工业经济时代,再到发达工业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生产方式不同,造就了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同时,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也要适应一定阶段与一定区域的主流生产方式,才可能具备满足需求的服务能力。在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嵌入性问题上,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经济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嵌入”是理解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关系的重要工具；二是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是嵌入在经济社会环境中的,具有典型的嵌入性特征；叁是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嵌入性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进行阐述与分析。在历史研究部分,本文回顾了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发展与演变的历史,回顾了民国教育家的农村教育实验、“社来社去”模式、“半农半读”模式、“叁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模式、县级职教中心办学模式、城乡一体化办学模式等,分析了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历史发展的特征与规律。本文从经济、社会与政策叁个方面对办学模式改革的嵌入环境进行了分析,嵌入环境决定了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特征。嵌入环境下办学模式改革需求主要体现在功能扩展、质量提高和注重地区差异等方面。因此,办学模式改革主要是改革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办学方式、办学内容；在改革的措施方面,要重视发挥政府职能、拓展部门合作机制、改革培养模式,激发教育产业的融资功能、树立正确改革代价观等。基于上述讨论,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一个地区的办学模式,能否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取决于办学模式是否与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及发展需求相适应,在一个地区被验证为成功的办学模式,在“移植”到其他地区之后,可能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改造。因而,在办学模式的选择上,“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附录部分是两个案例研究：一是湖南邵阳“十百千万工程”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脱嵌”及其遭遇挫折带给我们的反思与教训；二是湖南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办学模式改革的嵌入性分析。通过对案例的反思,我们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要走出“一总结就成功、一推广就失败”的怪圈、要走出过度依赖政府、走出部门之间合作困局,办学模式改革也要超越“设计”与“内生”之争,在充分考虑嵌入性的基础上,寻求科学的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方案与发展对策。
张明星[9]2008年在《农户子女中职教育投资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教育收费制度的改革,教育成本与分担已成为教育管理者、决策者及受教育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以湘西州农户子女中职教育的实证分析和成长性分析为切入点,通过国内区域间的横向比较及国际间的比较,描绘了湘西州农户子女中职教育投资变革的基本方向:以各类公办中等职业教育机构为主要载体,以政府积极作为为保证,以吸收和鼓励社会团体、公民个人的教育投资为侧重;从而实现农户子女中职教育投资多元化。本文对农户子女中职教育背景下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作了辨析,主要包括:教育成本的内涵;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概念的界定。着重论述了湘西州农户子女中职教育投资主体异质多元的模式,并以此作为湘西州中职教育投资体制变革的一种选择。采用问卷调查等方法,从农户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对直接、间接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详细分析,目的是找出最佳的农户子女中职教育投资的均衡点和最优的职业教育收益率,从而为政府制定教育投资政策和计划,正确安排财政收入的分配提供参考。同时,也为家庭合理安排工资收入,正确进行家庭教育投资提供建议。
姬雄华[10]2007年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和发展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和社会化,由政府、企业和家庭共同承担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家庭成为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在消费中形成。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是指家庭消费中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部分。本文在人力资本理论与消费理论的指导下,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进行系统研究。探索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关键性影响因素,提出解决对策,使农村居民家庭合理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促进人力资本增长是本文研究的总体目标,具体地表现为:一是把人力资本投资纳入在消费的研究范围,使消费理论不在局限于是物质性的与精神性的纯消费性研究范围,扩展消费理论,突出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是一种发展性消费。二是揭示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规律,找出制约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深层次原因,探寻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有效机制。叁是分析政府与企业组织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行为对家庭的影响,为政府制定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政策提供依据,促进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增长,实现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之间的协调发展。本文通过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历史发展与现状分析,认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总量的不足;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结构水平低,处于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发展过程的初步发展阶段;农村不同收入户、不同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差距拉大,而且城乡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二元结构显着等。在制约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因素中,本文着重就收入与收益率、生育率、家庭生活周期等内部因素以及政府与企业外部因素进行分析。收入仍是制约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重要因素。农村存在明显的收入消费分层,高收入消费家庭所占比例极小,中等收入消费家庭所占比例小,而低收入消费家庭所占比例过大。中低收入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支付能力十分有限;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家庭增收的主要渠道,家庭经营二、叁产业在收入中的作用逐渐增大;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收益率低下,是制约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农户工资性收入,提高从事第二产、叁产的经营收入;扩大农村中等收入家庭比重,重视内部的收入差距问题;降低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成本、提高收益率。生育率的下降有利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提高。但与城镇相对比,农村的生育率仍处于较高的水平,生育率仍是制约我国农村收入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能力提高的决定性因素。我们需要降低农村生育率水平,促进家庭由孩子数量型向孩子质量型转变。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对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需要是不同的,即使同一阶段对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各项内容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合理安排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使得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得到合理配置,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效用在家庭生命周期中最大化。政府与企业组织行为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观念存在偏差,政府角色的不到位,管理不强,影响到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的发展。因此,政府要担当起人力资本的直接投资者、规划者和引导者、社会人力资本投资的促进者、人力资本市场的培育者和维护者等角色。企业组织不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对员工及其家庭产生重大影响。加快企业组织发展,更新观念,加大企业组织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促进员工及其家庭与企业组织的共同发展。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发展要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求,要与各方面协调。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将随着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市场化进程加快,而得到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模式研究[D]. 杨景平. 天津大学. 2004
[2]. 广西中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实证研究[D]. 罗丽玲. 广西大学. 2016
[3]. 高职院校投资主体多元化研究[D]. 张丽丽. 中南大学. 2013
[4].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政策演变研究[D]. 李红梅. 西南大学. 2016
[5]. 四川省中职学校教育经费投入现状及对策分析[D]. 汪铭国. 四川师范大学. 2011
[6]. 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研究[D]. 张亮. 河北农业大学. 2010
[7].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体制研究[D]. 李艳红.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2012
[8]. 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研究[D]. 唐智彬.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9]. 农户子女中职教育投资问题研究[D]. 张明星. 湖南农业大学. 2008
[10]. 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研究[D]. 姬雄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