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仁者美学——《5颗子弹……》的儒家伦理与文化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美学论文,中国电影论文,子弹论文,伦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颗子弹……》（原名《仁枪》）是一部将刑侦、灾难、悬疑等不同类型电影相互兼容的主流影片，作者把主旋律电影的叙述主题与商业电影的观看动机进行了有机“缝合”，凸显出中国电影在经历了近20年的市场化洗礼之后，本土电影谋生图存的一种新的历史选择。然而《5颗子弹……》的真正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把主旋律电影类型化，而在于影片作者把一种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注入到我们主流电影的肌体之中，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与现代的影像艺术相互融合，把电影的文化意义转化为一种内在于电影的叙事动力，进而使中国主流电影彰显出一种过去未曾明示的“仁者美学”。这表明在电影产业化的历史进程中，主流电影不再按照玄奥的文化理念去追求影片的所谓文化意旨，而是根据电影市场的心理需求和艺术的可能表现空间，注重在传统的叙事框架内完成对文化意义的表述。
仁者境界
作为一种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仁爱”思想贯穿在政治、哲学、伦理、艺术等不同的精神领域，它是整个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人为本的仁爱精神是中国伦理思想中最高的价值范畴。孔子强调“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孔子把“仁”作为统摄整个儒家伦理的总称。尽管“仁”在不同的叙述语境中含义不尽一致，但就其本义而言，“仁”的主旨则在于“爱人”。据考：“仁”字的古字外形似人。“仁”是人字的复体，与任、妊为同源字。古时怀孕称“仁”，“仁”即引申为育人、养人、助人、爱人之意。阮元说：“仁之意，人之也。”就是说，“仁”的本意就是以人道、爱人的方式对待人。千百年来，仁者所以为人所慕，就在于“仁者人也”（《礼记》）。仁者，乃为人之典范，做人之楷模。在封建社会的历史语境中，仁者的价值常常被“礼”、“义”所限定，但就其本质而言，仁学乃是一种“人学”。任何违背人伦、人性、人情的言行都是与仁的本义背道而驰的。不幸的是，在诸侯纷争、铁血横流的岁月中，柔如杞柳的人性难以抵御“争夺相杀”的戈矛剑戟，所谓“终身之仁”和“救世之仁”只能是现实世界憧憬的美景良辰。“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春秋繁露》），就连孔子他不禁惊呼“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孟子亦叹谓“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①。古代圣贤的这种悲叹，证明了“仁者境界”是一个至善至爱至美的天地，也正因如此，对“仁爱”的呼唤与赞誉才令人倍加珍惜，分外向往。“仁者境界”也成为人类进行文化救赎与精神重构的崇高境界。
中国古代儒家的这种仁爱思想不可能跨越千年的时光隧道直接进入电影的叙事体系中。换句话说，《5颗子弹……》这部影片中出现仁者形象，并不是偶然的。它出现的远因可以追溯到传统文化精神对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深远影响；近因可以感受到近几年来国家对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团结人民、推动发展的精神支撑。”由此可见，文化已经被提升到一种推进国家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的高度。在这种境遇下，电影在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格局中，不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一的艺术来看待，而是被置放在文化产业的“核心地带”。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中，中国电影开始转变原有的或是宣传、或是娱乐的单一职能，把一种文化的理念渐惭引入到电影的内部叙事情景之中，包括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输送到海外参加各种各样的影展、电影节的影片，也更加注重其具有的文化含量。特别是中国电影在经历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洗礼之后，在以好莱坞电影为主的外来电影的冲击下，本土电影人开始苦苦寻求一种既适合于电影观众的观赏需求，又能够体现电影意识形态功能的主流电影。以上这些来自于不同方向的社会历史因素，通过不断地汇聚整合，不断进入到电影的叙事体系之中，最终成为一种支撑整部影片的精神主旨显现在《5颗子弹……》的表述方式之中……
仁者美学
《5颗子弹……》的原名叫《仁枪》是别有寓意的。枪，是暴力的工具，是杀人取命的利器。把一个“仁”字置放在枪的前面，显然并不是在强化它的暴力功能，不是突出它的物质威力，而是在强调它的道德力量。把枪命名为仁，枪即变得“出师有名”，与此同时使持枪者具有一种仁者的风范，彰显出一种仁者的精神威慑力，进而突出了“仁者无敌”的传统文化精神。综观影片的整个叙事过程，我们发现五颗子弹全都是为了保护人、救助人、帮助人而打出的——没有一颗子弹真的是要杀人取命。它不像好莱坞电影打起枪来就是鲜血四溅，全然是机械暴力的崇拜。从这个意义上讲，影片《5颗子弹……》完整地体现出我们主流电影在文化价值观上的普遍性社会诉求。
影片中的警察与三个犯人，在遭遇了自然灾害的侵袭之后，共同陷入了生死未卜的绝境。在这种情形下，身为狱警的马队（刘佩奇饰演）还要把三个罪犯押解到新的关押地，而且还要执行上级要求的“无一伤亡，无一逃走”的指示。这像一道至高无上的命令，规定了马队的全部行为方式。但更为重要的命令还来自于马队的内心世界，就是他身为警察20多年的切身经历，使任何对警察的外在的行为规范，已经转化为一种内在的道德律令，规范着自己的行为。所以，在他多次可以开枪制服罪犯、甚至将其击毙的时候，他并没有这样做。在影片中，所有驱使马队扣动扳机的心理动机都是为了呵护、拯救人的生命，从而完整地体现出导演对于影片文化价值观的明确定位。影片《5颗子弹……》的所谓“仁者美学”并不是体现在某个情节、某个场景及某个人物之上，它是贯穿在整个影片的叙事情节之中的一种精神命脉，是体现在电影表述体系中的一种文化意蕴。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阅读这部影片时不能够确认其意义，那么我们对这部电影的所有评价都将是偏颇的、外在的。
中国影片中的暴力美学历来也是道德的美学。不论冲突的背景具有怎样的合理性，正面人物在特定的叙事语境中，通常都是后发制人。特别是在一场事关生死的较量之前，正义的主人公都会一忍再忍，不到迫不得已决不会出手伤人。只有那些恶势力的代表人物才会寻衅动武、滥杀无辜，而且常常在“斩草除根”的旨意下把暴力的魔爪伸向妇孺……而美国的类型电影始终强调的是恶有恶报，凸显的是从潜意识层面满足观影者的心理欲望。从早期的好莱坞电影到现在，没有人想在主流电影里冒险去突破这个传统，这是好莱坞电影近100年来始终恪守的“黄金定律”。中国的许多类型电影强调的是以德报怨，强调对人的道德训诫与心灵感化，强调的是情感的升华，满足观众对崇高感的自我认同。包括黄飞鸿所扮演的那种打抱不平、抑恶扬善的正义角色，一贯奉行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精神。他始终讲究礼（谦恭有礼），义（行侠仗义），忍（克己忍让），恕（劝坏人改过从善），和（力主和平解决问题）。特别强调武德，反对滥用武力，迫不得已不出手伤人，包括对坏人也尽可能不杀伤，要力劝他改过从善。②武侠电影这种恪守文化传统精神的、维护文化秩序的制片策略，不仅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社会祈求稳定、保持平安的民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③而且作为一种中国电影的文化传统也在感化、启迪了几代电影导演，使他们至今还在自己的电影中继承、发扬着这种伦理精神……最终演变成为像《5颗子弹……》这样的仁者美学。
仁爱精神
固然，影片《5颗子弹……》的仁者美学不仅仅体现在对5颗子弹的情节处理上，它还包括影片整个叙事结构的组成与人物谱系的搭建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体现在对马队这个人物精神内涵的建构上。我们看到，马队本来已经是一个即将离任的警察，在这种叙事背景下，按照常理他的职业责任感自然会退居于社会责任感之后。换句话说，观众对于这样一个人物的心理认同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人物所体现的社会伦理，甚至是这个人的个人道德层面。因为一个再尽职的警察，完成的也是国家要求你应当完成的工作，不论生死、不管安危你都必须挺身而出。就算你能够生死两忘，也是在行使一个国家公务人员应尽的职责。而在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平民如果同样能够挺身而出，那么他的行为就更显得惊天动地。因为他做的是一件他分外的事，他是在没有任何个人利益的前提下出生入死，所以，这种人的英雄行为更值得人们敬仰，也更容易赢得人们的认同。在这种意义上讲，如果刘佩琦饰演的马队不是一个即将退休的警察，而是一个刚刚退休而没有来得及办完手续的警察，那么，影片所有的意义也许就迥然不同了。因为那样，他的所有行为就不再是一种警察的职业行为，而成为一个公民的道义甚至是侠义行为了。就像希区柯克的电影，真正被卷入一场生死攸关的矛盾冲突中的主人公，并不是一个带着职业化背景的警察，而常常是一个无辜的人，就像《西北偏北》、《谍海疑云》中的主人公。现在《5颗子弹……》里的马队就警察的职责而言，在面临罪犯隋炳玉越过法律的底线、用暴力手段威胁警察生命的时候，身为狱警的马队难道没有权利用子弹捍卫法律的威严与警察的生命吗？在罪犯蔑视法律的铁尺，借突发的洪灾妄图逃脱法律制裁的时候，马队难道不能用暴力手段捍卫法律的尊严吗？特别是在执行公务的警察的生命受到罪犯威胁的时候，任何一个警察都有权利将罪犯就地正法——况且马队是“刑警队赫赫有名的神枪手”。但是，身为警察的马队并没有这样做。在此，对于一个在现实情景中的警察应当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样一部建立在真实事件基础上的影片，导演用这样一种叙事方式来放弃暴力的剧作职能之后，他在影像背后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
胡志军在影片中对马队说了一句肺腑之言：“要不是你，我早跑了。”这说明，胡志军最终放弃逃跑的企图并不是因为怕死，也不是因为法律的威慑，而是被马队的人格力量所折服、感化了。马队自从与三个罪犯坐上警车开始，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指向对罪犯心灵的感化。他在途中没有用暴力、用子弹解决的问题，最终都用比暴力、子弹更有效、更深切的方式解决了。我们看到在洪水的激流中拼搏得已经筋疲力尽的马队把手铐取下来交给胡志军，当他准备告别警察生涯与人生舞台的时刻，胡志军反而用手铐把他们两个人的手腕紧紧地连在一起……一个执意要赴向黄泉的死刑犯，最后能够做出与警察生死与共的举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们过去所有以警察为主人公的电影，对警察形象的塑造都没有达到这样高的道德境界。我们应该肯定的是：马队用爱换来的同样是爱。影片《5颗子弹……》中的这种仁爱精神如清风、如流水般地飘逸、灌注到我们时代的电影作品中来，我们感到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真正开始植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正脉之中，真正与那种把电影艺术中的思想意义庸俗化的时代告别了。古人云“君子之泽，润物无声”。在我们习惯于把艺术作品中的精神力量喻为号角、喻为火炬的同时，在我们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开始有一种同样能够激励人、感化人的文化力量渐渐形成。尤其是在一种兼容了不同类型元素的主流电影中，这种文化力量的汇聚与承传，将为中国主流商业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以复制、移植的典型范例。
没有文化根基的电影，是一种没有出路的电影。过去，我们经常叹息中国电影没有钱。现在，资金并不是制约中国电影发展的唯一因素，增加中国电影的文化含量，改变中国电影在产业化进程中经济收益与“文化收益”的不均衡现状，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十分切近的历史使命。
在今天全球化历史语境中，我们寻求文化多样化发展、谋求不同文化之间求同存异、和谐共处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一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与稳定发展，除需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对话机制之外，还需建构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整个价值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具主导作用的价值取向，它集中体现着人们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左右着人们在政治、社会、伦理、审美、历史领域对于是非、善恶、美丑、正邪的基本判断。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外可以确立中国自身的文化品格，构成与异域文化进行对话、交流、互动的基础，进而改变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机制，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搭建更为宽阔的交流平台；对内可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相互认同，消解利益分配中可能形成的价值观分化与对立，从而确立一种全社会普遍信守的文化理念，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体认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坚实的文化根基。影片《5颗子弹……》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值得肯定的文化范例。
注释：
①［清代］焦循：《孟子正义》，《诸子集成》第2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33页。
②［港］胡鹏《我与黄飞鸿》，余慕云序。
③［港］吴昊《黄飞鸿之英雄三变》，见《第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香港功夫电影研究》，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