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历史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性论文,党的先进性建设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先进性，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始终立于时代前列，引领社会前进方向的一种特质。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党创建之后，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明确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个概念（注：2005年1月14日，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先进性建设”这一概念。见《光明日报》2005年1月15日。），但毋庸质疑的是，这一历史进程始终客观存在。以成功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问题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大会提出的一系列科学论述，不仅系统归纳了党的先进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总结概括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基本途径，而且还初步确立了检验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从而进一步解决了在中国这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中，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如何实现并保持自身先进性的历史性课题。
一、初步确立了检验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
党的七大是党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期间召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举行，“正当中国人民处在新的历史变化关头的时候。希特勒已经败亡，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的胜利，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亦已胜利在望”（注：《解放日报》1945年6月14日。）。围绕着战后中国往何处去等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着的几种基本政治力量，共产党和国民党，还有试图引导中国走上欧美式资本主义道路的中间势力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中国共产党要想在人民对各个政治派别的比较鉴别中进一步取得拥护和支持，要想成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领导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并走上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就必须证明并加强自身的先进性，就必须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系统深化自己的革命纲领和指导思想，并进一步制定和贯彻落实正确的路线、方针及政策。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逐渐确立、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与两次失败的反复比较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全党思想路线的端正和理论素养的加强，也为党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七大在党的先进性建设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一贡献，首先体现为七大初步确立了检验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
早在七大之前，毛泽东思考的一些问题事实上就已经涉及到党是否先进的标准问题。这一点突出地表现于1936年12月他对当时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的比较中。他认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其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所具有的明显优势，即“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3～184页。）。这里，他所谈到的“没有狭隘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以及“最有组织性”等内容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性，也是党进行自身先进性建设时需要时刻遵循的原则和标准。只不过，这些标准还大多着眼于具体的方面。随着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逐步掌握，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9页。）这一论断明确把生产力要素与对政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作用大小、好坏等价值判断联系起来，并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确立为价值判断的根本标准，从而为党的先进性建设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这一标准的提出，是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党的先进性问题后得出的科学结论。作为党的根本性质的集中体现，和党区别其他政党的根本特质，党的先进性体现于党为完成各个时期的主要任务而进行的艰苦奋斗之中。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全民族抗战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党实现先进性的主要表现无疑是正确处理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带领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战后中国能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局限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是把目光投向更为本质的层面。他清醒地认识到，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最活跃也是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制约着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因此，我们党只有把目光集中于对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推动上，才能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找准先进性所在的历史方位，进而确定正确的检验标准。他曾经多次精辟地指出：近现代以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互相配合，相互援手，使中国沦于贫弱的悲惨境地。而“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2页。）。“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也就是说，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并非终极目标，而只是实现终极目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经之途，或者说必要的手段，正是通过“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以及“发展现代工业”等方面的努力，我们党才能打破许久以来紧紧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社会制度的桎梏，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就在中共召开七大的同时，国民党也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期间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的这次大会不顾时代大势，公然污蔑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注：荣尚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921页。），断然拒绝了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确定了实行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政策，臆想把中国拖回到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政治腐败、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文化盛行的落后状态中去。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两党却制定出完全相左，并由此把自身引向不同历史结局的路线方针。哪一个政党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哪一个政党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哪一个政党具有别的政党不可比拟的先进性，已是一目了然。
这一科学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高度重视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列宁也多次提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任务之一，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7页。）但是，像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样，明确把生产力要素和对政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作用大小、好坏等价值判断联系起来，并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确立为价值判断的根本标准，在马克思主义党建史上却还从来没有过。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这一科学结论，并非是偶来之笔。它既是对党创立以来诸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升华，也暗含着与国民党政府纲领及政策比量时自觉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自信，更蕴涵着对未来党制定和实施各项纲领、路线、方针以及政策的一种预见性。这一科学结论，从其提出的一开始，就远非党在某个历史阶段针对某种特殊情况所提出的具体论断，而是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只是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这一思想并没有进一步系统展开。建国之后，特别是毛泽东在晚年时期，逐渐背离了他早年的正确认识（注：这一点集中反映在党的九大通过的“五十字建党纲领”中。纲领规定：“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这里“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成为建党的惟一宗旨和要求。而对于生产发展等问题却毫未提及。详见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217页。），这无疑严重影响了党的建设以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
二、系统归纳了党的先进性的基本构成要素
七大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初步确立了检验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而且还进一步系统归纳了党的先进性的基本构成要素，即阶级基础的先进性、群众基础的广泛性、理论指南的科学性以及历史实践的进步性。这些要素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党的先进性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质。
首先，党的阶级性质的先进性。政党的阶级属性，从根本上决定着它的性质、宗旨和使命，决定着其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在创立时期，党就认识到自身“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90页。）。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党始终坚持了这一建党原则。七大党章开篇即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5页。）七大召开之时，正逢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社会主要矛盾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转折关头，在这一特殊时期，党旗帜鲜明地重申自己的阶级性，对于进一步推动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对于彰显自身与国民党以及两党分别代表的两个前途之间的本质区别，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其次，党的群众基础的广泛性。中国国情和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党在进行自身建设时必须大量吸收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但是，大革命失败后，从八七会议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内，“惟成分论”错误思想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奉行这一方针的教条主义者从本本出发，认为判断党的先进性的基本标准在于党员的阶级构成，一味强调从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而完全忽视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于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选出的36名中央委员中，21名是工人，而大量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却没能进入中央委员会。
这一错误方针，受到了毛泽东等党内同志的坚决抵制。1929年12月下旬，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的古田会议明确指出：“以后新分子入党的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可以看出，这五项条件突出强调了“政治观念”的“没有错误”等条件。而对当时“惟成分论”所强调的阶级出身问题却并没有作出削足适履式的规定。这就在事实上突破了“惟成分论”的错误方针。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错误方针在全党并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反而在实践中继续发展，并给中国革命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遵义会议之后，这一情况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毛泽东多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页。）“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3～524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七大召开之时，党内某些同志仍然残留着诸如“只是注意党内的工农成份，而惧怕有能力的知识分子”（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9页。）之类的错误思想。对此，七大进一步明确指出：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我们党的性质。决定党的性质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我们党应该十分注意吸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但还必须大量吸收一切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才能使我们党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强有力的党”（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5页。）。这就进一步把人们的认识统一到正确思想上来。
再次，理论指南的科学性。先进的阶级性为党取得革命领导权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然而，要想使党真正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还必须拥有科学的理论指南，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指导，必须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都具备中国的特性。在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经多方面系统展开而达到成熟阶段。对这一科学理论，党的七大进行了科学阐释：“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页。）。七大把这一科学理论写入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115页。）这既是党实现自身先进性的重要标志，也为党继续保持自身先进性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最后，党的历史实践的进步性。这是党的先进性中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党的先进性归根结底体现在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上。如果说前三大要素为党的先进性提供了内在依据的话，那么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提出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为之进行不懈的奋斗则为党实现自身先进性提供了最根本的途径。七大对此问题极其重视。七大党章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增加了《总纲》内容。总纲实际上就是党的基本纲领，它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且简要阐述了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和指导思想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等基本问题。《总纲》部分的增加对于教育党员在提高思想水平的基础上增强执行党章的自觉性，以及更进一步增强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大会还在系统总结24年来党领导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深刻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并系统阐明了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等11个方面的政策问题，这些都为党在新时期牢牢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迎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三、总结概括了党保持自身先进性的基本途径
党的七大正确阐述了检验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和基本构成要素。那么，怎样才能使党实现并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呢？七大认为，关键在于能否制定出一条正确的建党路线。正如刘少奇所说：“我们党采取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即使工人成份还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0～331页。）至于这条建党路线的基本内容，七大明确指出，就是“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0页。）。
首先，“从思想上建党”是解决党内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基本保证。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党大量吸纳来自非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这也就构成了党内存在着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同党必须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七大召开的时候，我们党已有了121万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抗日时期入党的，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有这种情形”（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针对这一现状，刘少奇深刻指出：“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7页。）而“这个矛盾的逐渐解决，只有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科学思想的教育与锻炼，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阶级反映在党内的思想，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7页。）。因此，“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7页。）。这就深刻揭示了党的思想建设与党的事业之间的密切联系，明确了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地位和重要作用。
七大不仅指出了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而且还进一步指明了思想建设的方法和途径。在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矛盾的实质，就是以何种世界观改造党、改造世界的问题。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往往要求人们按照他们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如果无产阶级对此姑息迁就，只会使党走到歧路上去。因此，必须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必须知道，“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创造出了延安整风运动这种思想教育的好形式。正如毛泽东在七大上所总结的那样“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只有在全党积极而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纠正党员中存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保证党的各项事业不断胜利发展。
其次，坚持正确的组织路线，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组织保证。党的组织建设历来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正如七大所指出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组织。”（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8页。）无论是党的阶级基础的先进性、群众基础的广泛性、理论指南的科学性或是历史实践的有效性，归根结底都要靠党的组织建设，尤其是靠组织路线的正确来保证。因此，七大强调要坚持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明确指出：“所谓正确的组织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路线。”（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8页。）这一结论，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坚持正确的组织路线，核心内容就是要解决好党的干部问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问题。七大指出：“我们党的干部问题，实是中国人民事业中决定一切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稍为严重的错误，都足以损害中国人民的事业。”（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71页。）因此，我们在干部队伍建设中必须坚持正确的干部路线、干部标准和干部政策。在鉴定和选拔干部标准上，七大指出：党的干部应该密切联系群众，积极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干部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好坏，以及联系群众的密切与否，应该是我们鉴定干部最重要的一项标准”（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471页。）。此外，党的干部还应该具有对人民群众的事业无限忠心以及善于在复杂环境中独立识别方向，认真负责地决定问题等方面的特质。在干部政策上，七大则强调要善于考察干部，团结干部，提高干部。七大认为，因为干部的团结与其进步是不可分的，没有觉悟程度的提高就难以搞好团结，所以要采取各种方法不断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党的七大在组织建设上，还提出了在“坚持基本的组织原则之不可破坏性”的前提下，适时进行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的转变的思想。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依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的政治任务来决定的，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如果环境变更，工作条件改变，党提出了新的政治任务，“那末，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必须有所改变；否则，旧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就要障碍我们党的工作内容的发展与政治任务的执行”（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7页。）。这一思想，对我们今天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再次，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党保持自身先进性的重要保证和显著标志。党的优良作风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党性的外在表现。一经形成，便会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于党和党的事业，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它是党思想统一和组织坚强的保证，是党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得以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的主观条件，是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党创立之后，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对这套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七大进行了科学概括，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3～1094页。）此外，七大还具体论述了这三大作风的主要特点和表现，并把此三大作风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和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重要保证。
最后，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要保证。制度问题所具有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决定了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在党的制度建设中，又以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即民主集中制的建设最为重要。在总结建党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七大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作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贡献：（1）明确阐述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七大指出：“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8页。）在这里，七大把民主集中制从党的组织原则上升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高度。（2）阐明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七大在党章中首次把党内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确定下来，明确规定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8页。）。（3）七大还对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概括和归纳：其一，七大明文规定：党员个人服从所属的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这也是我党第一次把“四个服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写入了党章；其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该定期地向选举自己的党员和下级组织报告自己的工作；其三，全党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这些规定大大丰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对把党建设成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七大在制度建设上的另一个突出贡献表现为对党的选举制度的系统阐述。其基本内容为：党的选举必须能充分反映选举人的意志，候选人名单应当经过选举人的讨论；选举党的各级委员会，须按候选人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或表决，并保障选举人有批评与调换每一个候选人的权利；“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制产生”（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122页。）。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凡能进行选举的地方，均须由选举产生，仅由于环境或条件的限制，不能召开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时，方得召集代表会议选举，或上级组织指定。这些原则的确定，不仅使七大选举出了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而且还为党内选举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七大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认真学习这次大会所阐述的科学论点，对我们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进一步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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