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探索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转换和统一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马克思论文,晚年论文,与非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史中两种相互对立、相互影响和相互补充的重要思潮，自古希腊罗马起直到近现代，一直在思想文化史中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是世界历史经验的结晶，它的思想源头德国古典哲学所固有的理性品质赋予唯物史观以鲜明的理性特点。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在历史领域中通行的是唯心史观，要么用英雄人物或偶然事件来解释历史，要么把历史归结为某种神秘的天意和理念。这种唯心史观虽然不能说它是源于非理性的，但起码都是非科学的，它对历史理解的直接性和表层化使它既缺乏经验的有力证明，又没有坚强的逻辑支撑，从根本上来说，有违理性的科学宗旨，是和理性精神不相容的。马克思经过深刻的哲学革命变革，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才找到了人类历史的真正源头，并从此开始，以全部人类社会生活为背景，用严密的逻辑思维，描绘出历史发展的科学图景。马克思说：“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从此也就开创了人类自身的历史。所以人类历史的起点并不是什么超人的神秘的外在性，而是人类自身的生命需求，全部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都是由此出发而构建起来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就是这样简单而明确地建立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它作为唯物史观的基石，是我们用以科学地揭示历史奥秘的基本范畴和规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用理性思维理解历史的典范，是那个时代科学和哲学中普遍盛行的二体矛盾作用规律在唯物史观中的体现。正像数学中存在正数和负数、物理学中存在作用和反作用、化学中存在化合和分解一样，历史运行中也必然存在相互对立的矛盾方面。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没有到精神和意志中去寻找主宰历史的矛盾方面，而是把目光聚焦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要素上。马克思深信：“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2]，社会基本矛盾规律实际上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并最终地决定他们如何去创造历史和创造什么样的历史。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功绩在于，他发现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并从生产活动中区分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经典地表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作用机制，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正是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作用机制，推动社会形态的相继更迭，使历史发展呈现出“自然历史过程”，并表现为五大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
唯物史观的五大社会形态理论是理性地理解历史的产物，它既是经验的，有欧洲历史事实的支撑，又是逻辑的，思维缜密，立论严谨，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由此“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4]。有了唯物史观，历史才真正成为有内在机制可把握、有发展规律可遵循的科学的理性园地。
二
理性思维的意义和价值不仅成功地体现在唯物史观中，全部人类的历史进步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基本上都是理性的成果，理性一直在社会进步中扮演主角。在我们充分肯定理性的进步作用时，也不要忽视非理性，它虽然与理性相左，更多的是崇尚情感、意志、本能、灵感和直觉，并在历史上曾不断地导向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但是非理性也以其独特的视角与理性相互补。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存在确实有其非理性的一面，无论情感、意志、本能还是灵感和直觉，它们都在人的认识和实践中每时每刻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非理性无疑具有片面性、或然性、惰性和消极性，但它同时也能对理性认识起到促进、激发、桥梁、动力和调节等积极作用。实际上理性和非理性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纯粹的理性和非理性都是不存在的，理性补充以非理性，非理性汲取理性的滋润和指导，这是理性与非理性存在的常态。只有在它们的相互结合、互相补充中才能充分发挥以理性为主导的各自优势。理性与非理性的这种既对立又互补的关系决定了任何与它们相关联的意识形态或思想理论，如果是在排他意义上直接由理性或非理性决定的，那么势必会造成对立面积极因素的缺失，马克思早期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发展理论就遇到过这种难题和矛盾。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完全是理性的：一方面以《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为代表的经典文本用严密、无懈可击的坚强逻辑，一步步地推导出：“资产阶级用来对准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5]，“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6]。正是这种逻辑的严谨性构筑了理论的坚定性，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理想和信念就是建立在这种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丝毫没有因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而抹煞它的历史功绩，而是用一种清醒的理性眼光，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因此，“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8]。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肯定不是削弱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相反它从历史的视角增强了马克思的批判力，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与从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它不包含任何非理智的情感因素。在马克思的心目中，资本主义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是社会发展规律的无情主宰，使它走到了今天必然灭亡的地步。这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理性分析使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别具光辉。
但是当马克思把这种理性分析方法运用到东方社会时便遇到了来自理性自身的矛盾，这在马克思关于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及未来结果的两篇文章中体现得特别明显。印度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的一个典型，在它那里不仅存在着广泛的土地公有制，而且村社组织保留的比较完整。自18世纪以来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逐步从经济到政治全面地瓦解了印度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9]，“它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文明”[10]。怎样看待这个事实呢？应该说，马克思从道义上已经给予了强烈的谴责和批判，同情印度人民当下的遭遇和可悲的未来，多次历数英国的罪行：“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11]但是在道义、同情与历史进步之间马克思以理性的眼光，更倾向于社会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对英国的侵略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一方面谴责其给印度人民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也透过这种侵略，看到了它所带来的新社会的肯定因素。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摧毁农工结合的经济基础，还是破坏“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它虽然执行的是“破坏使命”，但却能“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从而“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2]。
其次，马克思虽然谴责英国侵略的野蛮行径，指出印度人民为此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但却认为这种代价对历史进步来说是值得的，是必须付出的投入，在进步论与价值论之间，马克思选择了前者。他说：“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的社会革命完全是受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总之，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我们何必因着这痛苦而伤心，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13]
十分明显，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分析是很理性的，他没有囿于情感而改变世界历史思想的初衷，尽管英国的侵略伴随着火与剑，使印度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他仍然认为在亚洲建立“西方式的社会”是世界历史的惟一选择。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理性的智睿，很难越过情感和道义这道防线，依然坚持历史进步的终极标准。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逻辑矛盾：正视印度人民的苦难遭遇就与理性选择相矛盾吗？为什么理性非得至上，一定要牺牲人的价值，把人的价值与社会进步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而不可二者兼顾呢？思维一进到这里，就暴露出与非理性隔绝开来的纯粹理性的局限性。从根本上说理性并不排斥人性和人的价值，许多理性主义哲学家同时也是人道主义者，康德和费尔巴哈就是如此。
马克思当然不在此列，当他论及英国侵略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他既是个理性主义者，又饱含十分同情人民境遇的非理性情结，只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上，马克思当时更趋向理性，向历史进步倾斜，认为只要社会发展了，就将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即使暂时地付出一些代价，从人民的长远利益来说也是值得的。这里并不存在对人民境遇和利益的忽视，只是在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观照上反映出马克思当时更注重长远利益。就这个意义来说，马克思一直是个兼顾非理性的理性主义思想家，只不过是在早、中期更加侧重理性的建构而已。
三
晚年马克思承袭了早、中期的思想传统，继续坚持用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思维范式来审视和构建社会发展理论。但是由于历史时代的变迁和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马克思的观察视角不能不有所改变。如果说在从前资本主义相对比较稳固、人民革命尚处在深层酝酿的情况下，马克思关注人民的长远利益，力求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这可谓是一种理性的思考，颇具远见卓识的话，那么，在19世纪80年代，当资本主义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14]，特别是在俄国的革命一触即发、人民（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民粹派）即将掌握国家政权的情况下，这时就必须转换思路，不能再坚持原来主张的东方国家必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面对人民即将取得政权、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新的美好现实，还死守先前的主张，硬要把人民从即将迈入的理想境界拖回到资本主义的苦海，这已经不是什么理性的选择，而是顽冥不化和彻底的书生气。这时在马克思心中升腾的不是长远的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问题，而是当前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苦难的现实和有可能展现的社会主义前景，这种机会在历史上可能是短暂的一瞬，十分难得，必须抓住，放弃这种机遇，就是对人民的苦难和境遇无动于衷，这是与马克思博大精深的人道主义理想背道而驰的。虽然这种情结带有非理性的色彩，但是它有现实的合理性。所以，当《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把俄国未来发展道路问题提到马克思面前的时候，他坚定地表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的道路，那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15]正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16]，马克思认为，在国内外各方面必须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17]。这就是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初衷。十分明显，这个设想带有对人民生存境遇和所遭受的痛苦的深切同情和关切的非理性因素，它的着眼点是资本主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恩格斯说得十分直白：在“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的情况下，“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足为怪的”[18]。同样是资本主义，在先前关于印度的两篇文章中，马克思关注的是它能“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即使为此而付出痛苦的代价，但“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马克思这时所坚持的是理性的眼光和人民长远的利益。而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却强调了它给人民带来的现实的痛苦，并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而主张跨越卡夫丁峡谷。资本主义本身是个矛盾的集合物，它“一方面神奇地发展社会生产力”[19]，为新世界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是人民痛苦的深渊，给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什么时候关注资本主义的哪一方面，这完全取决于历史条件和观察的视角。当革命还是遥远的未来的时候，马克思用理性的眼光，关注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期待资本主义的发展能给未来的新世界奠定物质基础；当革命形势已经来临，无产阶级已经有实际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的时候，马克思既用理性的眼光，又用非理性的情感视角，格外同情资本主义给人民带来的现实痛苦，从关注人的价值理念出发，又主张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应该说，无论坚持哪一种观点，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面对的是不同的历史条件，都有现实的可靠根据。
马克思晚年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表面上看似乎是非理性的，但实质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重视人的价值，同情人民的苦难遭遇，这本身就有理性的一面，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的一系列相关条件的规定都是十分清醒和理性的。马克思并没有痴迷自己的探索和构想，他深知，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真诚愿望变为现实很不容易，需要一系列的现实条件。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反复论证，俄国有较为完整的现成的土地公有制度，是“和资本主义同时代的东西”[20]，“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21]，所有这一切就使俄国有可能“吸取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避免它的波折和苦难，弥补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生产力的差距，实现公社与这种肯定成果的结合。当然，所需条件不止如此，马克思还开列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22]，在外部还需要“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23]，等等。马克思设定的这些条件逻辑严谨，有一系列历史事实可作佐证，完全是理性的选择。因此，马克思晚年的探索虽有非理性特征，但绝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迷恋东方田园式的生活，或像第二国际某些领导人所说，是对他自己唯物史观的背离。实际上，马克思晚年的探索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对多样化的社会发展道路深刻思考的尝试，它既有清醒的理性估量，又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从这里我们恰恰可以看出马克思从不把自己的思想封闭起来，不认为自己从前的观点就是一种不许更改的永恒的定见，他能在19世纪80年代俄国具体历史条件下，重新思索资本主义可不可以跨越的问题，这正是马克思思想的闪光点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的体现。马克思的这个探索本身就会给我们提供许多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对于我们研究新问题、接受新事物、实现理论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
从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视角理解马克思晚年的探索是一回事，如何正确评价这个探索又是一回事，不能因为我们理解了马克思晚年探索的思维机制就一定说这个探索本身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上述的分析起码证明，马克思晚年的探索并非空穴来风，或偶然冲动，它既针对俄国革命即将爆发的历史事实，又有向非理性转向作为思维方式上的根据，因而是完全有道理的。可是有道理的事不一定能够实现，不能够实现的事也不一定正确，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在我国对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评价向来不一，特别是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人们的认识就更加歧见极深，难以弥合。分歧主要集中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否实现的估量上，有的说这个设想本身就是乌托邦，根本无从实现，也从来没有实现过；与此相反的意见认为，这个设想对于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证实。现在看，在绝对对立的意义上这两种意见谁是谁非很难说清，如果转换视角，就其实现程度或实现的意义来说，就可以找到二者的共同点。
按照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严格本意，可以说这个设想没有实现，无论是俄国或中国实际情况都与马克思当年的设想相去甚远。俄国十月革命发生时，公社和土地公有制早已荡然无存，根本就谈不到借助资本主义肯定成果并和公社土地公有制相结合的问题，俄国公有制的建立完全是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的。中国早已不存在村社组织，土地名义上是国有，实际上是私人占有，中国也是经历了消灭城乡私有制以后才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就这个意义来说，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一个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因而马克思的这个设想的实际意义就很有限了。
但是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情景就大不相同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牵涉到许多具体的条件和细节，表面看似乎是个很庞杂的问题。其实这个设想的核心是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具体说来是跨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能不能在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设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西方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因为一方面，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能“最后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全面地发展”[24]，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成熟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也只有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可能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牵动整个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造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形势。所以多年来马克思恩格斯预想的革命格局一直是“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25]。现在马克思要跨越经济和政治的巨大差距，把社会主义的希望转移到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自然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阻力和障碍。马克思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他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中主动地做了许多铺垫。
俄国和中国就具体实践形式而言，不能认为是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但就其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言，又可以认为是跨越了卡夫丁峡谷。是否跨越关键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相连带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力，俄、中两国不仅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且生产力都比较落后，俄国比中国高一些，充其量也不过是中、下等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都先后发生革命，并随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无论从社会形态或生产力水平来说都不属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一种例外的跨越。长期以来一直有不同的观点，对这种跨越颇多质疑。第二国际和托洛茨基就曾反对俄国革命，认为俄国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没有资格进行革命，即使革命胜利了，也会因为农民的反对而破产。在中国也出现了许多告别革命的言论，引起学界的争议。争论的实质是革命是否必须是自然历史过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不可以在革命形势具备的情况下首先起来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在人民政权之下再来补上生产力这一课？换言之，社会化的大生产力为什么非得由资本主义来建立，在革命后的人民政权之下靠人民自己来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不可以吗？列宁在和第二国际与孟什维克的争论中，一下子把问题尖锐挑明，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26]实际上，俄国和中国革命都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发生的，实践也表明，两国在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确曾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补上了生产力这一课，走上了社会制度与生产力协调发展的正常轨道。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事实一再证实，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可行的，与没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印度相比，中国毫不逊色。马克思晚年的探索是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伟大成果，与早期的世界历史思想相比是一个显著的飞跃。在关于不列颠侵略印度的两篇文章中，马克思面临着历史进步与人的当下价值的两难选择，最终马克思选择了历史进步与人的长远价值，为此而对人民遭遇的现实苦难深表同情，并从奠定未来世界的物质基础中得到某种慰藉。这种选择虽然也兼顾了人的长远价值，但总的说来
是理性的主导，带有明显的理性主义色彩。马克思晚年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超越理性主义的偏颇，实现了理性与非理性在更高基础上的综合。一方面，这个设想充分地顾及到人民的现实境遇，把摆脱资本主义的苦难作为出发点；另一方面，又实现了社会进步，一下子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迈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实现了社会进步与人的价值的双赢。这是唯物史观社会发展理论的提升，也是理性与非理性转换和统一机制的一次辉煌的日出。
标签：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卡夫丁峡谷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