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商精神及其现实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商论文,现实论文,精神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商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人们在商品经营活动中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对于激发、引导和规范人们的商业行为健康地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儒商和儒商精神
儒商，是指具有儒家思想并将其运用到商品经营活动中去的商人，即所谓“以儒术饰贾事”者。用最简明的语言来说，儒商与一般商人最大的区别是儒商非常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大学》中说“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生财要取之有道，仁者“生财”是用来发展“仁”的事业，“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生财”是实现“仁”的事业的手段，通过他们以财行仁的活动而得民心。不仁者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为富不仁，他们把“生财”作为最终目的，为赚钱而赚钱，甚至不惜作奸犯科，以身试法，乃至亡身以获利，儒商则是“以财发身”，是仁者。他们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抱负和忧患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能以国家民族以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重。
儒商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人类型，是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孔门弟子子贡可算是中国儒商的第一人。子贡原名端木赐，是儒家实践派的杰出人物，多才多能，是政治外交家，但他始终坚持以儒从商，经商于曹鲁之间，家系千金，以商治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商人范蠡（陶朱公）和计然也应属于儒商之列，他们的经营使越国十年生聚富国强兵，得雪会稽之耻。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者，可谓“君子富，好行其德”。历史上另一著名的大商人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可谓深得经商的要领，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到了明末清初时，随着经济贸易往来频繁，经商成为一种时尚，有些读书人也纷纷“舍儒就商”，“以儒服贾”，投身于商业经济大潮中，当时的名人如朱舜水、严舜工、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之父顾泾野等都是有名的儒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加深，一些有识之土认识到，中国要抵御外侮，必须富国强兵，而富国之道在于工商。一些知识分子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指导下，纷纷投身于工商之中，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状元出身的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张謇。他所创办的大生实业公司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二战”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与中国相邻的一些东亚国家如日本、南朝鲜、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等地，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则把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与儒家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不同的儒教资本主义，创造出令世界震惊的经济奇迹。如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他把自己一生经营之道总结为“论语加算盘”。当代日本的一些大企业家如松下公司总裁松下幸之助、三洋公司总裁井植薰、理光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等，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并自觉运用儒家一些传统思想来指导经营，取得突出成功。此外，海外一些华侨商人也都自觉地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渗透到自己的经营活动中去，形成了一种儒商风格。
儒商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精神，即儒商精神。它是儒家“仁”、“义”、“诚”、“信”同现代商业精神的融合。这种儒商精神是一种既区别于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确立起来的西方商业精神，也不同于犹太商人精神、阿拉伯商人精神的一种东方商业文化精神。儒商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在中国农耕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的体现，是中国农耕自然经济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遵循的独特的原则和精神，是世界其他各国自然经济形态中所没有的。总之，儒商精神的实质就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中的凝结和升华。
二、儒商精神的内容特质
儒学的精华在于“仁”、“义”、“忠”、“信”，“仁”与“义”是指道德原则、理性精神；“忠”与“信”是指行为规范、人文美德。可以说，“仁”与“义”构成了儒商精神的深层内核，可谓儒商之魂；“忠”与“信”是引导人迈向“仁”、“义”之崇高境界的阶梯，是事业走向成功的保证，可谓儒商成功之道。
（一）以义取利、博施济众的经营宗旨
“义”与“利”的关系，是“仁学”的又一重要内容。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熹集》）。所谓“义”是指人的道德价值；“利”是指人的功利价值和物质利益。在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提出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一个是否有“义”行“义”是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是关涉到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根本性问题。“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对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来说，如果敢作敢为但却缺乏道义的支持必然会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搞乱社会秩序；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敢作敢为又离开道义的约束，必定会为“利”而奔走纷争，终而沦为“盗”。“子罕言利”（《论语·子罕》），但孔子并非一概地反对对“利”的追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不过在富贵利禄面前，不能丧失道德良心，而只能“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循义而求之。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成人之美”就不仅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而且还要积极主动地为他人谋利谋福。因此，儒商精神不是把获利作为商业活动的唯一目的，而是提倡把经商谋利与“博施济众”结合起来，并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是儒家所追求的圣贤才能做到的。“内圣外王”是儒家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模式，即把自我修养的人生活动与兼济天下的理想结合起来，追求一种社会功名。儒商把它贯彻到商业活动中去，就是不把经商仅仅当作个人活动，而是作为实现博施济众的手段和获取社会功名的方式。
（二）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经营原则
既称儒商，必能体现儒家伦理精神。儒学主要是道德哲学，充满着对人类关爱的伟大人文情愫是其典型特征。自孔子创儒学，“仁爱”思想始终如一条红线贯而串之，成为儒学之核心。《论语》中109次专门提到“仁”，孔子对“仁”作了大量的论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孟子也说：“仁者爱人”，“恻隐之心，仁也”（《孟子·离娄下》）。“仁”的基本精神是“爱人”。在儒家学说里，“爱人”包括自爱、爱人、互爱。在这里，爱人与自爱是统一的，是人与人之间良性互促互动的关系。只有懂得自爱，才能将心比心地去爱别人；也只有爱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正如孟子所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孝悌既是“仁”的根本，也是塑造人格、建立仁人管理模式的起点。孔子把“仁”从自我修养引申到家庭、社会，推之于国家、天下。在孔子看来，真正具有仁爱精神的人，不仅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也会像对待家庭和亲人一样忠诚、热爱国家。正如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商品交换，从直接层面看是物与物的交换，金钱与金钱的交换。因此很容易发生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的商品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而儒家精神则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纯粹的物与金钱的关系，从物与金钱中看到人，主张按照“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原则去经营，这种经营思想是儒家“仁爱”思想在商业活动中的运用。这种经营思想运用在企业中，有利于在企业中形成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的气氛，有利于创立一个以爱心换取被爱、以奉献换取真情的良好人际关系环境，从而使企业全体员工不断增强无私奉献精神，知恩报德精神。
（三）尚中贵和、和气生财的经营之道
尚中贵和是孔子“仁学”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就是“中庸之道”，“和”就是“以和为贵”。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孔子认为中庸既是一种道德境界，又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因为任何过与不及都会产生品德上的缺陷。儒家重“和”，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也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时不得人和，则百事不废”。因此《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孔子提倡以和为贵，但又反对一团和气，不讲原则。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卫灵公》），“君子周而不比”（《论语·为政》）。中国人历来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稳定，民间就有“将相和、邦国兴”、“家和万事兴”的说法。儒商把“和”的精神运用于商业竞争中，注重和谐经营，和气生财，这是儒商精神与西方弱肉强食原则的明显区别之处。“和”的经营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注重不同经营者之间的互利合作，寻找共同生财之道，所谓“有钱大家赚”。提倡既竞争又合作，反对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搞你死我活，相互吞并。二是注重对顾客的和气态度，不巧取豪夺，欺行霸市，提倡让利于民，视顾客为上帝，诚实不欺，服务周到。三是注重企业内部的人际和谐，注重上下沟通，协调劳资关系。
（四）诚信为本、自强不息的处世之道
诚信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范畴之一，也是儒商精神的重要品格。《说文》释曰：“信，诚也。从人从言”。人为有仁有义“最为天下贵”的高级动物，为万物之灵，白当顶天立地，一言九鼎。在孔子看来，“信”是一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据，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軏，小车无輗，其可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他还大力主张“谨而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提倡“以信交友”。因为“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孔子还提倡以信治国、取信于民。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论语·学而》）“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我国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商以信为本”的说法。从古到今，商人们都把诚实守信、童叟无欺奉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早在《管子·乘马》中就有这样的说法：“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信利是相连的，诚立信之本，信立利之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信誉是商人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良好的信誉也可以带来滚滚财源。弄虚作假，不守信用，失信于人，还怎能长久取利？！
儒家思想中还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事业功名意识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它是由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和《易传》中“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及《大学》中“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交织而成的。儒家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体现在商业活动中就是儒商的敬业精神。儒商不只是把商业经营当作一种获利谋生的手段，而更把它当作成就人生价值的事业来做。在经营中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吃苦耐劳，百折不挠。这种勤勉奋发、积极有为的敬业精神正是儒商职业伦理的核心。
三、儒商精神的现实价值
儒商精神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灵魂，曾对我国及东南亚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新的世纪中，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儒商精神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将继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一）儒商精神是规范市场经济理性的重要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确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给社会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问题：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泛滥，道德观念滑坡，人际交往失范，理想信念出现危机等等。据此，切实加强法制和道德规范，使市场经济走向更加规范化和理性化就尤显重要了。
儒商精神的主要特征就是“以义取利”的理性主义，“义”就是公正、合理。它决定了现代儒商是市场经济理性的主体。儒家“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道德准则是保证市场经济本身健康稳步发展的原则规范，也是保证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统一的原则规范。儒家“以义取利”、“诚信为本”道德观的提倡与发扬，将可促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谋利与守义，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经商与为人的关系，从而调控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失序现象，抑制市场发展中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将阻止经济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
（二）儒商精神是中华民族经济振兴的强大动力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21世纪是我们实现现代化、走向全面振兴的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那么，在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作为市场经济灵魂的儒商精神必将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经济振兴的强大动力。首先，中国的经济要走向世界，儒商是“经济大使”；其次，儒商处在经济第一线，且他们所具有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必将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服务，为经济的增长和繁荣，为实现现代化做出实际贡献；再次，海外的儒商也将对祖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积极的支持。可以说，儒商和儒商精神既是21世纪时代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经济振兴的先锋。
（三）儒商精神是共同富裕价值观念形成的积极因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21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都将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目标不是造就少数社会巨富，而是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各民族的繁荣昌盛。这就要求我们在市场活动中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要有一个更高的为国家、民族，以至全人类而奉献的价值取向。依据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来说，当代儒商要有以天下为己任、为振兴民族经济而奋斗的社会抱负，要有为实现自己的社会抱负“杀身成仁”“以身殉道”的献身精神。在这方面，儒商精神的“博施济众”思想，将有助于我们超越个人狭隘经济利益的限制，促成为国家、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富裕而努力的价值观念的形成。同时，儒商“依群利己”的团体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也是相通的。在21世纪的市场经济活动中，提倡儒商精神，将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迈进。
（四）儒商精神是经济领域和平发展的主要支柱，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有一致性
在21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流。在和平、平等的环境中开展经济的合作和竞争，以求得自身的发展，这是全球经济领域的普遍认识。
儒商精神是新世纪经济领域和平发展的主要支柱。儒商精神具有鲜明的“和平主义”性质，儒商主张“和为贵”、“以和济争”，强调竞争应当是平等公正的“君子之争”，提倡并善于公正和平的经济协作与竞争。这完全符合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以儒商“和平主义”的精神指导经济实践，规范世界经济秩序，才能使经济全球化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的互补共荣，而不是强国经济对弱国经济的支配和吸榨，保证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在公正平等、和平竞争的环境中求得利益共享和相对平衡地发展。
同时，儒商精神也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有一致性。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主张“天人合一”、“仁民爱物”的思想，提倡尊重一切生命价值，尊重自然规律，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善、协调发展，要求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协调一致，具有关爱后代的代际伦理思想。可见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有一致之处。以儒商精神为指导，就能保证这些现代企事业家有正确的发展观、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不去剥夺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机会和权利，从经济的源头上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在21世纪里，要想真正实现百年强国之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加速经济发展。为了确保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就必须塑造一大批具有浓厚人文情怀、懂经营、善管理、能创新的优秀企业家，而儒商精神与现代科学技术、时代精神的契合，既是培养新儒商的“助产士”，又是新儒商成长的沃土。我们呼唤着人文精神的回归，期待着“战略家”型的大批新儒商的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