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江”词源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源论文,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39;K928.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5)01-0072-10
本文是对汉语“江”词源的研究（注：本文全名为CHINESE ETYMA FOR RIVER，原载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Volume 26,Number 1,January 1998，此处系节译，部分内容有删改，并获原载刊物及作者授权。）。众所周知，在中国，河流名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固定的模式：河流在南方称作“江”，如长江、湘江、沅江、赣江、闽江、珠江、怒江，等等（注：这是基本情况，当然也有例外，如：北方有黑龙江和松花江，南方有红水河，但这些名称都是在相当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为什么河流在南方叫做“江”呢？什么是“江”的词源？根据梅祖麟(Norman-Mei)的观点，“江”并非汉语本身固有的基本词，而是外来词，借自南亚语。但笔者根据语言学、民族学、历史文献以及地理学等方面的材料，证明“江”是汉语本身固有的基本词，同时，还将提出区别外来借词和固有基本词的一些原则。
（一）梅祖麟关于“江”的词源假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梅祖麟声称：汉语中的“江”是一个外来词[1]。他的假设有两个理由：一是南亚语系孟—高棉语中指代河流的形式与上古汉语中“江”的形式相似；二是“江”在汉语中发展得很晚，并且它的使用局限于一定地区，并引用了孟—高棉语中的一些资料作为其假设的第一个理由的论据，如表1所示：
表1 孟—高棉语中各种河流语音形式
语言
河流语音形式
Vietnamese（越南语）
song
Sedan（塞当语）krong
Bahnar（巴拿语）krong
Katu（卡多语） karung
Bru（布鲁语） klong
Gar（噶尔语） rong
Koho（科霍语） rong
Laven（拉斐语）
dakhom
Biat（比特语） n'hong
Hre（荷人语） khroang
Old Mon（古孟语）
krung
根据雅洪托夫(Yakhontov)[2]、普雷布郎克(Pulleyblank)[3]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上古汉语中的二等字有一个介音，如：-r-或-l-。由于“江”是一个二等字，李方桂构拟它的语音形式为krung[4]。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一些南亚语言中，表河流语词的语音形式与汉语中的krung相似。在这里再补充另一个例子：在佤语中，表河流语词的语音形式是klong，与krung也很相似[5](p.65,pp.244-245)[6](p.25,165)。我们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是由于地理位置相邻而产生的结果，还是受到词汇类型学的影响，抑或是词语外借过程中形成的结果？假如属于第三种情况，那谁是借出者？谁是借入者？且这种语言交流是怎样发生的？梅祖麟认为，“江(jiang)”借自于南亚语，他提出的第一个论点是，语词在外借过程中，借出方中的普通名词会发展成为借入方的专有名词。如美语中的mississippi（密西西比）和wisconsin（威斯康星）都借自阿尔冈金语(Algonquin)，在阿尔冈金语中，这两个词都是普通名词，分别指大河和大湖，一经借入美语，便成为了专有名词。由于“江(jiang)”在上古汉语中是一个专有名词，而在孟—高棉语(Mon-Khmer)中是一个普通名词，梅祖麟因此认为，汉语中的“江(jiang)”是从孟—高棉语中借入的外来词。
上述论点可以从两方面提出疑问：第一，在分析“江(jiang)”的意义时，梅是用现代南亚语与存在于几千年以前的上古汉语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不够严密，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几千年以前孟—高棉语中的“jiang”是一个普通名词还是专有名词。在没有进一步作详尽的阐述以前，梅祖麟就排除了孟—高棉语中的“jiang”有可能借自于汉语的可能性，从逻辑上来说，这也是不恰当的。应该注意的是，正是在进入上古时代后期不久，汉语中的“江(jiang)”开始从专有名词转变为普通名词；且在上古后期或中古时期以前，它已经作为一个普通名词而被频繁地使用了。如《庄子·外篇·山木》“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奈何”（约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及《晋书·王导传》的“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约成书于644-646年间）中，“江”即不可能被认作是专有名词。在历史文献中也没有找到“江”是借自于南亚语的外来词的例证。我们既找不到5世纪以前的任何能证明这个论点的碑记材料，又无法用现成的书面文献来证明这个论点，因此，“‘江’是借自于南亚语的外来词”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第二，梅祖麟关于外来词产生过程的描写本身就充满矛盾。普通名词转化为专有名词的现象在词语外借过程中确实存在，例如mississippi（密西西比），但是这种现象的存在并不能自然地排除语词采取相反方式变化的可能性。事实上，在语词外借过程中有很多例证表明专有名词转化成为普通名词。如Buddha（浮图）在梵文里专门用作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的尊称，但是当它被借入汉语时就演变成为一个可以指任何一个和尚的名词，王安石《游褒禅山记》就有“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浮图也可以指佛塔，如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就有“抽矢射佛寺浮图”。因此，外来词的演变过程非常复杂，无法通过一些简单的原则去归纳概括。
梅祖麟阐明支撑他们的假设的第二个理由是“江”发展得很晚，并且它的使用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他们的观点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江”并没有在甲骨文中出现，且在金文中只出现过一次，《诗经》中也仅在五首诗中出现过九次。假如我们仔细地观察分析，会发现这些论点其实充满矛盾。“江”没有出现在甲骨文中是事实，但这就一定意味着它发展得很晚，或者可以认定它是一个外来词吗？答案是否定的。第一，“江”很难在甲骨文中找到可能是由于我们所能看到的甲骨文的数量有限。迄今为止，我们能认出的甲骨文还不到两千个。众所周知，一种语言如果少于三千个语词，便不能有效地使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现在所得到的甲骨文数量并不能反映在商朝使用的甲骨文的全貌。第二，它可能受到甲骨文记载的内容限制。据我们所知，甲骨文记载的内容主要涉及占卜算命和宗教活动，例如向神灵供奉牺牲、钓鱼，以及对来年收成和天气的预测等等。河流或许与这些事情无关紧要，所以在记录中便缺乏这样的词。第三，和汾、渭、济、泾、汉、洛、汝、淮一样，在商朝，“江”和“河”是表示特殊河流的专有名称（水和川是表示河流的普通名词）。既然甲骨文的容量有限，一些表示河流的名词如“江”在记录时被省略是极有可能的。一些河流的名称如渭、泾、汾、济、汉也没有出现在我们目前已利用的甲骨文中，但是没有人否认这些河流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河流这样一个事实[7][8]。其中，汾、渭、济甚至没有在西周（前1100—前771)金文中出现。假如我们根据梅祖麟的论据来推断，那么，是否可以把这些专有名词都看作是外来词呢？某一个词是否存在于某篇文章中，与这篇文章本身的内容、容量有着密切的关系。“江”屡次出现于相对古老的文章中，例如《尚书》；但是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出现于其他一些较迟的著作中，例如《孝经》不仅遗漏了“江”，而且还遗漏了“河”、“水”、“川”，尽管如此，我们显然不能推定当《孝经》成书之时，这些词还没有被创造出来。
梅祖麟指出，“江”的地域分布折射出一定的地域模式：例如被他们详尽阐述的“江”主要是在楚地使用，而楚地是古代百越少数民族的居住地。那么，难道我们就能推断出“江”不是一个汉语中的固有词，而是借自于百越语的外来词？人类学和历史学相对应的纽带可以作为辅助的证据来证明这两种语言之间的联系，但是这种纽带本身未必暗示着这种联系。对于一个少数民族来说，使用两种以上语言是很普遍的；同样，几个少数民族共用一种语言也是很普遍的。例如，瑶族使用两种不同语族里的三种语言，其中包括属于苗瑶语族中苗语支的布努话，属于苗瑶语族中瑶语支的勉话和属于壮侗语族中侗水语支的拉珈话[9](pp.191-232)。笔者不打算讨沦当时生活在楚地——大致位于现在长江流域的南部和中部——的主要少数民族，只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楚辞》和《诗经》韵律的相似性足以证明在很早以前，汉语已经延伸并深入到长江流域的南部和中部地区[10](pp.124-449,454-565)。
除了以上所指出的漏洞外，梅祖麟并没有阐明“江”在孟—高棉语中是一个演变得早还是晚的词，也没有说清楚它形成于什么时期。鉴于以上所有这些不足之处，可以认为其论据不具有说服力。
（二）关于“江”的汉语词源的论证
孟—高棉语中关于河流的语音形式与古汉语中关于河流的语音形式两者的相似性，应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它们具有同样的原始形式，并且从同词源的词根衍生；二是它们是语词外借的结果。笔者的意见是：“江”在不同语言中被同源关系所连接的可能性不大。这是一种语词外借过程的结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汉语是借出者。
根据马伯乐(Maspero)的观点，s-在现代越南语中是从*cr-派生导出的，这是古越南语中一个辅音连缀[11]；同样，song是从krong派生导出的。既然在孟—高棉语族语言中用来指一些河流的词的结构形式非常接近于krong，所以，马伯乐用辩论证明，song是从孟—高棉语族语言衍生导出的，他还正确地指出song是从越南语中的krong衍生导出的，并且他的观点已被大多数汉学家所接受。但是马伯乐却不能指出song、krong和汉语中jiang的联系。这可能是因为古汉语中jiang的形式在20世纪初的重构与song和krong几乎没有任何相似性。值得庆幸的是，最新的汉语历史语音研究成果能够折射出越南语中s-和古汉语中*kr-（或*k-r-)两者之间的联系[12]。上古汉语中*kr和*k-r-的重构在中古汉语中分别被修正为k-和l-，举例来说，汉字中的zhong（肿）和shu（竖）在上古汉语和古汉—越语中分别对应*krjung、sung和*grjug、so。通过仔细考察上古汉语和古汉—越语的关系，可以证明，越南语中s-来源于上古汉语中的*kr-（或者*k-r-）。
另外，还应该注意到，古汉—越语中用s-作为首辅音的词和汉语中用l-开头的声符相对应[13](pp.460-587)[14](pp.64-161)，例如饬(chi)，它从力得声（从食力声），在古汉—越语中发sye的音；另一个例子是莲(lian)，它在汉—越语中发lien的音，但是在古汉—越语中发sen的音。一些学者认为，l-在上古汉语中是一个复辅音，由一个塞音加上一个流音（即舌尖—齿龈通音）组成。Bodman提出的汉语中l-的重构形式是*c-r-[12]，而潘悟云重构的形式是*k-r-。这两种重构形式与s-从越南语中*cr-衍生导出的事实相吻合。莲(lian)有一个音同音近替代字——简(jian)，这可以从《诗经》中找到例证。《诗经·陈风·泽陂》：“有蒲与简。”郑笺：“简当作莲。”（《鲁诗》正作“莲”）
因此，jian和lian在上古汉语中拟音分别是。*kren和*k-ren，同时必须注意的是，lian在缅甸语中的对应形式是kra。很清楚，如果追溯越南语中的song和上古汉语中的*krong，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同一形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由于汉语对越南语的影响而形成的。
（三）来自汉语语言学上的证据
根据内部同源关系的例证，笔者认为，“江”是一个典型的汉语固有的基本词；它在南亚语（其中包括越南语）中的各种形式，形成于较晚的时代。汉语中的“江”在周朝的金文中已被发现，尽管目前还没有在商朝时的甲骨文中发现它。在上古时代，“江”主要用做专有名词，特指长江[15](p.224)[16](p.306)，并且，它的得名过程与“河”特别相似。从以下例子中可以看出：
许慎《说文解字·水部》：“江水，出蜀湔氐徼外岷山，入海。从水工声。”
刘熙《释名·释水》：“江，公也，诸水流入其中公共也。”[17](p.28)
张辑《广雅·释水》：“江，贡也。”[18](p.21)
《风俗通义·山泽》：“所出珍物可贡献也。”[19](p.373)
上面所列举的解释虽然都不尽相同，但是所有这些解释都暗示一个相同的概念，即江的演变是和“大水”紧密联系的。高田忠周在他的《古籀篇》(kochuhen)中提出的“盖江字从工声，工疑亦有大义”[20]假设，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下面让我们考察一些从工得声的字：
《说文解字·人部》：“仜，大腹也，从人工声，读若红。”[15](p.163)
《广韵·平声·东韵》：“仜，身肥大也，户工切。”
《说文解字·缶部》：“缸，瓨也，从缶工声。”此乃瓦制盛器中之大者。[15](p.109)
《说文解字·穴部》：“空，从穴工声。”[15](p.152)《诗经·小雅·白驹》：“在彼空谷。”毛传：“空，大也。”
《说文解字·鸟部》：“鸿，鹄也，从鸟江声。”[15](p.80)《诗经·豳风·九罭》：“鸿飞遵渚。”郑笺：“鸿，大鸟也。”
这些词都含有“大”的意思，特别是“鸿”。“鸿”从江得声，指最大的一种野天鹅；“江”指中国南方最大的河流，几乎全国半数以上的河流汇聚其中。通过“鸿”与“江”相联系的这些证据（还有其他例证），毫无疑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江”最初是指中国南方最大河流的专有名词。后来，“江”从专有名词转化为普通名词，常用来指所有的河流。据此，下面的汉字可能是属于同一词族的同源词：
，*khlig溪，*kluk谷，*klug沟，*klwats浍，*gluk渎，*skljung淞，*krung江，等等。在《尔雅·释水》——最古老的汉语同源词典里——列出了“水”的同源词表：“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21](p.10)如果观察一下如江(krung)、淞(skljung)和其余一些词，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是通过语音关系而成为同源词。“jiang”是（从*krung衍生导出）某一词族的一部分，这个词族包括了由语音（都是*KR-，这里K=k,kh,g;R=r,1)和语义（都和水有关）这两方面的相似性而把一些词汇条目连成的一个网络。通过语音的联系来创造同源词具有典型意义，通过这种方法，往往一个汉语词族就产生了。然而，外来词在其演变中不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它们也不像汉语固有的基本词一样，有这样一种同源词形成的体系。这种差别说明，“江”作为“水”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确实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汉语语词。
（四）来自孟—高棉语的证据
在南亚语中发现的一些资料也可以支持笔者的论据。假如把jiang以前的重构形式定为*krung，我们将发现，与krung有关联的形式在各种各样的南亚语中很不相同。例如在高棉语中，用来指河流的形式是stuns，而不是krung。就语言的地理分布来说，南亚语中表示水的各自形式与其重构形式krung之间的联系，呈现出非常有趣的现象。地理位置似乎对这些语言中表示“水”的语音形式与汉语中重构形式krung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影响。假如使用语言地区的地理位置接近中国或越南，那么，它们表示“水”的各自的语音形式krung就与重构形式krung很相似，例如巴拿语、塞当语和佤语。假如使用语言地区的地理位置远离中国或越南，那么，krung在它们各自的语言中便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如卡多语、噶尔语和科霍语。对那些使用地区离中国、越南特别遥远的语言，它们各自的形式与重构形式krung如此不同，以致于可以认为它们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如拉斐语中的Dakhom和比特语中的n'hong。详见表2：
表2 南亚语中表示河流的语音形式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孟—高棉语族所有语言中，既不能发现与krung有同一来源的语音形式，也看不到与krung相应的语音模式。因此，krung不可能是孟—高棉语族语言中的固有词。相反，与krong相应的发展规律却可以很容易地在汉语方言中找到与它对应的例证，它的历史演变能在这些语言中得到清楚的解释：这表明，南亚语中的一些语音形式很可能来自汉语。以佤语为例，佤语在中国边界线以内使用，但属于南亚语族。很明显，佤语中表示河流的klong（“河”）和rom（“水”或“河”）都是外来词。Rom明显借自泰语，我们可以把泰语中“water”（水）的形式和佤语中rom的形式作一比较，如表3所示：
表3 泰语中表示水的词的语音形式
语言
表“水”的形式
North Chuang（北壮语）ram
Bao-ding Loi（保丁黎语）
nom
Weng-ang Puyi（文昂布依语） ram
Thai（泰语） nam
表中所示的例子都属于泰语中表示“水”和“河”的基本词汇[22][23][24][25][26]，它们不但发音相似，而且用法也相同。特别应注意的是，佤语中rom指大江的频率比klong高，例如rom krong（澜沧江）、rom krum（滚弄江）和rom sary（小黑江）[5][6]。鉴于这样的事实，可以认为，使用更为广泛的rom是一个外来词；但毫无疑问，不怎么流行的klong也是一个外来词。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rom借自泰语而klong借自汉语。既然krung不是孟—高棉语中固有的基本词，那么，被传统认可的song来源于孟—高棉语族语言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因此，惟一可能的解释是它们都借自汉语。这个论点可以进一步从历史地志中找到证据。
（五）来自历史地志的证据
据《史记·南越列传》、《史记·东越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从先秦到西汉时期，越人的居住地分布在从交趾到会稽的广大地区。如果jiang来自古老的百越语，它应该在中国南方百越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河流名称中反映出来。可是在下面的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南方的河流，特别是大的河流到很晚的时候才被称作jiang。以位于中国西南边界上的澜沧江为例，从西汉到南北朝时期(420-589)被称做“兰仓水”，到隋朝仍被称作“澜苍水”，直到唐朝以后，人们才开始称之为“澜沧江”[7][8]。还有许多相似的例证，如云南和西藏境内的怒江，从西汉到元朝以前都被称为“周水”，元朝时更名为潞江，直到清朝才被称做现时的名称“怒江”。其他一些河流如郁江、东江和北江，都属于粤江流域，在元朝以前，它们分别被称为郁水、河源水和溱水，直到元朝以后人们才开始用现在的名称。云南和贵州境内的南盘江，在唐朝被称为“温水”，直到元朝才叫现在的名称。从秦朝开始，湘江一直被称为湘水，直到清朝才有现在的名称。漓江从三国到明朝以前都被称为漓水，直到明朝才有现在的名称。赣江在西汉和西晋时先被称为湖汉水，然后更名为赣水，最后直到清朝才称为赣江。至于雅鲁藏布江，在三国时先叫藏曲，其支流分别叫工曲和娘曲，后来在隋朝被改为雅曲，在唐朝叫藏河，在北宋又叫藏布，直到清朝才被重新命名为雅鲁藏布江，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假如“jiang（江）”源于南亚语，并且通过百越语这个媒介借入汉语，它的历史发展应该折射出从南向北的运动变化。换句话说，“jiang（江）”首先应该在中国的南方或西南方广泛使用，然后逐渐渗透到长江流域。可是，来自历史地志上的证明却正好显示出它朝相反的方向发展。长江和它的支流最先被称做“江”，然后南方的一些河流逐渐也改名叫“jiang（江）”。有趣的是，南方河流改名为江的次序取决于它们离长江的距离。换句话说，那些离长江近的河流系统得名“江”要早一些，而那些离长江远的河流得名“江”，要晚得多。例如，粤江的位置与其他河流相比离长江最远，所以它最后一个改为现在的名称（或许是在元朝以后）。在这点上还应该注意的是：粤江流域是受百越人影响最大的地区。在古代，大部分的越南河流也被称做“水”，例如黑水河在汉朝叫劳水，红河在同一时期曾经叫濮水和麋水，在这些名称中找不到“jiang（江）”的痕迹。至于在南亚语中目前还没有发现有相关例证的书面文献，惟一可以参考的是地理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显示，南亚语中表示河流的各种形式与重构形式krung之间相似性程度，取决于这些语言与汉语或越南语在历史和地理联系上的紧密性。应该说明的是，从历史和地理两方面来看，越南语是一种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其他南亚语发展了它们与汉语的联系。以上所提出的所有证明显示，“江”的源头在汉语。
（六）关于“江(jiang)”源于泰语假设中的问题
前面已经排除了汉语中的“江”借自于南亚语或越南语的可能性。现在将讨论其他两种关于“江”的起源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徐松石提出来的[27][28]，他声称“江”来源于泰语。据徐所说，泰语中最小的河流（即溪流）叫huei，那些比溪流大一点的叫nam，再大一点的叫ta，最大的叫kjiang、klong或khong。他据以着重证明“‘江(jiang)’从krung派生导出”这一论点的证据是越南最大河流的名称——湄公河(the Mekong River)。
根据笔者收集的包括北壮语(Northern Chuang)、黎语(Loi)、布依语(Puyi)、水语(Sui)、卡门语(Kam)、傣语(Dai)、毛难语(Mao-nan)、仫佬语(Mulao)、仡佬语(Kehlao)、拉珈语(Lakia)、泰语(Thai)、佬语(kao)等相关语言方面的资料，可以证明徐的假设是不可靠的。
第一，根据笔者研究，ta和nam是最普通的用来表示河流的名词，在泰语中它们从来没有区别大小河流的功能。这两个词惟一不同点在于，前者(ta)仅有“河(river)”一个意思，而后者(nam)有两个意思——“河(river)”或“水(water)”。与这两个相对应的词能在所有泰语中找到。笔者同时还发现，泰语中经常用来表小河流的词是
或它的各种变形，它们的分布远远超过huei。就huei（即溪流）言，笔者认为它借自南部吴语或闽语中的xi（溪）。至于泰语中的ta，一些学者认为它是汉语中tuo（沱）的词源[29]，但笔者认为是汉语中的tuo借给了泰语中的ta。
第二，南（湳）被用来作为泰语中nam的音译[30]，并且在说泰语的地区用来指河流或其他地方。例如南俄河(the Nam Ngum River)，南俄河应该音译为俄河，因为nam的意思就是“河流”，但是在比较随意的翻译中却被译为岩河(the Rock River)，因为ngum的意思是岩石(rock)。老挝语中也有一些相同的例子，包括南乌江(the Nam Ou River)、南通河(the Nam Theun River)、南康江(the Nam Khan River)、南利河(the Nam Lik River)、南渡河(the Nam Tu River)、南塔河(the Nam Tha River)，等等。严格地说，它们应该被翻译成如下形式：乌江、通河、康河、利河、渡河和塔河。缅甸语中也有相似的例证，如南赖河(the Nam Laie River)、南卡江(the Nam Ka River)、南汀河(the Nam Thin River)、南汉河(the Nam Houn River)，等等。另外，还有大量的缅甸地方名称具有nam这个形式，如南坎(Nam kham，意思是金河，the Gold River)、南帕卡(Nan pa ka)、南蓬(Nan peng)、南温弄(Nan wen long)、南商(Nan shang)、南沃(Nan ao)，等等，所有这些地方都位于河边。地方名称具有nam形式的例子在泰国更普遍，如Nam mun是一条大河的名称，Paknampho是泰国中西部的一座城市。在泰语中，Paknam的意思是河口，其中pak指“口”，泰国的许多地方都以paknam命名，而这些地方都坐落在河口。在中国的广西省和广东省，以“湳”来命名河流和地名同样也很普遍。屈大均不知道“湳”字的真正意思，因而他在《广东新语》中作了错误的解释。他认为：“湳字称惟琼独有，他处无之，岂以琼在天下之南，水名多以南者，其犹曰南方之水欤？”[31](p.89)事实上，所有这些地方名称的“湳（或南）”都是泰语中nam的音译。
第三，泰语中最大的河流被称为kjang、klong或khlong是不正确的。梅祖麟声称泰语中khlong的意思是“运河、水道”或“灌溉沟渠”，而不是大河[1](p.280)。但是根据笔者的研究，它的意思是口岸或港口（港湾）。既然klong并不是一个日常用词，因而它在泰语的方言分布中受到了限制。kjang、klong和khong从两个不同的源头派生，即*kl-和*kr-[32]，这两个开头辅音的演变可分别呈现为kl，kj,tc,k与kr,kh,h,l。
第四，泰语中河流经常用nam命名，但是最大的一些河流被称为maenam，而不是klong或khong。例如泰国最大的河流湄南河(the Maenam River)的全称叫Maenam Chao Phraya。其中第一部分maenam意思是“河”，后面的部分chao phraya意思是“母亲”。因此，它的音译应该是the Chaophraya River，但是较随意的译法则是“母亲河”(the Mother River)。这种翻译形式常用于一些主要支流的名称，如Maenam Nan、Maenam Yon、Maenam Wang、Maenam Ping和Maenam Datshin分别被译为难河(the Nam River)、容河(the Rong River)、旺河(the Wang River)、滨河(the Ping River)和他真河(the Datshin River)。这些汉语翻译准确地表明maenam的意思就是“river”。
第五，湄公河(the Mekong River)是徐的假设中惟一例证，但却是不恰当的。在泰语和老挝语中，湄公河的全称为Maenam Khong，因此，在汉语中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公河”，在英语中应该是the Khong River（而不是the Mekong River）。假如我们试图转写Maenam Khong中每一个音，那么，其结果在汉语中应该是湄南公河，在英语中应为the Menam Kong River。如果kong（或khong）的意思是“河”，那么，在“湄南公河”和“Menam Kong River”中，它的翻译形式只不过是maenam的音译重复，而maenam是泰语中表示河流的固有词。不管怎么样，对kong（或khong）来说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要么它的意思不是“河”(river)，要么它就是一个外来词。假如kong（或khong）不是外来词，那么在字对字的翻译中，不必要的重复就不会发生；假如它是一个外来词，那么，它只能通过广阔的水域，从湄公河的上游借自汉语，也就是说借自澜沧江(the Lancang River)。假如笔者的猜想正确，那么，其相互影响的时间不会早于唐朝。因为唐朝以前澜沧江被称为澜沧水，而湄公河名称出现的确切年代几乎要到现代[33]。
第六，正如笔者早先提到的，对历史地志的研究表明，“江(jiang)”的地理分布扩展并不是从南向北。换句话说，它并不是从说百越语的地区向讲汉语的地区逐渐推移，真正的扩展情况恰恰是相反的。大量事实证明，在整个上古时代，百越地区称河流为“水”要比称之为“江”普遍得多（甚至在中古时代的早期亦如此）。笔者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另一个例子是“余干水”——一条三国时期东南地区最大的河流。“余”是百越语中人所共知的表示地方名称的典型前缀[27][28)[34]，因此，这条河流的名称明显地遵循了这些语言的发音规则。如果“江(jiang)”也像“余(yu)”一样，是一个从百越语衍生导出的词，那么，这条河应该叫余干江而不是余干水。
上述所有例子都证明“江(jiang)”既不是一个汉—泰语的词源，也不是百越语在汉语中的残留。假如说汉字“江(jiang)”和泰语中的对应词有什么联系的话，那或许是汉语对泰语影响后的结果。
（七）对“江”(jiang)源于藏语假设的评价
另一个关于“江(jiang)”的假设是，它和藏语中的klung同出一源，这是潘悟云（1992年与作者私下交流中）提出来的。对此，笔者以为：第一，正如梅祖麟指出的，汉语中的二等字对应藏语中的-r-而不是-l-。所以，汉语中的“江(jiang)”和藏语中的klung同出一源是不可能的。尽管梅祖麟在这点上是正确的，但是其观点并不完整。这是因为，我们不能排除古汉语和古藏语中-l-与-r-之间在形态学上交替的可能性[12]。这种中缀相互交替的痕迹，可以在古汉语中找到例证。例如药(yao)从乐得声，而昱(yu)则从立得声。第二，藏语中应用最广泛的表示河流的词是
，Klung的应用并不普遍，实际上它的应用仅局限于一定的地理区域。雅鲁藏布江(the Yarlung Zangbo River)作为西臧最大的河流，在唐朝以前被称为“曲”。直到今天，很多河流在说藏浯的地区仍被称作“曲”。汉语中的曲(qu)与藏语中的的音相对应，或许正从*tl-中衍生导出。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klung从古代开始可能用来指大河的说法是靠不住的。一些学者（如潘悟云）指出，或许来源于*kl-。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关于“江(jiang)”在汉语和藏语中的关系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综上所述，笔者提供了大量的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方面的例证来驳斥关于“江(jiang)”是外来词的假设。通过这些例证和分析，证明了“江(jiang)”是汉语中的固有词，也就是说来源于汉语内部；至于上面所论述的“江(jiang)”在其他语言中相对应的形式，则很可能借自于汉语。要补充的是，笔者提出了区别外来词与汉语词源的一些原则，它是词族的一部分，这个词族包括了一个通过语音和语义上的相似点联系起来的词项的网络。
［收稿日期］2004-10-08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译者简介：
颜洽茂(1951-)，男，浙江舟山人，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史及佛教文化研究；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东亚系，美国 威斯康辛州 53706
邓风平(1980-)，女，河南安阳人，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