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是非及汉武帝判以重刑的心理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武帝论文,是非论文,司马迁论文,原因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所作《史记》，彪炳千古，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①。可是，他的一生并不顺利，遭际不偶，四十八岁时竟因李陵事被处以残暴的宫刑②，《史记》就是在这种极其屈辱的情况下励志发奋而最终完成的，他为后人树立了一个穷且益坚，同命运抗争且取得辉煌胜利的典范。
司马迁受刑事，其《报任少卿书》叙之较详。论者通常以为起因于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为之辩护。其实，当时李陵是否真正投降，大可讨论；说到“辩护”，更非绝对正确，因为司马迁意不在此。他说：“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旨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③“推言陵之功”是手段，目的在于“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从文意着眼，这两个目的亦有主次之分，前者为主，后者为副。但是，“广主上之意”并不一定要“推言陵之功”，“塞睚眦之辞”则非“推言陵之功”莫办。自然，推言就意味着辩护了。糟糕的是，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发生了矛盾，司马迁的满腔忠忱尚“未能尽明”，就被汉武帝指斥为“为李陵游说”，移交廷尉审讯。武帝毫不理会臣下进言本意的武断处置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其所下结论却未始全然不合逻辑，关键就在“推言陵之功”上。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耶非耶？以往的讨论者大抵泛泛谴责武帝、同情司马迁的不幸遭遇，未曾过细研究，特别是对当时复杂的时代背景和人们的文化心理因素，缺乏周密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我们认为，在历史研究中，透过文献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十分重要的，不如此就无从着手。本文试图在较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当事者的历史文化心态进行剖析，就正于方家和同道。
一 司马迁何以为李陵辩护
司马迁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呢？而今，武帝召问的原始记录、廷尉机关的诉讼案卷，早已无存，我们只能就其自述，再查证一些有关史料，据以归纳。概括起来，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首先，李陵平时注重自身修养，洁身自好，大有国士之风，甚得司马迁好感。他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这样的人决不会真正降敌。对于李陵之日常表现，《汉书·李陵传》亦称其“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正因其信义素著，和那些“全躯保妻子”的小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才赢得了司马迁的悉心推重和同情：“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酶蘖其短，仆诚私心痛之。”在司马迁看来，李陵的兵败被困陷敌，只不过是举事不当的过失，并非叛国投敌的罪恶，他不相信他的投降会是真的。然而，是陷敌还是投降，在当时是无法证明的，司马迁只不过是就常理推断，意必而已。可是，其时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已被弄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为之辩诬，大担干系。
其次，李陵此次出征匈奴，“斩首虏万余级”④，虽因亡救而败，司马迁仍以为功不可没，“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他满怀热情地称赞道：“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毡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饮泣、更张空
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将士勇毅若此，实足为汉室增光。那么，司马迁所言是否溢美呢？非也。官准的修史者班固也于《李陵传》中叙述道：天汉二年⑤九月，李陵受命出征，“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⑥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步乐召见，道陵将率得士死力，上甚悦，拜步乐为郎。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阵，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⑦，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是日捕得虏，言‘单于曰：“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诸当户⑧君长皆言：“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复杀伤虏二千余人。虏不利，欲去，会陵军侯⑨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⑩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到鞮汗山(11)，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峡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后，陵更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太息曰：‘兵败，死矣！’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令军士人持二
，一半冰，期至遮虏障(12)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由上述可知，李陵等的战绩是辉煌的，假如军中没有管敢的叛变，假如边境上安排有部队接应，未必就败；即败，也不至如是之惨。然而，誓死不降的汉子李陵终究投降了，是损兵折将惧怕武帝之诛？还是真的听从军吏的意见要效法浞野侯？这在当时都是无从确知而又很值得深长思之的。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司马迁认定李陵的投降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对于“彼观其意”的“彼”，人们的解释或有异同，比如郭锡良等编《古代汉语》释曰“指匈奴”，与之相配套的《古代汉语讲授纲要》则释曰“指李陵。观，示，显示给人看”。后一说，文意似顺，但是，事前事后，李陵并没有或是尚未来得及显示出假投降的意思，因为任何些微的公然流露，都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司马迁无从引以为据。况且，“彼”为远指代词，有轻视意味，司马迁之于李陵，推崇有加，似不会用以为称。如果是指李陵，按照他行文的习惯应该说成是“陵观其意”。前一说，较为符合实际，像李陵这样的死对头忽然投降，不被信任自是情理中事，比如在一年有余之后，仍有人对他放心不下，“大阏氏欲杀陵，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13)当时或许有一些胡人怀疑李陵的消息传入长安，正好与司马迁的推断吻合，所以他视为的据。至于“得其当而报于汉”，当时的政策是容许的。其实，此类事史不绝书，比如李陵出事之前一年，赵破奴就从匈奴归汉。赵破奴，《汉书》有传，称其“居匈奴中十岁，复与其太子安国亡入汉”。十岁不确，“十”应为“四”，音近致误。据《汉书·匈奴传》载，太初元年(14)，”汉使浞野侯破奴将两万骑出朔方北二千余里，期至浚稽山而还。……浞野侯行捕首虏数千人。还，未至受降城(15)四百里，匈奴八万骑围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击其军。军吏畏亡将而诛，莫相劝而归，军遂没于匈奴。”其事与李陵是颇为相类的，史家于破奴不言“降”，殆纵其生平、察其本心、笔底施仁罢了。否则，当时的军吏无从援以劝李陵。由此可知，司马迁推断李陵将伺机立功归汉，并非背情越理、惊世骇俗。
二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是与非
从以后发生的事实看，李陵却真的投降了。但是，促成其事者正是武帝自己。《李陵传》载：“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无功而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16)妻子皆伏诛。……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可见，李陵陷敌之始，并无真心事敌。由于武帝过听传言，处置失当，才把他逼上了邪路。古时君臣义合(17)，际会之间，除了文死谏、武死战的教条之外，还讲究“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武帝之于李陵，出征，质其母妻(18)；兵败，囚其老母；传闻事敌，族其家。恩义寡浅，威刑有加，纵是忠义之士，也难免产生叛离之心，“朕即国家”的武帝不仁如是，足断其乡国之思。
在此之前，李陵的无心事敌，可从《汉字·苏武传》记录的两段话约略窥其心迹。一段是劝降苏武时说的：“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19)，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负疚、思母、惧诛，思绪万千，萃于一身，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会真心事敌的。另一段是送别苏武时说的：“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20)，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并且起舞作歌：“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矣名已
。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凄怆、怨怒、愤悒之情，溢于言表。这是李陵的肺腑之言，绝非矫情之语，足证陷敌之初，他是身在匈奴心在汉的。古人讲忠孝，李陵是飞将军李广长子当户的遗腹子，母子情深，可想而知，名将家风，砥砺忠烈，不言而喻。身陷匈奴，已自声名有玷，武帝杀其母，更将其逼入叛臣逆子的境地，君臣之道遂绝。此是李陵终生憾事，直到汉昭帝时，朝廷派其故人任立政等三人前往相招，他仍以“丈夫不能再辱”为辞。李陵之陷、之降，自有其主观的贪生怕死，丧失民族气节的问题在，理所当然地受到时人和后人的谴责和批判。但是，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司马迁对李陵的了解，远比武帝正确。如果其时武帝采纳正确意见，政策和策略不犯错误，李陵的历史或将重写，亦未可知。
司马迁之对武帝问，是心口如一且十分中肯的，充分体现了一位史学家实事求是的品格。然而，他毕竟不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并不善于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保护自己。从明哲保身的角度说，他的错误有二：一是“不自料其卑贱”，居然天真地给皇帝就此事出谋划策。在当时社会，对于像李陵这样的“叛臣”的处理意见，自应乾纲独断，并非臣下所宜言的。二是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势下忽视了表明自己忠于民族、忠于君主的基本立场。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对于驱逐匈奴的战争，他是采取歌颂的态度的(21)，处处洋溢着同仇敌忾的激情。可能是他认为提出具体意见比泛泛表态更重要，也可能是他认为召问之际一味表态文不对题，因而，在“群臣皆罪陵”(22)的气氛中竟奏出了似乎为之辩解的不谐和音。罪陵者中自有“全躯保妻子”的小人在，但其言其行武帝听着顺耳、看着悦目。政治化了的皇帝深得政治游戏之三昧，知道政治宣传对巩固自身地位的重要。司马迁的不合时宜给自己招来了杀身大祸，伴君如伴虎，一片赤诚换来个一命呜呼，恐怕终其一生也没能弄明白个中奥秘，关键就是这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政治痴呆症作崇。
三 武帝惩处司马迁的心理原因
司马迁言不称旨，武帝怒发雷霆，“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对于最后两句，王力主编《古代汉语》释曰：“狱吏因而定司马迁为诬上之罪（应处宫刑），武帝最后同意了狱吏的判决。”大概是根据《李陵传》“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臆解，其实，史家叙事简括，好多细节是省略了的。封建社会，“诬上”的大罪是要处死刑的，要想免死，只有二法：一是赎(23)，然而司马迁“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二是宫，汉景帝中元四年就规定：“死罪欲腐者，许之。”(24)司马迁接受宫刑只不过是死刑的替代措施。同时，司马迁这样的钦犯远非小小狱吏所能审判得了，“下于理”的“理”当指当时国家的最高司法机构廷尉机关；“从吏议”的“吏”亦非胥吏之比，当指廷尉及其属下的廷尉正、左右监、左右平等主要负责官员，只有他们才有资格看着皇上的眼色相机行事。王国维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推算，其遭受宫刑是天汉三年的事情，约略与屠戮李陵之母弟妻子同时。汉律，十二月处决犯人，司马迁之死刑改宫刑恐怕亦在此间。由此传言，铸成了李陵“生降”的冤案，因为迁怒，司马迁亦难幸免。
当然，司马迁的获罪是冤枉的。武帝所指控的罪状，并不能完全成立；即或成立，也罪不至诛。是什么原因促使武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史记·太史公自序》裴骃集解引东汉卫宏《汉官旧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三国志·魏志·王肃传》、《西京杂记·卷六》所述亦与此略同。可是，汉时太史令是单“掌天官”(25)不管记事的，司马迁作《史记》纯为私家著述性质，生前未必进呈御览，王国维已指斥武帝削《史记》之说纯为无稽之谈(26)。况且，“举李陵”，于史无征。此殆为后人附益之小说家言，是当不得信史的。然而至今仍有人以此为其获罪的宿因，殊堪骇怪。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剖析武帝较深的心理层次。
对于罪状之一的“沮贰师”，王力主编《古代汉语》释曰：“天汉二年，武帝派李广利征匈奴，令李陵为助。李广利出兵祁连山，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北，以分散匈奴兵势。李陵被围，李广利却按兵不动。此次李广利功少，武帝就以为司马迁存心诋毁李广利。”这是不确的。第一，李陵、李广利此次出征，是各自为战，谈不上谁统帅谁。据《李陵传》记载，武帝开始是有“以李陵为助”的意思，可是后来又作罢了，“天汉二年，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27)。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召见武台，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28)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向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耶！吾发军多，无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欲以少击众，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况且，出征者中也不只他们两支人马，还有因杅将军公孙敖等，《汉书·匈奴传》载：“汉又使因杅将军出西河(29)，与强弩都尉会涿邪山(30)。”三支部队并无统属关系。第二，李广利自顾尚且不暇，并无坐视不救事。《汉书·匈奴传》载：“汉使贰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几不得脱。汉兵物故十六七。”同时，三支部队各有自己的进、退军路线，相隔悬远，亦无从救援。
此次出征，东路军“亡所得”(31)，无功而还；西路军李广利失亡多，得不偿失；唯独中路军李陵所杀过当，如果单计战功，确实非常显赫。而李陵步卒五千，竟与匈奴单于接战；李大利骑兵三万，对手只是其右贤王，两相比较，将帅才能的优劣悬殊，有如霄壤。可是，李广利是武帝当时宠妃李夫人之兄，爱屋及乌，武帝对之恩宠有加。加之，二年之前，“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32)，好大喜功的武帝很高兴了一阵子。其时，对于这员爱将他是舍不得申斥的(33)。司马迁有没有批评李广利的意思，而今无从揣测，但只要将李陵事实话实说，就足以触动武帝之心病了。
同时，武帝称之“沮贰师”，还藏有更深的机心。由于穷兵黩武、连年征战，文臣武将之间，主和和主战的分歧日趋激烈，武帝以司马迁作法，足以给主和派一个下马威，为自己的战争政策张目。只要朝野上下一派主战的呼号，就没有谁敢公然反对战争政策、追究他这个战争总策划者的责任了。加之，借此可以将矛盾下移，挑动大臣之间、文武之间的纷争，使其互相克制，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沮贰师”充其量是个诽谤大臣的罪名，罪不至死，武帝罗织此一条，其目的在于将司马迁置于比刑诛更甚的心诛的境地，皇上一言九鼎，举朝哗然，侧目而视，以之为众矢之的。一个小小的秩仅六百石的太史令(34)居然敢于诋毁开疆拓土的功臣，那还了得。司马迁下狱之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足可看出这一妙着的妙用。
至于罪状之二的“为李陵游说”，罪名似可成立，因为只要“推言陵之功”，不管主观动机如何，都会给人一个“为之游说”的印象。但是，司马迁只是召对失旨，和主动建言有别；况且身为低级文职官员的太史令并不承担军事胜败的责任，即使所言非是，也不过是认识糊涂，武帝出人意料地予以严惩，自有复杂的心理动机。
首先，正像李陵的最后投降是由于武帝的错误处置所造成的，李陵出征的失败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将帅的任用、兵力的配备，武帝是大权独揽的，李广利的失利是因其人缺乏将才，李陵的失败是因为兵力不足，两者都反映了武帝的措置失当。李陵之最后全军覆没，主要原因是“救兵不至”，其地去塞仅百余里，只要有少许救援，就足以反败为胜，可是未尝有一兵一卒。据《李陵传》载，出征前，武帝曾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但是，“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距，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出东西浚稽，可必禽也。’书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障，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35)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骑置以闻。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因路博德上奏而疑心李陵“悔不欲出”，是冤枉好人；因疑心李陵“悔不欲出”就命其孤军远征，是暗藏杀机；强调自己“欲予李陵骑”而李陵拒绝“欲以少击众”是事先就为自己推脱责任，况且这本身就是撒谎。对此，李陵知而难言，其败、其降，皆由此而起。从其劝降苏武的话中完全可以体会出，他对武帝的疑忌暴虐是深有体会的。然而，武帝对于自己的过失讳莫如深，在这方面从不给人以讨论的余地，所以，不等司马迁把话说完，就断然处置，以儆效尤。其实，对于自己的举措失当武帝有时也是懊悔的，《李陵传》载：“久之，上悔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不过，自己懊悔可以，别人批评不许，而且懊悔的结果也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就是皇帝！
其次，两国交战，反对投降，是任何一方统治者都要坚持的原则。即使是陷敌而未能死节，亦往往在口诛或腹诽之列。对于尚未事敌的陷敌分子，他们或许会尽力争取，但绝不会以之为样板大力提倡。武帝是个民族沙文主义者，极居扩张野心，更容不得投降。在他看来，陷敌亦是失节，对于此类人，他是采取大节不保以前功劳一笔勾销的极端态度的。司马迁的”推言陵之功”，适逢其怒。在武帝心目中，这就是为之游说，就是宣传投降，就罪不容诛。而对于司马迁的初衷，则或许是真的“不晓”，或许是根本不欲晓，也或许是晓而不计。他是只看重客观影响，不管主观动机如何的。司马迁受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36)，足证武帝并没有将其视为异己，是事后原其本心、珍惜其才、法外施仁呢？还是事前有意显诛、借以弹压臣民左右舆论呢？如果是后者，或者有后者的成分在，以一个小臣的身家性命为儿戏来实现某种政治宣传目的，用心就可谓良苦、良毒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司马迁一言之失，竟遭大祸。司法官们也确实能够仰体圣意，小题大作，定为“诬上”之罪，仅此一举，就足以在朝廷内外乃至举国上下造成轰动效应了。
武帝其人，既非昏君，亦非庸主，文治武功，略有可称(37)，但他是个秦始皇一样的暴君(38)，家天下，私天下，刚愎自用，作威作福，连后世之小说家言也称其本性暴、淫、奢、酷、贼(39)。这样的人一意孤行，是听不进别人的不同意见的，暴戾恣睢、阴鸷少恩、权谋机诈。笃诚有加的司马迁遭逢这样的君主，是其人生的莫大不幸。忠言获罪，惨遭宫刑，理所当然地受到后人极大的同情。
封建社会，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政见的不同、利害的冲突乃至个性的差异都会反映到宫廷斗争中来。人们的一言一行，无不受到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而这种种关系，往往体现为特定的社会文化心态。只有充分地占有材料，深入研究，把握历史事件的错综复杂的种种关系，才能在自己的头脑里复制历史，立体地呈现其本来的动态面貌，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而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历来都是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其间的任何细枝末节，都无不牵动着最高统治者的神经。司马迁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一片忠忱，结果事与愿违，原因就在于误闯禁区，就敏感的问题说三道四。封建独裁者是不愿将此问题交付舆论公决的，臣民们只有唯命是从、慷慨山呼的份儿。至于其是非功过，那是历史学家们要讨论的事情，不过，必待成为历史之后。
注释：
①引自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②参看清·王国维《观堂集林·太史公行年考》。
③引自《报任少卿书》，以后凡引此文者，不再注。
④引自《汉书·武帝纪》。
⑤即公元前99年。
⑥浚稽山，分东西，地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图拉河和鄂尔浑河之间。
⑦龙城，亦称龙庭，为匈奴祭天大会诸部处。因其游牧，地常迁移。其时，地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西侧的和硕柴达木湖附近。所谓龙城故道，指原来通往龙城的道路。
⑧匈奴官名，参看《汉书·匈奴传》。
⑨维持军纪的军官。汉制：大将军营五部，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
⑩韩延年，颍川人，其父击南越战死，荫封成安侯，其时以校尉随陵。
(11)鞮汗山，日·青山定雄《中国历代地名要览》称地在“故甘肃塞北”，唐·李泰等《括地志·甘州》曰：“长老传云：障（遮虏障）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战地也。”当为其处。
(12)遮虏障，即居延城，为汉路博德所筑，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其地有东西二泊，名居延海。
(13)引自《汉书·李陵传》。大阏氏，单于之母。
(14)即公元前104年。
(15)受降城，武帝时公孙敖所筑，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旗之北。
(16)《史记·李将军列传》所附记李陵传所记与此不同，但云“族陵母妻子”。弟，当指李广第三子敢之子禹，次子椒是否有后，史无明文。
(17)《礼记·礼运》“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孔颖达疏：“君臣义合，故曰正。”义合者，以道义相结合。
(18)《汉书·李陵传》载：“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此种召见带有软禁的性质，否则，达不到“欲陵死战”的目的。
(19)汉少府属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宫，保宫属下有官署，是拘禁犯罪官吏的监狱。
(20)参看《史记·刺客列传》。曹，指曹沫，《左传》作曹刿；柯，春秋时齐邑，即今山东阳谷县东北五十里之阿城镇。曹沫曾在齐鲁于柯地举行的盟会上执匕首劫持齐桓公。李陵称此示原有伺机劫持单于之意。
(21)刘咸■《太史公书知意·卷六》：“史公亦以武帝逐匈奴为功，但惜其不深，非谓匈奴不当躯也。”
(22)引自《汉书·李陵传》。大阏氏，单于之母。
(23)即用钱赎罪。《汉书》中此类事甚多，比如建元五年，李广获罪当斩，赎为庶人。其后的太始二年，为解救财政困难，武帝还曾“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24)引自《汉书·景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标点有误。原为“秋，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应改为“秋，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徒作者并非死囚。
(25)引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26) 参看清·王国维《观堂集林·太史公行年考》。
(27)天山《史记·匈奴列传》同，《史记·李将军列传》作“祁连天山”。日·中井积德云：“胡人谓‘天’为‘祁连’，故祁连山或称天山。此文‘祁连’与‘天’重复，宜削其一。”王伯祥也说：“胡人呼‘天’为‘祁连’，展转传译，遂混合音义并称之。”今按，祁连山有南北之分。南祁连山在甘肃，至今仍以为称，公元前121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得之，详见《史记·匈奴列传》，《索隐》按：“《西河旧事》云：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按：另一山为焉支山，一作燕支山、胭脂山，在甘肃省永昌县西、山丹县东南。——引者注），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北祁连山在新疆，今称天山。《史记》之《正义》、《集解》、《索隐》皆谓此为天汉二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匈奴右贤王之天山，甚当。独《汉书》颜师古注：“即祁连山也。匈奴谓天为‘祁连’。祁音巨夷反。今鲜卑语尚然。”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和王力主编《古代汉语》因之。其实，解释语源，颜注未误，但指实地理，则纯属无稽。祁连山在酒泉南，十几年前已入汉朝版图，无烦再征。新疆之天山才是其时匈奴右贤王之所在地。天山东西绵长，此殆指天山山脉之东段。
(28)兰干山，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山西外夷附考·蒙古》称：“兰干山在漠外。天汉二年，李陵请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即此。山盖近居延塞外。”
(29)西河，郡名，汉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置，治所在平安（今内蒙古自治区东胜县境内）。
(30)涿邪山，古山名，一作涿涂山，在古代高阙塞北千余里，地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满达勒戈壁附近地区。
(31)引自《史记·匈奴传》。
(32) 引自《汉书·武帝纪》。然而，李广利之伐大宛是得不偿失的。历时四年，两次往反，第一次无功而还，损失士卒数万；第二次亦是劳师靡饷，“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动用了六万多人，结果却只是“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即此亦可看出，李广利是个庸才。详《汉书·李广利传》。
(33)但是，君恩似水，难以持久。征和三年（公元前90前），因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诅上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丞相刘屈氂腰斩东市。妻子枭首，贰师妻子亦被收。出征匈奴的李广利“闻其家以巫盅族灭，因并众降匈奴”。详《资治通鉴》及《史记·匈奴列传》。
(34)《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引《博物志》云：“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已卯除，六百石。”据王国维考证，“二十八”乃“三十八”之误。
(35)龙勒水，发源于龙勒山，龙勒山属敦煌郡，东北流，汇为大泽，其下流出塞外，经浚稽山南。
(36)引自《汉书·司马迁传》。《唐六典·卷九》引汉·卫宏《汉旧仪》：“中书令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北堂书钞·设官部》引《汉旧议》：“中书令掌诏诰答表，皆机密之事。”
(37)参看《汉书·武帝纪赞》。
(38)参看《史记·孝武本纪·索隐述赞》。
(39)《太平广记钞·卷二·汉武帝》：“〔上元〕夫人笑曰：‘汝好道乎？闻数招方术，祭山岳，祠灵神，祷河川，亦为勤矣。勤而不获，实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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