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次回：一个被文学史遗忘的重要诗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诗人论文,王次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06)03-0039-06
清朝乾隆年间，袁枚和沈德潜曾发生过争论：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而摒弃王次回《疑雨集》，袁枚闻知，专门去信诘责。①关于这场争论，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一般都加以介绍，理论上一般都肯定袁枚的看法，但对引起争论的王次回诗似乎并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在目前大陆通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对其只字未提。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有关的研究者和读者。
一 王次回诗的两度流行
王次回(1593-1642)名彦泓，金坛人。[1]现在一般读者对其已非常陌生。实际上，王次回是一个曾经受到众多读者喜爱的诗人，他的诗在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国时曾两度流行。
1、明末清初：王次回诗第一次流行。
现存文献中，较早提到王次回的为钱谦益《列朝诗集》，中有王次回小传：
彦泓，字次回，金坛人。恭简公樵之诸孙也。以岁贡为华亭训导，卒于官。博学好古，与其叔叔闻为同志。诗多艳体，格调似韩致光，他作无闻焉。[2]（丁集第十六）
钱谦益对王次回的介绍比较平实，而贺裳《皱水轩词筌》则记录了王次回诗的影响：
王次回名彦泓，后为云间学博，余从母孙也。喜作艳诗而工，凡数百首，见者沁人肝脾，其里习俗为之一变。几于小元白云。[3]
王次回诗竟使“其里习俗为之一变”，可见其强大的感染力。《皱水轩词筌》最迟写于清顺治庚子(1660)，因为王士禛、邹祗谟编于这一年的《倚声初集》引有其中的不少内容，[4]贺裳说的自然是清顺治或以前的情况；②到了康熙时，王次回的诗流传更广，影响更大。如陈维崧曾提到王次回“以香奁艳体盛传吴下”；[5]严绳孙为《疑雨集》初刻本写的序中说：“今《疑雨集》之名籍甚，江左少年传写，家藏一帙，溉其馀渖，便欲名家”。[6]
王次回的诗对当时一些重要文人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主盟诗界的王士禛和清初词人三大家之一的纳兰性德。袁枚《再与沈大宗伯书》说：“次回才藻艳绝，阮亭集中，时时窃之”。[7](P1504)袁枚没有举出王士禛（号阮亭）集中所“窃”的具体的例证，但他说这些话时恐怕是有根据的，王士禛确实对王次回的作品非常熟悉，他所审定的由徐釚编的《本事诗》里，就收有王次回的诗，”他和邹祗谟编的《倚声初集》中也收有王次回的词，并指出“次回艳情诗数百篇，刻画声影，有义山、致光所未到者。”[4]（卷十五）如果王士禛不是对王次回诗非常熟悉，他是无法作出这样评价的。李勖在给纳兰性德词所作的笺中，提到王次回的诗达70多次，[9]尽管个别之处略显牵强，但纳兰词中确有许多语汇借之于王次回《疑雨集》。我们看纳兰性德的两首《浣溪沙》：
容易浓香近画屏。繁枝影著半窗横。风波狭路倍怜卿。未接语言犹怅望，才通商略已瞢腾。只嫌今夜月偏明。
五字诗中目乍成。尽教残福折书生。手挼裙带那时情。别后心期和梦杳，年来憔悴与愁并。夕阳依旧小窗明。[10]卷一
而在王次回《疑雨集》中，有这样的诗句：
风波狭路惊团扇，花月空庭泣浣衣。
卷下《代所思别后》
未接语言当面笑，暂同行坐夙生缘。
卷上《和端已韵》
今日眼波微动处，半通商略半矜持。
卷下《赋得别梦依依到谢家》
相对只消香共茗，半宵残福折书生。
卷下《梦游》
矜严时已逗风情，五字诗中目乍成。
卷下《有赠》③
纳兰词中的“风波狭路”、“未接语言”、“通商略”、“残福折书生”都是王次回诗中用过的词语，而“五字诗中目乍成”更是《疑雨集》中现成的句子，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2、清末民国：王次回诗再度风靡。
到了乾隆时期，虽有袁枚的大力推崇，但由于统治者文化政策的抑制，王次回的诗日渐受到冷落。然而，至清末、民国时，王次回的诗再度流行，风靡一时，可以说出现了“王次回热”。我们只要排列一下《疑雨集》的刊印情况，就不难理解其在当时的影响：
《疑雨集》四卷，郋园叶氏刻本，1905年初刻，1908、1919、1935年分别重印；
《疑雨集》四卷，扫叶山房石印本，1909年初印，1910、1911、1912、1914、1915、1916、1919、1928年分别重印；
《疑雨集》四卷，上海著易堂石印本，1909年印；
《疑雨集》四卷，丰记印书局铅印本，1909年印；
《〈疑雨集〉注》四卷，丁国钧注，扫叶山房石印本，1911年初印，1915、1917、1919、1920、1923、1924、1927、1928年分别重印；
《王次回〈疑雨集〉注》四卷，句漏后裔释，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1918年初印，1920、1921、1925、1926、1930年分别重印；
《疑雨集》四卷，锦章书局石印本，1919年印：
《疑雨集》四卷，扫叶山房新式标点本，1926年印；
《疑雨集》四卷，上海启智书局新式标点本，1934年印；
《疑雨集》四卷，大达图书供应社新式标点本，1935年印；
《疑雨集》四卷，上海中央书店新式标点本，1935初版，1936年再版。
仅在1905-1936年间，《疑雨集》就被刊印了30多次！④王次回《疑雨集》如此频繁的被刊印，足见其在当时的流行程度。
在王次回诗的读者中，有许多著名的文人。如郑伯奇在《创造社后期的文学活动》中介绍，王独清在日本留学时，一天到晚哼着的诗中就包括《疑雨集》、《疑云集》。[11](P1305)郁达夫致孙荃的信中也提到王次回有《疑雨》、《疑云》二集，并引录了王次回的两首诗；[12](P127)在《杂谈七月》里，他还专门提到王次回“秋夜河灯净业庵”这句诗。[13]据冰心在《两栖动物》中回忆，她的表兄就曾抄王次回的诗作为给某个表姐的情书，虽然冰心的表兄并没有因此得到那位表姐的青睐，但冰心依然认为是“很好的诗”；[14]在《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中冰心说自己也曾集王次回的“明明可爱人如月”和黄仲则的“一星如月看多时”，拟了“一星”的笔名送给一个好朋友。[14]唐弢在《生命册上》说自己也“爱好王次回”，[15]在《学史和学文》中说自己一开始读的也是“王次回的《疑雨集》和《疑云集》”。[16]等等。
有很多文人模仿过《疑雨集》写诗。如樊增祥《闲事六首》就注明“效《疑雨集》”；[17]（卷二十《染香集》）陈蝶仙干脆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新疑雨集》；[18]在《从文自传·一个大王》中，沈从文说：“至于女人呢，仿《疑雨集》写艳体诗情形已成过去了，我再不觉得女人有什么意思。”[19]这表明他在年轻时曾模仿《疑雨集》写艳体诗。而且，王次回对一些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徐枕亚在《玉梨魂》中借梦霞之口说《疑雨集》“情词旖旎，刻露深永”，[20]（第七章）《玉梨魂》中的诗词，有许多为模仿《疑雨集》之作，罗家伦就曾把《疑雨集》作为徐枕亚、李定夷等的小说的“祖传秘本”之一；[21]张恨水《春明外史》无论是写主人公杨杏园与雏妓梨云的爱情、还是写其与才女李冬青的爱情，都涉及到《疑雨集》，杨杏园所写的《乍见》三首，李冬青认为“置之《疑雨集》中，几不可辨矣”，她还把“次回诗”比于“洛妃颜色”。[22]（第二十回、第三十七回）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王次回在国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著名作家永井荷风在《初砚》中说：
我文坛之好西洋艺术者，恒谓中国之诗，如非故炫清寂枯淡之气，就强作豪壮磊落之概，一无道出人类胸中之奥秘弱点者。此或得之。然试繙王次回《疑雨集》，全集四卷，悉皆情痴、悔恨、追忆、憔悴、忧伤之文字。其形式之端丽，辞句之幽婉，又其感情之病态，往往可与蒲特雷(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相对抗。在中国诗集中，吾不知尚有如《疑雨集》之富于肉体美者。蒲特雷《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集中横溢之倦怠颓唐之关，盖可直移之为《疑雨集》之特征也。⑤
蒲特雷（一般译作波德莱尔——笔者注）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永井荷风把王次回与之相提并论，赞誉之意，溢于言表。而永井荷风的观点也为现在一些西方的学者所认同，如美国哈佛大学的韩南教授，干脆称王次回为“中国的波德莱尔”。[23](P221)
二 否定王次回诗的理由难以成立
当然，王次回的诗也一直不断受到一些人的非议、批评，甚至鄙弃和贬斥。综而言之，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第一，诗多艳体，格调甚卑，甚至“坏人心术”：第二，感情轻薄浮佻，多为游戏之作，甚至“肉欲地狎玩女性”；[24]第三，刻意模仿，全无创新。在我们看来，这些“理由”都存在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空间。
提出第一种理由的，沈德潜堪称代表，他在《国朝诗别裁集·凡例》中说：
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可为存，所谓其言有物也。若一无关系，徒办浮华，又或叫号撞搪以出之，非风人之旨也。尤有甚者，动作温柔乡语，如王次回《疑雨集》之类，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25]
沈德潜对诗歌“方可为存”的范围作了严格的限定，认为只有写“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的才有价值，而王次回《疑雨集》不仅与此一无关系，而且“动作温柔乡语”，当然没有价值。沈德潜观点的实质是强调文学的道德伦理功能，而根本忽略文学的审美价值，对此本不必再费笔墨，因为袁枚《再与沈大宗伯书》就是由《疑雨集》而起的，该文对沈德潜的观点有较为精彩的批驳——一般的文学研究者对此都很熟悉。[7]然而，考虑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所以再补充几句。由于中国传统的主流观念强调“经世济国”，加上礼法顾忌的缘故，便形成了鄙视恋爱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下，爱情，便不值得一个堂堂男儿花费太多的精力；写爱情的作品，自然也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末流。因此，中国诗里写男女关系的情诗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而且常常遭到曲解和贬斥：评论者在评价这类作品时，往往并不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即使暗里读的津津有味，明里却不好意思表明自己的爱好，感情上被打动了，理智上却依然认定格调不高——这已经成了中国人欣赏、评价艳体文学作品的心理习惯，以至现在还时隐时显的起着作用。文学是以感情来打动人的，而“情所最先，莫如男女”，[7](P1802)最深挚、最具体、容易使人接受和感动的莫过于男女之间的情爱，如果对爱情有过真切的感受，又能把这种感受充分、恰当的传达出来，使读者受到感动，这样的作品不管有没有所谓的社会价值，都是优秀的作品。王次回诗的两度流行已充分显示了其强大的感发力量。可见，因为王次回的诗多艳体而加以否定，是根本没有道理的。
说王次回诗歌感情轻薄浮佻，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先看几则对王次回诗的评价。朱彝尊(1629-1709)在《静志居诗话》中说：
风怀之作，段柯古《红楼集》不可得见矣。存者玉溪生最擅场，韩冬郎次之，由其缄情不露，用事艳逸，造语新柔，令读之者唤奈何，所以擅绝也。后之为艳体者，言之惟恐不尽，诗焉得工？故必琴瑟钟鼓之乐少，而寤寐反侧之情多，然后可以追韩轶李。金沙王次回结撰深得唐人遗意，诵之感心嫮目，回肠荡气。[26]（卷十九）
吴雷发《香天谈薮》说：
香奁艳体，至王次回《疑雨集》而极，实度越温李。耳食者每讳言之。且故讥其纤巧，有伤大雅，直登徒子耳。余酷爱其不由熟径，仍入人心坎中，悉评跋之，丹铅不啻再四。[27]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
王次回诗，往往入人心脾。余年衰无子，宾朋来者，动以此事相询，貌似关切，余深厌之，有诗云：“厌听人寻得子无，些些小事不关渠。逍遥公有儿孙累，未必云烟得自如。”后见次回句云：“最是厌人当面问，凤凰何日却将雏？”余评女以肤如凝脂为主。次回亦有句云：“从来国色夜光寒，昼视常疑月下看。”[28]（卷十四）
朱彝尊所说的“感心嫮目，回肠荡气”，吴雷发所说的“入人心坎”，袁枚所说的“入人心脾”，正是他们的感情被王次回诗打动的反映。王次回的诗如果感情轻薄浮佻的话，怎可能受到朱彝尊等人如此的评价呢？
不妨看两个具体实例。《疑雨集》卷上有《妓有幽怨抱疴强对客者，悲而赋之》：
卧客朝酲正未醒，寒妆先罢影伶俜。
香侵病肺常嗔见，歌会愁心暂喜听。
爱把远书看亹亹，记将幽梦说惺惺。
分明蜡烛身相似，才上欢筵泪已零。
诗中写了妓女虽病还需勉强对客、虽愁仍要假装欢笑的无奈与无助，读之让人酸鼻。如果不是对妓女充满了深深的同情，绝写不出这样的诗！上文提到冰心表兄抄王次回的一首诗送给其表姐作情书，这是组诗《奏记妆阁》（卷下）中的一首：
此生幽愿可能酬，不敢将情诉蹇修。
半刻沉吟曾露齿，一年消受几回眸。
微茫意绪心相印，细腻风光梦借游。
妄想自知端罪过，泥犁甘堕未甘休。
诗中的主人公对这份爱情千番揣测，万分珍惜，到了把爱人奉若世上最美丽最珍贵之物的程度，为了这份爱情，甚至下地狱也毫不在乎，这样表现出的爱情与现代的爱情意识是完全相通的，难怪冰心认为“文抄公”表兄“很有诗才”[14]。
不可否认，王次回个别诗中确实存在“儇薄语”，如《即夕口占绝句十二首》之五（卷下）：
斗帐香篝不漏烟，睡鞋暖窄困春眠。
教郎被底摩挲遍，忽见红帮露枕边。
这首诗是否定王次回诗的人常常提及的。但是，在《疑雨集》中，这类诗并不是很多。如果只把眼光盯在个别的诗上，而置大多数“感心嫮目，回肠荡气”的诗篇不顾，显然是偏颇的。郭沫若在为《郁达夫诗词抄》写的序中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抱着望远镜去看，把他的优点引到我们身边来；而不是抱着显微镜去看，专门挑剔他的弱点。”[29]我想，这恐怕也应该是我们对待王次回的正确态度。
一些研究李商隐诗的学者，在谈到李商隐诗的影响时，常常提到王次回的《疑雨集》和《疑云集》，把它们当作刻意模仿李商隐的例子而加以否定。《疑云集》的真伪尚待判定，暂置不论，《疑雨集》有个别诗篇确实有李商隐影响的痕迹，但不能就此说王次回刻意模仿李商隐，这正如李商隐的有些诗受到过杜甫、李贺的影响，我们不能说李商隐刻意模仿杜甫、李贺一样。王次回“博学好古”，[2]（丁集第十六）而且曾“评阅子史唐宋诗集十馀种”，[30]他转益多师，接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他也试图摆脱前代诗人的影响，有所创新。王次回在《试笔》中说：“诗家窠臼宜翻洗，人日慵拈薛道衡。”（卷下）并在《白山茶插髻甚可观，因书二绝》中对汤显祖作了很高的评价：“玉茗先生迥出尘，语言无处不清新。”（卷上）可见，王次回追求的是自出机杼，赞赏的是清新出尘。王次回的诗确实也在转益多师中实现了继承和创新的统一。薛雪《一瓢诗话》就曾称赞王次回是“团香缕雪手”，说他的诗“不落窠臼”，没有“土气息，泥滋味。”[31]王士禛曾指出：“次回艳情诗数百篇，刻画声影，有义山、致光所未到者。”[4]（卷十五）钱锺书更明确指出：“王次回诗很好，不是义山‘无题’的传统”。[32]
我们看王次回下面这首诗（卷上）：
几层芳树几层楼，只隔欢娱不隔愁。
花外迁延惟见影，月中寻觅略闻讴。
吴歌凄断偏相入，楚梦微茫不易留。
时节落花人病酒，睡魂经雨思悠悠。
此诗就被有些研究者认为完全是模仿李商隐下面这首诗：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这两首诗确实非常相似：都以《无题》为题，都以感情阻隔为主题，都写了梦醒后的孤寂、怅惘和无奈。然而细加分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王次回把缠绵悱恻，哀怨怅惘的爱情表达得真真切切，没有遮掩，一般读者都会把它理解为纯粹的爱情诗，不会认为别有寄托。而李商隐的这首诗却朦胧迷幻，相当多的人并不把其作为爱情诗来读，而认为其有风人之旨。如冯浩就认为这首诗“盖恨令狐绚之不省陈情也”；[33](P388)叶葱奇也说“这是大中元年商隐重入秘书省后接受郑亚的聘请，将远赴桂林时所作”。[34](P139)虽然他们的说法并不一定为现代读者所接受，但说这首诗寄托着李商隐坎坷不平的政治遭遇和抑郁难抒的人生感慨，确是为大多数读者认可的。而且王次回的这首诗是其早期的作品，李商隐的这首诗是其意思相对明晰之作，至于王次回后来写的像“悼亡非为爱缘牵”（卷上《悲遣十三章》）、“逢新偏忆旧缠绵”（卷下《残岁即事》）、“岂惮谗唇工贝锦，尚甘诗骨堕泥犁”（卷下《无题》）、“黄祖怒时偏自喜，红儿痴处绝堪怜”（卷下《感旧》）这一类不惮袒露心扉、表现个性的诗句，恐怕是李商隐诗中没有的。严绳孙在《〈疑雨集〉序》中说：
诗发乎情，而《王风》之变，桑中洧外，列在三百，为艳歌之始。其后《读曲》、《子夜》寂寥促节。在唐则玉溪惝怳，旨近楚骚，韩相香奁，言犹微婉。于是金坛王先生彦泓，以闳肆之才，写宕往之致，穷情尽态，刻露深永，可谓横绝今古也。[6]
严绳孙对王次回诗歌特点的概括，是很有见地的。
由此可见，轻视、鄙弃王次回诗歌的理由完全不能成立。
三 王次回被文学史遗忘的根本原因
现在，我们简略分析一下王次回被目前通行的文学史著作遗忘的根本原因。
在王次回诗被接受的过程中，存在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以严绳孙为例，他一方面称王次回诗“横绝今古”，而同时又指出其“不可谓为正音”。[6]实质上，他与沈德潜的认识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如果仅从艳体诗自身的角度，沈德潜大概也会赞成王次回的诗是“横绝今古”，否则他就不会说“最足”害人心术了：正因为深恐《疑雨集》会对读者造成不良的影响，他才对其弃而不存的。沈德潜主要是一个宫廷诗人，曾因诗得到乾隆皇帝的恩宠，他对待艳体诗的看法其实代表着最高统治者的意见。乾隆在阅四库馆进呈书时曾谕示：
夫诗以温柔敦厚为教，孔子不删郑卫，所以示刺示戒也。……朕辑《四库全书》，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诗句，岂可以体近香奁，概行采录。所有《美人八咏》诗，着即行撤出。至此外各种诗集内有似此者，亦着该总裁督同总校、分校等详细检查，一并撤出，以示朕厘正诗体、崇尚雅醇之至意。[35]（卷首一）
乾隆所谕示的“诗以温柔敦厚为教”、“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的采诗标准，与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的标准没有什么不同。乾隆的谕示无疑是编撰《四库全书》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连朱彝尊的《风怀诗》二百韵尚且以“流宕艳冶，不止陶潜之赋闲情”而从《曝书亭集》中删去，[35]（卷一百七十三）像王次回《疑雨集》这样所谓“害人心术”的作品自然更不会被采录。这种偏重从教化的角度评价艳诗的观念很长时间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甚至到了二十世纪，虽然文学观念有了一些变化，但从伦理的角度否定艳体诗的观念依然很普遍。如梁启超，他尽管认为李商隐这一派的诗“从‘唯美的’的眼光看来，自有他的价值”，但仍不能算“诗的正宗”，[36]这简直就是严绳孙观念的再版。王次回本人甚至受到受正统观念主导的流俗的咒骂，被传为得到“厕上吟诗，误坠粪窖中，七窍粪渍而死”的报应。[37]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流观念对艳体诗的认识依然停留在沈德潜的水平上，仍然以伦理道德为标准。康正果在《风骚与艳情》的后记中说，他以《韩偓诗析论》为硕士毕业论文，因为文中有一部分内容讨论了艳情诗的构成与演变，被取消参加答辩的资格。理由竟然是：妄谈艳诗，渲染色情，如此内容，不宜答辩。[38]
这种偏重道德伦理、强调文学教化功能的文学观念很大程度上也是近百年一般文学史家的主导观念。从受外国人的影响而有中国文学史以来，在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中所肯定的作家实际上主要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肯定的那些作家，真正是自己发现的就是五四时候提倡新文化的人所发现的，一个是从李贽到袁宏道、晚明小品的一条线，另外一个就是戏曲小说。而对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不过翻新花样，比如原来说是忠君，现在说是人民诗人，换个标签而已。王次回是晚明精神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如周作人、林语堂等虽然对晚明精神肯定，但实际上他们在这方面做工作的时间不多，从二十年代到抗战爆发，也不过十多年的时间，抗战爆发后大家没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而且后来评价的标准也越来功利主义，他们没有来得及发现的王次回等人就没有人管了。另外，文学的评价标准还和《四库提要》差不多，即不注重文学心灵上的作用，偏重文学所谓功利性的作用。⑥在这样的评价标准下，王次回为一般的文学史著作所遗忘，这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今日的形势已大不同于往昔。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逐渐意识到，文学是通过提供美感来打动人的东西，开始注重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并把追求自由、个性作为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不再把所谓“教育意义”作为文学的根本追求。王次回的诗能够激发人们强烈的喜爱和憎恨，显示了他的诗的力度和深度。王次回是富有鲜明特点的诗人，很值得、也很应该加以研究，理应在文学史上获得相应的位置。如果通过对王次回的研究，能引起对以前的文学评价标准深入进行反思的话，那就出乎我们的奢望之外了。
注释：
①袁枚《再与沈大宗伯书》开头便说：“闻《别裁》中独不选王次回诗，以为艳体不足垂教，仆又疑焉。”（《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小仓山房诗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②《倚声初集》刊刻的时间，一般认为是顺治十七年，但书中评语间有顺治以后、康熙四年以前的纪事，顺治十七年可能是开始刊刻时间（参见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
③本文所引《疑雨集》文字，均以清康熙刻本为准。
④笔者根据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明集目录卡片提供的线索，到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等作了仔细的查验。
⑤转引自郑清茂《中国文学在日本·王次回研究》，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251-252页。
⑥这段文字是根据听章培恒先生课的笔记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