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贫困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贫困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热点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和平发展时期全球南北差距的扩大为标志，贫困地区与贫穷国家的发展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并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发展经济学。但是，发展经济学在解决现实不发达国家或者地区问题中取得的进展并不突出。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贫困生成的环境变量缺乏考虑。直到最近，才有一些发展经济学著作将环境问题作为研究发展的内容之一[1]，这种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无论从理论还是从政策角度看，把环境作为基本因素与变量，都是分析贫困地区与贫困国家发展的初始条件。
一、贫困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环境
贫困首先是一种经济状态。迄今为止，对贫困的衡量存在着多种方式。有从人均收入来衡量，有从健康水平来衡量，有从营养保障程度来衡量，还有从最低20％的组别加以衡量。世界银行在评估贫困问题时曾经指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和较低的健康和教育程度，贫困还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比如，无法对影响自己生活的决策施加影响，受到政府机构的粗暴对待，以及由于社会障碍和准则形成的障碍等。贫困还包括人们面对外部不利冲击、自然灾害、疾病和个人暴力时的脆弱性”[2]。不过，在诸多对贫困加以衡量的方式中，以人均收入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最为常用。通常的方法是，根据特定区域物价、营养水平和支出购买状况等，设置一个贫困线，在贫困线以下的个人或者家庭被确定为贫困人口或者贫困家庭。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与发展趋势看，贫困国家的分布相对集中，但是动态变化程度较大。以日均生活费用低于1美元的贫困人口数量看[2] (P23-24)，从1987—1998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贫困人口从4.175亿人减少到2.783亿人，欧洲与中亚国家从110万人增加到2400万人，中东与北非从930万人减少到550万人，拉丁美洲从6370万人增加到7820万人，南亚从4.744亿人增加到5.22亿人，撒哈拉以南非洲从2.172亿人增加到2.909亿人。这显示，全球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东亚、南亚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但从趋势上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贫困人口在减少，而贫困人口的重心日益倾向于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环境因为人类活动的存在而更有意义。不同发展阶段人类面临的经济结构与经济问题的不同，决定了对环境的影响不同，也使得环境问题的表现有所差别。世界银行区分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类不同的环境问题[3] (P2-3)。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环境问题是：有害健康的饮用水、卫生设施的不完善、土壤侵蚀、炉火造成的室内外烟尘。而与此相对应，发达国家出现的环境问题则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温层臭氧的减少、光化学烟雾、酸雨以及城市的有毒废料。因而，世界银行建议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其环境问题，其正当理由有五：一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得污染较少的技术，并吸收工业国家环境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二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政策所产生的某些效益(如保护森林与生物的多样性)有利于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三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某些潜在问题，尤其是全球变暖和臭氧减少问题，产生于工业国家的高消费水平；四是愈来愈多的有力证据表明减轻贫困与环境目标之间的关系，为减轻贫困与控制污染的增长提供了支持；五是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维持收入增长的能力取决于工业国家的经济政策。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贫困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环境。就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未必产生于富足的环境基础，但是贫穷国家几乎都位于相对较差的生态环境背景中。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曾经指出：“从整体上看，当今第三世界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要少于目前发达国家开始它们现代增长时所拥有的资源”[4] (P130)。土地退化、资源破坏、植被与动物减少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北美、欧洲、澳洲等地区的环境供给条件较好，良好的资源、平坦的土地以及较好的气候，都足以支撑这些发达区域的发展。另外，贫困人口也得不到能够满足健康需求的环境服务。据世界银行估计，世界人口中目前仍有17％，即11亿人生活在贫困中，其占有的财富不足全球总量的0.3％。另一项联合国的研究显示，全世界大约有8.31亿人长期营养不良，11.9亿人没有安全饮水，27.4亿人缺乏基本医疗卫生设施，5到14岁的童工人数高达2.5亿人①。2000年，发展中国家中，每10个人就有2个人不能获得安全饮用水，5个人没有足够的卫生设施，9个人的污水无法处理[5]。
二、环境约束下的贫困形态
多年来，中国在促进减贫方面的成果为世人瞩目。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1987—1998年，中国日均生活费用低于1美元的人口从3.034亿人减少到2.132亿人。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净减少的1.392亿贫困人口中，中国减少了0.902亿贫困人口，占东亚及太平洋地区贫困人口减少数量的64.8％。世界银行估计，在2001年以后的3年时间内，中国的贫困率从16％降到了10％。世界银行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在2001年以后的两年中，尽管中国经济增长迅猛，但10％最贫困中国人的收入实际下降了2.5％。据有关资料，按照我国的衡量口径①，以2000年确定的人均年收入625元的最低贫困线为标准，农村地区至少还有282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若以865元的低收入线为标准，农村贫困人口高达9000万人。
贫困是通过经济发展水平反映出来的。以2004年全国582个贫困县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贫困地区发展具有以下特征：城市化水平低、工业化水平低、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较低以及地方财政收入薄弱(如表1所示)。
表1 2004年全国重点贫困县与全国平均经济水平差距
582个重点贫困县 全国
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88.03
58.24
农林牧渔劳动力占乡村从业人员比重(％) 70.72
44.06
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 1.133.53
人均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元) 151.12 2018.76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2006)相关表格计算整理。
贫困地区通常还具有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社会文化不发达和人口增长速度较快等特点[6] (P8-13)。但是，衡量贫困，简明和直观的标准莫过于收入。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与其外在环境存在很大关系。各国证据表明，贫困地区往往远离城市和沿海地区。我国的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大兴安岭经燕山、太行山、武陵山至苗岭的东北——西南向山地、东部山地丘陵区、西南喀斯特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和蒙新干旱地区等范围，大都是自然环境恶劣区域。李周等人在我国划分了南方与北方两个生态环境敏感带，前者大体是沿400毫米等雨量线及向外延伸的过渡带，后者分布于南方的丘陵地区与高原山区。经过统计分析，生态敏感地区与贫困县之间存在着一定相关关系[7] (P101-121)。
从一般规律上讲，贫困与环境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贫困受环境影响，而贫困也影响到环境的变化。但是通常人们会注意经济富饶地区与经济贫困地区，却很少关注环境富饶地区与环境贫困地区。实际上，世界上“最贫困的人口生活在世界上恢复能力最低、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区”[8] (P325)。从我国经济贫困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看，经济贫困与环境贫困具有一定的匹配性，甚至可以说，恶劣环境可能还导致多种类型的贫困经济状态出现。根据笔者对各地的考察，至少可以将我国受生态环境影响下的贫困类型划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自然屏障下的分散经济。经济效率与竞争力通常产生于集聚。在同等条件下，能够汇集较大范围的商品和要素的地区，可以在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取得比其他地区率先发展的业绩。但是，许多贫困地区地形复杂、资源和要素的流动与组织受制于自然环境的障碍、经济腹地较小、各类生产要素严重分散，难以实现有效的经济集聚，从而降低了经济的整体效率。
二是封闭条件下的自给经济。自然环境的恶劣，尤其是地形条件的限制，使得贫困地区处于相对封闭的经济运行状态。一方面，环境恶劣使得内外联系与沟通十分不便，物质流、信息流传递困难，区域内部的生产活动很难根据外部市场变化进行调整，导致区域经济与外部市场的经济联系相对薄弱。另一方面，经济活动的扩大与产业的升级要求高水平的分工。但在贫困地区恶劣的环境背景下，区域内与区域外产业分工的交易成本过高，交换密集度高的分工主要在区域内进行，导致专业化过于单一或者专业化效率较低，区域经济的自给性较为突出。
三是环境支持单薄的脆弱经济。脆弱经济通常来源于两个方面：要么自然基础脆弱导致经济基础薄弱；要么产业单一导致经济基础脆弱。一方面，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差异较大，要么地形变化很大，要么气候条件恶劣，旱涝、水土流失和风沙等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因而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的供给基础脆弱，农产品产量低而不稳，靠天吃饭的特征明显。另一方面，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单一，产业发展过度依赖于种植业，但作业方式广种薄收，劳动强度大，农业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大。在农产品需求与价格弹性较小的情况下，农业拉动农民收入增长的能力相对有限。
四是现代经济要素短缺条件下的传统经济。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区别在于经济要素的来源、集聚、组织与扩散的方式有很大差别，从而产出效率完全不同。按照从城市到农村、从发达地区到边远地区的空间分布，现代技术与生产要素存在着密集度递减分布规律。越是贫困地区，现代设备、现代技术和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越小，横向的信息沟通与扩散越为困难，现代科技要素也越难有效汇集。这样的结果是，先进生产力传播与扩展速度缓慢，经济活动一定程度依赖于经验积累和纵向代际之间的口传心授，传统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
但是，由于环境背景的不同，导致经济要素的分散、流动与集聚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经济贫困状况与脱贫的速度可能有很大的差别。地形平坦的草原地区相比于高差较大的山区来说，自然屏障更低，在要素流动上的阻碍作用较小，同时又因资源赋存状况要好一些，也更容易摆脱贫困；降雨相对丰富地区的居民，因为环境支持能力相对较强，在摆脱贫困格局方面比水资源短缺的沙漠边缘地区相对容易；靠近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的贫困地区，因为更容易吸引现代要素进入和开放，比西部偏远的贫困地区摆脱贫困更容易。比如，广东的粤北、浙江的丽水原来都是典型的不发达地区，但是由于广东、浙江经济的蓬勃发展，加快了企业投资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促进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的印第安人虽然生活在一个全球经济最庞大与繁荣的国家，而且政府为其保留了较好的森林资源等财富，但是由于与外界封闭而且缺乏有竞争力的产业支持，印第安人的经济远远落后于全美的经济发展水平[9] (P162-163)：保留地印第安人的平均失业率比美国平均失业率高4倍，平均家庭收入是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70％，所有印第安人中有近1/3的人生活在贫困状态。
三、贫困与环境的相关关系分析
以往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主要是建立在贫困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之上。其中，以纳克斯等人提出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最为著名。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是1953年Ragnar Nurkse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资本匮乏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并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循环圈描述了贫困生成与延续的规律性。从供给方面看，一国或者地区经济不发达表现为人均收入低；收入低意味着人们会把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而很少用于储蓄，从而导致了储蓄能力低；而低储蓄能力意味着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又会导致生产规模难以扩大，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造成低产出，低产出又造成低收入，形成了一个“低收入—低资本形成—低收入”在供给端演化的恶性循环关系。从需求方面看，一国或者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低下意味着低购买力；低购买力导致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又会造成资本形成不足；低资本形成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生产率低下；低生产率带来低产出和低收入，这样也形成一个“低收入—低资本形成—低收入”在需求端的恶性循环关系。
如果把这一理论加以延伸，便容易得出贫困与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理论。基于笔者在前文中已经分析了环境对贫困的影响与制约，实际上也说明了环境与贫困之间具有一定的循环关系。从供给层面看，贫困意味着生产规模小，而生产规模小意味着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要素组合的有效供给与组合能力较低，要素供给与组合能力低受制于环境因素的约束；而环境因素制约了有效的产业分工，产业分工程度低导致产业规模小，从而在供给端形成“低投入—紧环境约束—低投入”的恶性循环关系。从需求层面看，贫困意味着低收入水平，而低收入水平意味着低消费能力；消费能力低表明消费倾向与消费偏好受制于环境约束，环境约束导致消费规模与消费层次较低，投资引诱不足现象的存在；最后引起低水平的产业规模与产出水平，于是在需求端形成“低消费—环境约束—低消费”的恶性循环关系。
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出来以后，引起学者的广泛讨论，至今经济学家仍未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比如，Peter Bauer便否定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的存在，认为：“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始于不发达。假如恶性循环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人类还将停留在石器时代。”[10] (P29-45)Bauer争辩的前半句是正确的，但似乎不足以否定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这是因为，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与所有其他理论一样，都有一定的假设条件作支撑。在科技进步、制度变迁和资源约束等条件既定的状况下，贫穷具有恶性循环的特点。但发达国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与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资源供给甚至经济掠夺等现象都联系在一起，显然不符合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的既定条件。Nurkse在提出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时，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已经判若霄壤了，Nurkse不会不注意到这种差别，其所指的贫困当然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从与富裕国家相比较的贫困国家或者与一国富裕地区相比较的贫困地区来看，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有其合理性。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贫富分化与许多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就是以往贫富悬殊状态的延续。中国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正是立足于制度变迁的结果；而中国国内贫困地区与贫困现象得以延续，也说明贫困恶性循环的存在。
笔者认为，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或者贫困—环境恶性循环理论都是基于问题导向提出的，主要着眼于在发达与不发达的对比中发现制约不发达的障碍因素。在环境、政策和制度等原有因素没有重大变化或中止的状况下，贫困与富裕的分野将长期存在，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比较困难。但是从发展导向角度看，既不能因为存在贫困的恶性循环关系就不去努力改善贫困地区的发展状态，因为追求公平、和谐与平等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也不能因为反贫困存在环境约束就放弃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努力。尤其是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摆脱环境约束的方式会越来越多。正因为如此，全社会应对贫困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予以更多关注。从发展导向的角度，可以将贫困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发展与不发展、环境改善与不改善的不同形态，由此推断贫困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四种类型的变化互动关系(如表2所示)。
表2 贫困与环境之间的变化类型
环境恶化 环境改善
第Ⅰ类 环境恶化、经济恶化
第Ⅱ类 环境改善、经济恶化
经济恶化 环境与经济关系的恶性循环 外力援助或者要素流动带来生态环境改善
典型情况：人口过度增长、水资源锐减等导致资源枯
典型情况：还林还草导致耕地减少，林草产品未形成
竭、天灾人祸等等。
有效产出；人口与劳动力流失。
第Ⅲ类 环境恶化、经济改善
第Ⅳ类 环境改善、经济改善
经济改善 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典型情况：掠夺式开荒或开采矿产品，而不顾及环境
典型情况：发展无污染、无损环境的手工业、旅游产
的改善。 业或发展循环经济等。
一是环境恶化、经济恶化。世界环境委员会1987年对撒哈拉以南地区有以下极具说服力的论述：“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更悲惨地承受着这种由贫困引致的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的痛苦，而环境退化又导致了进一步的贫困”[8] (P313)。这里，世界环境委员会给出了贫困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一种极端状况，就是贫困与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这种状况的发生通常因为以下原因引起：人口过度增长超过环境的许可范围、资源枯竭或天灾人祸等现象的发生。这一模式的典型特征是，经济增长状况恶化，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二是环境改善、经济恶化。就是减少经济要素的投入，而增加对环境要素的投入，造成经济增长趋势发生改变，但是环境状况则明显趋好。至少有两种状况会出现经济恶化与环境改善的趋势。一种状况是由外力援助下的环境改善工程。比如，由国家实施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工程，都对不发达地区的环境改善有积极作用，但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经济收入的下降。只有在国家的援助份额超过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带来的利益损失时，农牧民调整结构的积极性才会大大提高。另一种状况是由于劳动力与人口流出，导致更大程度的规模不经济和集聚效应的降低。但是，在人口与劳动力流出的同时，对土地的压力也相应减轻，出现生态环境的相对好转。
三是环境恶化、经济改善。虽然更多地增加对生产要素的投入，但是在经济总量扩张的同时，却带来环境恶化的效果。或者说，经济增长是以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这种状况具有不可持续性，因为贫困地区的环境本身就很脆弱，一旦遭到破坏，恢复起来十分困难。在我国贫困地区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多次出现毁林、毁草开荒等现象，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一些煤炭、有色金属蕴藏丰富地区，由于开采，生成了大量的废水、废渣，甚至污染了农田与河流，并沿着生物链传递毒素，侵蚀民众的身心健康。
四是环境改善与经济改善同时发生。在这种状况下，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或者说经济与环境之间保持良性循环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相得益彰，经济发展得益于环境改善，经济发展有助于改善环境。一般来说，在这种状况下，当地的环境与资源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好的基础，而产业发展又偏重于无污染或者对环境无损害的类型，如旅游业、手工业等产业，并注意发展循环经济，形成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
在以上四种类型中，从取舍性角度看和以发展的可持续性来衡量，路径选择的优劣顺序依次是：第Ⅳ类＞第Ⅱ类＞第Ⅲ类＞第Ⅰ类。其中，第Ⅳ类是最应该选择的模式，第Ⅰ类为最不应该选择的模式，第Ⅱ类、第Ⅲ类介于其间。第Ⅱ类通常依赖于政府的支持，侧重于环境改善的政策目标；第Ⅲ类注重于市场导向，侧重于经济增长的目标。第Ⅱ类如果缺乏持久性的外力支持，或者人口与劳动力流动方向出现逆转，则有可能向第Ⅲ类甚至向第Ⅰ类的方向转变；而第Ⅲ类如果不附加必要的环境约束，则最终会向第Ⅰ类方向转变。但是，如果在第Ⅱ类或者第Ⅲ类发展模式中增加有利于增长的成分或者有利于环境改善的约束，则第Ⅱ类、第Ⅲ类模式也都有可能向第Ⅳ类模式转变。
实现第Ⅳ类模式符合政府与社会期待的目标，体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本要求。这种类型的发展模式具有以下特征：(1)具有较强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实现脱贫的必由之路，也是贫困地区发展障碍最多的地方。假如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小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则贫困地区愈来愈贫的格局将不可避免。(2)具有弱增长甚至弱减少的人口变化规律。如果人口增长过快，新增人口一定会吞噬经济增长的业绩，拉低平均收入水平；但是人口的急速下降，也可能对经济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3)具有递增性的环境改善速度。在可能的条件下，改善贫困地区的环境状态，修复恶劣的生态环境，使环境尽量适合于人居，将有利于改善贫困地区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4)具有合理的产业结构演进方向。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演变，应该既能为经济增长提供产业基础支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又符合绿色、清洁和环保的基本要求，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但是，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往往是因为其处于第Ⅰ类发展模式下。由于经济基础落后，很难实现自主性的快速增长；由于环境恶劣，也制约了经济增长，也因而缺乏改善环境所必需的最低规模性投资。尽管一步到位地抵达第Ⅳ类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难度，但是这一方向应该为贫困地区确立发展思路与战略所追求。如果贫困地区的政府能够充分认识到区域发展的规律性，准确分析与认识区域的资源、产业和环境等特点，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来形成推动第Ⅱ类模式的环境改善的目标，同时又利用市场机制，引导资本推动第Ⅲ类模式的经济增长，则经过一番不懈努力，有可能逼近乃至实现第Ⅳ类模式的发展。
四、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前文指出，贫困地区的不发达，有其经济与环境方面的双重障碍。障碍越多，逾越障碍的成本就越高，依赖自主努力实现多重目标的难度就越大。所幸的是，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有了推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氛围。一方面，各级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推动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中央政府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和中部崛起的政策，对于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政策中涉及到的退耕还林工程、水土流失与沙漠化治理工程等，都会积极改善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政策中涉及到的增值税转型、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等内容，也会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结构优化；国家多年来实施的计划生育奖励制度，有助于限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各地经济的快速增长为贫困地区的发展创造了好的市场基础。由于制造业的增长，对于原料的需求增加，为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摆脱贫困提供了好的契机；由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到风景名胜地区旅游的需求也明显增大，贫困地区的山川美景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大增；由于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生产成本的上升，驱使一些企业将生产线向资源成本与劳动力成本都较低的贫困地区转移。如果政策操作更加合理，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就已经具备了。
从政府政策利用的途径上看，贫困地区需要充分利用好国家的援助性政策。中央政府的援助性政策带有整体性、全局性和组合性的成分，涉及到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改善和新农村建设的许多方面，需要贫困地区用好用活中央的援助政策。过去常有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说法，听来没有问题，现在看来问题不少。这种说法的一个缺点就是将政策与科学割裂开来，并在实际应用中导致科学与政策分家。结果是贫困地区实施的许多政策没有得到科学地实施，或者在实施中没有科学地监督，结果使大量的投入没有产生应有的扶贫效率。另一方面，科技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往往脱离于政策援助之外，变成完全市场化的产物，科技扶持的公益性、援助性和普及性没有体现出来。当务之急，要实现政策科学化，保障政策的透明运作、管理规范、责任明确和监督完善，使政府政策能够在推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长期的推动作用。要看到，许多贫困地区既缺乏资源基础，同时生态环境恶劣，国家对这些区域的援助也将是长期的。必须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监管制度，使中央政府的政策能够真正为贫困地区的居民所分享，使民众成为援助政策实施的受益者。
从市场化角度看，贫困地区应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各类投资者进入，创造更多的财富与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必须用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标准要求投资者。引入污染型企业虽然短期内创造了财富，但却长期损害了经济发展的生态基础。应该在基础设施与信息传播方式改善的基础上，鼓励贫困地区本地的企业和居民调整产业结构。在发展农副产业的同时，发展林牧渔等产业，并发展轻型、无污染的制造业和旅游等服务业；规范化地建设好各类产业园区，以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并发挥企业集中、集聚的作用。在交通条件改善的同时，积极输出劳动力，鼓励当地的青壮年劳动力到大中型城市和沿海地区寻求新的就业机会。
注释：
①引自严浩：《资产建设：加拿大新型扶贫思路的启示》，2006年12月13-14日中加论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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