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城市之浮现——上海M50与田子坊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意论文,个案论文,上海论文,产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修订日期：2011-04-03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中国内地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迄今，经济的全球化促使其城市产业空间由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工厂逐渐转化为21世纪初的全球消费市场[1]，产业政策与土地使用制度的转变(图1，产业结构二级产业与三级产业的急速升/降到平缓稳定，归因于政府对于产业的宏观调控)，促使市中心的闲置老工业厂房有了创意产业之生机。研究命题的架构在于，一方面因简政放权及土地产权国有化的牵制下，地方(区)政府有权能掌握部分土地的规划管理；另一方面则由于《物权法》的实施，促使居民之房屋被拆迁时能够得到适当补偿，这两股制度变迁元素在城市土地开发过程，起了发酵和机能转化的角色。例如，2002年后之上海产业空间键结了(articulated)文化创意产业[2]，也为产业空间带来新的转机与突显另类的(alternative)城市规划形貌。
图1 上海历年产业生产总值比重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1.上海市统计年鉴，2008。2.本研究整理绘制。
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结构转变、信息流动、新国际分工等现象，导致都市内部空间机能的变迁；具体例证，首推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城市区域上海的老旧工业厂房因营运效益降低，或政策所迁移与关闭，多有所闻[3-5]。千禧年过后，文化创意产业的软实力，扭转传统的都市硬件建设而转化为重视都市在地文化艺术风格的树立与凝聚小区意识，以作为空间资本积累和创意产业的再生。由于中国内地土地使用制度的特殊性，一种接榫地区边陲或市中心地理区位的闲置、或老旧厂(场)房的文化创意产业，以及环境改造计划正顺势成为此波上海迎接世博的滩头堡。本文藉由其近年的文化创意空间产业发展经验(田子坊与M50个案)与相关论述作为研究载体(matrix)，以厘清全球化过程下的都市竞争力，乃在于有别传统城市规划蓝图式计划的都市建设工程的硬件改造。案例所质疑的(problematic)系文化创意活动及其空间产业是如何镶嵌于(embedded)全球在地化地景？与如何并配套化与网络化集体消费设施，达成城市区域的(city-regional)内部(观光)产业集聚化，活络与重生了城市产业经济，体现了“拼经济，保产权”的另类城市规划概念，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动机与目的。
2 研究方法与论述假设
透过2008年1月12～26日及6月24日～7月5日等密集的跨界田野踏勘①，以及对当地专家学者的深入访谈等研究方法为本文主要论述依据，藉由两个个案(图2)用以厘清上海创意产业发展历程与个案空间机能转化原因。再者，从次级资料搜集与田野调查的来源为：①文化创意制度演变与空间发展沿革——《上海市城市规划条例》、《上海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上海创意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等，前述主导了地方创意产业发展的蓝图与依据；②研究个案——不同层级地方政府(如，市/区政府)的空间作用力：(街坊文化创作型)田子坊、(边陲河岸大型仓库)M50及其文化消费产业空间的集聚。
图2 研究个案范围示意暨上海创意产业集聚区分布图
资料来源：1.本研究绘制；2.2006年11月公布。
个案表征颠覆了过去指令型计划的由上至下的规划思维，也充分地发酵了地区的空间文化特征；例如，表现在过去历史地理区位的生产空间集聚——文化创意产业大抵为过去的工厂地址，且近苏州河沿岸并散布在其北方的市区、或围绕零散在20世纪80年代的市郊边陲为特性。此等“场所精神”可巧妙地被运用在以“小区经济”来发酵“空间规划”的在地诱因(local incentive)：①田子坊：小区草根生活与街坊艺术工作者的文创经济共生，扣连在地的旧建筑空间文化；②M50：昔日厂房集聚与苏州河区位的(创作氛围)优势。本研究论述假设是，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改造，应与在地政府、开发商、艺文工作者、厂方管理者与当地住户所构成之地方成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等在地利益关系者(stakeholders)有关。前述伙伴关系的倍力(empower)接榫了城市产业政策的正当性(如《文创法》出炉与奖励措施)，顺势透过空间实践重组城市区域内部空间机能与地区产业经济，这是本文欲透过两个个案来投射研究命题之主要贡献。
3 文献回顾与讨论
本文欲揭示的乃是传统都市计划，系单以居住形式或环境硬件改造的理性规划及空间更新手法[6-7]，显然不足以应付诡谲多变的全球化过程下，因产业集聚与科技创新的多样化、信息网络社会之运具改变所带来的时空压缩下之空间流动[8-9]；导致都会区域内部各不同层级政府，透过空间产业转型、激发成文化创意产业，并逐渐成为城市再生与活化地方经济的重要策略。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创意是人类文化定位的一个重要部分，可被不同形式表现，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ies)通常是指以无形、文化为本质的内容，经过创造、生产与商品化结合的产业，而且通常由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而以产品或服务的形式来呈现。文化产业也可以被视为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或在科技领域称之为内容产业(content industries)，或经济领域的未来性产业”[10]。本研究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应可从：①集结了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的特点——将书报杂志、艺术展演、电影传媒等加入新颖的创意融合在一起；②将传统产业加入文化与创意的内涵——工业、制造业、纺织业等挹注在当地文化，以丰富的创意思维营销，创造城市经济效益，促使传统产业得以转型再造，丰富了城市区域的空间土地有效经营，提升地方的国际竞争力与在地文化的特殊性。这也是产业全球化与在地城市空间转型的对话平台；因此，产业空间平台②的打造及其机制就显得相当重要。
从城市管治(urban governance)的角度检视中国内地城市规划制度，无论是计划经济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的现今，地方政府则都是沦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11]，因为经济发展的决策权乃集中在中央手里，《城市总体规划》的行政审批制度确保了国家对地方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12]，体现“大权中央独揽、小权地方分散”之国家机器性格。从西方城市脱贫和管治关系的探讨，在Devas[13]对印度及斯里兰卡等城镇的个案研究结果，显示城市管治制度(institutions)与行动者的键结，若扣连：①市政府及其公用事业公司(utility companies)；②以社区为导向的非正式部门组织(informal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有利于城镇区域的脱贫，藉此跳脱国家垂直式的财政奥援；而文化创意产业空间的崛起，正是脱勾于台面上国家奥援的窘境，转向至“由下而上”伙伴关系之地方管治的空间双赢局面。
近代西方传统的空间规划概念则以环境的永续与地用效率为主[14]，欠缺从政府管理体制与小区管治角度，无法直接套用在转化中的中国内地城镇区域；亦即，土地产权的国有化/集体化的宿命，注定中国内地的空间演化并非纯粹的从市场经济的运作逻辑来看待(城市)规划，需藉由政府管治与(政府)企业的共构。例如，上海旧区改造下的“新天地”石库门建筑(新天地集团)，及杭州西湖(西湖园林管理局与杭州新天地集团)等空间消费文化形式[15]，即是涉及地景缙绅化(gentrification)与政府企业和空间规划的纠结权/力与利之关系，并非全盘是倚赖的工具理性与过去计划指令的规划作用力所致。当然，上海M50与田子坊的空间表征(spatial representation)，又体现出与上述个案不同的空间机制，藉由空间转换带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适时的结合产权所有者或承租户展现了草根(grassroots)之行动规划力量。
4 文化创意产业城市的崛起
本研究选取上海这两个个案作为与验证因应城市产业转型的另类规划方式，在于有别以下两种传统的工具理性之规划方式：①上世纪以中国内地东南沿海城市城镇区域，或说东南亚为最之旧区改造(urban renewal)方式，大抵以硬实力的连结大众捷运网络系统来整合土地使用之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城市营销手段，同时也伴随绵延的超高建筑(群)型塑城市意象，因而带来了当地政府的产业(加工)链接与经济效益。当然，因博弈关联产业之“拼经济”的澳门[14]，亦属此类。②政府部门为主的指令性蓝图计划中，中心城市外围之生产性质的卫星工业城镇。如今田子坊与M50藉由小区等空间使用者产权使用及共生化③了利益关系者等伙伴关系的草根规划形式；一方面表征化了产权资本市场经济的“保产权、拼经济”的创意空间产业个性，另一方面也将旧厂(场)房与闲置地域作产权、经营权和管理权的转化，带来地区景观与产业的创新和浴火重生。这是相当另类的规划手段，也突显了地方成长机器的机制所在。
4.1 艺术工作者与小区生活共生的文化创意街坊
4.1.1 历史背景与文化创意孕育脉络
田子坊原是20世纪30年代典型的弄堂工厂，系由上海食品工业机械厂、上海锺塑配件厂等5家工厂组成。经济改革开放后，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工厂效益逐年下滑导致若干厂房闲置；1998年后，为了个体住户为了保有经济收入④，吸引部分艺术工作者先后进驻泰康路，包括画家陈逸飞、尔冬强等人；也产生集聚工艺品商店的磁吸效应入驻泰康路，在此建立了创作工坊与展览场所，产生有别过去的空间文化街坊形貌(表1)。城市建设者看来，田子坊属卢湾区市中心的高房产地段，若透过旧区改造将增加使用价值，因而几度面临被拆迁命运；然而在入驻的艺术家们之极力保卫下，最终得以保留下来，促使田子坊发展为绘画艺术创意产业基地，重生了空间意义。2005年成为上海市第一批授牌的创意产业聚集区，且获得2006中国最佳创意产业园区奖。(2008年1月24日对华东师范大学L教授、C-2、E-3等人的访谈记录整理)
4.1.2 破茧而出的田子坊
随着“田子坊管委会”等相关连的产业管理组织(图3)陆续成立，卢湾区政府为了改善老旧小区的环境卫生，出资针对小区内的基础建设等公用与配套设施进行改造和维护保养；同时，也分期分区地从事空间规划方案：①搭配迎接世博会将里弄工厂改造为以创意产业的集聚地并塑造为市井文化的休闲场所；②在居住功能不变的前提下，对原建筑加以修缮与保护，建设居住与产业结合的海派文化、生活方式和里弄风貌新型小区⑤；③注入文化创意、旅游休闲和技术创新等手段，使原住民的居住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前述3项预期成果的另类城市规划机制，体现了田子坊“草根协力联盟的规划力⑥”。
4.2 保产权、拼经济的工业厂房M50的文化创意街坊
4.2.1 历史背景与文化创意孕育脉络
普陀区莫干山路50号历史工业区位于苏州河南岸中段，原厂房是近代徽商周氏家族产业；1937年筹建信和纱厂，解放初期改为信和棉纺厂；1962年为上海第12毛纺厂；1994年则为上海春明粗纺厂。它是上海民族资本企业的集中地，是目前苏州河畔保留最完整的民族纺织工业建筑。1999年，由于整体的产业空间政策，这些企业开始停产歇业，因而靠出租厂房以维系工人生计。2001年上海市经委在中心城区进行“都市工业园区”计划，设立了专项资金扶持。2002年被上海市经委命名为“上海春明都市型工业园区”，定位于电子加工和高科技产业，但因耗能大、有环保、老厂房建筑结构的保护等问题，所以无法继续经营。于此同时，创作艺术家们相中了这片位于苏州河边、保存了从20世纪30～90年代1甲子的各个阶段建筑风格的老(巨大)厂房，陆续进驻厂房作为工作室使用。2004年上海市恰好提出“保护历史文脉”的空间建筑概念，春明粗纺厂的厂房作为上海纺织工业的历史应予保存下来，透过上海市《文化工作会议》M50被赋予“艺术特色街区”，2005年成为上海市第一批授牌的创意产业聚集区。(整理自2008年7月1日对C-2，C-3与同济大学城规学院S教授的访谈资料)
4.2.2 破茧而出的M50
苏州河边的老厂房曾几度面临拆迁，2002年2月为配合上海市政府整治苏州河沿岸河岸景观规划要求，老仓库与工场厂房将陆续被拆除；然而，透过陆续进驻的艺术工作者的努力争取，复加如前所述之文化保护浪潮发酵且逐渐形成，部分沿岸仓库厂房被拆除，但M50则被保留下来(表2)。本文认为其空间机能转化的主因应在于：①文化创意产业群聚的现象，让上海规划局同意保留老旧工业厂房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②空间专业的技术官僚从拆迁论述，逐渐内化自省(配合文创策略)而转为支持当地艺术发展的角色；③艺术家群聚力量；④产权所有者的“纺织控股集团”，过去属于国营企业，但由于市规划局同意此地保留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故集团产权代理者亦感于空间文化营销，因而改变立场转向支持。M50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形成应属于“草根协力联盟的规划力”(在地利益关系者不同于传统的地方派系、草根居民，而是为厂方、艺术工作者、房地产开发商、市区政府官僚体系等)所致。刚开始由于老厂房租金便宜、空间宽敞，对于艺术工作者作为工作室是较佳选择；老旧厂房的空间文化氛围并不需要多地改造即能创造出所谓的“河岸艺术气息”。
5 文化创意产业城市的崛起及其空间规划机制
本文认为，体制的转变将激发城市规划的改革，进而形成文化创意城市发展之关乎地区成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的3项空间规划软实力机制，也是本文在前述所论述的草根协力联盟规划力；土地产业制度的政策转化力、社会空间的活动者等利益关系者的作用力、在地优势的地方优惠措施竞争力。它翻转了固有的《城市总体规划》的硬着陆(透过基础建设、硬件规划、街道家具作计划……)，转而重视在地空间的社会意义与空间的历史生产过程(旧建筑)的“另类城市规划”软实力，与在地全球化的文化艺术创作，再生了城市生产空间的意义。
5.1 土地产业制度的政策转化与文化创意的孵化
就土地制度上的变化来说，2007年3月中国内地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物权法》之后，人民自此对房屋拥有财产权(当开发商拆迁民居时，必须与之协商；居民有权要求开发商给予地上使用物的补偿金)，突显土地开发过中，小区居民乃至产权所有者，为争取补偿可以“正当性”的抗拒政府的《规划》⑦。从1999年上海市政府编制《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看出其孕育了日后文化创意产业的幼苗；该规划目标坚持“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方针，加快中心城区“退二进三”战略步骤，积极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为标的，透过企业市场经济的运行，实现土地开发与产业布局转换；区政府在“简政放权”下，拥有土地的批租与制定地方规划的权利，区政府透过财税优惠，使得文化创意产业进驻了以劳力密集型的都市工业街坊，扭转城市产业空间格局，并发酵了上海城区，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孵化基地。
5.2 社会空间活动者的在地利益关系者
个案突显千禧年后的上海空间改造，既扣连旧区的硬件改造也镶嵌社会的市民参与，但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的是，结合条块经济下政府企业(或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之“拼经济、保产权⑧”的产权所有者、空间管理者及其使用者、艺术工作者、产业管理委员会及居民等五方关键的“另类形式草根规划”等利益关系者(图3)，复加获得在地政府官僚体系的支持而键结成的地方成长联盟。前述绵延纠结的在地利益者，突显了分别由老旧厂房、闲置空间、旧市区更新的空间形式与机能的改造机制并非来自源生的(区/市)政府力量，而是透过(政府直属)企业或街道住户(承租户)力量而扭转被“计划改造”的宿命。
图3 田子坊组织与社会作用者关系图
资料来源：1.童千慈.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机制探究[M].桃园：铭传大学建筑与都市防灾研究所硕士论文，2009.2.本研究绘制。
在地利益关系者能够颠覆地方政府角色在规划权力的“计划主导角色”扮演(图4)，并积极走向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经济”，其具体的例证表现在政府行为方面：①田子坊：区政府意识到田子坊的名气与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规模之后，决定协助当地将“居改非”的情况合法化，并投入部分资金改善当地的环境质量与进行管线修缮工作。“田子坊物业管理委员会”为了协助居民将住宅使用的民居改变为商业使用，办理相关证明，既正式宣告田子坊创意产业园区脱离拆迁危机的正当性，也名正言顺的得到区政府的支持；②M50：当莫干山路50号的厂房面临拆迁危机时候，历史建物保护专家与原在地艺术工作者等的出面呼吁，透过社会大众与公共媒体对此事件的重视。市政府当局意识到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成不易及当时的政策支持文创，且企业集团之的春明粗纺厂为了让厂房能够以“创意产业园区”的型态被保留下来，也针对内部业态与建物作管控。因此，M50创意园才能持续运作，同时也共构并盘活了政府企业土地产权掌控下的“创意文化产业”经济，并顺势将其集聚化、外围化与经济规模化，达到地方民众、空间使用者、城市营销等多赢局面。
5.3 在地优势的地方优惠措施竞争力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空间生产机制，本文认为除了在地利益关系者(stakeholders)的空间驱动力之外，地方政府占有重要的关键地位；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规划的硬实力(法制的正当性权力展现)，另一方面即是藉由连接地方成长联盟(含括不同性质的管理委员会，如图4)与产业政策，并以财税优惠政策吸引各项资金的奥援，藉此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与财税收入。例如，区政府纷纷藉由不同的优惠税率与专项发展补助的支持⑨，吸引企业进驻与让投资厂商落实的注册于地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有两种征收方式为所得税查帐征收税率⑩，以及所得税(11)核定征收(表3)。
图4 M50创意园形成过程及其在地利益关系者网络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洪启东，童千慈.以文化产业推动都市再生：上海的经验[J].土木水利，2008，35(3)：65-73.
政策的优惠不仅表现在区政府的税制，还展现在内部的厂方的管理者的管治手段，例如，M50创意园承租户E-3表示：“……租金这几年涨得厉害，因为我是第一批进来的，厂方给我们一些优惠，现在租金为每平方米9毛钱……”(2008年6月26日访谈纪录)。工厂管理方对于首批进入的艺术工作者给予租金的优惠措施，以此留住艺术工作者，持续经营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但在这租赁过程中，厂方在合同上仍旧以“春明粗纺厂”的名义出租，据该厂管理者C-2表示：“我们这是一个纺织厂，制度上，一个厂没办法建立公司，若要转的话可以，但是手续还有费率，我们就涨，我们现在和客户敲章都还是以营业执照上海春明粗纺厂。”(2008年7月1日访谈纪录)。由此不难看出，产权所有的管理者因体制转换的经济效益与区政府拼经济的产业对应策略；前者之厂方认为保留原来的营业方式对自身是较有益的，后者则是政府对产业的调节(regulation)与弹性税制，相对若干资本主义城市显得相当灵活。前述管治机制的效益展现，即便是全球金融风暴所衍发艺术商品退场与产业空间的再度闲置，M50相对的回复力(resilient)则高于北京798艺术园区，或同为上海的19参III老场坊[18]。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快速变迁的城市区域空间流动，以及流行讯息经常是信手拈来的相互影响都市社会生活及其建筑形式的空间生产。环境颓坏地区的改造若单以传统旧区改造的手段，相信很难克服财政、地域特色型塑、文化资产保护的纠结议题，更遑论尚需考虑公共设施的配套化地景设计等以经济的发展危机。城市区域上海的田子坊及M50个案，一方面镶嵌了街坊居民(或承租户)等创意阶级之社会空间力量，再现了小区消费空间的地方本质(田子坊)；另一方面结合(濒临破产)企业员工之“拼经济、保产权”的文化创意产业空间的重塑(M50)。個案研究提供我们面对过去历史厂房空间与生活街坊工业小区的改造经验；同时，不同的在地利益关系者藉由地方政府文化创意政策的导引与搭配闲置的空间土地利用、闲置厂(场)房、特色语汇建筑历史文化，以及配套化下的税制优惠策略，激活城市生活并增加地区竞争力与产业经济特色。如此的有别过去的单以“计划为规划”的思路，与键结(plug-in)艺术工作者(及其周边产业商家的在地居民)和空间生活特性的城市规划方法的具体成效，岂不与2010年上海世博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有异曲同工之妙？！
致谢：台湾“国科会”计划(NSC 96-2415-H-130-009)经费奥援及上海相关文化创意业者、学术单位与相关研究等受访者之协助与资料提供，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具体如，产官学界的上海创意产业中心、上海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市规划局、上海市规划局景观处；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所……。
②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发展出“替代空间(alternative exhibition space)”，强调去中心化及创作的实验精神，并提供新人展出场地，以纽约与旧金山较多；台湾常以“闲置空间再利用”等广义艺术替代空间谓之，例如，台北伊通公园、台北艺术大学“乒乓”、高雄“豆皮”；北京789艺术园、洛杉矶当代艺展(LACE)、伦敦泰德美术馆(原本是发电厂)……[16]。
③本文以“共生化”之意，系表明2008年4月11日“田子坊管委会”原来的为民间管理组织，但鉴于田子坊的“拆、留”争议不断，且田子坊文化消费氛围日渐突出：因此，由公家收编用以协助居民转变住房使用性质，使之合法化，开启本地发展契机。
④据当地居民E-l：“随着商机的增多与知名度提升，有的人将(石库门)住房出租给画家作创作；(居民)拿了较高租金再去别的地方租房，来提升住宅环境质量并且赚取租金改善生活。”(2008/1/23访谈记录整理)
⑤由于过去法租界的历史背景，东侧思南路优雅的贵族气息，接纳了大量上海普通市民的市井气息；艺术工作者进入，更将艺术文化融入街区，体现了城市街坊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⑥本研究认为从田子坊文化创意产业的形构机制而言，起初并非烙印在地政府的规划蓝图上；是动态的在产业结构转换与旧区改造的过渡时期中，引发出以租赁方式解决产业空间的闲置等经济诱因；复加艺术创作者的进入，而衍伸出形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契机，逐渐共生化与蔓延化至民居小区的规模。前述空间效益，受到市/区政府的肯定，故本研究谓之。
⑦据2007年3月23日《南都周刊》报导，重庆市杨家坪鹤兴路17号住户，由于不满重庆市政府拆迁补偿价格，坚持不肯拆，而在周围住户都已拆迁的情况下，形成10公尺高的独门独户的“钉子户”竖立其中(http://nbweekly.oeeee.com/Print/Article/48,14,302,0.shtml)。
⑧关于职工的安置问题，据春明粗纺厂职员C-2："……35岁以下的按工龄给钱，和企业劳动关系解除；年龄大的行以保留劳动关系，养老金、医疗金企业还是帮你加到退休法定年龄，另一部分是，如不能保留劳动关系的，回去以后没办法找工作，企业就给他每个月的生活费，让他私下比较稳定……"(2008年7月1日访谈纪录)。前述突显厂方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安置与特有的厂方文化。
⑨相关数据请参：http://www.investment.gov.cn/A-tzqy/index.html，2009-03-06.
⑩企业净利润的25％为应缴交的所得税。
(11)服务业税率为2.5％(包含营业税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