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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歌唱你，我俩一体相连，
仿佛天上的月亮
——茨维塔耶娃
在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诞辰90年之后的1889年，被喻为俄罗斯诗歌月亮的阿赫玛托娃诞生了，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似乎很有寓意，而三年以后，另一位同样伟大的女诗人也来到了人世，她就是“作为诗人而生”的茨维塔耶娃，19世纪末的俄国在前后三年的时间内诞生了两位伟大的女诗人，不能不说是俄罗斯文学的幸事，因为在她们之前的俄国文学史中，还没有一个女诗人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两位诗人拥有几乎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诗歌传统，她们的生活经历和创作活动也有相似之处，但是却拥有完全不同的个性特征和诗歌风格。两位女诗人都经历了丈夫被枪决，子女被捕入狱，生活贫困艰难的悲惨命运；都以“黄昏”来命名自己的处女作；在诗歌作品得不到发表的年代都曾从事普希金研究，并且成就斐然；都从事过诗歌翻译工作，且翻译作品数量众多，其中阿赫玛托娃还翻译过中国诗人的诗，其中包括屈原、李清照等大诗人的作品。阿赫玛托娃是阿克梅派的代表人物，她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忠实践行阿克梅派的诗学理论和美学纲领，崇尚古典式的明晰与和谐，阿赫玛托娃在与俄罗斯人民一同承担苦难命运的同时又以自己的创作成为整个俄罗斯民族的代言人；茨维塔耶娃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个性诗人，她从不加入任何文学团体，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她认为自己“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影响”，虽然这个论断并不正确，但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茨维塔耶娃的文学主张，她终身保持本真单纯的文学观念，崇尚诗歌的独立与自由的精神。
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来往并不多，她们有限的交往集中在茨维塔耶娃离开俄罗斯的1922年之前和她侨居国外17年回到俄罗斯以后的1941年，这两个时期又明显反映出二者关系从挚爱到疏离的过程。
根据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莉阿德娜（小名阿莉娅）的回忆，茨维塔耶娃对阿赫玛托娃的兴趣开始于她读到后者的第一本诗集《黄昏》后，并于1915年写下献给对方的第一首诗《致阿赫玛托娃》：
纤长的、非俄罗斯的身材——
在煌煌巨册之上。
土耳其的纱丽
像斗篷一样垂下来。[1](61)
阿赫玛托娃在当时的诗歌界是出名的美人，茨维塔耶娃在诗中勾勒出她的美丽剪影。在茨维塔耶娃眼里，阿赫玛托娃不仅容貌美丽，而且才华横溢，是“年轻的恶魔”，拥有无与伦比的魔力，她用“赤手空拳的诗行，／瞄准了我们的心脏”，因此，茨维塔耶娃以率真的语调毫不迟疑地宣布：
我已经爱上了您，
安娜·阿赫玛托娃。[1](61)
1916年茨维塔耶娃从莫斯科来到当时的诗歌圣地彼得堡，她被这座城市的诗歌精神，被这里无处不在的诗歌朗诵和不眠之夜迷住了。稍纵即逝的冬日、漫长的黑暗都无法阻止人们在大厅里辉煌的吊灯下朗诵勃洛克的诗歌，以自己天赋的创作嗅觉，她满心虔诚地接受了这个北方之都。在这里她与曼德尔斯塔姆等诗人结为友人，但令她遗憾的是没有见到仰慕已久的阿赫玛托娃。彼得堡之行使茨维塔耶娃爆发出巨大的创作热情，写下了一系列献给彼得堡诗人的组诗，有《致勃洛克》、《致阿赫玛托娃》以及献给曼德尔斯塔姆的诗作，其中组诗《致阿赫玛托娃》共11首，这些诗充满对阿赫玛托娃的激情和敬仰，她称阿赫玛托娃为“缪斯中最美丽的缪斯”、“皇村的缪斯”、“金嘴唇的安娜”。其中第一首这样写道：
哦，哀泣的缪斯，缪斯中最美丽的缪斯！
哦，你，白夜肆无忌惮的怪物！
你让黑色的风暴席卷罗斯，
你的哀号像箭矢一般扎进我们的身体。
我们纷纷躲闪，一声低沉的叹息：唉！——
成千上百个声音——向你发誓。——安娜·
阿赫玛托娃！——这个名字——是巨大的叹息，
它向一个无名的深渊掉下去。
我们得到了加冕，因为我和你脚踏的
是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个蓝天！
那个被你致命的命运所伤害的人儿
已经落入死亡的怀抱而不朽。
教堂的圆顶在我那悦耳的城市里闪光，
流浪的瞎子高歌赞美神圣的救主……
——我赐予你钟声齐鸣的城市
——阿赫玛托娃——附加我这颗心！[1](119)
“我们得到了加冕，因为我和你脚踏的／是同一块土地，头顶着同一片蓝天。”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两位诗人是同一个时代的女性，有着相同的命运和遭遇。其中体现了茨维塔耶娃对阿赫玛托娃深深的认同感和珍爱之情。“——我赐予你钟声齐鸣的城市／——阿赫玛托娃——附加我这颗心！”茨维塔耶娃在此表现出性格中一以贯之的真诚和热情，她是莫斯科的诗人，莫斯科是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她珍爱的故乡，她一向认为自己拥有对这座城市的权利，她愿意把它如同珍宝一样奉献给对方。在这些诗中，茨维塔耶娃对阿赫玛托娃倾注了真挚的爱，在茨维塔耶娃眼里，阿赫玛托娃是全罗斯的代言人，她“为整个罗斯／说出救赎的话语”[1](126)，因此她要把自己的爱情“带给安娜——带给整个罗斯！”[1](126)
到1916年茨维塔耶娃已经写下12首诗献给阿赫玛托娃，但是，对方却没有任何回应，这似乎体现出一种不平衡。两位诗人在1922年之前的书信交往同样体现出这种不平衡。茨维塔耶娃非常喜欢写信，她曾说自己是靠书信活着，她的信往往写得情真意切，文笔优美，身后留下的大量信件成为研究她的重要资料，其中尤以《三诗人书简》最为有名。自然，她也曾给阿赫玛托娃写过许多充满热情和赞赏的书信，而且这种热情还感染了喜爱诗歌的女儿阿莉阿德娜。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莉阿德娜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她们互相写便函，互赠小礼物（茨维塔耶娃时而送给她纱巾，时而送圣像），阿赫玛托娃写的便函非常普通，而茨维塔耶娃的信则情深意切，这些信保存下来的不多（在圣彼得堡国家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里存有阿赫玛托娃给我的信和几封给妈妈的信，茨维塔耶娃给阿赫玛托娃的信保存在阿赫玛托娃的档案里，我的档案里有这些信的草稿）”[2](239)。革命期间，她们共同的命运激起了茨维塔耶娃对阿赫玛托娃最诚挚的关切，阿莉阿德娜认为：“这已经是人性的关切”[2](239)，这在“你并不落单。我是囚犯，／你是押解者。同一个命运……”[1](124)一诗中有所体现，在茨维塔耶娃看来，她俩在人生旅途中拿到的是“同一张驿马使用证”[1](124)。茨维塔耶娃与阿赫玛托娃的通信主要集中在她离开俄罗斯之前的1921年，从这些信中我们能从中读出她充满激情的风格，以下片断摘自茨维塔耶娃于1921年俄历4月26日写给阿赫玛托娃的信：
有好多话要说，可是时间却是那么少！为了我生活中又一次幸福——《车前草》而感谢您。我不会和它分离的，阿莉娅也不会和它分离的……
啊，我是多么爱您，多么为您而感到愉快，多么替您感到痛苦，又多么因为您而感到崇高！如果有什么杂志，我会写一篇关于您的文章！……
您是我最喜爱的诗人，我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六年以前梦到过您，梦到您将要出版的一本书……
您的每句话我都理解——整个的腾飞，整个的坠落。“你的马刺轻轻的声响”，这比一切爱的话语更温柔。……
我为这三本书而感到十分高兴——如此单薄，如此小巧！《念珠》、《群飞的白鸟》、《车前草》。随身携带多么轻巧！……
温柔地吻您，我最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前往彼得堡。请把您的近况告诉我，夏季将在哪儿过，以及所有一切。
您给我和阿莉娅的两封短信，永远伴随着我。[3](251)
可以看出，茨维塔耶娃非常赞赏阿赫玛托娃的诗才，字里行间表现了她对阿赫玛托娃的热爱和敬重之情。但是，阿赫玛托娃却以一贯的含蓄和内敛来回应对方的热情：
亲爱的玛琳娜·伊万诺夫娜，我今天，当我想与您交谈的时候，多年以来一直折磨我，久未光临的不能书写症又开始折磨我，我从来也不给任何人写信，但是您对我的友好我十分珍视。为此和为长诗的献词感谢您。7月1日之前我一直在彼得堡，希望读到您的新诗，吻您和阿莉娅。[3](252)
阿赫玛托娃写给茨维塔耶娃的回信只能算一张便签，所谓的失写症导致她只能在自己的诗集上题词送给茨维塔耶娃。比较这两封信，我们能清楚体会两人的不同个性：一人热情，一人含蓄；一个充满爱意，另一个则淡然回应。据萨基扬茨的研究，阿赫玛托娃的练习簿上有她写给茨维塔耶娃的信的手迹，但究竟她写了多少信给对方却无法考证。
深受茨维塔耶娃影响的阿莉阿德娜也曾用稚嫩的笔调给阿赫玛托娃写过信：
我正在读您的诗集《念珠》和《白色的鸟群》。我最喜爱的是那首关于王子的长诗。这首诗如同安徒生的美人鱼一样优美，它永远让人无法忘怀，使人难过。还有这声呼喊：白色的鸟——多么痛苦！您还记得小美人鱼是怎样在刀子上跳舞的吗？……[4](81)
茨维塔耶娃在女儿的信中也附上了自己的信，阿赫玛托娃在回复中说：
亲爱的玛丽娜·伊万诺夫娜：
感谢您对我的美好的记忆和小圣像。您的信正好赶上我处在最疲倦的时刻，以致我很难集中思想详细回复您。我只想说：在这些年里我失掉了所有的亲人，而廖武什卡① 在我离异以后留在了他父亲家里。……
祝您与缪斯的友谊长存，祝您精神饱满，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希望，不管怎么说，我们终归什么时候会见面的。[5](329)
1921年8月，阿赫玛托娃的前夫古米廖夫受控犯有反革命罪而被执行枪决后，有传闻阿赫玛托娃因此而自杀，当茨维塔耶娃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阿赫玛托娃写信，表现了最大程度的担忧、关心和对传播流言之人的厌恶：
近些日子一直流传着关于您的不祥的消息，而且随着每一时刻变得更为频繁和更令人不容置疑。我所以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您，是因为我深知反正也会传到您的耳朵里——我想至少要传得准确。我想告诉您，在诗人们当中，据我所知，您的唯一的朋友（朋友即是行动！）是马雅可夫斯基，他像一头被杀害的公牛，在“诗人咖啡馆”的硬纸板上徘徊。
……关于其他的（诗人们）我不想说什么——倒不是因为这会使您伤心：他们算是些什么人，让您伤心？只是不想浪费笔墨而已。
为了了解您的情况，这些日子我是在诗人咖啡馆里度过的——这是些什么样的丑陋的人！是些什么样的思想贫乏的人！是些什么样的废物！……
我在笔记本上给阿克肖诺夫写道：“阿克肖诺夫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关于阿赫玛托娃的消息是否可信。”（传闻他见到过马雅可夫斯基。）“我担心我待不到竞赛结束。”
阿克肖诺夫频频颔首示意。就是说，您还健在。
亲爱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为了理解我昨天的这一晚上，阿克肖诺夫对我的这一颔首示意，需要了解一下我过去的三天——没有说出来的三天。真是一场噩梦：我想醒来，可是却办不到。我直接跑去找所有的人，祈求您活着。若是还有一点儿时间，我就会用话语来表达：“上帝啊，让阿赫玛托娃活下去吧！”阿莉娅安慰我说：“玛丽娜！她可还有一个儿子呢！”
……这三天（没有您）对于我来说，彼得堡已经不存在了；……
不日我将作一次关于您的讲演——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我厌恶讲演，但是我不能把这份荣誉让给别人！……[5](326)
信很长，鉴于篇幅我们不能完全引用，从上面这些话中我们能深深体会到茨维塔耶娃对阿赫玛托娃的一片深深的关切与敬仰之心。从这些往来的信件中我们发现茨维塔耶娃从一开始就对阿赫玛托娃表现出挚爱之情。但是阿赫玛托娃的情况却复杂一些，一方面，有性格的原因，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不同，她与人相处时有较强的分寸感，她节制含蓄，不可能像茨维塔耶娃那样对别人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另一方面，她所表现出的礼貌和客气里还潜藏着对茨维塔耶娃风格的保留态度。阿达莫维奇就她俩关系为茨维塔耶娃抱不平，曾给学者洛斯卡娅说过这样的话：“当时阿赫玛托娃已经是一流人物中耀眼的星辰，而茨维塔耶娃来自莫斯科，茨维塔耶娃对阿赫玛托娃奉若神明，而阿赫玛托娃对她有些冷淡，她一般不太喜欢女诗人，记得她的题词吗：‘我教会了女人说话’……茨维塔耶娃给阿赫玛托娃写过热情洋溢的信，她说：我愿用我所有写过的和将写的所有诗换一句‘我是个糟糕的母亲……’！我很吃惊……茨维塔耶娃的天赋不比阿赫玛托娃少。她有自己独特的声音……”[2](110)
从往来信件看，两位诗人一直希望相见，但是这一愿望最终于1941年6月7日才得以实现。也许时间和空间是最好的冷却剂，20年的时间以及一人在苏联国内一人长期旅居国外的现实，使得茨维塔耶娃对对方的爱慕和敬仰逐渐冷却，慢慢转变为好奇，尤其是前一年的秋天茨维塔耶娃还尖锐地批评过阿赫玛托娃的新书《选自六卷集》。关于这本集子，她写道：“从1914年到1940年她做了些什么啊？”[6](213)茨维塔耶娃完全不了解苏联社会和阿赫玛托娃这些年的生活和创作，由于阿赫玛托娃的诗一直得不到发表，不知真相的侨民世界把这当成诗人的“失语”，然而，阿赫玛托娃在这些年中一刻也未曾停止过创作。不过，茨维塔耶娃仍然保留了与阿赫玛托娃相见的愿望。对此，帕斯捷尔纳克知道得很清楚，他把这一愿望转达给正在莫斯科为狱中的儿子斡旋的阿赫玛托娃，于是后者邀请茨维塔耶娃到她所住的维·叶·阿尔多夫家。阿尔多夫是苏联讽刺剧作家，他的妻子是阿赫玛托娃的中学同学。主人与客人寒暄之后，就礼貌地告辞了，把两位女士留在阿赫玛托娃住的那个“像柜子一样小”的房间里，谈话进行了几个小时，具体内容谁也不知道，成了永远的秘密。阿尔多夫如此回忆她们的见面：“激动写在两个客人脸上，她们没有庸俗的‘认识’程序，没有说‘非常高兴’，也没说‘原来您是这样的啊’，仅仅相互握了握手……茨维塔耶娃走时，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还为她划十字祝福”[6](214)。显然，这次见面两位诗人交流得并不尽兴，因此第二天又在俄国先锋派艺术研究家尼·伊·哈尔季耶夫的家里再次见面，不清楚这是双方的意愿还是茨维塔耶娃的提议。这天是阴天，见面就在哈尔季耶夫家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参加这次见面的除她俩外还有主人哈尔季耶夫和茨维塔耶娃带去的作家捷·所·格里茨（Т．С．Гриц）。据哈尔季耶夫回忆，阿赫玛托娃比较沉默，而茨维塔耶娃却侃侃而谈，而且常常从座椅上站起来，在那个仅八平米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她谈赫列勃尼科夫，他的书在前一年刚由哈尔季耶夫和格里茨出版；她抱怨帕斯捷尔纳克：“他不想见我”，这致使他们已有一年半没见面；她还大谈西欧的电影；谈绘画，并且建议每个人都要读荷兰画家、诗人卡德里·万特·曼德尔的《谈艺术家》（1604）一书。哈尔季耶夫这样评价道：“我惊异于她的声音，其中夹杂着骄傲与苦涩，偏执与任性。话语快速地毫不顾忌地‘落下’，如断头台上的刀刃。”[6](214)茨维塔耶娃走后，阿赫玛托娃不无幽默地说，她与茨维塔耶娃相比像头“小母牛”，阿赫玛托娃无意中的比喻突出了她的平静、质朴和女性气质。哈尔季耶夫说：“她们是多么迥异于对方，完全不同，无法融合”[6](214)。萨基扬茨也认为：“不论从人格上还是从诗学意义上，她们都是两种不同的个性，两种不同的本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分歧”[3](743)。从哈尔季耶夫生动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阿赫玛托娃深深地藏起了自己的痛苦，那时她正在为狱中的儿子奔走，但她不允许自己表现出不幸。虽然茨维塔耶娃也没有把悲惨的境遇表露在外，但是她却无法掩饰与生俱来的个性，她情绪冲动、烦躁，态度生硬；而阿赫玛托娃同样遭受着不幸和贫困的折磨，她无家可归，时刻担心被监视，但她永远不改女王般的气度，保持着“哀泣的缪斯”的完美形象。
阿赫玛托娃很后悔当时没给茨维塔耶娃朗诵她在当年3月写下的唯一一首献给对方的诗《隐身人，双生子，嘲笑者……》（《Невидимка，двойник，пересмещник…》），她1956年对楚科夫斯卡娅说：“我没敢读给她听，可现在很后悔，她写了多少诗献给我啊，这首诗可以看成对其献诗的回应，哪怕已经过了十年，但是因为那些关于爱人的可怕诗句我没敢读给她听（指‘亲爱的人被深渊吞噬’）。”得知阿赫玛托娃的想法以后，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莉阿德娜说，茨维塔耶娃为阿赫玛托娃誊写了几首诗，打算把《山之诗》和《终结之诗》的印刷版样送给对方，但这些都在一次搜查中丢失了。阿赫玛托娃后来证实，茨维塔耶娃把自己的新作《大气之诗》送给了她，而阿赫玛托娃则为茨维塔耶娃朗诵了自己的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第一稿中的部分诗节。遗憾的是，对于对方的新作，双方都表现出不理解。19年以后，阿赫玛托娃再读《大气之诗》后写到：“玛琳娜走入了玄妙……她在诗歌的框框中感到很拥挤……她不满足于一种自然力，她从这种自然力冲进另一种，再冲进其它的自然力中。帕斯捷尔纳克却相反：他从帕斯捷尔纳克式的玄妙回到了寻常的（如果诗歌可以是寻常的话）诗歌之中……”[3](743)显然，阿赫玛托娃对于茨维塔耶娃企图触及诗人灵魂的试验并不理解，称其为“玄妙（эаумь）”。茨维塔耶娃也不理解阿赫玛托娃的《皇村的缪斯》，认为其中深深地、聪明地隐藏着《安魂曲》的片断，而对于“闪现着上世纪影子”的诗（指《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则认为是“十三世纪的丑角”，不敢明白清楚地表达思想。阿赫玛托娃对此回忆道：“1941年6月我给她读了长诗的片断（第一稿），她相当挖苦地说：‘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在41年写出丑角、科伦宾娜和皮埃罗’，很明显，她认为长诗是对别努阿和索莫夫精神进行的极具世界经验的模仿……可能，她在侨居时曾与之进行斗争，它们犹如一堆过时的废物。时间证明，并非如此。”[3](744)茨维塔耶娃认为不幸能使诗人的作品得到升华，甚至认为不幸是创作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阿赫玛托娃让她失望了，因为她认为阿赫玛托娃在这些年里并没有走向深刻。
这次相会虽然是两位诗人一直渴望的，尤其是茨维塔耶娃，但是，事与愿违，两人对对方的新作都不抱好感。的确，像阿赫玛托娃说的那样，时间证明，不管是茨维塔耶娃的《大气之诗》，还是阿赫玛托娃的《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都获得了评论界和读者的认可，《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写出了时代的悲剧，《大气之诗》写出了诗人在世界中的生存悲剧。但是，两位诗人都没有认识到对方诗作的真正价值。我们认为其原因很复杂。从茨维塔耶娃这方面来说，她从国外回到俄罗斯以后，生活状况非常恶劣，导致她的情绪很差；其次，阿赫玛托娃给她朗诵的只是长诗的片断；另外，她长期侨居国外，对30年代的苏联并不了解，因此对阿赫玛托娃使用了加密的写法有意见完全在情理之中。从阿赫玛托娃这方面来看，她作为阿克梅派的忠实践行者，一直主张诗歌的明晰、质朴，反对茨维塔耶娃的“玄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于这次会面，萨基扬茨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样一来，这次会面从生活的角度看并不成功，然而从存在的角度看却是两种精神的碰撞：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我们认为，萨基扬茨的看法不无道理，因为她认为茨维塔耶娃诗歌中包含着狄奥尼索斯精神，而阿赫玛托娃所代表的阿克梅派却崇尚阿波罗精神，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的碰撞所导致的分歧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20年后阿赫玛托娃曾就这次会面写道：
如果她仍然活着，而我死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玛琳娜（茨维塔耶娃）会怎样描述这次会见，想来该是很奇妙的事情。这是“一个温馨的传说”，一如我们的前人所说。也许，这是二十五年全无结果白费心力的爱情的挽歌，但无论如何它是美好的。现在，当她像女皇一般永远地回到自己的莫斯科（不像那一位，喜欢把自己比作穿法国衣服即露有颈背领口的小黑人或猴子），我只简单地“不带任何传奇色彩”地回忆这两天。[7](208)
阿赫玛托娃非常简洁地谈论这两天的会面，而且她对此没有过分的渲染和夸张，只是把客观的事实写出来，在她眼里，这次会面并非“温馨的传说”，而只是普通平常的事件，她们之间有过分歧，有过矛盾。她把茨维塔耶娃对她从挚爱到疏离的情感过程称为“二十五年全无结果白费心力的爱情的挽歌”，这的确还原了事情的真相。但是，从阿赫玛托娃简洁而遗憾的话语中，我们仍然能读出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惋惜、抱歉和尊重之情。
阿赫玛托娃的终身遗憾就是在1941年与茨维塔耶娃见面时没给对方朗诵献给她的唯一一首诗《隐身人，双生子，嘲笑者……》，这首诗写于1941年3月，而就在当年的8月茨维塔耶娃选择与世界彻底决裂，她再也没有机会聆听阿赫玛托娃写下的这些谶语般的诗句：
亲爱的人被深渊吞噬，
父母的家也毁于一旦。
玛琳娜，今天我同你
行走在首都午夜的街头，
成千上万这样的人，
走在我们身后，无声无患，
丧葬的钟声在四围回响，
莫斯科的暴风雪嘶哑的呜鸣，
掩盖了我们的脚印。
在这首诗中，阿赫玛托娃发展了茨维塔耶娃在给她的第一首献诗里所表达的思想，她们一同走在生活与时代的“街头”，不仅如此，她们身后还跟着成千上万与她们同命运的人，这些人就是缔造俄罗斯历史的过去和未来的创造者们，阿赫玛托娃把自己和茨维塔耶娃一起融入了这个庞大的集体，也就把自己和茨维塔耶娃融入了俄罗斯厚重的历史。这里，还出现了死亡的主题，表达出阿赫玛托娃在第一部诗集《黄昏》中就已经表露过的对死亡的理解：“我沉默着，沉默着，准备／重新成为你，大地……”这种理解是基于基督教传统之上的，即死亡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诞生于大地最后又重新归于大地。
注释：
① 廖武什卡是阿赫玛托娃与诗人古米廖夫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的爱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