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与变奏曲：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与营造周边环境相关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奏曲论文,相关性论文,主旋律论文,中国论文,周边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凡大国崛起必然提出自己的国际秩序观。随着国力稳步上升，中国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不仅彰显了中国文化“和为贵”独特亲和力，而且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因为它坚决摒弃其他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曾经实施的以及目前仍旧奉行的充斥着霸权暴力控制欲望的国际秩序观。一个国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首先始于周边国家，相反也会受到周边环境制约。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提出和平崛起的同时，对外交工作的排序进行一些适当调整：即2004年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与周边国家深化睦邻友好合作”放在靠前的位置。这反映中国把建立国际新秩序与营造周边环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参与区域秩序的建设，最终有利于建立国际新秩序。
一、中国遭遇的国际秩序与周边环境的历史回顾
中国历史悠久，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19世纪40年代遭遇前所未有的国际竞争压力后，处理对外关系的主旋律：即在国际秩序中谋求平等地位，维护自己的独立，捍卫自己的利益。
中国因地理格局自成一体，与外部世界交往长期未曾遇到具有高度文明的强大竞争者。经济文化上的先进性，培育出政治上的优越感，形成封闭的文明体系和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中国在东亚地区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与周边国家形成一种藩属与朝贡体系。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优越地位和“中国中心论”的观念，严重妨碍了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积极探索与主动学习，以至于对国际秩序变化一无所知，由此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与中国世界观完全相反，欧洲从中世纪以来，即是一个列国林立、相互竞争的多元世界，没有哪个国家长期居于中心优越地位。它们之间地理接近，宗教相同，经济文化差距不大，交往频繁，斗争延绵不断。及至18世纪已经形成了许多民族国家，就理论而言，这些国家都是独立主权国家，相互平等，疆域清晰，没有隶属关系，各国均有其法统。其国际秩序，依靠各国之间权力均衡。西方国家为了商业利益与殖民活动四处奔走，将全世界最终纳入由其建立的国际秩序只是迟早的事情。
英国于1792年派遣马嘎尔尼使团来华，由于清廷要求英国使团觐见皇帝时应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双方陷入礼仪之争，破坏了谈判气氛。马嘎尔尼向清廷提出谈判条件，其中既有割让舟山的侵略要求，也有改善贸易的正常要求。乾隆帝一律斥之为“非分干求”，拒绝进行谈判。（注：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此时中英在谈判中地位平等，英国并无远征中国的意图或可能，不可能将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中国。如果不是礼仪之争，外交谈判继续进行，可以增进了解，改善双方贸易，建立起正常关系，这对中国有利无害。只是清廷缺少近代国际交往经验，也无扩大贸易需求，关闭了谈判大门。马嘎尔尼空手而返。英国于1816年再次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它带着与马嘎尔尼同样的要求，遇到了和马嘎尔尼同样的问题，这次干脆没有觐见嘉庆皇帝，再次失败。
19世纪初英国找到了平衡中英贸易逆差的武器——鸦片。通过鸦片贸易，英国从逆差转为顺差，中英贸易冲突导致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失败彻底暴露清政府软弱，于是西方列强蜂拥而至并居于强势地位。虽然由于中国人民抗争和列强在中国争夺，使得中国免于被彻底瓜分。但是，中国的处境极其不利。
从中国民众普遍感受而言，当时国际秩序是不利的。正如霍布斯鲍曼所说，“中国人认为，那些远道而来的洋人，不论对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中国人个人而言，或者是对中国作为国家整体来说，都没有半点好处。自19世纪中期以来，每一个力所能及的外国势力，中国都遭受过它们的攻击，曾经被它们击败，惨遭它们的瓜分，受到它们的剥削利用；因此中国人的这种感受，自然绝不是无的放矢。”（注：霍布斯鲍曼：《极端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9页。）
而且在中国人民看来，中国周边环境尤为不利，1989年邓小平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表达过这种看法。他说：从鸦片战争起，欺负中国的列强一共有十几个，从中国得利最大的有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另一个是沙俄。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所以要算历史账，日本欠中国的账是最多的。二战结束后，新中国建立，中国感受到的威胁从何而来？先是美国，后是苏联。（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295页。）
1500年以来中国最深刻教训在于：原本可以较早参与国际秩序建构，成为当时国际体系平等一员，但却因为自己文化优越感与封闭政策而失去这种机会，不仅无法借鉴西方文明成果促进自身发展，而且及至西方列强群雄并起，形成争夺势力范围的世界格局之时，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不再是国际秩序平等一员，而是一个被宰割对象。西方势力涌入不仅使中国所处的国际秩序变得不利，而相比之下，中国周边环境尤其变得不利。不仅欧美列强在中国争夺，而且更加惨烈的事实是：近邻国家日本反复地、大规模地、长期地加害中国。
很明显，这里连带因果关系是，西方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造就的国际秩序，急剧地改变了中国周边环境。中国周边环境恶化，只是当时国际秩序的一个环节。如果不是彻底改变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周边环境不会根本好转。世界现代化进程表明，后起国家的问题，不仅不同于先行国家，而且后起得越晚，面临的问题就很可能越发严重。后起国家的政策就更加缺乏独立性，国际环境对其决策集团的压力就更为直接而强硬。（注：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0页。）
二战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秩序与周边环境都有很大改善，除了自身努力之外，国际秩序变化是一个重要条件。
二、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与营造周边环境之间具有紧密的相关性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的发展问题(包括方式、速度、质量)不仅取决于国内条件，而且取决于外部条件，外部条件既与周边环境相关，更与国际秩序相关。
20世纪7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秩序与周边环境发生重大变化：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是中国参与国际政治秩序的一个重大标志。紧接着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同西欧国家改善了关系。在1970～1980年间，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75个。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定“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从此中国与世界迅速地产生强烈的互动效应，相互间影响与渗透不断加深，利益互惠与摩擦也成为常态。正是在这种互动之中，中国取得了快速发展。而这种发展必然会对现行国际秩序提出变革的要求。
现阶段，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与营造周边环境之间具有紧密的相关性，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建设与处理周边关系更多地交织在一起，并且会产生互动效应。其理由在于：
第一，国际秩序变化使得东亚地区的地位不断提升。自近代以来直到二战前，国际体系权力中心地带在欧洲。中国处在国际体系边缘地带，是列强争夺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二战后，国际体系权力中心地带转移到欧洲侧翼两边的美国和苏联，中国战略地位重要性提升。东亚地区日本经济实力迅速上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创造经济起飞奇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亚洲“五小虎”经济快速成长。冷战后伴随着全球化浪潮，东亚地区是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在国际体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虽然东亚地区不能同北美、欧盟平起平坐，但其重要性日益增加却是事实。中国参与国际秩序建设越来越多地同处理周边关系联系在一起。
第二，全球化浪潮使各国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冷战后全球化浪潮迅猛，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这种状况使各国之间形成一种更加紧密和复杂的联系。罗伯特·基欧汉指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权力赖以产生的资源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全球问题的解决无法由某一国家独立承担，而只能由多个国家共同完成。（注：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页。） 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间)原来那种台球碰撞式对抗关系逐渐削弱，更多的是大国间竞争与合作的良性互动。虽然国家间竞争有时非常激烈，但由于彼此间存在复杂的依存关系，它们不愿意或者不敢轻易将竞争关系推向武力对抗。例如冷战后东亚地区，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形成一种复杂的结构关系。东亚集中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区域组织(东盟)，随着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的发展，东亚地区的多边机制获得了最迅速的成长。
第三，国际规则成为各国经常考虑的一种因素。冷战后的突出现象是，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形成广阔而相对统一的市场，以至于有人声称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已成为惟一可行的选择。发达国家组成既得利益集团，凭借强大综合国力，主导并利用现行各种国际规则，保护并扩大既得利益。国际规则具有倾向性，更多地反映了制定者利益。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各类国际规则已经成为它们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的基本手段。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多的是适应接受参与这些规则。国际规则不论是世界性，还是区域性，抑或是行业部门性，各国在决策过程中都会给予认真考虑。例如国际规则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接受，无论是世界贸易这样国际性组织，还是欧盟与东盟这样地区性组织，所接纳的国家或地区越来越多。国际规则涉及范围越来越广，各国之间交往出现的纠纷越来越多是借助于双边或多边国际规则寻求解决，例如处理贸易争端、打击跨国犯罪、非法移民等。
三、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与营造周边环境的新变化
对于中国而言，建立国际新秩序与营造周边环境始终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在一个方面取得了进展，必然有利于另一个方面的改善。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与营造周边环境出现新的变化。
1.主旋律：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中国的长期追求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是中国长期的愿望与追求。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始于一战期间，当时成为英法俄协约国一方成员，随后参加国际联盟组织，这是中国第一次参与国际秩序的事务；二战期间中国是反法西斯同盟国一方成员，但是中国的利益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里首先是大国按实力原则分配权力与资源的国际秩序所致，其次是中国自身软弱与国际意识淡薄所致。
新中国建立后，维护自身利益与争取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意识大为增强，采取“一边倒”政策就是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尝试。即便是西方大国将新中国排除在国际秩序之外，但中国没有放弃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1953年底周恩来总理会见印度客人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不仅同中国发展双边关系的国家确认这一原则，而且许多国际会议和国际文件引用或重申这一原则。这是中国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一个伟大成果。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注：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第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起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第二，国际经济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共同管理；第三，世界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基础上；第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应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第五，国际社会应更多地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等。见裴坚章、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80页。） 1988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甘地时说，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2～283页。） 随后中国政府根据这一思想多次声明，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一起，为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而努力。1991年3月，中国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正式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作了进一步阐述，这一国际秩序观基本成熟。（注：“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在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见《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8页。） 2003年5月，胡锦涛访俄期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阐述了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五项主张。（注：胡锦涛提出有关国际新秩序的五项主张，即我们应该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我们应该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我们应该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我们应该促进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我们应该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http//www.xslx.com/htm/szrp/rdtw/2003-5-30-14029.htm。）
由上述可知，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无论追求的目标，还是实现目标的方式，都具有和平的参与的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特点，彰显了中国文化“和为贵”独特的亲和力。
首先，就追求的目标而言，是为中国发展创造较好的国际条件。1988年邓小平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这非常具有远见。如果不能顺畅地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中国要想发展起来根本不可能。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开发利用早已强手众多，而且现行规则也不利于中国这样的后来者，因此必须改变国际秩序中不利于中国发展的限制条件。中国不解决发展问题，不利于整个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稳定增长，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例如2002年中国以不到世界总产出4％的经济总量，带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6％。
其次，实现目标的方式，是主张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谋求发展是每一个国家的正当权利，关键在于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走侵略扩张道路，还是走商业竞争互利互惠道路；对现行国际秩序是采取和平合作参与的方式，还是采取对抗另搞一套的方式。中国不可能走德国、日本早期发展的老路，也不能走苏联那种与现行国际秩序搞对抗另起炉灶的老路，虽然它是超级大国，但它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即不能通过商业方式顺畅地从先进国家获得新知识、新科技、新生产力，最终成为落伍者；相反，中国坚决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承认现行国际秩序是历史上形成的，本身具有积极与消极两面性质，坚持以和平合作方式融入国际秩序，以负责任大国身份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与变革，重视国际机制的创立修改完善。例如中国展开全方位的多边外交，参与多变外交活动的领域，从政治与安全逐步扩大到经济、裁军与军控、人权、环境、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
2.变奏曲：从重视双边关系到积极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中国参与国际秩序建设，首先需要处理好周边关系。我国周边环境非常复杂：邻国众多；差异性大，情况复杂；周边大国林立；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有诸多战略利益，影响无处不在。
我国历史上(1894～1949年)周边环境恶劣，最直接的危害来自邻国。冷战时期，由于两极格局的制约，中国周边环境极其复杂。实际上中国是通过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诸如“一边倒”，来促进周边环境的稳定与逐渐好转，随着两极格局松动，多极化趋势出现，周边环境才有根本好转。
新中国建立后，虽然采取“一边倒”政策，但对周边国家坚持实行友好睦邻政策，20世纪50年代与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建立后，虽然力量很有限，但是却有效地控制了不利于我国的周边环境因素。中国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发生了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边界冲突。中国敢于迎战就是要告诉对手：靠战争不能解决问题，事关领土与安全中国一定要还手。这些为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创造了较好的周边环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得到很大发展。中国同朝鲜、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泰国、孟加拉、尼泊尔、巴基斯坦等邻国的传统友谊经历了时间考验，双边友好合作关系进入新阶段。中国同印尼恢复了中断23年的外交关系，同新加坡、文莱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同蒙古、越南、老挝由于历史原因一度关系不正常，后经过双方努力，实现关系正常化，合作关系不断深化，1991年中国同老挝正式签订边界协定。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关系有很大改善，经济交往日益加深，边界问题的磋商正在进行之中。1989年中国与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后，中国同独联体国家发展正常关系。中国、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五国签订了边界协定。中国与俄罗斯结成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4年10月中俄共同签署了关于边界问题的一揽子文件，最终完成以法律方式确定两国边界的工作，这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中国同韩国隔绝40余年，1992年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关系发展势头迅猛，经贸合作成就突出。中国同日本关系在80年代一直稳步发展，但是由于日本不能正确认识历史问题，近年来出现“经热政冷”局面。
虽然目前中国周边环境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是中国外交并没有停留在现有双边合作关系之上，而是根据形势发展需要，重视参与区域秩序建设，积极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
长期以来中国不是从区域的角度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而是从双边关系的层面上处理与相关国家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积极接受“区域”、“地区一体化”的理念，积极参与区域秩序的建设，尤其重视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国外交的新变化，是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的。
首先，冷战后时代，北美、欧洲并立和亚洲加速组合所反映出的地区一体化趋势，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是前所未有，这种趋势背后的真正动机是这些地区性力量在谋求巩固和扩大势力范围，营造一种有利于自身的区域秩序。如果说19世纪中期随着欧洲德国、意大利最终实现统一，欧美国家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开始了使用武力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那么冷战后时代，北美、欧洲和加速组合的亚洲以国家集团为单位通过竞争来巩固和扩大势力范围。区域成员国让渡一部分权力以获取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最大化。21世纪国际秩序的权力结构将建立在这三大区域力量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基础之上。中国积极参与区域秩序建设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
其次，虽然周边国家从中国发展得到更多的机会，但对中国发展心存疑虑。20世纪90年代，“中国威胁论”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亚洲国家里较为流行，它们有担心：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中国会破坏“一国两制”的承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邻国构成威胁；中国“走出去”战略对俄罗斯远东等地区构成威胁；中国向别国输出通货紧缩；中国对自己的领土——台湾构成威胁；中国对世界“稳定”构成威胁等。但是随着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中国在化解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东盟国家从中国得到更多机会；上海合作组织发挥作用；中印关系大幅度改善；尤其是中国积极推进“10+3”地区一体化进程(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2004年11月中国与东盟就“10+1”地区一体化问题签署多个协定，规定各方加快步伐力争在2010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届时中国与东盟将形成一个有18亿人口的统一市场。不仅有利于中国参与区域秩序建设，而且有利于建立国际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