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评价欧洲中古文学的几点异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古论文,欧洲论文,几点论文,异议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目前使用的外国文学史教课书，在评价欧洲中古文学时，一些版本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偏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其表现是：在概述时因袭陈见，对欧洲中古文学的成就与贡献或多或少地加以否定和贬低；而在具体论述时，却又从客观实际出发，给予较充分的肯定和褒誉，概念与陈述形成矛盾。本文试对此类问题提出几点拙见，以期得到专家同仁的指教。
一、文学发展的继承性被割断了吗？
我们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在评述欧洲中古世纪对文学的功罪时，往往沿用这样的观点：“在民族大迁移时期，欧洲的古代文化遇到破坏。教会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更加敌视，把它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古代文化中只有一小部分对基督教有利的东西被教会吸收，大量的文物和典籍被焚烧，被破坏。古代文化因而遇到一场浩劫，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被割断。”[①]这一结论大都是根据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的这样一段话：
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②]
这段话是针对中世纪初期情况即中世纪的“过”而言的。然而恩格斯还有论述中世纪的“功”的一段话却被我们忽略，很少有人引用。恩格斯在《路德唯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
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③]
由于这种只顾其一，不顾其二，偏执一端的引证，导致了以偏概全的结论。把欧洲中古世纪初期的社会特点当成整个中世纪的全貌，所以在我们的一些外国文学史教材中，欧洲中世纪被笼统地写成一个“漫长的”、“黑暗的”、“愚昧的”时期，文化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断层”，“人民群众长期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整个漫长的中世纪，文学发展缓慢”。
然而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我们还得正视，在西罗马帝国于第五世纪灭亡之后，东罗马帝国不仅依然巩固，“反而在六世纪进入它的黄金时代，在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廷的文化出现了繁荣景象”。[④]前苏联历史学家柯斯明斯基在他撰写的《中世世界史》中指出：
当罗马和别的西方城市趋于衰落和遭受破坏的时候，君士坦丁堡却已无法容纳日益增加的人口，而不得不加以改造。[⑤]
君士坦丁堡是欧洲最大和最富庶的城市……拜占廷帝国的城市保存了古代世界的文化……帝国境内有很多学校。[⑥]
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从地理沿革上说，东罗马帝国都理所当然地是古罗马的延续，毫无疑问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继承者。这些被东罗马帝国继承下来的古代文化，不仅在它本土闪耀着灿烂的光辉，而且向整个地中海地区渗透，远至东欧都深受其影响。即使在西欧，古典文化也并非荡然无存。中世纪早期的世俗史家、法兰克王国的艾因哈德就曾在他的传世之作《查理大帝传》中记载，查理大帝时代的世俗学校把古典文化作为很重要的课程。
此外，“为了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圣经》，办理东西方教会之间的外交，用统一的拉丁文加强东西方教会之间的联系，并创作教会文学以及其它原因，僧侣们也通过古代文学作品学习古代语言”。[⑦]
由此可见，欧洲中古时期的文化并未能完全与古典的世俗文化割裂开来。所谓“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被割断”的说法，显然是不妥的。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义义论》中指出：
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⑧]
列宁也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脱离文明的大路而形成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⑨]无产阶级文化尚且如此，那么，属于封建性质的欧洲中古文化，能够脱离对古代奴隶制社会文化的继承，凭空从天上掉下来吗？
二、欧洲中古文学较之古代逊色吗？
一些外国文学史教材不仅认为“整个漫长的中世纪，文学发展缓慢”，而且有的还作出这样的论断：“中世纪文学艺术较之古希腊和以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都显得异常逊色”，“中古文学前不及古代，后不及近代”。[⑩]这一结论，不能不说是受了欧洲人文主义者偏见的影响。
欧洲人文主义者出于反教会、反封建斗争的需要，把古希腊罗马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代，断言中世纪由于日尔曼人的入侵和基督教的统治，古典文化荡然无存，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上有的只是思想上的愚昧和知识上的黑暗，他们甚至把中古社会贬低为“黑暗世纪”。只有到了他们的时代，经过人文主义者的努力，古典文化才重见天日，得到恢复和发扬。在他们的作品中，大量反复地用“黑暗”、“光明”以及“复兴”、“再生”等字眼，以象征古代经中古到近古的历史演变，达到美化自己、美化资产阶级文化艺术的目的。
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特拉克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两部分。在督教被定为罗马国教以后，直到他自己的时代，在他看来是野蛮的、黑暗的、不值一提的，而只有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以前的古代才是光明的。今天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衡量，这种认识未免肤浅而幼稚，其中也不无民族主义的感情色彩。因为奴隶制度的衰亡与中世纪的出现不可否认是人类社会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中世纪与奴隶制社会相比，封建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无疑是一次质的飞跃。
欧洲中古社会初期的文学的确存在着长期的萧条冷落的局面，显示出中世纪黑暗落后的一面。然而到了后期，即封建社会繁荣时期，随着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完善，世俗文学异军突起，异彩纷呈，展示出它的光明进步的一面。人文主义者出于反教会、反封建的需要，只着眼于中世纪黑暗反动的一面，予以贬低和否定。而后来的浪漫主义者则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只缅怀中世纪光明进步的另一面，予以讴歌和美化。美国文艺批评家佛郎·霍尔在他的《西方文学批评史》中写道：
中世纪不再认为是一个峨特式的黑暗时代。这样一种新古典主义偏见已被浪漫主义所摧毁。我们对中世纪作家的文学艺术的赞赏与年俱增……被新古典主义者鄙薄为‘峨特式’和野蛮的中世纪受到雨果的欢呼，被认为是近代文学的温床。[(11)]
看来，如果不能辩证地把前后两个时期具体区别对待而同时又把这两重性结合起来分析，就难免囿于人文主义者的成见，不自觉地承袭偏颇的观点。
那么，欧洲中世纪对文学发展的“功”表现在哪里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首先是一个个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国家的出现。近代欧洲各国文学和语言的开始大都可以追溯到中古时期。从地理范围说，欧洲中古文学已扩大到希腊、罗马以外的全欧洲，打破了希腊—罗马一枝独秀的局面，孕育出蓬蓬勃勃的满园春色。
骑士文学是世俗封建文学的主要成就，尤其是法国普罗旺斯抒情诗，是中世纪诗歌中的明珠，代表了当时欧洲抒情诗的最高成就，并直接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温柔的新诗体派”的形成。这一点古希腊抒情诗怕是不能与之相比的。恩格斯曾给予高度评价：
南方法兰西民族——vulgo（即一般所谈的普罗温斯民族）——在中世纪时代不仅完成了“宝贵的发展”，甚至还走在欧洲发展的前面。它在新时代的一切民族中第一个创造了标准语言。它的诗当时对拉丁语系各民族甚至对德国人和英国人都是望尘莫及的范例……它不仅“辉煌地”发展了“中世纪生活的一个阶段”，甚至使古希腊文明在中世纪末期回光返照。[(12)]
另外，法国北方的骑士传奇题材来源丰富多样，包括古代系统、不列颠系统、拜占廷系统。其形式也多姿多彩、咏唱和叙述互相交迭，韵文和散文结合。名篇如《特里斯丹和伊瑟》、《朗斯洛或小车骑士》等，举不胜举。这又是远非古罗马阿普列尤斯的一部《金驴记》可比。这些传奇故事以一两个主人公的经历为线索组织长篇故事的结构方式，以及注意人物外表与心理描写等艺术手法，初步具备了近代长篇小说的规模，奠定了欧洲长篇小说发展的基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古后期的英雄史诗。就思想意义而言，诗中英雄人物的思想观念和活动已超出了古代史诗部落复仇的狭隘范围，表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主题。如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古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以及大量的著名谣曲。若是把古希腊的荷马史诗看成璀璨夺目的明珠，那么就数量而言，中古后期英雄史诗犹如满天星斗，交相辉映，又如雨后春笋，遍布欧洲。
富有现实性的城市文学的出现意义尤其重大，它打破了教会文学在文化领域内的垄断局面。以《列那狐传奇》、《玫瑰传奇》为代表的韵文故事，以《巴特兰律师》为代表的笑剧，以及傻子剧、道德剧，不仅数量多，形式新颖，而且争奇斗艳，一片生机盎然。
即使是那些持有“中古文学前不及古代”观点的外国文学史教材也都把但丁的《神曲》誉为“中古文化的总结”，“中古欧洲文学成就的代表”。并一致认为，“自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各国的诗人画家，作曲家把它当作一座宝库，从中汲取灵感，借用素材，仿效手法进行创作”。那么就其意义和影响来说，《神曲》不能与古代第一文人史诗《伊尼德》相媲美吗？
还有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游记》，它的出版轰动了全欧，大大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兴趣。美国学者麦吉尔主编的《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是这样评价的：
马可·波罗亚洲之行的故事是西方文化中所有游记作品里最令人惊异的。[(13)]
这部非凡的文学文献贡献颇多，是个非常值得一读的故事，不但对历史学者和文学家来说是这样，对思想丰富的当代普通人来说也是如此。[(14)]
当时，人们把这本游记看作是“天下第一奇书”，可是在我们的差不多三分之二以上的外国文学史教材中，对它都只字未提。
总之，欧洲中古文学无论就其体裁的多样性和作品的数量，还是就其内容的意义以及对后代文学的影响而言，较之欧洲古代文学都不能说是“异常逊色”的。
三、欧洲中古文学也应是欧洲文学的一个源头
中古初期，由于战乱和基督教的摧残，古典文化受到毁灭性的破坏，文学发展几乎是在新的基础上从头开始的。这正如恩格斯说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从头做起”。纵观欧洲文学的发展规迹，我们可清楚地看到，“从头做起”的基础有二：一是各民族原有的民间文学；另一是基督教。在其缓慢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拜占廷文化向地中海地区的渗透，加之前后200年间的八次“十字军东征”，东方文化被带入欧洲，为西欧文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渐渐打破了中古基督教文化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四种文化——基督文化、古代文化、封建世俗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合流。
在文学方面真正体现在新的基础上“从头做起”的，是产生于中古社会又属于封建性质的教会文学、骑士文学和城市文学。由于基督教在中古时期占统治地位，很多民族的文化都与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代人的观念、语言风格等都在它的影响下形成，因而为宣传基督教教义服务的宗教文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对欧洲文学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以至于影响到19、20世纪。例如，以《死魂灵》震动了整个俄国的果戈理，在晚年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危机之后，竟陷于宗教神秘主义之中不能自拔，曾亲自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前言里宣称：“我在两种永恒的真理照耀下写作，那是宗教和君主政体。”这种影响甚至还在开辟无产阶级文学新纪元的高尔基身上反映出来。高尔基一度接受了造神论思想。他在长篇小说《忏悔》里认为，上帝是找不到的，人民必须创造一个新的公正和博爱的神来。此外，宗教文学中梦幻故事的形式和象征寓意的表现手法不仅影响到整个中古文学，而且在后来欧洲文学中仍被普遍使用。例如，在歌德的巨著《浮士德》中，死后的甘泪卿成了天使，是她把浮士德的灵魂引向圣母的天堂境界，充当了象《神曲》中贝亚特丽齐那样的角色。此外，如海伦、欧福良、浮士德、魔鬼梅菲斯特无一不是一种寓意象征。更引人注意的是原苏联作家特瓦尔朵夫斯基的《焦尔金游地府》，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新的“地狱篇”。
世俗文学中的骑士文学是欧洲中古文学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它是骑士制度的产物，是世俗封建文学的主要成就。普罗旺斯抒情诗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抒情诗歌的发展，骑士传奇的表现形式奠定了欧洲近代小说发展的基础。高擎世俗文学旗帜的城市文学以最富有生气的内容和最有独创性的形式，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世纪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和17世纪喜剧作家莫里哀的某些喜剧剧本等在内容或表现形式上都受到市民文学的影响。
另外，随着蛮族国家的建立，民族语言也逐步形成。“世俗文学从英雄史诗、骑士传奇到戏剧、寓言、笑话，一般都用俗语——民族语言或方言创作。近代欧洲各国文学和语言的开始大都可以追溯到中古时期。”[(15)]
可见，中古欧洲文学在欧洲文学发展中并非无足轻重。当代美国著名史学家坚尼·布鲁克尔在他的名著《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论萨》一书中指出：
构成佛罗伦萨文化之源的因素可以明显地分为两大类：一类可归于希腊—罗马—基督教传统，它的范围无所不包，它的结构带有官方统治和权威性的特色；另一类则是世俗方言的、或者乡土的传统……从古典和基督教传统产生了人文主义学者和……修道士的经院哲学文化。乡士俗语传统则包涵了城市工商界的商人文化，贵族和准贵族的骑士文化，以及一大批不见于经传的下层文化。[(16)]
诗人（但丁）代表着古典—基督教的无所不包的、权威的传统和乡土环境的地方色彩与兴趣的结合的一个关键阶段。[(17)]
事实证明，中古文学不仅是欧洲文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而且，我们是否可以根据上述论述作出这样的结论：它与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一起构成了西方近代文学的两大渊源。
注释：
① 匡兴、陈惇主编《外国文学》（中央电视大学教材）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0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5页。
④ 宋瑞芝等主编《西方史学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102页。
⑤ ⑥ 柯斯明斯基《中世世界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第15、45页。
⑦ (15) 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欧洲文学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94、96页。
⑧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668页。
⑨ 《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理论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第80页。
⑩ 朱韵彬、赵贵山、李德庆主编《世界文学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6页。
(11) 佛郎·霍尔《世界文学批评史》，张月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0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20页。
(13) (14) 《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诗歌散文卷》，中医书籍出版社，第1432、1437页。
(16) (17) 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99、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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