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与西域诸国关系述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诸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隋于文帝时代已与西域诸国发生关系。《隋书·高祖纪下》载：文帝“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其人所经之处，或受牧宰小物馈遗鹦鹉、麖皮、马鞭之属，上闻而大怒”云云，可以为证。
但是，隋的西域经营，严格说来始于炀帝平定吐谷浑。盖据《隋书·吐谷浑传》，当时的吐谷浑“地兼鄯善、且末”（注：吐谷浑“地兼鄯善、且末”这样的形势，在北魏时期已经出现。据《洛阳伽蓝记》卷五所引《宋云行纪》，宋云等于神龟元年(518)“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为吐谷浑所吞”。）。鄯善、且末既属西域，隋征讨吐谷浑，就意味着其西域经营正式启动。
《隋书·吐谷浑传》载，大业五年(609)，炀帝“令观王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众。伏允遁逃，部落来降者十万余口，六畜三十余万。述追之急，伏允惧，南遁于山谷间。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这就是说，由于炀帝平定吐谷浑，隋的势力已经伸向西域。其直接后果便是鄯善、且末等四郡的设置，从而具备了经营西域的基础（注：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岩南堂，1968年，第147-155页。）。故《隋书·地理志上》称：“（大业）五年，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也。”
据同志，四郡之中，“鄯善郡大业五年平吐谷浑置，置在鄯善城，即古楼兰城也。并置且末、西海、河源，总四郡。（鄯善郡）有蒲昌海、鄯善水。统县二：显武、济远”；“且末郡置在古且末城。有且末水、萨毗泽。统县二：肃宁、伏戎”。
一说此时所置鄯善郡郡治应在《汉书·西域传》所载“伊循城”（今Charhl
k）（注：藤田丰八《扜泥城と伊循城》，见
，星文馆，1943年，第253-263页。）。至于且末郡，郡治应在原且末国王治，今且末县西南。
二
除上述鄯善、且末二郡之外，各种证据表明，隋还曾在西域置伊吾郡。
伊吾一地，在隋初一度服属突厥。《隋书·西突厥传》：“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581-587年在位）也。与沙钵略有隙，因分为二，渐以强盛。东拒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而据《新唐书·西域传》，“伊吾城者，汉宜禾都尉所治。商胡杂居，胜兵千，附铁勒。人骁悍，土良沃。隋末内属，置伊吾郡。天下乱，复臣突厥。贞观四年(630)，城酋来朝。颉利灭，举七城降，列其地为西伊州”。或以为：伊吾属隋前属铁勒（注：松田寿男
，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455页。）。今案：《隋书·铁勒传》记载，“大业元年(605)，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为变，遂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由是一时反叛，拒处罗，遂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污山。复立薛延陀内俟斤，字也咥，为小可汗。处罗可汗既败，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绝伦，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之”。由此可知在605年后，铁勒部族一度成功反叛突厥，控制了西域东部地区，这些地区也因之归附铁勒。据《旧唐书·铁勒传》，西突厥射匮可汗（605-617年在位）强盛时，铁勒才“并去可汗号以臣之”，铁勒对于高昌和伊吾及其周围地区的控制持续到611年左右（注：关尾史郎
，《集刊东洋学》70，1993年，第41-57页。）。要之，作为西域门户的伊吾开皇时属突厥，大业后直至归附隋朝之前又转而属铁勒。
据《隋书·炀帝纪上》，大业五年四月，伊吾首次遣使朝隋。这可能和裴矩的招徕有关。盖据《隋书·西域传》，炀帝即位后，重视与西域诸国交通，“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吐鲁番哈喇和卓33号墓出土文书“高昌众保等传供粮食帐”中，记载了“垔吴吐屯使”（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83页。），可能就是裴矩招徕的伊吾吐屯所遣使节（注：参见姜伯勤《高昌麴朝与东西突厥——吐鲁番所出客馆文书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3-51页。）。
隋与伊吾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则与征伐吐谷浑有关。《隋书·刘权传》载，刘权于炀帝嗣位后，拜卫尉卿，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大业五年，从征吐谷浑，权率众出伊吾道，与贼相遇，击走之。逐北至青海，虏获千余口，乘胜至伏俟城”。由此可见，隋征吐谷浑，伊吾首当其冲，属隋的命运不可避免。
据《隋书·炀帝纪上》，吐谷浑平定后，大业五年六月“壬子，高昌王麴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上大悦。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丙辰，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伊吾献地乃属隋之始。但是，此时所谓献地很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吐屯设”应即tudun与
之音译。两者均突厥之官称号。前者监视绿洲诸国国王，收取赋税，后者掌管别部之军事（注：《旧唐书·突厥传下》称统叶护可汗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新唐书·突厥传上》：“其别部典兵者曰设。”）。至于伊吾戍主的称号“吐屯设”究竟是铁勒，抑或是突厥所赐，无从确知。
盖《隋书·薛世雄传》记载，世雄“从帝征吐谷浑，进位通议大夫。……岁余，以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次玉门，启民可汗背约，兵不至，世雄孤军度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及闻世雄兵已度碛，大惧，请降，诣军门上牛酒。世雄遂于汉旧伊吾城东筑城，号新伊吾，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余人戍之而还。天子大悦，进位正议大夫，赐物二千段”。案：世雄击伊吾，既在从征吐谷浑之后，“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当在大业六、七年间（注：松田寿男，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454-456页。）。至此，伊吾为隋所并。
《资治通鉴·隋纪五》系世雄击伊吾于大业四年(608)，而系《隋书·炀帝纪上》伊吾献地之事于五年六月。《通鉴考异》曰：“世雄击伊吾，帝纪无之。本传前有从帝征吐谷浑，后云：‘岁余，以世雄为玉门大将，与突厥启民可汗击伊吾。’然则似在大业六、七年也。按是时启民已卒，伐吐谷浑之岁，伊吾吐屯设献地数千里，恩宠甚厚，隋何故伐之！今移置献地之前。”于是，世雄之击成了伊吾献地的原因。然而，世雄因大业五年从征吐谷浑进通议大夫，复因远征伊吾进正议大夫，据《隋书·百官志下》，正议为正四品，通议为从四品。可见世雄击伊吾必迟于从征吐谷浑。而突厥启民可汗之卒年应该在大业七年，并非《通鉴》所系五年（注：关于启民卒年的考证，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77-179页。）。质言之，此处《通鉴》系年不可从。
《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载：“隋大业六年，于城东买地置伊吾郡”（注：《残卷》称：“复归于胡。”亦说明在置郡之前，为胡人所统。）。“买地”云云，或即世雄于“旧伊吾城东筑城”事。而《隋书·西域传》“史臣曰”：“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置伊吾、且末”之后可补“郡”字。
三
为经营西域，隋朝曾设置安西都护一职（注：关于隋之安西都护，《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4-127页。）。证据见于石刻资料：
1.《唐故宁远将军守右骁卫翊府左郎将上柱国赠左清道率府率广平郡宋府君河内县君清河张夫人墓志铭》（注：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开元四四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463-1464页；图版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编委会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册，第129页。）载墓主宋知感之曾祖廓公曾任“隋银青光禄大夫、安西都护”。宋氏卒于唐开元十年(722)、开元二十四年与夫人张氏合窆。
2.《唐故顺义郡录事参军事飞骑尉上谷侯府君墓志》（注：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天宝○二八），注13，第1594页；图版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1册，注13，第26页。）载墓主侯方之曾祖昱是隋安西都护。侯方卒于天宝四载(745)。
3.《大唐故游击将军守左清道率频阳府长上果毅康府君墓志铭》（注：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册（永淳○一三），注13，第693-694页；图版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6册，注13，第78页。）和《大唐故游击将军康府君墓志铭》（注：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册（永淳○一四），注13，第694-695页；图版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6册，注13，第79页。）载康留买、康磨伽兄弟之祖延德，曾任隋安西都护府果毅。二康卒于永淳元年(682)。
遗憾的是，囿于资料，无从确知安西都护设置年代、施政等情况，以及这一职官与隋朝在西域所置诸郡的关系。然顾名思义，不难窥见炀帝经营西域的雄心。
至于隋于西域所置诸“郡”，虽有县的建制，但实质无非是屯田或屯戍而已，至少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据《隋书·刘权传》，权抵达伏俟城后，“帝复令权过曼头、赤水，置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留镇西境。在边五载，诸羌怀附，贡赋岁入，吐谷浑余烬远遁，道路无壅。徵拜司农卿，加位金紫光禄大夫”。可知隋之边郡经营主要是“大开屯田”。
类似记载也见于《隋书·食货志》，“其年（大业五年），帝亲征吐谷浑，破之于赤水。……于是置河源郡、积石镇。又于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西方诸郡运粮以给之。道里悬远，兼遇寇抄，死亡相续”。这表明屯田之艰辛。
同传又载：“九年，诏又课关中富人，计其赀产出驴，往伊吾、河源、且末运粮。多者至数百头，每头价至万余。”这也表明运输的困难（注：《隋书·炀帝纪下》：“盛兴屯田于玉门、柳城之外。课天下富室，益市武马，匹直十余万，富强坐是冻馁者十家而九。”可以参看。）。
因此，《旧唐书·李大亮传》在论及隋的西域经营时说：“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
四
隋的西域经营，除置郡于鄯善、且末、伊吾外，最重要的举措便是加强与高昌国的关系。这是高昌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隋书·裴矩传》载裴著《西域图记》序言称：“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据《隋书·西域传》，“开皇十年(590)，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来归中国”。这应该是高昌附隋之始。或以为此则记载不可信（注：黄文弼《高昌国麴氏纪年》，见《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70-178页。）。今案：其说不过推论，似不可从（注：
崎昌《〈隋书〉高昌传解说》，见
，东京，1977年，第310-340页。）。
既然高昌地处交通枢纽，为隋经营西域所必争，而高昌又苦于北方游牧部族的侵略或徵敛，双方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隋书·炀帝纪上》载，大业三年六月己亥（十日）高昌“遣使贡方物”。这应该是高昌首次朝隋。又据《隋书·裴矩传》，炀帝曾“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高昌是首批朝隋的十几个西蕃诸国之一，其遣使贡物，乃裴矩招致的直接结果。
嗣后，《隋书·西域传·高昌传》载：“大业四年，遣使贡献，帝待其使甚厚。”这是见诸记载的高昌第二次遣使朝隋。而据《隋书·裴矩传》，“大业三年，帝有事于恒岳，（西域诸国）咸来助祭”。案：“大业三年”，应为炀帝“令矩往张掖”的时间。而“有事于恒岳”，据《隋书·炀帝纪上》，炀帝“亲祠恒岳”在大业四年八月辛酉。高昌第二次遣使，正是来助炀帝“祠恒岳”的。
大业五年，隋与高昌的关系更进一步。据《隋书·炀帝纪上》，是年四月“壬寅，高昌、吐谷浑、伊吾并遣使来朝”，可知高昌自大业三年以来，每年遣使朝隋。据《隋书·炀帝纪上》，大业五年六月丙午，炀帝“次张掖”，“壬子，高昌王麴伯雅来朝”。《隋书·裴矩传》则载，炀帝“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儛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癸丑，炀帝置河西四郡。“丙辰，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伊吾）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极一时之盛。据《册府元龟·外臣八·封册一》，“炀帝大业五年，高昌王麴伯雅来朝，拜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弁国公”。这是说伯雅接受隋朝官封，高昌确立了与隋的臣属关系。九月，麴伯雅随炀帝返回长安，同年，留子文泰于东都为质，返回高昌（注：关于麴氏父子使隋次数与时间的考证，见王素《麴氏高昌“义和政变”补说》，《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1996年，第177-194页。）。这是麴伯雅第一次朝隋。
大业七年(611)五月，麴伯雅偕西突厥处罗可汗（619-620年在位）经武威入隋。《隋书·西突厥传》云：“（射匮）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今哈密附近，即天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矩遣向氏使诣处罗所，论朝廷弘飬之义，丁宁晓谕之，遂入朝。”《隋书·樊子盖传》载：“时处罗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复以子盖检校武威太守，应接二蕃。”知麴氏与处罗可汗同时入朝。这是麴伯雅第二次朝隋。
《隋书·高昌传》又载：
明年，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女华容公主。八年冬归蕃，下令国中曰：“……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帝闻而甚善之，下诏曰：“彰德嘉善，圣哲所隆，显诚遂良，典谟贻则。光禄大夫、弁国公、高昌王伯雅识量经远……可赐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领将送。被以采章，复见车服之美，弃彼毡毳，还为冠带之国。”
“明年”，按前后文，应为大业五年，传文混淆了伯雅两次来朝时间，所记不确。麴伯雅从击高丽及尚主易服，皆二次来朝以后之事。《隋书·炀帝纪下》记载，大业八年正月，炀帝下征高丽之诏，“六月己未，幸辽东”，麴伯雅应在这时从隋炀帝亲征高丽。九月，炀帝还东都，“十一月己卯，以宗女华容公主嫁于高昌王”（注：《元和郡县图志·陇西道·西州》云：“伯雅来朝，炀帝以宇文氏女玉波为华容公主，妻之。”《隋书·苏夔传》：“其年，高昌王麴伯雅来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焉。”）。麴伯雅归国应在是年年底。传文所引诏书中炀帝对伯雅的称呼“光禄大夫、弁国公、高昌王”，与第一次来朝赐官略有不同。据《唐六典·吏部》“炀帝改光禄大夫为从一品，左光禄大夫正二品，右光禄大夫从二品”，知光禄大夫品级高于左光禄大夫。麴伯雅可能因第二次来朝及从征高丽之功，品阶升迁。至于伯雅下令解辫削衽，与其说是他接受华夏文化的表现，毋宁说是亲隋的需要。一说炀帝派遣的送“衣冠之具”及“制造之式”的使臣最早在大业九年(613)下半年到达高昌（注：关尾史郎
，《东洋史研究》第52卷第2号，1993年，第153-174页。）。
《隋书·高昌传》接着记载，“伯雅先臣铁勒，而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虽有此令取悦中华，然竟威铁勒而不敢改也。自是岁令使人贡其方物”。“解辫削衽”，即改变胡服发式，变胡为汉。这一变革不仅表明高昌要加入以隋为中心的礼仪秩序，也意味着脱离突厥、铁勒等游牧部族的羁绊（注：关尾史郎，《东洋史研究》第52卷第2号，1993年，第153-174页。），因而遭到铁勒的反对及阻挠，不能真正实施。“自是岁令使人贡其方物”云云，在隋代史籍中无任何记载，这可能是由于麴伯雅变服易发，加深了与铁勒矛盾，亦引发高昌内部冲突，导致所谓“义和政变”，麴伯雅与世子文泰等避难西突厥，长期与中原王朝失去联系（注：吴震《麴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文物》1981年第1期，第38-46页。）。也可能是由于隋末之乱，造成“事多亡失”（《隋书·西域传》）的结果。
五
炀帝即位后，十分重视招徕四夷。《资治通鉴·隋纪五·炀帝·大业六年》有以下描述：
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
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借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 。
隋书·裴矩传》亦载：“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
类似的记载又见于《隋书·食货志》：“（大业）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诸胡，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州县督课，以夸示之。”总之，为了夸示升平，炀帝不惜工本。
舆外国交往如此频繁，必有相应的机构主管其事。据《隋书·百官志下》记载：
鸿胪寺改典客署为典蕃署。初炀帝置四方馆于建国门外，以待四方使者，后罢之有事则置，名隶鸿胪寺，量事繁简，临时损益。东方曰东夷使者，南方曰南蛮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每使者署，典护录事、叙职、叙仪、监府、监置、互市监及副、参军各一人。录事主纲纪。叙职掌其贵贱立功合叙者。叙仪掌小大次序。监府掌其贡献财货。监置掌安置其驼马船车，并纠察非违。互市监及副，掌互市。参军事出入交易。
而据《隋书·西域传》，“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这个“西域校尉”设置的具体年代不详。但很可能是较早负责应接西域使臣的职官。大概由于这一职能不久划归了“四方馆”中的“西戎使者”，存在的时间很短，以致其详情在今天无从探究。当然，“西域校尉”治所在瓜州或张掖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果然，与在京师的“西戎使者”之间并无继承关系。
西域诸国朝隋有明确记载者如下：
1.大业三年六月己亥，“……高昌并遣使贡方物”。（《隋书·炀帝纪上》）
2.高昌于“大业四年，遣使贡献”。（《隋书·高昌传》）
3.大业五年四月“壬寅，高昌……伊吾并遣使来朝”。（《隋书·炀帝纪上》）
4.大业五年六月壬子，“高昌王麴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隋书·炀帝纪上》）
5.安国(Buchārā)于“大业五年，遣使贡献”。（《隋书·安国传》）（注：传文在记载安国大业五年贡献之后接着说“后遂绝焉”，这和本纪关于安国于大业十一年朝隋的记载不符，显然有误。）
6.射匮可汗兴兵灭石国(Tashkent)，令特勤甸职摄其国事。这位突厥特勤“以大业五年遣使朝贡”。（《隋书·石国传》）
7.大业十年七月“乙卯，曹国(
)遣使贡方物”。（《隋书·炀帝纪下》）
8.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乌那曷(
)、波腊(Pataliputra)（注：波腊，一说当位于Tashkent西北，见内田吟风《隋裴矩撰〈西域图记〉遗文纂考》，见《藤原弘道先生古稀记念史学佛教学论集》，内外印刷株式会社，1973年，第115-128页。案：“波腊”也可能是《新唐书·西域传下》所见位于西曹之南的波览。）、吐火罗(Tokhāra)、俱虑建（“俱德建”之讹，即Quwadhiyan）（注：俱虑建，一说当位于阿姆河北支流Kafirnigan河下游，见所引内田吟风《隋裴矩撰〈西域图记〉遗文纂考》，见《藤原弘道先生古稀记念史学佛教学论集》，内外印刷株式会社，1973年，第115-128页。案：“波腊”也可能是《新唐书·西域传下》所见位于西曹之南的波览。）、忽论(Kharun)、……诃多(Khuttal)、沛汗(Ferghāna)、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Kusānīka)、穆国(
)、毕(Baikand)、……范延(Bamian)、伽折(Gachi)……等国并遣使朝贡”。（《隋书·炀帝纪下》）
9.大业年间（具体年代不明）：康国、焉耆、挹怛、米国、史国、波斯、漕国。（《隋书·西域传》）
另外，《通典·边防九·西戎五》：“遣裴矩应接西蕃诸国，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为恨。”（注：《旧唐书·罽宾传》：“隋炀帝时，引致西域，前后至者三十余国，唯罽宾不至。”）而《太平寰宇记·四夷十二·西戎五·大秦传》：“隋炀帝欲通之，竟不能致。”天竺不至以为恨，又欲通大秦，说明炀帝的宏图远略。
六
在接待来朝西域诸国使臣的同时，隋也遣使西域诸国。西行使者以韦节、杜行满最为著名。
据《隋书·西域传》，“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至机罽宾，得玛碯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儛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一说韦、杜启程于大业元年（注：长泽和俊
，见《シルク口一ド史研究》，国书刊行会，1979年，第481-488页。）。另说司隶台始置于大业三年四月，故韦、杜西使应启程于大业三年四月之后。至于归国日期当在大业五年，亦即安国使者来朝的同时，也就是说安国使者是和隋使同时到达隋都的（注：北村高
，《龙谷史坛》78，1980年，第31-45页。）。今案：启程日期后说近是。至于归国，韦、杜未必同时（详下）。
又，韦节著有《西蕃记》。《隋书·经籍志二》：“《诸蕃国记》十七卷。”今全书已佚，仅《通典·边防九·西戎五》收有若干断简残句。韦节进《西蕃记》的年代最早应在大业五年。
除罽宾、王舍城、史国外，韦、杜西使到达的地点，可能还有康国、安国和挹怛。盖据《隋书·安国传》，“炀帝即位之后，遣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域，至其国，得五色盐而返”；而在《通典·边防九·西戎五》保存的韦节《西蕃记》的残简既称韦氏曾抵达挹怛国，“亲问其国人，并自称挹阗”，又于康国之习俗有颇详尽的记载。
果然，很可能韦、杜西使在抵达康国(Samarkand)后分道扬镳，韦节经由史国(Shahr-isebz)、挹怛(Balkh)，抵达罽宾(Kāmīra)和王舍城(Rājagrha)。杜行满则往赴安国，并偕安国使者于大业五年归朝。
又据《隋书·波斯传》，“炀帝遣云骑尉李昱使通波斯，寻遣使随昱贡方物”。一说李昱是和前述韦、杜同行的，中途分手后，韦节等南下印度，李昱则西赴波斯(Persia)（注：北村高《〈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序·跋译注稿》，见内田吟风编
，龙谷大学文学部，河北印刷株式会社，1980年，第51-57页。）。果然，李昱应该先随杜行满抵达安国，复自安国往赴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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