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理论体系论文,基础论文,知识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G250
基础理论研究在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将直接影响学科的独立性、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学科的社会价值。在图书馆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致用之学”的观点一直左右着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进展：忽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缺乏正确的研究态度、研究目标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尚未形成公认度高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文的研究初衷是试图以新的视角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体系，为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观点和一个明朗、丰富的研究框架。
1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现状分析
1.1 研究现状呈现出的特点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进入了最兴旺、成果最多、贡献最大的发展阶段，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呈现出“百家争鸣、硕果累累”的特点。据不完全统计，大陆地区从1949年到1988年出版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著作60种，其中1977—1988年占51种；发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论文达2000篇，其中1977—1988年占1093篇。1990年至1995年出版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著作38种，发表在大陆地区12种主要专业刊物上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论文260篇[1]。以“图书馆学”和“基础理论”分别为一、二次检索关键词，从中国期刊网中检索出1995年至2004年间有关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文章54篇。分析主要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我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目前呈现出以下特点：
（1）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以研究对象为主要关注点， 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出现了多家争鸣。有人统计，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90年代末有五六十种之多[2]。有关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文章或著作大都首先确立研究对象，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有关图书馆学的方法论、学科性质与相关学科关系的研究趋于一致。
（2）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的发展相比相对滞后。 基础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实践的总结和深化，但如果理论研究只是对实践的总结，不能对事物的发展作出预测和指导，那么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将不复存在。现阶段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还主要停留在对实践的总结、转化和升华方面。比如，人们对“数字图书馆”的理论研究就是以解决实践问题为研究导向，缺少对客体的主动研究。
（3）基础理论研究呈现出“自我超越”的发展态势。 即从实体图书馆到抽象意义上的图书馆，随着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的外化以及其他学科思想和理论的渗透，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经历了从文献——信息——知识这样一个不断自我超越和深化的历程。
（4）基础理论研究视角的多维化、外来理论的影响、 学科发展重心以及研究趋势的影响使得基础理论研究过程中出现的观点呈现出发散性的特点，缺少理论研究的共同指向。
（5）基础理论研究内容本身呈现出分散性，在某一个理论热点、 焦点上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从而造成基础理论研究的范围模糊，研究的系统性不强。
1.2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界定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经过艰苦的探索与争鸣，其内容已经比较丰富，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结构、图书馆学的学科功能、图书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论等问题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意义也已取得共识，认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学科定位、学科建设、学科发展、学科价值等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处于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
然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一直是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黄宗忠的《图书馆学导论》（1988年）曾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一般研究内容概括为10个方面，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由16项内容组成，还将这些内容勾勒为图，在理论基础下包括四个部分：什么是图书馆学、图书馆、图书馆的建设、图书馆的比较研究[3]，这里的体系只是内容的简单归纳， 并没有充分的论证，而且有国情特色的局限性。然而，10年后他撰文说“所谓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也叫图书馆哲学。两者在本质上是一回事”[4]。除黄宗忠的研究以外，其他许多学者也都只是强调了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容或课题，并没有构建科学的体系。而且《图书馆学概论（修订本）》（吴慰慈、董焱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2002年5月）、《图书馆学基础教程》（王子舟著，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8月）、《图书馆学导论》（于良芝著，科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8月）三部较新的图书馆学教材中也没有对基础理论体系作系统、明确的表述。
目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缺乏完整的体系化结构，研究者将目光过多地投向了基础理论中的主要内容或某一项内容，尤其是研究对象，而忽视了在新的研究对象确立的基础上对基础理论作完整系统的阐述，造成基础理论研究的“有头无尾”、“只见一斑，不见全部”的现象，进而无法在此基础上构筑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
从图书馆学的发展来看，构筑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体系已是当务之急。体系的建立要充分考虑两个方面：一是以过去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形成体系，特别是以基础理论研究的共识为基础，作为基础理论体系的基本来源和基本单元。二是以科学理论为依据构建体系，之所以称为“体系”，就应该具有层次性、完整性和系统性，并且具有科学、严谨、合理的逻辑结构。那么，如何“形成”和“构建”呢？笔者认为，任何学科基础理论都必须有丰富的理论来源基础，即学科理论基础，图书馆学研究的基础理论也不例外，每一个理论、每一个思想都可以找到支撑它的理论来源。在理论基础的指导下，最重要的学科基点要确立，这里的研究基点主要是指研究对象的确立、学科的存在价值和使命等关系图书馆学根基的问题，所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都围绕这一基点展开，如果基点不明确，基础理论的研究内容必然是芜杂、模糊和无法组合；如果基点错误，基础理论研究必然出现偏离方向、研究鸿沟增大、思想理论支离瓦解等问题，直接影响着图书馆学的科学性。基础理论的研究，除包括学科基点引发的研究内容外，还应包括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的原理。图书馆哲学是哲学基础在图书馆学的具体应用，是关于图书馆的认识论，是图书馆人的最高境界。图书馆学原理应该揭示图书馆实践领域带有普遍性、基本性的规律，是图书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升华，它立足于图书馆，揭示图书馆实践的基本规律。据此，笔者提出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一般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结构
这一体系表现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三层结构：第一层是体系赖以存在的理论来源，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理论研究溯源；第二层首先是基点，没有基础理论的基点，没有这一基点存在的依据，整个体系将不复存在，然后是基础理论体系中图书馆人的认识论以及得到公认、能够对图书馆学发展起到原则性指导作用的原理层面上的阐述，还包括图书馆学哲学；第三层是基础理论的具体内容。
2 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构建
知识资源论是以各种知识理论为基础，从广义上研究知识资源及其活动的一种理论认识。它将知识作为一种资源来研究，不仅对图书馆，而且对社会具有普遍的意义。“知识资源”这一概念使我们不仅只注意知识本身（包括其内容与形式），更重要的是重视对知识的创造、认识和开发利用过程，知识资源也就是与知识有关的所有资源，包括知识、知识人（知识的生产者和利用者）、知识工具（生产和利用知识的设备、设施、知识库等）、知识活动（知识生产、流通、分配和使用的过程、方法、成本、条件等）四个要素[5]。
柯平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四次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从知识论到知识资源论——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的知识基础》中首先提出“知识资源论”的观点，并将其作为图书馆学的知识基础[6]。著名图书馆学家吴慰慈先生称其为近几年理论研究中“读过的并产生深刻印象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之一，他评价这篇论文“为我们研究图书馆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7]。
以知识资源论为基础，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内容应包括：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知识资源的内容和范围；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的界定；以知识资源为基础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内容、结构；以知识资源论为基础的图书馆学的学科功能；以知识资源为基础的图书馆学与其相关学科的关系；以知识资源为基础的图书馆学的方法论研究；以知识资源为基础的图书馆学中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等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将围绕着知识资源展开，主要有五个方面：知识资源论下的图书馆学基点，图书馆学知识资源论的理论来源，图书馆哲学观，图书馆学知识资源论的原理，知识资源论下的图书馆学方法论。
2.1 图书馆学的学科基点
学科基点即学科的研究对象。在讨论把什么作为学科基点之前首先要明确学科基点确立的原则。笔者目前归纳出的原则是：研究对象不能与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交叉，应具有特有性；研究对象的界定要明确“内涵”和“外延”，不能随意缩小和扩大；研究对象的确立要以建立完整和科学的学科体系为前提，学科体系的建立则应以指导实践、有助于学科发展为前提，不能出现研究对象不能支撑学科体系、学科体系不能体现学科价值等基础理论研究的误区。
笔者认为应以知识资源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理由如下：
（1）以知识资源为研究对象，有助于对图书馆学研究范畴进行科学、 合理的界定。知识资源首先是一个符合图书馆实践发展历史和发展趋向的概念，它将图书馆和其他的信息机构的职能区别开来，将图书馆学和相关的信息管理类学科区别开来，体现了图书馆的实践本质和图书馆学的研究本质。传统的图书馆学定位在文献（开始是图书）层面上，研究文献的收藏与利用，使得理论研究不能脱离物理的图书馆，狭窄的研究范畴与视野被信息化浪潮和情报学等相关学科的渗透所冲击。结果，当图书馆学者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信息和信息资源的研究上时，过大的范畴和诸多学科对信息的研究特别是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使图书馆学几乎失去了原有的学科位置或者淹没在信息科学的海洋之中，即使将图书馆学定位在信息资源管理（IRM）上，由于它是情报学等许多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 也仍然使图书馆学的概念过泛。而且尽管信息资源管理的思想有利于图书馆馆藏的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但图书馆学应当研究的许多问题如阅读问题、读者心理的问题、普及文化知识和提高民族文化素养等问题，都是信息资源管理无法解释且无法解决的[8]。
（2）以知识资源为研究对象， 有助于未来图书馆学的实践发展和学科社会地位的提高。在日益重视知识的时代，知识比信息更为重要。图书馆拥有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文献，这些文献就是丰富的知识资源。图书馆对各种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可以看作是将大量的信息转化为知识的形式在图书馆储存，读者从图书馆中能够获取信息，更主要的是获取知识。特别是在知识创新的背景下，图书馆的社会地位不是因为它产生信息并发布信息，而是因为它是知识资源的管理中心。图书馆的知识不是大脑储存的知识或者隐性知识，也不是零碎的知识，而是经过整序、整理的知识或组合的有效知识即知识资源，这些知识资源可以表现为传统的文献载体形式，也可以表现为数字化的形式。图书馆学就成为以知识为核心的竞争时代的资源库和动力引擎，其在知识整序、知识提供、知识积累等知识资源管理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必定使图书馆学和图书馆本身获得巨大的价值提升空间。
（3）以知识资源为研究对象，有助于区分研究对象本身的内涵和外延。 知识资源既概括了图书馆或图书馆事业的本质和核心，又突破了“图书馆”这一机构的制约，任何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都没有超越知识资源的范畴，任何一个时期的图书馆学也都是研究与知识资源相关的问题，由此可恰当地反映出图书馆学的本质和全部内容，实现内涵和外延的较好结合，并理清了“学科”和实体机构之间的关系，满足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如何立足于图书馆事业，同时又能超越图书馆事业的要求。
综上，笔者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资源，该知识资源是经过整序、加工和组织的和有效的，包括显性知识内容本身和知识载体两部分，可以是传统类型的文献，也可是电子文献和网络文献。进而，图书馆学是研究知识资源的收集、整理、组织和利用，知识资源系统的要素、运动规律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一门学科。
2.2 知识资源论的理论来源
知识资源论的理论演化过程是沿着这条脉络展开的，即知识论——知识基础论——知识社会论——知识交流论——知识组织论——知识集合论——知识管理论。在这样的理论发展过程中，研究者试图从知识的层面对图书馆学进行探讨，寻求图书馆学与知识之间的联系。
知识论是从知识的角度研究图书馆学，但只是强调知识对图书馆员工作的重要性，并没有说明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以及图书馆与知识的联系，但它扩大了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我国学者彭修义曾经指出“知识、图书、图书馆和读者”是图书馆学的四大研究对象，这一命题引起了图书馆界对知识的重视，为图书馆建立知识基础做了一定准备。
知识论将人类积累和创造的全部知识作为图书馆的基础是不合适的，图书馆学的知识基础是建立在图书馆的知识性上的，即图书馆各项工作的知识性本质，知识基础论则从知识的角度探寻图书馆的本质，认为“图书馆促进知识的传播、增长和社会发展”。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以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为依据，认为“图书情报机构对客观知识世界进行收集和组织，并反映客观知识世界和主观知识世界之间的联系”。由此可见，知识基础论从哲学或是抽象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本质进行了探讨，将图书馆学的知识本质限定在其功能范围之内。
知识社会论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探讨知识产生、发展、传播的社会根源以及知识对社会的影响。在知识社会化和社会知识化的过程中，图书馆扮演着必不可缺的角色，从知识、社会与图书馆的关系角度研究图书馆，更能发现其知识本质，图书馆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源在于知识需求，满足社会的知识需求成为图书馆的主要任务。现代图书馆学的知识社会论主要是从知识社会这一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将图书馆作为知识社会的主要力量，作为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图书馆的知识传播和存储职能发展到知识增值与生产力特性以及知识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全面提升图书馆的现实价值。
知识交流说是情报学原理与方法引入的成果。它把知识交流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认为图书馆是实现知识交流的一个社会实体，从而准确揭示了图书馆的知识交流本质。
知识组织理论是文献组织、信息组织理论发展而来的。国外的知识组织流派侧重于知识组织的整序功能，国内有学者将知识组织上升到了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高度。准确地讲，知识组织不是图书馆学的基础，而是图书馆的主要活动和功能。布鲁克斯的“知识地图”、塞恩的“思想基因”都是知识组织思想的体现，不再是对文献的形式特征和内容特征进行线性组织，而是对知识进行挖掘、分析，找出知识之间的关联，以此为依据为用户获取所需知识提供路径。
知识集合论提出“客观知识、知识集合和知识受众”这三个概念范畴，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如何将客观知识组成知识集合为人们所使用的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客体是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知识集合论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创新，它将图书馆与客观知识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图书馆学的知识基础。
知识管理论是将图书馆作为知识管理的一个部门，将图书馆的各项工作看作是知识生产、知识组织、知识传播和知识利用紧密联系的活动，将图书馆学中对文献、图书馆、图书馆员的认识上升到知识管理的角度分析，同时借鉴企业知识管理的方法来改善图书馆的服务与管理，将图书馆的内部管理、外部管理与图书馆员、图书馆文化等联结起来，形成以知识管理为基础的图书馆管理学。如上所述，知识基础论为图书馆学的哲学理论基础打开了思路；知识社会论和知识交流论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图书馆学的社会功能；知识组织论作为知识交流的补充，深入剖析了图书馆内部活动的基本特征；知识集合论在知识组织论的基础上，强调客观知识，加入知识受众的概念，将知识组织和有效提供形成一个系统，充分体现了图书馆的系统化和有机体思想，在把握图书馆本质上又迈进了一步。知识管理论虽然对图书馆学，尤其是图书馆管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但不能对图书馆学的本质问题做出回答。知识资源论就是在对以上图书馆学对学科知识基础的探讨中的精华进行吸收的基础上得出的。
2.3 图书馆学的哲学观
理论界对图书馆学的哲学探讨出现了一个日渐丰富的势态，但对于“什么是图书馆哲学”、“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基础理论、理论基础以及方法论的关系如何”、“图书馆哲学是否是一门学科”等问题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周文骏教授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图书馆本质规律和方法论的学科。它一方面是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总结、概括和升华；另一方面也是一般哲学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9]。笔者认为，图书馆哲学的研究既超出图书馆学理论本身，又不同于单纯的哲学原理和方法，同时也不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等同物，它类似于哲学中对事物和现象本原的回答，比如“人的本质是什么”。
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哲学观是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概括和升华，同时也包含着相关的哲学方法。具体讲，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哲学观首先是一种“观”，即对以知识资源为学科基点的图书馆学的根本认识，它不同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而是以整个抽象意义上的“图书馆”为认知的对象，它从知识资源的角度回答“图书馆是什么、为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同时对图书馆在社会大系统中的定位和价值进行本质上的回答。其次，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哲学观以哲学的学科逻辑来对图书馆学的学科理论体系进行验证，对基础理论的合理性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理论表述进行回答，检验理论结构是否合理、内容是否正确。再次，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哲学观对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具体方法进行检验和指导，但并不是图书馆方法论，而是方法论的哲学分析，即方法的逻辑性和科学性。最后是图书馆学中的哲学方法，包括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哲学层面的总结和升华，也包括具体的哲学方法的应用。
2.4 图书馆学原理
图书馆学的原理主要指图书馆学实践领域中的基本性和普遍性的规律，是图书馆实践的总结，也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升华。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原理，笔者目前归纳出以下几点：
（1）知识资源存取原理。将图书馆文献的可存取性（accessibility）和可获得性（availability）上升到知识资源的可存取性和可获得性，提高文献的知识含量和知识资源在社会的利用率，对图书馆员来说，要通过形式上的转换和载体的传递替代读者自己做文献存取或转换的工作，让读者直接接触知识资源，吸收和转化知识资源中的营养，而不必去关注知识表达的形式和知识存贮的形式。该陈述回答了什么是图书馆实践的本质。
（2）知识资源转移原理。 研究如何把图书馆知识转移到作为知识接受者的社会组织或个人的知识库中，实现知识的价值，进而缩小人类组织和个体之间的知识差距并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该陈述回答了什么是图书馆实践的目标。
（3）知识资源传承原理。主要研究如何对历史的、 现在的或者将来的其他学科或者本学科生成的知识资源进行有效的物理和内容的描述，进行科学化的组织，进行合理的文本和数字化的存储和保护，以实现知识资源的长久保存，满足人们提出的各种类型的知识资源的整合要求，从而实现知识资源的合理传播和利用，为人类知识的保存和传承提供重要的保障，同时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持。这也是图书馆的历史使命和图书馆学的重要任务。
（4）知识资源管理原理。即图书馆是对人类社会知识资源进行收集、 整理、传播、利用和积累的这一过程进行管理的机构，其中涉及知识、知识人、知识工具和知识过程。知识资源管理原理对图书馆的存在本质作出了准确的回答。
2.5 图书馆学的方法论
我国图书馆界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23年杨昭悊写的《图书馆学》一书，他在该书中把图书馆学研究分成归纳、演绎和证实三种方法[10]。虽然今天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已大大丰富并产生了较多的著作，但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诸如研究方法与工作方法不分，在移植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时所表现出来的生搬硬套，在构建方法论体系时脱离实际，一味求全求新，忽视了对专门方法的研究等。
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方法论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与该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相匹配的方法论体系，然后在以往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该体系进行充实和完善，其中包括原有方法的继承和新方法的应用。以往对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往往从方法本身出发，按照其属性分为一般方法、专门方法和哲学方法。事实上方法的设计是以问题的解决为目标，如果仅仅从方法本身出发，而忽视问题，那么有可能出现在解决某一问题时方法不合理、不完善的情况。因此，笔者提出应从问题出发设计方法论体系，即按照研究人员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或知识创造）的整个过程中对知识的需求和处理形式来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进行划分，这个过程应该包括：①发现研究领域以及相关领域的发展趋势和研究重点，分析可能存在的关联，从而提出新的研究问题或对原有问题提出新的研究思路；②寻求研究问题的可能涉及的多个方面和相关知识，对这些知识和联系进行组合，探索新的解决路径；③构造研究方案并获取相关信息和知识；④对研究结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升，并尽可能对其进行检验。那么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都会运用到一定的一般方法、专门方法和哲学方法。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对方法论体系的充实突出表现为对某些专门方法的强化和深化，包括实证分析法（从一般的实例调查分析到基于数据和模型的实证研究）、内容分析法（从文献信息内容分析到知识内容分析）、统计计量法（从文献计量到基于人际网络分析法的知识路径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