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万岁——消除其财务业绩不佳的神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佳论文,中国论文,国有企业论文,万岁论文,业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微观效率对比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国有企业低效论”是国有企业遭受指责的观点之一。然而，简单比较两种企业的微观效率往往忽视了可比性问题，导致非国有企业表面上看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这种忽视可比性的效率比较通常把解决问题的办法指向私有化，以为私有化就能解决效率问题。实际上，这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教条，又是经验上无法成立的结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效率并不能通过这种简单比较反映出来。在实践中，国有企业长期持续而富有创新性的改革对国有企业的效率产生了重要的提升作用。大量研究发现近年来国有企业在成本效率和技术效率上都不弱于非国有企业。香港科技大学霍尔兹教授的这篇2002年发表在《亚洲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依靠对财务统计标准和财务统计数据的细致解读，纠正了非国有企业效率高于国有企业的假象，在方法上很值得借鉴，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国企改革的基本事实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国有企业往往都被视为效率低下。生产函数估计表明，与其他类型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要相对低得多，增长也非常缓慢。杰斐逊、罗斯基和郑在1996年的研究结果表明，从1980年到1992年的12年间，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上都高于国有企业；①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水平甚至为负值。②许多对生产率的讨论集中在数据处理的问题上，例如对资本和物资投入产出的合适的价格平减指数，以及固定资产和劳动力在生产中的精确比重等等；可是，对国有企业业绩不良的结论却没有进行挑战。 但是，最终决定一个企业经济生存能力的不是生产效率，而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评价国有企业业绩的另一种方法重点讨论企业的盈利能力，本文即采用了这一方法。在改革期间，国有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显著下降，1978-1997年间，企业亏损增长了20倍。 这种现象使得许多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急需激进改革。因此，拉迪得出暂时的结论说：“直至今日，中国国有部门的改革大部分都是失败的，它们最终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接受信奉私有化的意愿。”③萨克斯也争论说：“中国的改革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在此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不能再拖延了，因为问题太多了。出现的各种问题说明已经不能再推迟国有部门企业改革的进程了。亏损太大了，由亏损的国有部门所造成的财政损失太严重了。”“从长期来看，中国必须要走私有化的道路。”④ 本文首先质疑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是否确实远高于国有企业的观点。各行业国有企业的盈利指标的确都下降了，但是非国有企业也是如此。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的差异不在于时间趋势，而是在这一过程中非国有企业的大多数盈利能力指标优于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相对弱势一直是以历史和体制的因素来解释的。国有企业承担了过多的资本和劳动力，以及沉重的养老负担和其他的社会福利责任，并且不得不接受扭曲的产品价格；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对管理层和工人都缺乏足够的激励，同时还有软预算约束。⑤但是数据表明，在工业领域中的各个企业的盈利能力差异可以只从两个方面来解释，即国有企业所承担的高流转税率和高的资本密集度。这两个方面都可以用历史和政策的因素来说明。私有化不大可能改变企业所面对的流转税负担，它也许可以降低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但是，资本密集度的减少并非一定需要私有化才能够实现。 其次，国有工业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主要是经济转型的健康结果。1989-1990年行政所引导的经济衰退使得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在80年代末期直线下降。这次经济衰退的严重后续效果，使得国企直到90年代初期也没有恢复。即使是后来的价格放开和取消准入壁垒所带来的竞争，也未能够对国有企业有所帮助。在90年代早期和中期出现的利润定义的反复改变、不断增加的财务和行政费用等，都对国有企业利润产生负面的影响。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非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变化趋势与国有企业的情况相类似，这说明私有化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盈利能力长期下降的趋势。导致工业企业利润率下降的许多原因是经济转型的现象，这些原因已经基本发挥完了自己的作用。虽然现在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很低，但是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下降点。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解释分析过程中所使用的数据和盈利能力指标；第三部分将分别说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时间序列数据，其中1995年的工业普查数据使我们可以对非国有企业进行进一步分类；第四部分将解释工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之间的差距；第五部分说明造成这些年工业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恶化的原因；文章的最后部分给出了一个结论。 二、数据和盈利能力指标 由于我们无法获得所有的国有企业的财务数据(更不用说所有的非国有企业了)，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1997年以前，在“乡级以上具有独立核算体系的工业企业”中，具有独立核算体系的工业国有企业是其中的一个所有制类别，这类企业有自从1978年改革以来各年度详细的资产负债表以及盈利亏损数据。⑥从总的数据中减去国有企业类别的就是非国有企业的。由于管理权限的制约，出版的统计数据中，非国有企业不包括村级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私有企业以及各种个体户，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盈亏数据是无法获得的。 1998年以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是仅仅国有企业)的详细资产负债表和盈亏数据可以获得。1998年以前，除了国有企业外，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联营企业都包括在国有企业类别中。从1998年开始，所有的股份制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只要是国有控股的企业，都包括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类别中。对于国有低于控股股份的其他企业和公司，是按照国有股份的比例收录在这一类别中的。1998年后，这个“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具有独立核算体系)类别是“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国有及非国有工业企业”(具有独立核算体系)目录中的一个所有制类别，但是个体户的类别不包括在内。⑦下面将1998-2000年的数据与1998年以前的数据同列一表，并不再做类别调整的重复说明。由于统计口径有区别，所以无法对1998年前后的数据进行比较，但是从1998-2000年的数据中已经可以得出结论。⑧ 在中国的统计中，总利润是盈利企业的利润额和亏损企业的亏损额的总和。由于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可以单独获得，这使得我们可以计算盈利企业的利润额，在下文中我们将之称为“毛利润”。利润包括了所得税。所谓利税总额，是利润和“与销售有关的税收”(流转税)的总和。“与销售有关的税收”包括销售税金及附加，1994年以后增值税单独列出。 下面所用的盈利能力指标是指每一单位权益的收益(ROE)，它是企业所有者通过提供权益所获得的收益。如果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流转税税率不同，那么在比较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盈利能力时就应该将流转税包括在分子内。如果我们考虑的重点是企业所有者和债权人的收益，那么较为合适的盈利能力指标是每单位资产(包括权益和负债)的利润与利息负担的总和；⑨如果考虑资产的社会收益率，则分子中还需要进一步加上流转税，以便包括对所有者、债务人和政府的收益。 1993年以来各个年份的权益和资产的数据都是可以得到的，这说明我们可以计算1993-2000年的盈利能力指标。对于更早的年份，资产收益率或资产社会收益率中的资产可以近似地用年底净固定资产加上年均定额流动资本(1992年前的可以获得)来代替。1992年的数据表明，用上述方法推算出来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资产数额要比实际的资产数额少1/4～1/3。⑩当无法获得权益或资产的早期年份的数据时，另一种替代指标是用相对于盈利企业的利润额的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也就是每单位毛利润所对应的亏损额。相对于毛利润的亏损额将总利润分成了两个部分，并用一部分对另一部分标准校验。 为了探索盈利能力随时间不断下降的原因，我们也要观察利润(或者利润与流转税之和)与销售收入的关系。当我们从销售收入中减掉的各个项目数额发生变化时，剩余的利润数额也会随着发生变化。为了避免由于税收变化所造成的销售收入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下文中提到的销售收入是扣除了流转税的，特别说明的情况除外。(11) 总的来说，下面我们将使用三种衡量盈利能力的指标： (1)盈利能力：每单位权益所获得的利润(或者利润与流转税之和)。由于无法得到1993年以前的权益数据，因此用每单位毛利润所对应的亏损额作为替代指标。 (2)资产收益率：每单位资产所对应的利润与利息之和。1993年以前的数据中分母资产是用净固定资产与定额流动资金之和来推算。资产的社会收益率还将流转税包括在分子内。 (3)基于销售的盈利能力：相对于销售收入的利润(或利润加上流转税)。 三、工业盈利能力模式 (一)时间变化趋势 从改革初期来看，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是急剧恶化。1978-1997年间，国有企业的亏损额增长了20倍。可是如果用通货膨胀指数进行调整后，同期国有企业的亏损额只增长了7倍。而对非国有企业而言，因为它们的初始值很低，因此在同期亏损额的增长幅度达到了将近70倍(见表1和表2中盈利能力指标)。
资料来源：亏损额、利润额和“利润与税收之和”：《国家统计年鉴》，1998年，第461页；《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1年，第24页。工业产品出厂价价格指数：《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第246页；2000年，第305页；2001年，第297页。 权益和资产：《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第380页；1995年，第384、395页；1996年，第419页、421页；1997年，第429、431页；1998，第449、451页；1999年，第433页；2000年，第430、432页；2001年，第411页。 财务费用：《工业普查》(卷1)，1995年，第51页；《中国统计摘要》，1994年，第86页；1995年，第86页；《中国统计摘要》，1997年，第106页；1998年，第112页；1999年，第108页；2000年，第113页；2001年，第125页；《中国金融年鉴》，各年份。 销售收入、营业税金及附加和增值税：《改革开放》，1996年，第146页；《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第421页；1993年，第427页；1994年，第391页；1995年，第395页；1996年，第421页；1997年，第431页；1998年，第454页；1999年，第435页；2000年，第432页；2001年，第413页(1993年销售相关税收是通过计算“利润和税收之和”与利润值之差来获得的)。 年均固定运营资本：《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第430页；《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第461页。 a：资产收益率表示“每单位资产所对应的利润与净财务费用之和”，其中1993年前的资产只包括年均固定运营资本和年末净固定资产，1993年后是负债和权益之和；1993年之前的净财务费用是用工业国有企业的总短期借款额与短期贷款年均利率之积表示，在1993年，这个推算值比实际发生值高4.36%。 b：资产的社会回报率表示“每单位资产所对应的利润与税收以及净财务费用之和”，其中资产和财务费用的含义同a。 c：销售收入是扣除了所有销售相关税收后的值。
注释(只考察工业企业，使用工业企业减去工业国有企业来表示，工业国有企业的值参见表1)：亏损、利润和“利润及税收”：《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8年，第51页；《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1年，第23页。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参见表1。 权益和资产：《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第378、381页；1995年，第384、386页；1996年，第410、412页；1997年，第425页；1998年，第444页；1999年，第433页；2000年，第420页；2001年，第411页。 财务费用：《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第85页；1995年，第85页；《工业普查》，1995年，卷1，第51页；《中国统计摘要》，1997年，第106页；1998年，第112页；1999年，第108页；2000年，第112页；2001年，第124页。 销售收入、营业税金及附加和增值税：《改革开放》，1996年，第146页；《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第411页；1993年，第417页；1994年，第381页；1995年，第387页；1996年，第413页；1997年，第423页；1998年，第443页；1999年，第435页；2000年，第422页；2001年，第413页(1993年销售相关税收是通过计算“利润和税收之和”与利润值之差来获得的)。 a：资产收益率表示“每单位资产所对应的利润与净财务费用之和”，1993年的资产为负债与权益之和； b：资产的社会回报率表示“每单位资产所对应的利润与税收以及净财务费用之和”； c：销售收入是排除了所有销售相关税收后的值。 (1)1993-1997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权益收益率都下降了将近6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流转税，那么1997年的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比国有企业要高1/4，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要比权益收益率的差别要小。在整个80年代，国有企业的亏损额与毛利润的比值保持稳定，甚至在80年代中期还有小幅上升；但是从1988年到1990年，这个比值上升了6倍(是同期非国有企业的5倍)；1993-1996年该比值更是加剧恶化，而且在这个时期，国有企业的该比值一直要高于非国有企业。 (2)1988-199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大幅下降，但是从1993年到1997年下降幅度趋缓，该阶段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差距始终保持2.5个百分点，后者总是相对高一些。国有企业的资产社会收益率的变化趋势与资产收益率的变化趋势类似，在90年代该指标仅比非国有企业低1.5个百分点。 (3)在80年代早期，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每单位销售收入相对应的利润都是逐渐下降的，但是在1985-1990年间急剧下降。1988-1990年，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从9.95%下降到3.66%，而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则由7.57%下降到3.57%。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盈利能力先是小幅上升，但很快又下降，于1997年分别达到1.58%和3.63%。如果考虑到流转税，下降的总幅度要小很多，国有企业要优于非国有企业，在整个90年代几乎没有下降。 我们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四个特点：第一，盈利能力指标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处于下降的趋势。第二，在不同的时间阶段，盈利能力指标的变化趋势是不同的，在80年代的早期，盈利能力下降的趋势是平缓的，但是1988-1990年出现大幅下降；在90年代早期，变化不再那么剧烈，1993-1997年更是保持了平缓的趋势。第三，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变化趋势是一样的。第四，国有企业的权益收益率显著差于非国有企业。如果考察总资产收益率或资产社会收益率，二者的差距将会缩小；同时如果利润和税收与销售收入挂钩，差距就会消失。 从1998年(改变统计口径后的第一年)到2000年，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都提高了，从各个指标的情况来看，二者之间的差距都是不断缩小的；从利润(共包括和不包括流转税两种情形)与销售收入之间的关系来看，到2000年，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已经超过了非国有企业。 (二)区分不同的非国有企业(1995年) 1995年的工业审查给了非国有企业一个精确的定义。同样的，初期来看，与其他所有制的经济体相比，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非常糟糕。在1995年，34%的国有企业都是亏损的，但是全国企业的平均水平仅为25%(见表3)。
(1)1995年国有企业的权益收益率为4.10%，低于全国5.93%的平均水平。如果计算利润和流转税与权益之比，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接近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私营企业的经营状况一直比较突出，权益收益率高达24.58%，利润和流转税与权益之比为37.24%。 (2)从资产收益率和资产社会收益率两个指标来看，国有企业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私营企业则普遍经营状况良好。 (3)在国有企业，每单位销售收入对应的利润额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同时利润与流转税之和与销售收入之比要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从利润与销售收入的比值来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差距很小，而且如果在分子中加入流转税，这个差距就会消失。直接比较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也有同样的结论。 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投资的各种企业，在各个盈利能力指标方面的表现也很糟糕，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企业有独特的转换价格机制的机会，这使得它们可以将自己的盈利中心设立在海外。在所有的非国有企业中，我们只选择了一组私营企业，但是它们只创造了所有附加值的0.26%，因此选择是有偏的。在这里是不包括所谓的个体户的，但是一旦它们的雇员超过了7个人或者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以后，就可以算为“私营企业”。对于1997年之前的私营企业，我们只考虑在乡镇一级或以上(即城镇以上)的级别登记企业；而对于1997年之后的企业，只要私营企业的销售收入超过了500万元人民币，则都在研究范围以内；而对于国有企业，只要它们的销售收入独立，则都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如果只考虑那些有潜力扩大规模的企业，也即属于私营企业，并且符合注册和销售收入等指标的企业，那么所研究的这组私营企业反映了中国私有领域运行状况最好的一个群体。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做比较的意义就不是很明显了。 另外，将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做比较还在两个方面对国有企业不公平：首先，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其次是良好经营的有潜力的国有企业的退出。正式的国有企业破产程序需遵从中央破产法案中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破产程序，而且每年能够正式破产的国有企业数量有着严格的限制。总的来说，高门槛的退出机制要求现存的国有企业必须拥有高的盈利能力。(12) 再有，运营情况良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都逐渐转变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公司，只有国家有限责任公司才被视为纯粹的国有企业。但是自从1998年以来，其他的国家控股公司往往会归入“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公司”的类别中，并且作为其他类型企业中的国有部分进行统计。在1998年调整后，国有企业的经营能力没有立刻上升的现象表明，通过部分效益好的国有企业的退出来改变1997年前的国有企业目录的方式收效并不显著。(13) 四、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差距的解释 数据表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盈利能力差距。首先，如果考虑利润和税收之和，而不是仅仅考虑利润，也即在定义利润的时候将所得税也包含在内，上述差距将明显缩小，这说明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所承担的流转税税率要高很多。第二，如果我们考察每单位销售收入对应利润而不是考察每单位权益对应利润，上述差距也会大大缩小，说明相对销售收入来说，国有企业的权益额(或者资产额)是偏高了，或者说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偏高。 (一)流转税税率的差异 如果我们在计算利润的时候考虑流转税，由此缩小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的差距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对工业行业的所有企业而言，流转税的税率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国有企业为单位销售收入所支付的流转税是非国有企业的两倍。1994年以来，流转税被分成了营业税金及附加两个部分，同时企业开始缴纳所谓的增值税。使得营业税金及附加标准化的合适方式是销售收入，而使得增值税标准化的合适途径是企业增值额。整个90年代，国有企业所缴纳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的数额是非国有企业的2～4倍，增值税为1.5倍左右(见表4)。
资料来源：销售收入、营业税金及附加和增值税：见表1和表2。 价值增值：《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第426页；1994年，第388页；1995年，第393页；1996年，第418页；1997年，第428页；1998年，第448页；1999年，第432页；2000年，第414页；2001年，第410页。 净原材料生产：《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第216、218页；1986年，第278页；《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7页，第21页；《中国统计年鉴》，1987年，第263页；1988年，第320页；1989年，第292页；1990年，第419页；1991年，第399页；1992年，第411页；1993年，第426页。 a：工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数据都只能找到1992年以后的。对1992年之前的年份，国有工业企业的增值部分是通过工业净原材料投入与同期年均工业增值指数(工业对GDP的贡献)之积，再除以工业净原材料总投入的方式来推算的。1992年是唯一的一个可以进行比较的年份，实际的发生额比计算出来的结果要高2.20%。对那些有详细的1991年之前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获得结果。而从总的增值中减去国有企业的增值就得到了非国有企业的增值。 在中国将近40个工业行业中，从我们可以获得的数据来看，即1994-1997年，以及1999-2000年，国有企业内的增值税与增值额的比值的均值是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的(0.1%的显著水平，双尾的t检验)。但是，营业税金及附加与销售收入之比就没有显著差异，即使是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 这说明国有企业较高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率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有较高营业税金及附加的行业。实际上，在一个工业行业中，国有企业所缴纳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率越高，那么该行业国有企业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就越大(市场份额基于销售收入进行计算)。另外，非国有企业所缴纳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率越高，它们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就越小，换言之，该行业中非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占非国有企业总销售收入的比重就越小(表5说明了相关关系在时间序列上的显著程度，请注意该相关关系所计算的范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到2001年间各年份工业部门相关部分。 空白的部分说明相关系数或者t检验值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销售收入指除去销售税收的净值。 相关系数是通过如下方式计算获得：一方面是与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的相关的四个因素，即(1)营业税金及附加与销售收入；(2)增值税与增值额；(3)现有资产与销售收入和；(4)净固定资产与销售收入。同时另一方面有：(1)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对非国有企业，市场份额的相关系数数值是一样的，但是符号相反)；(2)特定行业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与国有企业总销售收入和；(3)特定行业非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与非国有企业总销售收入，这就每年会产生24个相关系数。上表没有列出各年份相关系数都不显著的因素，而下列这些相关系数也因为它们只有一年或两年是显著的而没有列出： (1)国有企业的增值税与增值额比重越高，则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越小(只1995年在10%的水平上显著)。 (2)非国有企业的增值税与增值额比重越高，则非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越小(1994年和1999年在5%的水平上显著)。 (3)非国有企业现有资产与销售收入的比重越高，非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越小(1999年在1%的水平上显著，2000年在10%的水平上显著)。 (4)非国有企业的净固定资产与销售收入比例越高，则非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越小(1999年在10%的水平上显著)。 各年份的显著性相关系数的符号通常是一致的。 数据的局限性：由于增值额远高于平均水平，因此从1993年到1997年我们排除了“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的数据，这些年份的相关系数的计算只是在38个工业行业的基础上进行的。而由于1999年和2000年其他工业行业没有再公布数据，因此数据减少到37个行业；而1998年没有单列国有企业的数据。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在某个工业行业国有企业有较高的市场份额，也即它们缴纳高额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那么非国有企业在该行业的份额就很小。另外，非国有企业的生产行为主要集中在那些它们无须承担高额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的领域，虽然国有企业在计划它们的生产行为时并不以营业税金及附加作为考虑的准绳。这说明历史原因或者政府政策是国有企业在那些它们需要缴纳高额营业税金及附加的行业占据了大量市场份额的原因。 最极端的例子是烟草制造行业，在这个行业中，国有企业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率超过65%，而非国有企业仅为10%～30%。1993年，国有企业在烟草行业的市场份额是98.17%，而2000年的时候，该份额为99.13%。很明显，烟草行业中国有企业所承担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率是其他行业中国有企业承担的第二高的税率的6倍，但是这个行业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的数额却占国有企业该税种总税额的将近1/2(从数据中剔除烟草行业的数据并不影响表5所反映的结果)。另外一个例子是资源税，例如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国家所有权垄断了这些行业。 在各行业中，国有企业所承担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率与市场份额之间的相关性表明，政府有意的给国有垄断行业(如烟草行业)或国有寡头行业制定较高的税率，这样政府可以从这些被高度控制的企业中有效地收取税收，而它在向其他的一些地方所有企业、小型国有企业或者非国有企业征税的过程中往往比较困难。降低营业税金及附加率是否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利润，进而提高整体利润水平将取决于生产价格是否由国家制定并保持固定(答案是肯定的)，以及取决于产品价格是否为市场作用的结果(这由取决于供求的弹性)。很显然，在烟草、石油(以及天然气)冶炼、石油加工(以及炼焦)、电力的生产和供应(以及蒸汽和热水)，以及采矿业这五个主要的国有企业占据大量份额的行业中，价格是国家制定的，降低营业税金及附加的税率将立刻提升利润水平。(14) 但是对于增值税而言，情况有所不同。对所有的工业行业来说，国有企业所缴纳的增值税与增值额的平均比值要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而且大部分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都是在增值税率高的行业中创造的(见表5)。这个平均比值的差异可以通过三个管制方面的因素来解释。首先，在中国，企业通常所面临的增值税率是17%，而有大概几百种商品只需缴纳13%的增值税，因此在市场份额很大的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很可能是按照17%的税率来缴纳增值税的。其次，如果企业的销售收入低于100万元人民币，它们所缴纳的增值税率仅为6%，因此在整个90年代中期非国有企业所缴纳的增值税较少(见表4)，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非国有企业的规模都是非常小的。(15)如果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用同样的价格(该价格中包括了所有的销售相关税)出售同样的商品，那么在缴纳销售相关税收后，国有企业的利润要低于非国有企业，原因只有一个，即国有企业缴纳了更高的增值税。最后，对出口而言，增值税率为零，因此很大比例的外资企业都主要是为了出口进行生产。 由于历史原因或者政治原因，绝大部分的国有企业都是主要生产高税收行业的产品，因此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比较必须考虑对国有企业不公平的税收安排机制。这种比较应该基于一个包含了流转税的盈利能力指标。从1997的数据来看，在加上流转税后，国有企业的权益收益率为14.20%，而非国有企业为17.53%。 (二)资本密集度的差异 如果计算利润与销售收入的比值而不是利润与权益的比值，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差距会缩小，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权益值相对来说非常大。1993年，国有企业的权益与销售收入的比值是非国有企业的1.36倍，而到了1997年，上升为1.64倍。因为在相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资产负债率是大致相同的，因此很显然，国有企业的资产和负债实际值要大于非国有企业。也就是说，生产与非国有企业相同的销售收入，国有企业使用了更多的资产，即拥有更高的资产密集度(见表6)。
资料来源：权益：《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第381页；1995年，第391页；1996年，第416页；1997年，第426页；1998年，第446页；1999年，第434页；2000年，第416页；2001年，第412页。 销售收入(除去销售税收后的净值)：参见表1和表2 资产：《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第380页；1995年，第384页；1996年，第415页；1997年，第425页；1998年，第445页；1999年，第433页；2000年，第415页；2001年，第411页。1993年的数据是通过负债和权益之和来计算的。 现有资产：1994年，第379页；1995年，第389页；1996年，第415页；1997年，第425页；1998年，第445页；1999年，第433页；2000年，第415页；2001年，第411页。 净固定资产：《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8年，第51页；《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第461页；1999年，第433页；2000年，第415页；2001年，第44页。1998年之后的数据是年均净固定资产，其他年份的数据是年末数据。 负债：《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第381页；1995年，第390页；1996年，第416页；1997年，第426页；1998年，第446页；1999年，第434页；2000年，第416页；2001年，第412页。 由于国有企业的权益与销售收入比值高，它们在经营过程中会受到两次盘剥。首先，对一定的销售收入，它们必须缴纳更高的财务费用(因为它们有很高的债务)，提取更高的折旧(因为它们有高额的固定资产)。由于财务费用和折旧都是从销售收入中提取，导致一个较低水平的留存利润。其次，对于一定的销售收入，权益收益率低也是因为权益的规模过大了。 如果我们仅仅考虑第二点，也即权益因素，假定国有企业拥有与非国有企业相同的权益与销售收入比值，那么1993年国有企业的权益收益率将达到10.47%(7.70%×1.36)，而同期非国有企业为14.33%；1997年，国有企业的实际权益收益率为3.43%，非国有企业为7.89%(表1、表2和表6)。如果计算利润和流转税之和与权益(经过调整后的权益)的比值，那么1993年国有企业为31.45%(23.13%×1.36)，高于同期非国有企业的26.81%，而1997年这两个值分别为23.29%和17.53%。 如果同时还考虑财务费用和折旧额，那么很显然，国有企业要比非国有企业要善于经营。假定1993年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或者权益与销售收入比值与非国有企业相同(因为二者的资产负债率相同，因此这两个假设是等同的)，这说明国有企业为相同销售收入所支付的财务费用和折旧额与非国有企业相同。为了更具可比性，我们进一步假定在两种类型的企业中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重是一样的(这一假定其实对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更有利)。在上述的假定下，1993年国有企业权益利润率为14.64%，略微超过了非国有企业的14.33%；而在利润和流转税之和与权益的比值这个指标上，国有企业为35.62%，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的26.81%。1997年，这两个结果更为明显，权益利润率分别为13.09%和7.89%，而利润和税收之和与权益的比值分别为32.95%和17.53%。(16) 可以通过同样的计算方式来比较1995年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1995年，国有企业的实际权益利润率为4.10%，而私营企业为24.58%(见表3)。将国有企业的权益进行调整，使之与私营企业拥有相同的权益与销售收入比，此时国有企业的权益收益率上升为7.72%；而利润和税收之和与调整权益的比值为33.36%，略低于私营企业的37.24%。如果进一步调整财务费用和折旧，那么调整后的1995年国有企业权益收益率为25.76%，与私营企业的24.58%相近，而二者的利润和税收之和与调整权益之比分别为51.34%和37.24%。(17) 在中国将近40个工业行业中，从各个可以获得数据的年份来看，即1993-1997年，以及1999年和200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收入平均比值要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0.1%的显著水平上)(见表5)，这说明国有企业的各行业资本密集程度要高于非国有企业。另外，企业的现有资产与销售收入的比值和净固定资产与销售收入的比值也有同样的结论。 数据表明，如果在某个行业国有企业的现有资产与销售收入比值高，则该行业中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很小，同时该国有企业在该行业的销售收入占该行业国有企业总销售收入的比重小(见表5)。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就是拥有一个高于平均的资产与销售收入的比值，从而主导该行业的方式来避免受到双重的盘剥，这也说明了国有企业的行为是市场导向的。 但是对于净固定资产与销售收入之比而言，国有企业的该比值越高，其市场份额越大；对非国有企业则恰好相反。因此，非国有企业一般都不投资于需要大规模固定资产的行业，而国有企业往往是这些行业的垄断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那些固定资产率要求较低的行业，国有企业的份额逐渐为非国有企业所侵吞。而国有企业主要是一些成熟的企业，继续作为支柱在资产密集型行业中生产，而在这些行业中，非国有企业不愿意或者是不能够进入，或者是被禁止进入。(18) 什么导致了国有企业更高的资本密集度？如果国有企业的更高的现有资产与销售收入的比值说明了相对更大规模的财务投资，那么这些资产很可能没有形成商业收入(这也解释了近年来负的“其他成本”)。如果这些金融资产的回报率低于生产行为的回报率，国有企业的总体权益收益率就会降低。可是实际情况是国有企业中与生产行为相关的资产的比重也相对更高一些。1997年，国有企业资产与销售收入的比值为20.61%，而非国有企业为16.37%；2000年，时两个比例分别为19.27%和15.50%。(19)如果企业的融资是通过银行贷款，那么净账户值很高说明企业需承担更高的财务费用会因此减小利润。国有企业的融资来源一般是国有的商业机构，往往受损于这些企业非常差的支付信用。同样的，在国有企业中，与销售收入相对应的存货也要比非国有企业大。(20) 如果销售收入对应了大量的固定资产说明了超额的固定资产比较流行，进而说明低水平的资产利用能力(也许是因为早期生产计划不当)，现在对固定资产的限制可能过于苛刻了。(21)另一方面，管理层可能更有动力积攒固定资产而不是创造利润，大量的固定资产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折旧资产的比例，从而反映了应该考虑和排除的历史负担。第三方面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国有企业相当比例的固定资产是非生产性的。1985年，国有单位总固定资产投资中有34.57%是非生产性的，而同期集体企业为24.72%；1992年(可以获得该数据的最后一年)，这个比例分别为30.06%和16.16%。(22)其中非生产性投资一般都是投资于房产。换言之，部分国有企业的固定投资是以员工福利的方式存在的，而员工无须支付市场价格就可以获得这些住房的所有权。如果这些资产可以以市场价格出售，并且补偿相应的价值，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可以立即上升。 国有企业中资本密集度较高主要是政策因素造成的，上文中对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所做出的调整可以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做出更为公平的比较。一旦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根据资产密集度来进行调整，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就比非国有企业要好。同样的，由于历史原因，非国有企业无法进入有高固定资产要求的行业，而由于政府对工业结构的决策，以及国有企业价格优先而非盈利能力导向的生产决策的共同作用下，国有企业选择了在这些行业中进行生产。(23) 五、对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解释 从会计角度来看，利润是销售收入与各种成本之差(见表7)。国有企业这些年利润的变化情况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缓慢下降，20世纪80年代末期迅速下降；90年代早期略有恢复，在1995年和1996年又开始下降。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模式是和所有的盈利能力指标相一致的，同时对非国有企业也是一样(见表1和表2)。损益表中其他相关数据可以比较详细地解释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原因(见表8)。因为非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变化趋势与国有企业相似，而且非国有企业的数据比较难以获得，因此下文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表8中同样列出了非国有企业所有可以获得的数据。
注：对工业非国有企业而言，下列这些科目可以找到1991年以前的数据：折旧(1979-1990年)：4.36，4.15，4.07，4.32，4.08，3.64，3.07，3.56，3.30，3.07，3.29，3.64；真实销售收入增长(1980-1990年)：20.01，15.60，5.99，18.61，25.83，25.92，10.58，18.95，20.16，-3.68，2.53；周转率(1986-1990年)：2.84，3.07，3.38，2.97，2.65。 资料来源：(工业非国有企业=工业总量-工业国有企业)销售收入、销售成本和销售利润：《改革开放》(1996年)，第146页；《中国统计年鉴》，1987年，第317页；1992年，第411页；1993年，第417页；1994年，第381页；1995年，第391页；1996年，第417页；1997年，第427页；1998年，第447页；1999年，第435页；2000，第417页；2001年，第413页。真实销售增长率是通过销售收入(扣除税收影响)除以出厂前价格指数来计算的。 销售税收(两种计算方法，一是用利税总额减去利润值，二是求出营业税金及附加与增值税之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8年，第51页；《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第381页；1995年，第391页；1996年，第417页；1997年，第427页；1998年，第451、461页；1999年，第435页；2000年，第417页；2001年，第413页。 销售费用是扣除税收后的销售收入减去销售成本和销售利润的差，1995年的销售费用可以从《工业审查》，1995年，卷1，第51页中获得，与上述计算方法完全吻合。 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第86页；1995年，第86页；《工业审查》，1995年，卷1，第51页；《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第106页；1998年，第112页；1999年，第108页；2000年，第113页；2001年，第124页。除了1995年外，数据都是第二年三月所公布的原始数据。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的修正数据并没有公布。括号内的财务数据是通过国有银行借贷给国有企业的总运营资金(《中国金融统计》，1997年)与六个月运营资金贷款的年均利率(见各年份的《中国金融统计》)的乘积进行计算获得的。 其他成本是通过100%减去销售成本、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和利润后获得。 利润：《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8年，第51页；《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第461页；1999年，第435页；2000年，第417页；2001年，第413页。 亏损企业补贴：《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第257页；2001，第247页。 工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8年，第20页；《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第126、148页。 折旧：《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7年，第21页；《中国统计年鉴》，1987年，第310页；1988年，第373页；1989年，第320页；1990年，第421页；1991年，第401页；1992年，第413页。折旧的数据只能够找到1985年到1991年的。对其他年份的工业国有企业的数据，是通过用0.0615(0.0662)与固定资产的价值的乘积估算出来的，其中0.0615(0.0662)是1985-1991年的年末净固定资产折旧额的平均值，该范围大概为0.0597～0.0623(0.0649～0.0674)。而1998年以后年末净固定资产的数据就没有办法获得，我们使用年均净固定资产来代替。 净固定资产：《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8年，第51页；《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第461页；1999年，第433页；2000年，第421页；2001年，第411页(1998年以后，数据是年均值而非年末值)。 存货价值是通过总产出价值(《改革开放》，1996年，第146页；《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第376页；1988年，第318页；1989年，第275页；1990年，第419页；1991年，第399页；1992年，第415页；1993年，第421页；1994年，第388页；1995年，第392页；1996年，第418页；1997年，第428页；1998年，第448页；1999年，第432页；2000年，第414页；2001年，第410页)与销售收入的差额来表示的，但是1994年的存货无法计算，因为该年度总产出包含了未知具体数额的增值税，而销售收入是扣除了增值税的净值。 养老金(包括养老金和其他相关要支付给退休员工的费用)：数据是通过所有向社会保险和福利基金支付的单位来进行计算的，包括所有国家所有制单位(《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第763页)为现有和退休员工支付的金额，国家所有制单位(《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第797页；1999年，第765页，1979年、1981-1984年的数据缺失)为已经退休的员工的支付额，以及所有工业国家所有制单位(《中国统计年鉴》，1987年，第690页；1988年，第204页；1989年，第151页；1990年，第815页；1991年，第788页；1992年，第806页；1993年，第815页；1994年，第662页；1995年，第686页；1996年，第734页；1997年，第747页；1998年，第796页；1986年以前的数据缺失)为现有员工的支付额。工业国有企业所支付的养老金(即为退休职工所支付的社会保险和其他福利)是通过工业国有企业为现有职工支付的社会保险和福利资金占该项资金的比重来进行计算的，1986年前的数据是通过1986年的比例来推算的。 1992年以前的周转率通过销售收入(扣除税收的净值)除以年均固定运营资本获得(国有企业：《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第427页；1993年，第430页；非国有企业：《中国统计年鉴》，1987年，第310页；1988年，第373页；1989年，第320页；1990年，第421页；1991年，第401页；1992年，第413页)，1993年后，则是通过除以年末现有资产获得的(《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第379页；1995年，第389页；1996年，第415页；1997年，第425页；1998年，第445页；1999年，第433页；2000年，第415页；2001，第411页)。 (一)20世纪80年代的国有企业 在1993年之前，利润表现为销售收入与销售成本及其他成本之差。国有企业中销售成本占销售收入的比值在80年代中期开始上升，并从1988年的88.07%激增为1990年的98.37%，利润也随之下降(见表8)。因此对80年代末期销售成本的急剧增加的解释也可以解释同期利润水平下降的原因。 1989-1990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有一个严重的倒退(见图1)，由于1988年高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开始对投资行政管制，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的真实销售收入于1989下降了5.25%，1990年几乎没有变化。虽然销售收入胶着或者下降，生产成本却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就导致了销售成本和销售收入的比值上升。当时的会计核算体系要求销售成本只包括实际售出的产品的成本，因此销售成本与销售收入的比值的上升实际说明了单位生产成本的上升。
图1 经济周期 资料来源：真实经济增长率：《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第51页。现价投资情况：《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第168页；2001年，第157页；1991年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第269页；1994年，第243页；1996年，第272页；1998年，第318页；2000年，第306页；2001年，第298页。经济总投资和名义GDP：《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第49、62页。 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原材料投入、劳动力支出和折旧一直都是销售成本的各个部分(见表7)。80年代中后期，原材料投入的成本远比产成品销售价格上升快，原材料、能源和动力的购买价格指数的年增长率要比工业产品出厂前的价格指数的年增长率要高出若干百分点(见图2)。(24)由于80年代工业产品的大部分价格都是由国家制定，原材料和产成品的价格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价格政策的结果。(图3反映了在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价两种情形下，零售份额和产品以市场价格销售的市场份额的比较。)
图2 价格指数和利息率 注：GDP通缩的时间变化模式，以及零售价格指数，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只能找到1991年前的数据)等的变化趋势与工业产品出厂前的价格指数的变化模式完全一致。 资料来源：工业产品出厂前的价格指数：《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第297页；《中国市场统计年鉴》，1995年，第588页。原材料、能源和电力购买指数：《中国物价年鉴》，1992年，第538；《中国市场统计年鉴》，1996年，第587页；《中国物价年鉴》，1996年，第331页；1997年，第423页；1998年，第357页；2000年，第368页。六个月的运营资金贷款的年均利率见表1的附注。 劳动力的薪资和折旧并不是销售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表8说明工资和折旧费用仅仅有少量的上升。国有企业有很强的动力都会减小工资、折旧以及其他各种行政费用。国有企业存货的精确数据是缺失的，表8中列出的是随着时间变化的一个推测值，显示出了很明显的上升趋势；图1中整个宏观经济的数据也说明了同样的变化趋势。(25)
图3 工业行业的竞争 资料来源：工业国有企业市场份额是有独立会计核算体系的工业国有企业的销售总额与有独立会计核算体系的乡镇一级以上的工业企业的销售总额的比例(1998年后，分母是所有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有独立会计核算体系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销售额之和)，数据来源见表8。以市场价格销售的零售销售比重和产成品销售比重：《中国物价年鉴》，1991年，第466页；1999年，第574～577页；2000年，第495～497页。 虽然存货的变化并不直接影响当期的销售成本，但是如果这些存货需要通过借款来生产，而且如果这些新债务的融资成本更加高昂，那么它们将影响当期的财务费用。计算1992年前的周转率，即销售收入(扣除销售税收)与定额流动资金的比值的结果表明，相比1988年，1990年的生产需要的定额流动资金要多1/4。我们只能够获得政府规定的定额流动资金的数据，超额流动资金的需求可能增长得更快。 直到1992年，国有企业为运营资本贷款(长期贷款)所支付的财务费用直接作为销售成本的一部分，无法获得独立的数据。我们通过六个月的贷款利率与总运营资本贷款(超过一年期的贷款)的乘积来推算这些财务费用，这个方式所计算的结果与1993年官方所公布的财务费用数据基本吻合。计算的结果表明，1989-1990年，国有企业的财务费用是增加的(参见表8中财务费用一栏中括号里的数据)。(26) 1989-1990年，高额的负项“其他成本”表明了净非主营收入和投资回报率是正的，非主营收入包括补贴，而实际上政府对亏损企业的补贴已经达到了1989年国有企业销售收入的5.95%(见表7)。(27) 总的来说，1988-1990年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大幅下降主要是受到严格的行政管制导致经济衰退的影响。盈利能力的下降是因为相对销售收入，销售成本有所上升；这一上升主要是由于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幅度大于产成品价格的上升幅度，以及国有企业为了支持它们的存货投资而不得不多承担的财务费用。将生产成本转移到存货的方式减小了利润的下降幅度，但是却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在1988年之前的利润与销售收入之比的逐步下降迄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而80年代早期的经济背景和原因更是无迹可循；上升的原材料价格、工资水平和财务费用逐步侵占了1998年之前国有企业所创造的利润。 (二)90年代的国有企业 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损益情况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即(1)1990-1992年；(2)1993-1997年，其中在1993年国家对损益账户的项目做了调整；(3)1998年之后，1998年出现了企业的调整。首先，销售成本占销售收入的比值从1990年的98.37%下降到1992年的90.33%，这使得利润水平恢复到1988年前的8%左右，但是利润水平仍然是非常低的。实际上，在一些公开统计刊物上所列载的“其他成本”的值从1990年的-2.03%上升到1992年的6.17%。为什么利润水平在1989-1990年的经济倒退后没有回到1988年的水平，即增加8%～10%？ 1990年和1991年的社会主旋律是节省和调整，经济增长低于80年代的水平。国有企业的存货持续增加，原材料的价格增长幅度依旧快于产成品出厂价格指数，只有工资水平和财务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小幅下降了。 政府出台了若干措施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主要是弥补企业的潜在亏损。国有企业的问题多种多样，包括无法出售的存货、应该从存货中清除的无法售出的存货、早些年计入其他账户未能够在利润亏损账户中显示出的亏损额，以及超过现有销售价格的存货的重新估值，等等。1992年，所有潜在的亏损都进入了成本账户，而1992年之前的潜在亏损在之后3年中逐渐弥补(从1993年开始)。现有资产的重新估值，如存货的重新估价的成本属于非主营费用，这些都计入了“其他成本”账户，这就是导致了1992年该账户非常高的现象。(28) 1993年6月1日新颁布了一整套会计准则，开启了1993-1997年时期会计体系的重大调整。这一会计准则创造了一些新的成本目录，如“销售费用”、(净)“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等。(29)销售费用原来是整个属于销售成本，而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是相对每个商品的概念，因此只有当商品被售出时才计入销售成本中(表9列出了会计改革的详细情况)。自从1993年以来，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从销售收入中分解出来，即不再计算入存货中。会计方法、税收体系和折旧法则也发生了许多改变，表9中详细地进行了陈述。这些变化或者通过增加成本(如提高了折旧率)或者通过将原来的利润项转换成为成本项(如向为固定资产所支付的利息当成是成本)等方式，减小了利润与销售收入的比例。虽然这些方式是在1993-1994年间使用的，但是它们的效果影响了接下来几年的企业盈利能力情况，同时其他项目的实施效果没有在当期立即显现。(30)
随着新的损益账户的引入和使用，销售成本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从1992年的90.33%下降到了1993年的83.48%，并在整个90年代中期基本保持稳定。由于养老金等支出现在都归属于管理费用，因此在1993年“其他成本”也有相似的下降。从1993年到1995年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都有了快速的增长，总增幅达到了7%，之后又开始逐渐下降。1992年，利润为销售收入的3.50%，比例非常低，而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的上升(虽然在1993年销售成本和其他成本有小幅下降)使得到1997年时利润仅为销售收入的1.58%。是什么因素导致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始终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在1989-1990年，的经济倒退期，国有企业每年都积攒了相当于销售收入8%左右的存货，1991年和1992年的存货进一步增加。产成品状态的存货有相应的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而根据1993年的新会计条例，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必须在它们发生的当期进入损益账户，这些费用在出货的时候应该弥补。1992年以前年份的调整是进入1993年后的3年账户中；1993年，这些无法如1992年一样准确计算的调整的影响还是很不明显的。管理费用从1993年开始增长，并在1995年保持这个新的高的水平，在1996年和1997年两年又开始缓慢下降。(32) 在90年代中期开始增长的利率水平使得财务费用一直都很高。自从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以来，房地产投资陡然上升(见图1)，同时原材料价格的增长再次快于产成品出厂价指数的增长速度(见图2)。1993-1995年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两位数的水平，同时六个月运营资本贷款利率达到了10%，并与通胀率一样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33)银行贷款增长势头强劲，提供了大量的信贷贷款，最终导致了一个与生产严重关联的债务三角，而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借入更多的贷款。(34)销售收入(扣除各种销售税收)与年末资产之比在1993年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其中由于数据的可得性使得1992年和1993年只能使用资产的估计值)，从1993年到1997年，该比值下降了1/5，说明了资产的不断增加。由于现有资产主要是通过借贷的方式融资，这也导致了企业的销售收入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财务费用。 国有企业的销售情况从来没有经历过大幅度增长。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真实销售收入保持了多年的稳定。(35)对国有企业无力提高产品价格、改变销售收入状况的解释是90年代中期的竞争加剧。正如图3所示，从1990年到1992年，所有的零售商品和产成品所占的比重已经翻番，达到了80%。价格自由化带来了价格竞争，同时也放松了一些行业的进入行政壁垒。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在1991年开始下降，1994年之前的下降速度非常快；之后的年份下降速度有所减缓，但是仍然保持这样的趋势。许多工业国有企业在1989-1990年间的经济衰退过程中受到了重创，进而一直无法在竞争中保持它们原本就非常低下的盈利能力水平。(36) 从1999年开始，工业国有企业似乎开始转危为安。虽然1998年国有企业的复苏并没有使得其盈利能力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在1999年和2000年却增长得比较明显。2000年，由于销售成本、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的下降，利润与销售收入之比从1998年的1.61%上升到了2000年的5.87%。销售成本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原材料价格指数与产成品出厂价价格指数之间的差距的消失(见图2)，财务费用的下降则主要是因为利息率的下降。从1998年到2000年，三年国有企业改革计划更多的是通过帮助盈利能力差的国有企业退出生产，以及促进企业提高技术水平来实现最终的目的。 直到90年代中期，学者们才开始形成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乐观态度。杰斐逊和罗斯基写道：“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持续的增长的结果。”(37)“诺顿也持有同样的乐观结论，“虽然中国的企业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已经出现了大量证据……变化的企业行为和改进的生产力已经体现在多个方面。”(38)在近些年来，这些观点已经逐渐减少，但是诺兰和诺兰、王则撰文说明大型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部分企业向国际企业的转型过程。(39) 这篇论文的结论支持了这些乐观的看法。虽然非国有企业的权益收益率高于国有企业，但是这之间的差距可以通过两个因素来解释。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大部分种类的流转税都对国有企业不公平，不仅如此，为了获得同样的销售收入，国有企业不得不使用两倍于非国有企业的资产。相对一定的销售收入而言，高资本密集度意味着要为同样的借贷和折旧支付两次成本，直接减少了利润水平，而这些利润却是两倍于非国有企业的权益的产出。 在改革期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都下降了。因为二者的盈利能力变化趋势相同，因此非国有企业也并没有根据外部的冲击做好调整。国有企业盈利能力长期下降的原因包括由于高利息水平导致的更高的财务费用、更高的(也更有弹性的)直接情况、更高的薪资水平和养老金额，以及会计核算体系的各种变化，等等。利润也一再地改变其定义和内涵，但是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而外部环境中加剧的竞争给了利润水平更大的压力。由于1989-1990年间的经济衰退期，以及潜在亏损的调整和弥补等政策，都加速了这个长期下降的变化趋势。 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长期下降趋势在1998年后出现了改善。1997年9月19日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中央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为工业国有企业改革制定了一个三年计划，主要提出了两个目标：大部分大中型国有企业采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帮助大部分亏损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数据表明，这些旨在提高盈利能力的措施是十分成功的。暂行的一些因素，如极低的现行借款利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并没有如国有企业一样有很大的改观，因此这些还不足以完全解释国有企业盈利能力1998年以来不断改善的现象。价格自由化和市场进出壁垒的取消加剧了竞争的程度，但是并没有给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带来更多的压力；而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也使得许多国有企业从中受益。随着破产法的推行，部分亏损企业的退出使得国有企业的总体表现进一步提高；另外，加入WTO后竞争程度还将进一步加剧。 首先，从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推断出私有化的结论，这个逻辑是十分可疑的。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歧视性流转税税率反映了历史因素和相关政府政策决策的考虑，并不能够说明国有企业组织结构不健全；如果消除这样歧视因素，两种类型企业的权益收益率就十分接近了。其次，如果国有企业更高的资本密集程度不是源于其组织结构的因素，那么在同样的假设下，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要高于非国有企业。再次，由于严重有偏选择，所有关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的比较都是有偏的。 私有化可能会帮助降低资本密集程度，但是私有化并非一个必要条件，最多是一个充分条件。同时，私有化更多的是一种赌博。中国的工业国有企业是在一个历史性的不断变化的制度和政治环境中生存，它们组成了中国工业部门的核心。在1995年，即可以获得有效数据的最后一年，中国在乡镇一级以上注册的私营企业(即年均收入为149万元的城镇大型私人企业)仅仅创造了所有乡镇级以上工业企业(拥有独立会计核算体系)的附加值总额的0.26%，而国有企业的比重是53.78%。(40)全盘的私有化意味着要创造一种新的完全私有控制的方式，但是在中国大型企业中还几乎没有出现过成功的先例。 ①Jefferson,G.H.,Rawski,T.G.,& Zheng,Y.,"Chinese Industrial Productivity:Trends,Measurement Issues,and Recent Development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no.23(1996),pp.146～180. ②Jefferson,G.H.,Rawski,T.G.,Wang,L.,& Zheng,Y.,"Ownership,Productivity Change,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Chinese Industry",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no.28(2000),pp.786～813.Laurenceson,J.,& Chai,J.C.H.,"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China's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no.9(2000),pp.21～39.Woo,Hai,Jin和Fan说明国有企业的TFP出现了零增长，但是乡镇企业的TFP增长情况非常惊人。(Woo,W.-T.,Hai,W.,Jin,Y.,& Fan,G.,"How Successful Has Chinese Enterprise Reform Been? Pitfalls in Opposite Biases and Focu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no.18(1994),pp.410～437.)Wu(1995)肯定了这一结论，指出在80年代末期，TFP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Wu,Y.,"Productivity Growth,Technological Progress,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 in China:A Three-sector Analysi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no.21(1995),pp.207～229.)Huang,Duncan(1997)和Huang,Woo Duncan(1999)的文章中列出了详细的TFP估计数据。(Huang,Y.,& Duncan,R.,"How Successful Were China's State Sector Reform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no.24(1997),pp.65～78.Huang,Y.,Woo,W.-T.,& Duncan,R.,"Understanding the Decline of the State Sector",MOCT-MOST,no.9(1999),pp.1～15.) ③Lardy,N.R.,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8,p.22. ④Sachs,J.D.,Interview with Harvard China Review,no.1(1998),pp.12～29. ⑤Lin Cai和Li主要研究了国有企业所经受的各种历史不公平待遇(Lin,J.Y.,Cai,F.,& Li,Z.,"Competition,Policy Burdens,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no.88(1998),pp.422～427.Lin,J.Y.,Cai,F.,& Li,Z.,"Fair Competition and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MOCT-MOST,no.9(1999),pp.61～74),而Huang和Duncan则发现了许多变量在解释盈利能力方面是十分重要的。(Huang,Y.,& Duncan,R.,"How Successful Were China's State Sector Reform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no.24(1997),pp.65～78.Huang,Y.,& Duncan,R.,"Which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ake Losses?",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conomics & Business,no.1(1997),pp.41～52.)政府智力和软预算约束等问题在很多文章中都有所论及，包括Qian,Steinfeld,Tam,Zhu和Lin等。(Qian,Y.,"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Agency Problems and Political Control",Economics of Transition ,no.4(1996),pp.427～447.Steinfeld,E.S.,Forging Reform i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Tam,O.K.,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Cheltenham,UK:Edward Elgar,1999.Zhu,T.,"China's Corporatization Drive:An Evaluation and Policy Implications",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no.17(1999),pp.530～539.Lin,J.Y.,Cai,F.,& Li,Z., "Competition,Policy Burdens,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no.88(1998),pp.422～427.Lin,J.Y.,Cai,F.,& Li,Z.,"Fair Competition and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MOCT-MOST,no.9(1999),pp.61～74.) ⑥在1978年，有独立会计核算体系的工业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国有企业的96.44%；1997年，为95.97%。在这20年里，该比率稳定在96%～97%之间(《改革开放》，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第435页，第454页；1997年，第413页)。1979年，有独立会计核算体系的工业国有企业的产值为全部有独立会计核算体系的工业企业总产值的81.88%；到1997年，该比例为40.76%。1979年，全部有独立会计核算体系的工业企业总产值为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的59.79%；而1997年略有上升，为60.10%(《改革开放》，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国家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第406页；1998年，第433、444页)。在文献中，由于缺失其他企业的详细数据，因此对有独立会计核算体系的工业企业的计算是有局限性的。Jefferson和Rawski，拉迪和Jefferson等都说明了这个问题.(Jefferson,G.H.,& Rawski,T.G.,"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no.8(1994),pp.47～70.Lardy,N.R.,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8,p.22.Jefferson,G.H.,Rawski,T.G.,Wang,L.,& Zheng,Y.,"Ownership,Productivity Change,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Chinese Industry",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no.28(2000),pp.786～813.). ⑦Holz和Lin的文章详细说明了1998年统计口径的变化。(Holz,C.A.,& Lin,Y.-M.,"The 1997～1998 Break in Industrial Statistics:Facts and Appraisal:Contribution to Symposium on China's Statistics",China Economic Review,no.12(2001),pp.303～316.)1997年工业国有企业的数量是74338家，而1998年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为64737家；1997年工业国有企业的平均产值为1235万元(1998年的调整值为1711万元)，总销售收入为3762万元(5185万元)，年均净固定资产为3295万元(4926万元)。1997年有独立会计核算体系的乡镇级别以上的工业企业为468506家，其中年产值为500万元以上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为165080家；1997年，工业企业的年均价值增值为423万元，而1998年为1177万元，总销售收入为1354万元(1998为3886万元)，年均净固定资产为849万元(1998为2674万元)。1998年通胀指数对中国所有经济行为的影响是 -5.29%(《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第432、435页；1999年，第55、57页，第432、435页。) ⑧城镇私营企业(个人所有的，雇员在7名以上的)(1997年以前)或在一定规模以下的(1998年以后)以及所有的个体户，并不属于本文所考察的非国有企业，因为它们太小，无法对国有企业的生产行为起到取代作用。 ⑨财务费用包括所有为企业所获得的资金支付的费用，包括净利息支出(即利息支出-利息收入)、净汇率损失、外汇调整费用、金融机构的手续费，以及其他在借款过程中出现的财务费用(财政部，1992年12月30日，第50条)。因为利息收入已经对利润做了贡献，因此一个总财务费用的指标更为合适，但是这个指标却无法获得。我们一般说的净财务费用与总财务费用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企业的银行贷款往往比企业在银行的存款高3倍左右(如《中国金融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第401页)，同时存款利息要远低于贷款的利息。统计机构有时公布的利息支付的数据要比净财务费用低5%～10%，这说明负债中的“其他费用”非常高。 ⑩1992年，总运营资本大概是固定运营资本额的两倍，几乎与净固定资产相当(《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第419、430页)，这些数据没有考虑长期投资、三角债、递延资产、其他长期资产和递延税务等。 (11)到1993年之前，销售收入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生产税；1994年以后，销售收入就扣除了这三项税收，但新加入了消费税。增值税作为单列科目独立核算。在1993年和1994年之间有一个统计口径的改变，除非销售收入将所有的销售相关税都扣除，否则将减少将近4个百分点。(Holz,C.G.,& Lin,Y.-M.,"Pitfalls of China's Industrial Statistics:Inconsistencies and Specification Problems",The China Review,no.1(2001),pp.29～71.) (12)亏损高度集中在小部分国有企业中，因此良好的破产程序将极大地提高国有企业的总盈利能力。(Holz,C.A.,& Lin,Y.-M.,"Pitfalls of China's Industrial Statistics：Inconsistencies and Specification Problems",The China Review,no.1(2001),pp.29～71.)由于历史原因，小的国有企业的盈利情况低于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它们中许多都是由地方政府所有，这些年开始逐渐的私有化或者破产倒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对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错误认识(但是小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数据无法获得)。在1997年(可以查得数据的最后一年)，小型国有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增值为国有企业增加值总额的15%。对国有企业破产和改革的详细分析参见Holz和Zhu。(Holz,C.A.,& Zhu,T.,"Assessment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in A.So(Ed.),Economic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M.E.Sharpe,2002,Forthcoming.) (13)但是无法判断，如果1998年国有企业的类别没有重新划定，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是否会急剧下降。可以推断1999年的比较结果，虽然这个结果非常有争议：从表1可以得出，“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的权益回报率是3.26%，而“国有企业”仅仅为1.98%(《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1年，第52页)。因此，1998年前所定义的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的确是会使得所有国有控股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 (14)高的市场份额并不等同于高的盈利能力。2000年，在10个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在60%以上(从平均水平来看，以经过税收调整后的销售收入来计算，国有企业在各行业的平均市场份额是49.63%)的工业行业中，只有两个行业的国有企业的权益收益率高于所有国有企业平均权益收益率(7.36%)(它们是石油冶炼行业的45.85%和烟草行业的13.54%)。 (15)1993年，国有企业平均销售收入是2607万元，而非国有企业为400万元；到2000年，两个数值分别为7675万元和3809万元，同时非国有企业只包括年均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详细数据可以参见Wang和Yang的著作(1997，pp.8，9f)(增值税率为13%的产品列表参见第21～27页；该列表非常长，范围也非常的宽泛，无法试图形成结论以说明这些产品是主要由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生产和制造的)。 (16)国有企业的数据主要来自有以下来源：如果国有企业的财务费用与折旧费用之和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与非国有企业相同，国有企业每单位销售收入的利润将按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财务费用和折旧费用占销售收入比重的差值增长。1993年，国有企业每单位销售收入的利润应该是5.44%=3.89%(原始利润)+(2.44-2.08)%(财务费用的差值)+(3.90-2.71%)(折旧费用的差值)。同样调整1997年的数值，则该年度的单位销售收入对应利润为6.03%(财务费用和折旧费用的具体值可以参见表8)。每单位销售利润与每单位权益利润是相关联的，具体关系是(利润/销售收入)×(销售收入/权益)=(利润/权益)。1993年国有企业单位权益的销售收入为1.9794，1997年为1.3231(《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第381页；《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第446页，因此1993年调整的权益利润为5.44%×1.9794=10.77%。在4.2中所提到的权益也是按照上述方法调整得出，因此国有企业的每单位权益的调整利润为10.77%×1.36=14.64%(其中1993年的乘数因子为1.36，而1997年为1.64)。从表1我们还可以计算出流转税的额度，即计算单位权益对应的利润与流转税之和与单位权益对应的利润两个比例的差值；其中的权益值仍然应该使用调整后的权益。工业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数据请参见表2。 (17)该计算过程与前面介绍的非国有企业的基本一致。在1995年，国有企业的权益与销售收入之比是非国有企业的1.88倍，而负债资产率大致相当(国有企业为0.6581，非国有企业为0.5861)。该计算基于官方的销售收入数据(未扣除相关税收)，而统计口径变化并不对此产生影响。如果该计算过程是基于扣除相关税收后的销售收入数据，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状况相对更高一些。数据来源于工业审查，1995年，第一卷，第46～53页。由于无法找到当时使用的折旧率，因此这里使用5%作为折旧率。 (18)与国有企业总资产相关的各个相关系数在显著性水平和年份上非常混乱，这主要是由于账面固定资产和净固定资产(相对销售收入)与市场份额或对国有企业总销售收入的贡献率的关系的变化模式完全不同所引起的。既然这些相关系数无法说明问题，因此在表5中未能列出。 (19)《中国统计摘要》，1998年，第112页；2001年，第24页。 (20)1997年，国有企业中原材料、半成品和产成品占未调整的销售收入的比重是27.37%，而非国有企业是22.51%；而产成品的比重则分别为10.19%和9.66%(《中国统计摘要》，1998年，第112页)。2000年，产成品存货的比重下降，分别为8.16%和8.25%(《中国统计摘要》，2001年，第124页，所有存货的数据缺失)。 (21)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产能利用方面的数据无法获得，因此无法得出结论说明国有企业在产能利用方面一直低于非国有企业。很显然，这两种类型的企业的产能利用一直都在进步。1989～1990年间，净固定资产与销售收入的比值都在上升，但90年代早期略有下滑，90年代中期开始又继续上升。 (22)参考《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第150、第200页。但是只能获得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而无法获得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分别的数据。全社会的相关比例要比国有企业的高，但是由于这包括了房地产投资和土地投资，因此还是无法比较。 (23)2000年，在37个工业行业中，国有企业的净固定资产与销售收入的比重和国有企业的权益收益率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同样与市场份额也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由于石油冶炼行业的高权益收益率，因此未考虑这个行业)。如果在资本密集的行业中，低的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与高的国有企业市场份额同时出现的原因不是政府政策，如产品定价制度等，那么国有企业之间激烈的竞争将降低价格，从而盈利能力进一步下降。非国有企业不会进入这些有产能剩余的行业，而国有企业则由于无法退出该行业，进而发现已经没有市场能够销售它们多生产出来的产品。 (24)投入品价格的快速增长是由于80年代中期投资的迅速扩张(图1)。虽然生产原材料、能源和电力的国有企业由于高的价格收益，但是这些超额利润的部分甚至全部都让国家(通过附加税)或银行拿走了。虽然产成品出厂前价格指数有小幅上扬，但是生产原材料、能源和电力的工业国有企业的总收益并不比工业国有企业的总亏损大。如果看官方公布的数据，投入价格和产出价格之间的差距还要大得多。80年代后期是价格双轨制时期，市场上同一产品同时有国家计划价格(低)和市场价格(高)两个价格。因为议价商品以国家计划价格卖给各个销售中介，然后以市场价格在市场上售出，因此官方公布的价格指数无法说明实际价格的变化情况。 (25)由于存货数据的缺失，工业国有企业的存货附加数据是通过工业总产出价值减去销售收入得来的。这个差额包括了半成品和留用品。 (26)实际支付的财务费用要比这些计算结果高很多。1988年出现了价格大幅上扬，三年期及三年以上的居民存款利率都加入了通货膨胀的因素(1988年9月10日到1991年12月1日)。借款利率没有加入通胀因素，因此要低于存款利率。银行不得不对贷款加收其他的费用，企业随之不得不寻找其他的融资渠道，从而借款利率也随之升高。 (27)1993年以前，非业务支出也包括了所有的养老金。这些费用在1989～1990年间缓慢上升，从而使得“其他”这个科目的值小于它的实际值。因而改变利润和成本科目的定义直接影响了利润的规模，80年代末期会计制度的一系列改革使得企业利润不断减少(见表9)，但是数据表明，这些影响并不显著。举例来说，1985年和1987年折旧方法发生了改变，增加了作为销售成本的折旧值，同时又减缓了利润下降的压力；但是折旧与销售收入的比值并没有随着这些变化而发生改变。固定资产是根据它们的购买价格而线性折旧，因此任何平均折旧率额提高会被工业产品出厂前价格的增加所冲抵(见表2)。每单位销售收入对应的折旧也是如此。 (28)国务院，1992年4月28日；财政部，1992年6月5日；财政部，1992年1月28日；国务院，1993年5月3日。 (29)销售费用包括交通费用、装载费用、处理费用、包装费用、保险费用、差旅费用、劳务费用、广告费用、生产损坏、进出口处理费用，以及给销售人员支付的工资和相应的福利费用等等。管理费用是所有在生产组织中支付给管理层面的费用，包括企业管理、工会、职工培训和教育、员工保险、失业保险、董事局、咨询、审计、法院、污水处理、指数、(小税种)税收、土地使用、土地损坏、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无形资产损失、办公室、后勤、应收账款损失及存货损失等等(财政部，1992年12月30日，第49、51条)。 (30)1993年以前，国有企业还面临折旧基金不足的问题。由于固定资产都是按照它们的原始价格进行折旧，因此由于同期物价飞涨，现有的折旧基金不足以支付企业必须更换的设备。1993年，政府要求国有企业对它们1991年以前购入的机器按照现行价格重新估价，从而提高它们的折旧基金，这就增加了1993年的成本(国务院，1993年5月3日)。由于折旧基金是销售成本的一部分，在表8中国有企业的折旧数据是通过净固定资产和一个固定的折旧率来推算的，从而避免了折旧基金的突然上升。 (31)Zhang,Z.,"Wo Guo Qiye Caikuai Zhidu De Gaige Yu Fazhan(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Financial and Accounting System)",Zhonggong Zhongyang Dangxiao Baogaoxuan,no.14(1999),pp 16～21. (32)管理费用保持了较高的水平，这是因为那些将总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的企业逐渐将工资的增长计入管理费用(财政部，1993年6月10日)，而不是和以前一样，用留存利润来支付这些增加额。另外，从1993年开始，养老金的支付也计入了管理费用，这使得从1993年到1997年管理费用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上升了一个百分点。 (33)从1993年7月11日到1997年5月，三年期以上居民存款的利率再次计入了通货膨胀的因素，从而高于贷款利率。企业无法保留这些真实利率很低的贷款，不得不寻找国有银行之外的高利率的贷款途径。 (34)1990年3月，中央政府开始了第一次清理三角债的工作(国务院，1990年3月26日)。在1991年和1992年，政府不断通过直接注入资金的方式来解决这些三角债问题，直到1993年中，朱镕基总理下令禁止银行将资金投入到投机和高利率的领域去。1993年2月的一份报告总结了在解决三角债过程中的行政努力(国务院，1993年2月9日)。工业国有企业的债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销售相关的税收甚至在企业销售货款进入企业账户之前就必须缴纳，这使得企业对贷款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一些企业通过拖延国家税款的方式来消极应对。未偿税款问题开始受到了多方的关注，但是随着三角债问题的突显又暂时搁置了。对银行系统解决三角债问题的努力可以参见《中国金融年鉴》，1992年，第31、52、80、457、503页。 (35)1994年，真实销售额下降了将近15%。对这个突然的下降至今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1993年新会计制度的引入和1994年的税务改革可以做出部分解释。 (36)1995年进口关税从36%下降到23%，1997年又进一步下降到17%，从而来自国际上的竞争也加剧了。(Chen,Q.,"Guanyu Guoyou Qiye gaige De Xingshi He Tujing(On the Shape and Future of SOE Reform)",Zhonggong Zhongyang Dangxiao Baogaoxuan,no.3(1998),p.8.) Jefferson和Rawski,Naughton,Rawski都解释了竞争加剧带来的盈利能力的下降。(Jefferson,G.H.,& Rawski,T.G.,"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no.8(1994),pp.47～70.Naughton,B.,"Implications of the State Monopoly over Industry and Its Relaxation",Modern China,no.18(1992),pp.14～41.Rawski,T.G.,"Progress without Privatization:The Reform of China's State Industries(Chap.2)",In V.Milor(Ed.),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ies:Privatization in Post-communist and Reforming Communist States,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4.) Fan和Woo，Huang和Duncan，Sachs和Woo却反对这种竞争假说，支出增加的劳动力支出才是盈利能力下降的原因。(Fan,G.,&Woo,W.-T.,"State Enterprise Reform as a Source of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The Case of China",Asian Economic Journal,no.10(1996),pp.207～224.Huang,Y.,&Duncan,R.,"Did Competition Drive Down the Profitability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MOCT-MOST,no.9(1999),pp.49～60.Sachs,J.D.,&Woo,W.-T.,"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NBER Working Paper,no.5935(1997).) Jefferson做了一个“劳动力过度消费”的理论分析。(Jefferson,G.H.,"China's State Enterprises:Public Goods,Externalities,and Coas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8,no.2(1998),pp.428～432.) Holz则对盈利能力下降做出了两个方面的解释，通过数据表明竞争和劳动力过度消费并不是互相排斥的。(Holz,C.A.,"The Impact of Competition and Labor Remuneration on Profitability in China's Industri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no.11(2002).) (37)Jefferson,G.H.,& Rawski,T.G.,"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no.8(1994),pp.47～70. (38)Naughton,B.,Growing out of the Plan:Chinese Economic Reform,1978～199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316. (39)Nolan,P.,"Large Firms and Industrial Reform in Former Planned Economies:The Case of China",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no.20(1996),pp.1～29.Nolan,P.,&Wang,X.,"Beyond Privatization: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China's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World Development,no.27(1999),pp.169～200. (40)《1995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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