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期间中共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初步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方式论文,五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F12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8)-04-0085-07
经济发展方式是指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包括经济结构、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以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内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突出经济领域中“数量”的变化，更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虽然在1976年至1980年的第五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五五”）期间，中国共产党尚未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为解决经济领域存在的高速度、高指标、低效益等问题，重新审视运行已久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与经济发展方式相契合的经济发展理念，在1980年则明确提出要走一条经济效益较好的新路子，这标志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初步探索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五五”前期中国经济发展状况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受传统发展观念、苏联模式、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中国走上了一条粗放型经济发展道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条经济发展道路存在以下问题：以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追求高速度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由此牺牲农业、轻工业、第三产业，造成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追求数量；不注重效率等①。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上述高指标、高积累、低效率的粗放增长模式一直持续。②而十年内乱给经济造成的损失和破坏又十分严重，特别是工矿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陷入混乱，商业流通堵塞，商品匮乏，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因此，在“五五”前期，党中央召开一系列会议，强调进行企业整顿，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整顿，一批企业的状况趋于好转，国民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农业生产1978年喜获丰收，粮食产量突破6000亿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1977年比上年增长14.3%，1978年又增长13.5%。财政收入1977年比上年增长12.6%，1978年又增长28.2%。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1977年全国60%的职工十多年来第一次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1978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5.1%。③
但由于未对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及时清理，对既往经济发展模式没有深入反思，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五五”前期的经济发展依然延续了以往大干快上的粗放型发展思路，以致出现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严重问题。
第一，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高投入。1976年冬季，中央开始对农业机械化和粮食生产，对石油、煤炭、钢、化工的生产等方面，相继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不可能实现的跃进口号。12月召开的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到198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要求。该计划显然脱离实际，因为当时全国范围内农业基本以手工劳作为主，短期内实现全面机械化实不可能。1977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4月19日的社论进一步提出达到和赶超“三个水平”的口号，即“首先达到和超过本单位历史最高水平；再赶超全国同行业的最高水平；进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同年11月24日，国家计委向全国计划会议提交《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提出今后8年，即到1985年以前，基本建设方面，全国要新建和续建包括30个大电站、10个大油气田等在内的120个大型项目。到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钢产量从2000多万吨增加到1.3亿吨至1.5亿吨。这一没有经过详细论证的计划要点在1978年2月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讨论通过。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还不切实际地重提“赶英超美”口号，并宣布一个新的跃进形势已经来到。为组织新跃进，1978年不断加大建设规模，4月追加投资52亿元，9月又追加48亿元，全年实际投资501亿元，比上年增加31%，成为“大跃进”后20年中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最大的一年。1978年7月至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在提出一些好的发展思路包括加快农业发展、加强企业管理、扩大出口、注意综合平衡的同时，还不恰当地提出，要组织新的“大跃进”，把9亿人民动员起来，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当时陈云针对“搞那么大的建设规模，那么高的速度”问题，对国务院有关领导说“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但“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④。
第二，经济效果差这一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在“五五”前期严重存在。如，1976年基本建设投资，国家预算内安排部分完成311亿元，加上自筹共完成376亿多元，比1975年减少了32.8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58.9%，全部建成的大中型项目85个，比1975年减少82个，可以说是历史上投资效果最差的年份之一。国务院《关于1977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相当多的企业管理仍然很乱，产品质量差、物资消耗高、劳动生产率低、亏损大、事故多”。1978年，工业主要产品的质量、消耗和产值利润率等有一半以上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基本建设方面，这一年完成的投资额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而投资效果是十几年来最差的年份之一，全部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只有99个，投产率仅为5.8%⑤，勉强与1976年相同。
第三，与集约型发展方式相比，粗放型发展方式有忽视改善人民生活的严重弊端，这一点在“五五”前期表现明显。据世界银行报告，在1957年至1978年的20年中，由于中国的资源配置结构偏离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加上激励机制的阙如，使中国的整体效率低下，人民没有从高速增长中得到多少实惠⑥。邓小平也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⑦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粗放型经济发展带来的上述弊端，使“五五”前期出现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发展困难的局面。1977年积累率为32.3%，而1978年积累率高达36.5%，成为1958年以来20年中最高的一年。1978年重工业的投资比重是55.7%，轻工业只有5.7%，还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5.9%的水平。这一年重工业总产值比1977年增长15.6%，轻工业则只增长10.8%，农轻重比例更加失调。由于“五五”前期大量资金用于工业项目，致使百姓的生活没有明显改善，全国还有1亿多人在温饱线以下。虽然197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全国人均消费粮食才391斤、食油3.2斤，比1949年的409斤和3.4斤的水平还要低⑧。显见，对经济状况有决定性影响的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不改变，将会把中国现代化建设引向一条死路。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共开始对以往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反思，并谋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五五”期间中共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与实践
“五五”期间，中共逐渐认识到走一条发展新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努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试图走出一条新路。
（一）“五五”时期中共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着重考虑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降低物资消耗等具体问题。
1978年6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提高管理水平作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进行讨论。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要正确利用价值规律的问题。胡乔木在1978年7月至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也指出：“我们在制定和执行计划的过程中，一定要利用价值规律，反映价值规律的要求，一定要要求所有企业（包括国防工业）严格实行时间节约，不断争取劳动耗费、物资耗费（即所谓‘物化劳动’的耗费）和经济效果的最优比例，严格进行经济核算，努力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⑨。同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提出，要实现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要改变用单纯的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方式，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但上述思想和提法为实现历史转折和探索经济转变方式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针对由于指导思想不端正造成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情况，提出了端正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根本性问题。12月10日，陈云发言说，对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⑩。这实际上提出了从国情出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邓小平则提出“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并指出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11)。这一思想已经触及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问题，为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思想指导。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除系统总结“文革”及其以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包括极端盲目、不计后果地发展经济等问题以外，提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还针对经济管理体制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提出应该大胆地下放权力、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由上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前，对经济工作的认识已经或多或少地开始注意以往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思路，这为以后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一条新路子奠定了思想基础。
2.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着重在经济调整中探索发展新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法、活动方式和思想方法，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为转变经济工作思路、探索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指导。此后，中共中央决心对经济进行调整，并在调整中开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标志性事件是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走一条经济效益比较好的新路。
1979年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并提出在经济调整中要充分注意提高经济效益。在调整过程中，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李先念等批评了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脱离国情的盲目追求数量、上新项目、不注重经济效果问题，指出要从国情出发，注重经济发展质量。3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12)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多年来，工业战线上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追求产值、产量而忽视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消耗的倾向。需要的产品生产不出来，甚至不去组织生产，不需要的产品又盲目生产，大量积压”(13)。9月18日，陈云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14)12月20日，李先念也提出：“我们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持续发展的速度，还必须十分注意讲究经济效果。”(15)
曾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在1980年1月15日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建设进行了总结，提出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做好综合平衡，“如果破坏了合理的比例关系，比如脱离客观实际的可能，主观地要求高积累、高指标，就会造成经济失调，想快反而慢，‘其进锐者其退速’，并且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是多次吃过这个苦头的”(16)。同年6月，姚依林在作有关编制“六五”计划的报告中，提出了与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的经济发展新思路：一是积累率不能太高，发展速度不能要求太急；二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增长速度；三是使人民的生活逐年有所改善；四是在所有制方面不要“一刀切”；五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六是立足于现有的基础，十分注意经济效果，进行经济改组、技术改造、体制改革。(17)同年11月召开的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在讨论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指出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能再走那种“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的老路，而要走另一条速度不那么高，但国民收入、社会财富增加比较多的路子。
为进一步推动经济调整，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会议系统清理了长期以来在经济工作中的“左”倾指导思想，总结了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上的历史教训，明确提出要走一条较快发展经济的新路子。会议认为，由于长期以来对国情缺乏科学认识，否认把我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到先进生产力水平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经济指导方针上急于求成，实践中走的是一条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效率、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忽视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在会上指出，“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18)。实际上这个“原则”主要就是指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会上，陈云也强调：“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19)以此为基点，会上提出了努力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发展的新路子的问题。会议认为，今后再也不能走老路了，我们应当寻找一条新的路子，不是靠多上基本建设，多铺新摊子，大量增加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而是主要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进行合理的技术改造，降低消耗，提高质量，提高效率，来扩大社会生产。这种路子，速度可能不那么合理，但经济效益会好，社会财富会增加得多，人民得到的实惠也会多。只有走这条路子，才能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好发展生产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财政经济的困难，求得经济的稳定增长。这次会议提出的发展思路是在经济工作走了弯路后尝试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开端，也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已经找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国家如何发展经济的新路子。邓小平后来评价这次会议时说：“经济工作，应该说，我们真正的转折是一九八○年那次调整会议，在那次前，客观地说，我们还是那种‘左’的东西，那次会议真正是一个拨乱反正。”(20)由此可见这次会议对转变经济发展思路的重要性。
（二）“五五”期间中共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举措
在新旧体制交锋的“五五”期间，中共中央召开的有些会议在布置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曾出现正误交织的措施和观点，但随着认识的深化，这种现象逐渐消失，正确逐渐取代了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加快农业、轻工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五五”时期，通过加快农业、轻工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产业结构合理化。1978年7月22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提出不要盲目追求新项目，首先要搞好现有农田水利建设工程的明确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了农业问题，决定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下发实行。为调动农民积极性，全会还对缩小工农产品交换差价的问题作出具体规定：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加50%。农用工业品价格降低10%至15%。1979年3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提高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其中棉花提高15%，油料平均提高25%。这些举措以及后来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业获得大发展，农业基础薄弱局面有所改变。为加快轻工业发展，国务院在1980年1月14日同意国家经委、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的报告，决定在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技术措施费以外，每年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发放20亿元轻工、纺织工业中短期专项贷款和3亿美元买方外汇贷款。这些贷款重点支持了轻纺工业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了市场紧缺日用消费品的生产能力，促进了轻工业发展。此外，党还采取其他一些措施推动了农业、轻工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产业结构。
2.扩大企业自主权，并在企业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第一，进行企业整顿，注重增产节约。1977年4月20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指出要抓紧进行企业整顿，还提出要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掀起增产节约的高潮，使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本企业的历史最好水平。7月8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大力开展扭转企业亏损、增加盈利的工作。为此，国务院还成立了扭转企业亏损增加盈利领导小组。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下发。文件对整顿企业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具体标准，对企业的任务、基本制度以及工作方法，作了明确规定。对于如何搞好工业管理，加快工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通过整顿，一批“老、大、难”重点企业如鞍钢、包钢等，比较快地改变了落后面貌。第二，恢复物质刺激。1978年10月18日，为了调动企业职工改进技术的积极性，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农林部、卫生部将国务院1963年11月3日发布的《技术改进奖励条例》重新印发各地区、各部门实行。该条例的重新实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企业技术革新。第三，实行企业基金制度。国务院决定国营企业从1978年起实行企业基金制度。它是指企业在完成一定的国家下达的年度计划指标后，从职工全年工资总额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企业基金，主要用于职工福利、奖励超标准完成利润指标的企业和本系统企业的集体福利设施。其目的在于改变企业办好办坏一个样的现象，把企业经营效果同企业和职工切身利益联系起来。第四，改革管理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将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五个文件，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在少数国营工业和交通企业组织试点。主要内容是：利润留成，企业有权决定机构设置、任免中下层干部、对多余闲置的固定资产进行有偿转让或出租等。这一改革现行管理体制的重要举措，对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搞活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据四川、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安徽等22个省市自治区2963个试点企业的统计，全年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2%，实现利润增长20%，上缴利润增长13.4%。(21)1980年1月22日，国务院将《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发给各地方、各部门在试点企业中试行。这个试行办法将1979年规定的全额利润留成改为技术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并且有比例。1980年5月4日，国家建委、国家计委等有关单位作出《关于扩大国营施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9月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上述一系列举措，促进了企业改革。到1980年6月，全国有6600家企业扩大了自主经营权。这些企业的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0%，完成利润占全国年利润的70%，年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在11.6%左右，利润增长率为15.9%，上缴利润增长率12.6%。(22)但上述改革措施只有激励，没有约束，没有涉及产权问题，企业依然没能成为面向市场的自主性经济组织，这无疑阻碍了企业自主性的发挥，消减了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
3.开始重视和发挥市场作用。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经济体制基础。“文革”结束后，党开始重视市场作用。197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的文章《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还发展得很不够，必须大大发展。这实际上指出了发挥市场作用问题。1979年3月8日，陈云在一份讲话提纲中就计划和市场问题指出，“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要意识到计划和市场这两部分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所以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即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部分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调节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相应的增加。”(23)陈云这一提法对党内重视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后，全国各地农贸市场渐渐形成，城乡市场活跃的局面开始出现，但市场此时依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其作用发挥也十分有限。
4.降低高指标、高速度，促进国民经济重大比例趋于协调。1977年3月3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指出，要着手解决当前国民经济中的一些比例关系不很协调的问题。1979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指出要实事求是，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会议指出，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比1961年、1962年严重得多。调整目的是达到比较按比例地前进。同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同意了八字调整方针，通过了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降低了发展指标和速度。10月4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议在讨论1980年计划时，李先念代表政治局常委指出要把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按照6%定下来，争取达到百分之七八。这就比较理性，而不再盲目。在调整过程中，1979年制定的计划，将工业增长速度由10%至12%调整为8%，国家预算内安排投资由475亿元调整为360亿元，煤炭由6.58亿吨降为6.2亿吨，钢由3400万吨降为3200万吨。1980年又进行了指标调整。1980年时，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43%上升至46.9%。1980年的积累率也由1978年的36.5%降至31.6%。
5.推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1978年7月，国务院务虚会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指出今后在经济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中，一定要坚决摆脱墨守行政方式的老框框，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一定要保障工农企业的必要的独立地位，适当扩大他们的经营自主权。为了把体制改革向前推进一步，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提出改革工资制度、奖励制度、劳保福利制度的意见，制订推广合同制、成立专业公司的办法，制定改进更新改造资金、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具体方案。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确定，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
采取上述措施后，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开始向协调方向发展，城乡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有了显著改善。1980年，农村人民公社每人平均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为85.9元，比上年增加2.5元；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均工资为762元，比上年增长14.1%。“五五”时期，城乡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提高了26.8%，而前十年只提高了24.1%(24)。以上成绩表明中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初步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三、余论
在“五五”这个新旧体制转换、不同思想激烈冲突的重要时段，中共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初步探索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以经济调整连带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连带性。“五五”后期经济工作的重点是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调整中渐次展开。目的是通过降低速度、指标，促使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实现协调，这在实际上起到了推动中国经济由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的转变。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围绕提高经济效益展开，具有目标单一性特点。提高经济效益是个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五五”期间再次提出，有其现实意义。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提高经济效益，还涵盖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转换等。第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具有较强的初始性，主要是从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思路。
该阶段，国民经济未能转变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是因为制约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转变的三大因素依然存在。一是忽视市场作用的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强大，市场力量弱小；二是受政府控制的企业难以反映市场信号，企业机制僵化；三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定位不清，错位越位现象严重。可以说，该阶段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所以困难，与运行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已认识到该问题(25)，但根本性变革经济体制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全党一致认可，以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作受到延误。正因如此，中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工作虽见一定成效，但不很理想。
注释：
①董辅礽：《董辅礽纵论中国经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0～91页。
②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
③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82页。
④《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6页。
⑤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14页。
⑥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113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5页。
⑧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9页。
⑨《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2页。
⑩《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5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0页。
(1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4～75页。
(13)《李先念文选(1935-1988)》，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1页。
(1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75页。
(15)《李先念文选(1935-1988)》，第399页。
(16)《薄一波文选(1937-1992)》，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7～368页。
(17)姚依林：《关于制定长期计划的一些初步认识》，《计划经济研究》1980年第13期。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6页。
(19)《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06页。
(20)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08页。
(21)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629～630页。
(22)董辅礽：《董辅礽纵论中国经济》，第53页。
(2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9～71页。
(24)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412页。
(2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