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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6)03-0042-03
当前，如何加快建设和有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我国政府宏观政策制定的重心。本文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需深入研究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何时时注意抑制反农业增长和歧视农业的政策出台，第二个是如何加速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自2005年秋，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纲领以后，我国政府宏观政策的制定重心就是如何加快建设和有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略方面，中共中央提出了5条建议，其中包括：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应该说，这些建议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还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第一个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是如何时时注意抑制反农业增长和歧视农业的政策出台。在这方面，我们的确需要用经典经济学的理论来武装头脑，尤其是美国舒尔茨教授和中国张培刚教授的理论值得我们认真研读。
舒尔茨在中国经济学界早已闻达，但今天他的名字之所以能在中国老百姓中得以流传，还要归功于温家宝总理。因为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回答记者有关“三农”问题的提问时讲：“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其实，早在60年前张培刚教授在阐述“工业化”定义时就坚决反对靠牺牲农业和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发展制造业的有害做法。1968年舒尔茨也明确批评了反农业增长的政策(Anti-growth of Agricultural Policy)[1]，以后又批评了歧视农业(Discriminate Against Agriculture)的政策。这些观点的提出，尖锐地揭示了穷国之所以长期贫困的理论根源。
(一)反农业增长的政策或者歧视农业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对农民权利的歧视
我们清楚地看到，反农业增长的政策或者歧视农业在我国的表现并不局限在征收农业税上面，更为严重的是，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农民受到了歧视。从限制农民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的存在，到根据不同身份制定的交通事故赔偿金额规定的出台，都证明了对于农民来讲，提高收入当然重要，但首要的是要提高农民在权利方面的非歧视待遇。
(二)反农业增长的政策或者歧视农业的突出表现之二是无视农民身上所存在的企业家潜质
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在许多人看来，所谓企业家能力或者企业家精神，似乎与农民没有任何关联，农民头上莫名其妙地被历史性地扣上了“素质低”的帽子。然而在舒尔茨看来却不是这样。舒尔茨认为，在自己那小小的、个人的和进行资源配置的领域里，这些农民都是企业家。他们总是能够十分巧妙地、敏锐地与经济形势相适应，以至使许多经济学专家都无法认识到这些人的效率有多高。在论文中，他使用了一系列的词语来形容农民身上所具有的才能，如企业家(Entrepreneurs)、微调企业家(Fine-tuning Entrepreneurs)、农场企业家(Farm Entrepreneurs)、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和企业家的才能(Entrepreneurial Talent)。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农村妇女也是企业家(Women are also entrepreneurs)的观点，他认为“妇女在分配她们自己的时间，以及在利用农场产品和购入商品于家庭生产方面也是企业家”。当然，从学术的角度看，不把企业家才能视为某一部分人所特有，并不是舒尔茨的首创，但是把穷国里的农民明确说成具有企业家才能，这是前所未闻的。
(三)反农业增长的政策或者歧视农业的突出表现之三是忽视了农业在工业化中的重要性
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形成了“重工轻农”的畸形发展战略。各国在先后经历了这种痛苦的历程后，在发展问题上，人们终于认识到，早先那种片面强调工业化是发展关键的理论是十分片面和有害的，因此在国际范围内人们不得不转为更加关心农业。例如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主流文献的一个主题就是讨论农业和工业的相对重要性，以至于金德尔伯格曾经感慨道：“学生们在增长应该是平衡的还是不平衡的问题上所花费的时间之长，超出了我们记忆所及。”[2] 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农业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是因为看到了农业是资源供给(粮食、原料、劳动力、储蓄)的一个来源，而且也是因为看到农业也是能够迅速增加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需求的部门，这实际上是一种促进平衡增长的发展路径。
为此，我们有必要在一系列理念方面进行重新思考。例如，在弱势农业与强势工业长期并存的格局下，经济与社会能否快速发展？又例如，在先进城市与落后农村长期并存的结构下，经济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再例如，在少数市民与众多农民长期并存的状况下，经济与社会能否稳定发展？我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00年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8％，我们仅仅比一些亚洲和非洲的穷国好一些，如低于布隆迪(91％)、柬埔寨(84％)、阿富汗(78％)、孟加拉国(76％)、乍得(76％)、刚果民主共和国(70％)等。人们自然会问：没有农村的小康，会有全国的小康吗？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会有全国的现代化吗？答案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当前，反农业增长政策和歧视农业的行为在我国出现的畸形表现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就是，在我国农业技术没有大的突破的背景下，某些开发商疯狂地掠夺土地，不仅使耕地面积急剧减少，而且无情地剥夺农民利益。现在低成本地掠夺农村的土地，使4000万农民变成了“三无农民”，即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从而为社会埋下了极不稳定的因素。可见，这种转型期间特有的反农业增长政策是一种危害极大的自杀行为。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第二个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加速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国内外的许多研究文献支持的一个基本命题是，低收入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耕地的经济重要性下降，而人力资本、技能和知识的经济重要性在上升①。所以，舒尔茨在《对人进行投资》一书的“前言”中就明确指出：“我最主要的论点是，在人口质量及知识方面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现在对于知识方面的投资已经逐步引起了人们重视，但是这并不是培育人力资本的全部内容。无论是在舒尔茨的演讲中，还是在他以后的著作中，谈到人口质量问题时，他特别强调了三点：投资于教育(Investment in Education)、投资于健康(Investment in Health)、培养高技术人员(the Highly Skilled)。
投资于教育的目的有三个：(1)使个人和家庭掌握知识；(2)提高收入和使收入多样化以规避风险；(3)提高社会流动性。尽管在这方面我们逐步提高了认识，但是差距仍然明显。尽管在高等教育方面我们还说得过去，但由于在初等教育方面投资力度欠缺，所以教育成果至今仍然不尽如人意，我国成人文盲率过高就是明证。按照世界银行的解释：成人文盲率是指15或15岁以上不能从事简单的日常生活读写的人口比例。这一比例是对初级教育在过去10年里累计成果的测算，它显示了通过初级教育(或从未入学)却未获得基本识字和计数能力的人口比例②。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2000年成人文盲率，男性占15岁及其以上人口的百分比为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4个东欧的转型经济国家的文盲率几乎都低于0.5％。例如低于0.5％的国家有白俄罗斯、拉托维亚、立陶宛、波兰、俄罗斯联邦、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文盲率为1％的国家有亚美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更为显著的差别表现在女性文盲率方面，根据统计，女性文盲率占15岁及其以上人口的百分比，我国为24％，14个东欧的转型经济国家依然比我们低得多。低于0.5％的国家有拉托维亚、波兰、斯洛文尼亚，1％的国家有白俄罗斯、立陶宛、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匈牙利，2％的国家有亚美尼亚、保加利亚，3％的国家有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经验表明，提高妇女的教育状况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生育率，从而放慢人口增长率，而且可以增加社会的文明程度。而女性文盲率高于男性文盲率的状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当然今日对于国人来讲，认识到投资教育的重要性并不困难，但是要提高对投资健康的重要性认识却未必容易。例如在论述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文集中，有的根本就没有提及农民投资健康问题；在对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的报告中，有的对农民投资健康也只是只言片语。似乎对于穷国来讲，农民投资健康是一种奢望。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认识人的生命价值的问题。根据2002年世界发展指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2000)，我国为39‰，在全世界列第79位；孕产妇死亡率(1995)，我国为0.6‰，在全世界列第57位；在公共卫生保健支出占GDP的比重方面(1999)，我国为2.1％，我国排在第84位。在可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所占比例方面(2000)，我国为75％③；在可获得改善的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方面(2000)④，我国为38％，但这一比例在城市占68％，在农村只占24％。可见，投资健康在我国仍然是任重道远，尤其是在农村，投资农民健康的任务更为艰巨。尽管任务艰巨，我们也必须加大对农民教育和健康的投资，因为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世界人口虽然从16亿增加到了60多亿，但这不但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并使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尔萨斯陷阱”再次失效，其中关键因素就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素质得到了全面提高，人类能够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无数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并将会继续证明，人力资本积累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实际上，这是穷国改变穷人命运的关键所在，同样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在王宏昌等编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演讲集(中)》中，翻译为“高收入和低收入各国经济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查阅世界科学(World Scientific)出版的原文(Nobel Lectures Economic Sciences)，此句话中没有提及“高收入国家”，只提到了“低收入国家”。原文为：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economists of low income countries.
②World Bank,2002.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2,Washington,D.C.U.S.A.
③这一指标的内容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该指标目前是指：能合理地获得充足安全饮用水(包括处理后的地表水和未处理但未污染的水，如泉水、卫生井水、受保护的塘水等)供应人口的比重。在城市地区，这种水源可能是公共水龙头或距离不超过200米远的水站。在农村地区，这意味着家庭成员不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取水。
④这一指标的内容是指：能获得至少具有恰当的排泄物处置设施的人口所占的比重。这种设施能够有效地防止人畜及苍蝇虫子接触排泄物。合适的设施包括从简单但有防护的地坑式厕所到有排水系统的抽水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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