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基因论的源起、内容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因论文,知识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斯教授在他一百岁诞辰之际接受采访时指出：“经济学有很多方面要多向生物学和医学学习——这两个学科从细胞层次(现在其实已经是基因层次)逐步上升到生物个体层次来研究人体的总体运转、不同器官之间相互协调方式，以及当某个地方出现问题需要修复时该怎样做。”
其实，将生物学的概念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早在19世纪中叶，斯宾塞就提出了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将起源、变异、演化、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等概念引入了社会学领域，开创了社会生物学的先河。美国心理学家James Baldwin指出，自然选择绝不只是一个生物学定律；作为一个定律，它同样适用于其它所有有关生命和心灵的科学[1]。
生物学广泛地与哲学、经济、文化、知识、心理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诸如知识进化论、演化经济学和技术进化等诸多思想理论，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知识的发展同生物的进化有惊人的相似[2]。古代科学差不多包含着后来全部科学思想的胚胎和种子[3]。因此，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解读知识的本质与发展，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必将给予我们极大的启示。
1 知识基因论的源起
1978年，英国进化生物学家Richard Dawkins首次提出了“思想模因(meme)”的观点。这被公认为是知识基因论的起源。接下来我们将对道金斯的“模因论(memetics)”做一个概括介绍，原因之一是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文献中，除了提到道金斯提出了“模因(meme)”这个已经广泛传播和运用的概念之外，并没有对他的“模因论”的相关描述；其二，Dawkins对“模因论”的论述对我们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与生物基因类似，文化基因便是在人类文化的原始营养汤中所创生出来的一个新的复制者，称其为“模因”。“正如同在基因库中繁衍的基因，借助精子或卵子，从一个身体跳到另一个身体以进行传播；模因库中的模因，其繁衍的方式是经由所谓模仿的过程而发生的，他将自己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4][5]。然而，正如同生物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受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的作用，模因在模因库中的生存同样要受到“自然选择”的作用。一个模因如果要存活下去，就必须比模因库中的其他模因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它们通常要像生物基因一样具有“长存性、生殖力和拷贝的忠实度”[4][5]。并且，模因在传播的过程中，会不断产生连续、渐进的变化，而且会产生许多的混合。基于此，“思想模因”(idea meme)的定义为：可以从某个人的头脑传到另一个人的头脑的事物。在高等生物中，存在着复杂的进化上稳定的基因组，类似地，模因也存在着互相结合而存在的现象。人类具有一个独特的特性即是“有预期的意识”，而自私的基因，包括模因，是不会预期的，他们是无意识的、盲目的复制者。
2 从模因到知识基因论
“思想模因”的提出在社会学等相关研究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众多的学者纷纷从“思想模因”的角度来分析人类文化的继承、发展与扩散及其对人类行为的影响。Bruce Edmonds认为，“模因论(memetics)”目前应用于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从历史学、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到生物学与计算机科学等严格预设性的理论……将进化论与基因结构的模型应用于文化信息传播的领域；Edmonds进一步指出了“模因论”的三个主要发展方向：令人信服的案例研究、模因理论模型的构建、模因过程的出现[6]。
事实上，在社会科学领域，对“思想模因”的进一步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用“模因论”解释社会文化领域的各种现象，包括信息观、思维传染观、文化进化观、模因符号观[7]等领域。
1996年，两本主流学术外的著作奠定了现代模因学的基础：Richard Brodie的“思维病毒：模因的新科学”和Aaron Lynch的“思想感染：信念在社会中是怎样传播的”，提出人类的思想是由模因构建的，正如计算机的程序，模因是人类“思维计算机”的程序，而“思维病毒(virus of mind)”就像是计算机中的病毒；1999年，Susan Blackmore发展了Brodie，Lynch的思想，并试图将其与主流的文化进化论观点进行比较和对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新的、引起巨大争议的、基于模因学的语言与人类自我意识的进化理论，用“模因”的观点来解释宗教、大脑、语言、利他、自我等现象，她紧紧扣住模仿的概念，认为任何一个信息，只要它能够通过广义上称为模仿的过程而被复制，它就可以称为“模因”。Distin认为表象性内容(representational content)才是文化的DNA，因为不管某个模因的表现型作用是大还是小，只要它的表象性内容能与周围环境相适应就能被保存下来。Distin对表象性内容的解释是：“它的简单意思就是，作为信息一个组成部分的表象，模因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内容……一个‘表象’只是我们人类大脑装备(神经)承载有关这个世界的某个信息的细片”[8]。Distin还指出：看待文化变化同样也应该从两个角度，一个是模因的角度，一个是人类个体的角度，而文化的整体进化却是一个自主过程，个人对此的控制力极为有限[8]。
另一方面，“思想模因”与知识进化论相结合，演化为知识基因理论。
1981年，印度学者S.K.Sen在“关于思想基因及其与情报科学关系的评价”一文中提出的将“思想基因”(idea meme)置换成“情报基因”(information gene)。他认为：Dawkins的假说同Popper的知识增长理论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他把生命形态的进化与情报增长等同看待，认为有机体通过群体的遗传基因，自然选择，复制精确度，变异来实现进化，而情报则通过情报基因遗传试错法检验，社会形态制约以及变异思想逐渐稳定实现增长。S.K.Sen主张先建立思想基因概念模型，建议从基本概念开始，按思想基因进化图谱重建分类体系；主张从文献中找到“思想基因”，按自然进化方式聚类，形成“思想基因串”(memetic string)，再编造成新型的概念索引；呼吁重视思想寿命，将科学计量建立在思想基因之上，提出建立“思想基因学”(memetics)。
在国内的研究中，李伯文先生最早明确地提出了“知识基因”概念：科学的知识基因就是科学概念。
由一个或多个“知识基因”有机联结在一起形成的公式、法则、定理、规律等称为“知识DNA”[9]；由一条或多条“知识DNA”及其运用范围、条件等有机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基本原理称作“知识细胞”，其中，“知识DNA”是细胞核，其运用范围与条件是细胞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DNA[9]。而学科的理论体系就是若干个“知识细胞”有机结合而成的知识网[9]。
科学知识的遗传方式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与自我学习来进行的；而科学知识的变异则是源于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互动，并遵循基因分离、重组、突变、细胞杂交、抽取公因素等规律以及自然选择的规律[9]。
刘植惠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知识基因”理论探索的论文，力图提出一套知识基因的理论体系。
(1)知识基因的涵义、结构、形态、特征及属性
从知识的遗传与变异的功能出发，刘先生将知识基因定义为知识继承与发展的最小功能单元，它具有稳定性、统摄性、遗传与变异性与定向控制知识走向的能力。知识基因的这些特性，不仅与其内部结构有关，而且还与其外在形态有联系。
知识基因作为进化功能单元是最小的，但作为结构单元可以分解成更小的单元。按照功能的不同，将知识基因可分为客体基因、关系基因、方法基因、范式基因和学科基因五大类。
(2)知识基因的遗传与变异的方式、途径、机制
知识DNA是知识遗传与变异的执行结构。知识基因通过有机结合形成一条定理、学说或理论等大分子，即知识DNA，从而实现其“稳定、遗传、变异与可控制知识走向”的功能。知识细胞是知识遗传与变异的基础结构，它由若干条知识DNA及其应用环境与条件有机组合而成。知识器官即知识学科，它以知识细胞作为基础构件，由相对独立的知识基因、知识DNA和知识细胞组成的网状结构。
(3)从知识基因遗传与变异的角度探索科学大厦的内部结构及其发展规律
从知识基因的观点出发，根据客观世界的进化时序与人类认知层次的原则，科学知识由低到高分为4个层次(自然知识领域、社会知识领域、人造自然知识领域和思维知识领域)13门学科，并将其作为母本基因，而将穿透力与移植力强，能够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横向运动的知识基因作为父本基因，包括物质、运动、能量、信息、空间、时间、关系、方法、范式，共同形成一个二维的科学繁衍发展的框架——知识繁衍表。
(4)知识的自然选择及其遗传与变异规律
知识主体通过实践活动、遵循科学发展的基本原理和发挥思维的逻辑与创造能力，对知识基因进行加工改造，形成知识变异体，知识变异体在人类社会中又受到实践的检验与自然选择的作用，优胜劣汰，最后受到广泛认可的知识变异体形成新的知识基因。在知识的遗传与变异过程中，遵循周期循环律、阶梯加速律、重心转移律、杂交优势律及客观适应律。
刘植惠之后我国对知识基因的研究主要是从知识基因理论出发解释知识进化问题，但对知识基因论本身发展的研究却几乎没有。
张四新认为在知识系统的进化过程中，文化基因的遗传性保证了文化遗传的相对稳定性，并用其解释未实际接触地区之间的文化趋同性；肖曙光和周勃将生物进化和知识创新进行了如下对比（见表1）：
陈搏等提出在一个组织中，新的知识基因的三个来源：一是组织员工通过各种途径的学习(脱产培训、在岗培训和自学等)获得；二是通过知识联盟向联盟伙伴学习获得；三是通过知识并购从并购目标的知识体系中获得[10]。尹丕安等认为知识的转移本质上是模因(meme)的传播。
3 为什么是知识基因？
当代社会，由于知识领域的延伸、知识颗粒的凝聚、知识版块的重组，新知识不断产生，新学科不断崛起。其发展与生物杂交、DNA重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不谋而合，为知识基因理论的广泛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对知识基因的研究也从此展开。
3.1 知识基因的类生物属性
知识基因与生物基因巨大的相似性引起了我们对其的研究。首先，它们自身都是复制因子，生物基因通过DNA和RNA的合成实现自身的复制，而知识基因的复制通过书刊流通、实物展示、教育培训、科普活动、自学摄取和家人传授等途径来实现[11]。在教育培训的知识遗传过程中，教师把知识基因传授给学生，起到了一种“转录酶”的作用。这种“酶”机制，或者称之为“中介”机制在知识与知识基因的传播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正是由于其复制性，知识基因与生物基因一样，在代际之间具有巨大的相似性，即继承性。众所周知，DNA与BNA的复制是严格的数字化的复制，具有很高的保真度；笔者认为，知识基因的复制，从本质上来说，是对指令信息或者说是逻辑关系的拷贝，也是具有相当高的保真度的；生物基因记录着此前生物进化的成果，而人类所有的“新知识”也都是有其来历的，都是在继承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再次，变异性。生物基因的变异主要通过基因突变和基因重组来实现，知识基因在其复制的过程中，由于有人脑的参与，则必然会与人脑中原有的知识基因发生相互作用，导致不同的个体对相同知识基因的理解会不尽相同，这实际上是人脑中原有的知识基因与被复制的知识基因发生了重组；另外，由于知识传播的速度远远快于生物体繁衍下一代的速度，知识基因的变异与进化的速度也必然远远大于生物进化的速度，亦因此出现了知识的爆炸式增长。
第四，都必须接受自然选择的作用。；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指出，自然选择绝不只是一个生物学定律；作为一个定律，它同样适用于其它所有有关生命和心灵的科学；生物进化与知识的进化之所以彼此类似，是因为它们都是演化的系统，而对于所有的演化系统而言，都存在着复制单元的盲目变异和对其中某些变异的选择性保持以及对另一些变异的选择性淘汰；波普尔(K.R.Popper)提出了关于科学理论永远不能证实，只能证伪的知识进化模式：
P[，1](问题1)——TT(猜测性理论)——EE(排除错误)——P[，2](问题2)
知识的发展就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和排除错误的过程中学习、提高……语言使得用以解释世界的神话得到创造和演变，书写语言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创造和演变[2]。知识是人脑的行为，而知识又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因此知识总是要不断地接受客观世界现实和人类实践的检验；客观世界是无限的，而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是有限的，但是知识是可以无限发展的，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穷尽真理，只能无限接近真理。
第五，它们都具有控制有机体发展走向的功能。生物基因通过核苷酸碱基对的编码控制蛋白质的合成，从而控制生物有机体的形成；而知识基因则会形成基因的表现型，我们称之为知识体；知识表现出来的直接参与适应社会环境并受社会选择作用的并不是知识的基因，而是知识的实际“性状”[12]；知识基因是关于原理性的、逻辑性的关系的知识，是不能直接应用于客观世界的；而决策、操作准则等可以直接改造世界的知识是在知识基因指导下形成的知识基因的表现型。
第六，以基因组合的形式存在。在高等生物中，存在着复杂的进化上稳定的基因组，各项功能形成体系，具有整体性，目标性，生物在同一特征下整体协和，例如相互合适的牙齿、爪、内脏和感觉器官都与肉食动物的基因库有关，而如果是食草动物，则会呈现另一种不同形态的特征；类似地，知识基因也存在着互相结合而存在的现象，知识基因由于结合成体系而具有更大的可生存性和稳定性，完备的思想体系，很难撼动，如“思想”和“主义”便是这样的知识基因。
3.2 知识基因超越生物基因的属性
首先，知识系统是开放的，与外界的交流一直存在……知识包括两方面内容：知识因子与知识关联[13]。知识基因与生物基因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存在于生物体内的基因是无法改变的，或者说发生突变的几率非常小，只有在繁殖下一代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发生变异和重组，而一旦进入下一代的体内，生物基因又以非常稳定的形式存在，在其生命周期内无法改变；而知识基因则不然，知识基因不断地与人类的大脑、社会环境相互影响，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修正；知识基因指导知识体的形成，从而指导人类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行为，而行为的结果反过来又可以促使知识基因发生改变，如图1所示，构成一个不断循环螺旋上升的知识基因的发展模式。而生物基因的影响和作用则完全是单向的，后天获得的特性是不能遗传的。因此，知识增长与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生物进化的速度，而知识的多样性较之生物物种多样性也必定更为丰富。
第二，自然界生物基因的重组只能出现在同种族的生物种群之间(细菌和病毒例外)，而知识基因重组与交叉的范围要广阔得多，美国科学促进委员会的执行主席Alan Leshner甚至断言：以学科为基础的科学已经死亡，目前大多数的重大进展都涉及多个学科[14]。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更类似于细菌、病毒等低等生物，处在其进化系统的较初级阶段。例如细菌身上的“NDM-1”实际上是由于人类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尤其是不合理的使用，使许多细菌在抗菌药物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逐渐进化，改变一下自己体内的基因，产生对这些抗菌药物的抗药性，继续在这种恶劣的抗菌环境下生存；而在这些细菌的遗传基因中，有一种像“活动硬盘”一样的基因单位被称为“整合子”，它可以从其他细菌身上“拷贝”一些像“木马病毒”一样的耐药基因，“整合”到自己的基因中去，使自己获得了“破解”抗菌药物活性的“密码”，产生抗药性；它不仅可以把这种耐药的“木马病毒”基因传给下一代，甚至可以传给周围同种或不同种的细菌，使它们都获得抵抗药物的能力。细菌身上的“NDM-1”就是这样形成的。尽管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研究表明知识之间互相交叉、重组到底需要哪些条件，遵循哪些规律，但是我们相信，知识基因之间的重组与交叉要比细菌、病毒更加的密切和频繁。
图1 知识基因的作用反馈机制
第三，在道金斯看来，自私的基因，包括模因，是不会预期的，它们是无意识的、盲目的复制者，在自然的选择之下，它们会自动倾向ESS(进化稳定策略)。但是，笔者认为知识是人脑的产物，而人类具有一个独特的特性是“有预期的意识”，因此，知识基因的进化则是人类有意识而为之的产物，人脑可以使知识的发展更加趋利，因此，知识的发展进化的速度和方式、变异的能力能远远超越自然，然而知识基因的进化特征又有许多不可控的因素，人类的认知水平并无法准确预见与把握知识基因的进化路径与走向，一不小心错误的知识也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如何操控“知识生物”向有利的方向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要任务。
3.3 知识基因论与模因论
模因论(memetics)的观点认为模因的传播与繁衍方式是经由“模仿”的过程而发生的，同时受到“自然选择”的作用，然而根据其对模因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模因论将文化、概念等看作是一个整体传播复制的病毒，仍然以黑箱化的方式处理知识，因而无法对知识的复杂性进行进一步的解读；自私的模因更是将模因的传播归因于模因的“自私性”，这也无助于我们有效地控制和引导知识的发展。通过对知识基因属性的探究，笔者认为，人们能够模仿的只是现象，真正的知识基因是无法通过表面的模仿来实现的。真正的知识的学习，则必须追踪它的知识基因，如一个新的大楼的设计，可能采用了新的设计理念、新材料、或是新的美学观点，如果不了解其知识基因，盲目的移植一个设计，即使使用完全相同的设计图纸建造出来的大楼也很有可能由于地质结构、气候不同或由于忽视关键的控制点、恶化设计中的薄弱点而造成致命的缺陷。
模因与知识基因的传播可以认为是由于大脑结构的相似和知识背景的相似这样两个原因。首先由于不同人种的大脑思维结构完全相似，所以可以互相理解，互相交流。人和狗可以交流一些浅显的指令，但人和狗不能交流思想。不同语言的人可以最终互相理解对方的语言，没有听力的人之间可以通过手势进行交流思想，但是人和狗相处了几千年，但始终没有出现一个人狗交流翻译工具。这说明人们之间思维结构的相同(至少相似)是模因与知识基因能够在人们之间传播的前提。模因与知识基因能够成功传播的另一个原因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知识和文化背景相似。给一个文盲传播量子力学知识是不可能的。给小学生传播高深的知识也是不可能的。知识是有机的，因而知识的传播与发展都是不可跳跃的。
4 知识基因论的研究前景
知识基因论作为指导知识发展的理论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广泛的研究前景。第一，知识基因发展、传播、进化的条件、途径和机制研究；第二，知识基因影响知识体，作用于客观世界与人类实践的机制研究；第三，知识基因的重组、交叉的规律与促进机制研究；第四，作为人脑的产物，知识基因与大脑的思维功能与作用方式的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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