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扭曲、跨企业的资源配置与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资源配置论文,制造业论文,部门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1)01-0058-11
一、引言
近年来，在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各个产业里，企业间的生产率表现出明显的持续差异。然而，产业内企业间的生产份额与生产率分布只有微弱的关联。依据标准的理论模型，生产率与企业的规模分布是高度相关的(Lucas，1978)，而且，随着经济资源从效率低的企业流向效率高的企业，企业间的生产率分布应该表现出退化的趋势。于是，一些自然的问题产生了：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同一产业里不同企业间的生产率为什么呈现持续的差异，而没有表现出退化的迹象？经济资源为什么没有大规模地从效率低的企业流向效率高的企业？
在生产率研究的文献中，对于这些问题，经典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主要集中在企业异质性和企业特定的行为选择上(Lucas，1978；Bloom and Reenen，2007)。在最近的研究中，Banerjee and Duflo(2005)以及Restuccia and Rogerson(2008)采取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他们发现，产品或要素市场的扭曲阻碍了经济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的再配置过程，从而导致了同一产业内不同企业之间持续存在的生产率差异。Hsieh and Klenow(2009)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市场扭曲引起的经济资源在企业间的不合理配置能够解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差距的实质性部分。
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的制度特征、政府政策和市场不完全可能导致市场扭曲，比如，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由社会负担不同导致的成本差异(Lin et al.，1998)；在金融市场上，一些非国有企业很难或者需要以更高的成本才能筹集到资金(邹新月，施锡铨，2002；Guariglia and Poncet，2008)；中央和地方政府给予企业的补贴(Sebastian，2006)，以及运输成本和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地区市场分割(赵永亮，徐勇，苏桂富，2008)……这些制度特征、政府政策和市场不完全改变了企业面临的产品和要素价格，从而很可能扭曲了经济资源跨企业的配置。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考察经济转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市场扭曲对制造业部门跨企业的资源配置和生产率水平的影响。
二、数据和一些典型事实
为了考察市场扭曲导致的资源配置对企业和部门加总的生产率水平的影响，我们选择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产业来进行分析：第一个是技术水平比较低的服装制造业；第二个和第三个是中等技术水平的家用影视设备制造和汽车整车制造业①；第四个是高技术水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业。对于这些产业，我们从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获得了它们在1998年、2002年和2007年企业层面的数据。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解释，这个数据库的统计对象为每个产业规模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它提供了统计范围内各个企业的基本情况、财务以及盈利状况的信息，包括企业代码、所属行业类型、资本构成、资产负债情况、收入费用、中间投入和利润等重要经济指标。以普查年份2004年为例，这个数据库涵盖的企业雇佣了整个工业总就业人数的71.2％，生产了整个工业总产出的90.7％。因此，这个数据库基本上反映了工业部门里各个产业的产业组织状况。
依据这个数据库提供的信息，我们计算了4个产业1998年、2002年和2007年生产份额、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的分布以及生产份额与对数形式的劳动和资本生产率的相关关系，这里，生产份额是用各个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与产业加总的工业增加值的比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是用各个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与年平均就业人数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比计算的。在计算过程中，所有的价值指标都调整为1998年的不变价格，其中，工业增加值按照“各地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调整，固定资产采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工资、福利费以及其他价值指标按照“各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这些价格指数全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考虑到产业层面生产份额和生产率水平的差异对异常值非常敏感，我们剔除了人均产出水平和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偏离均值2.5个标准差之外的企业，以获得统计上稳健的结果。
表1和表2报告了我们的计算结果，从这些结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10年来中国制造业部门跨企业的资源配置和生产率分布的一般特征：
第一，中国制造业部门的生产非常分散，无论是服装制造业，还是具有明显规模经济性的汽车整车制造业，产业内各个企业的平均生产份额都不到2％，生产份额的四分位差没有超过0.0063。而且，从企业个数以及生产份额均值和离散程度的变化趋势看，产业组织仍然处于分化的状态中。
第二，在每一个产业里，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存在很大差异。在数量上，我们看到，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标准差以及四分位差都很大。由于资本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是正相关的，所以，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意味着企业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同时，从各个产业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四分位差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产业内的生产率差异没有表现出退化的趋势。
第三，在每一个产业里，生产份额在企业间的配置与企业间的生产率分布只有很弱的相关关系。在表2中，生产份额与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关系数都很小，特别是资本生产率与生产份额相关系数的最大值只有0.18。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经济资源倾向于从生产率低的企业流向生产率高的企业，因此，生产份额在企业间的配置与生产率分布只有微弱的相关关系意味着，制造业部门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很可能存在严重的扭曲。
三、理论框架
在这一节里，借助于Hsieh and Klenow(2009)发展起来的一个垄断竞争模型，我们从理论上勾勒出市场扭曲、跨企业的资源配置与制造业部门生产率之间的联系。
假定我们考察的经济只有一种最终产品Y，它由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代表性厂商生产。在生产过程中，这个厂商把制造业部门的产品
作为投入，并使用Cobb-Douglas生产技术：
这些从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中得到的式子表明，在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企业的投入和产出规模以及资本劳动比都依赖于它们面临的市场扭曲，因此，产业内跨企业的资源配置不仅取决于各个企业的技术水平，而且取决于它们面临的规模扭曲与资本扭曲。这意味着，市场扭曲的存在不仅会引起产业内企业规模分布与生产率分布的偏离，而且会导致同一产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生产率的差异。利用(6)—(8)式，并与企业的生产函数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制造业部门S中第i个企业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收益产品
分别为：
(9)和(10)式显示，企业层面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是规模扭曲与资本扭曲的函数，而且，在规模扭曲存在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是正相关的，于是，市场扭曲成为同一产业内不同企业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潜在来源。
如果经济资源能够从效率低的企业流向效率高的企业，从而推动产业内不同企业之间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边际生产率相等，那么，制造业部门加总的全要素生产率将会得到改善。为了考察经济资源跨企业的配置对加总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们首先加总产业内全部企业对两种基本生产要素的需求，然后，将其与从(1)式和(2)式得到的最终消费品生产对该产业的需求和花费结合起来可以得到：
(14)式显示，部门S加总的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各个企业的生产率，而且取决于市场扭曲对跨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这意味着，市场扭曲可能对制造业部门加总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存在扭曲，即
，那么，部门S加总的全要素生产率为：
这个生产率水平对应着企业间基本生产要素边际收益产品相等时产业S加总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以(15)式为基准，如果(14)式与(15)式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上存在明显差异，那么，市场扭曲就会导致明显的社会福利损失。
值得说明的是，从(5)式可知，在没有市场扭曲的情况下，企业之间价值形式的全要素生产率应该相等，这意味着，我们观察到的企业间价值形式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与规模扭曲和资本扭曲存在内在的关联关系，于是，建立在(5)式的基础上，企业面临的两种扭曲可以通过其价值形式的全要素生产率
综合地表现出来。
四、经验分析
1.估计方法与参数校准
在没有扭曲的情况下，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收益产品应该等于市场出清时的工资率和资本使用成本，于是，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收益产品对市场出清时的工资率和资本使用成本的偏离成为市场扭曲的自然度量。这个想法经过Hsieh and Klenow(2009)的发展成为度量市场扭曲的重要方法。依据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规模扭曲、资本扭曲以及全要素生产率
可以表示为：
(16)式表示，如果一个企业的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比例偏离了所在产业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比，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资本扭曲的存在；类似地，从(17)式可知，如果一个企业的劳动份额偏离了它所在产业的劳动产出弹性，那么，就可以推断规模扭曲的存在。不过，用(18)式估计一个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则需要更多的解释：
为了能够利用这三个式子来估计资本扭曲、规模扭曲和全要素生产率，我们需要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这里，我们设定资本的使用成本R=0.10，即5％的实际利息率和5％的折旧率。事实上，企业实际的资本使用成本是
。显然，无论是企业的相对生产率还是资源配置对总量生产率水平的效应都不会受到资本使用成本设定的影响；同时，我们设定σ=3。产业组织的经验研究发现，σ通常在3-10之间(Broda and Weinstein，2006)。虽然，σ的设定不会影响企业间的相对生产率水平，但是，它会影响我们对资源配置效应的估计。由于σ越大，资源配置扭曲对加总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就越大，所以，我们选择了较小的σ值，以得到保守的估计结果；关于各个产业的资本和劳动份额，我们不能直接估计，因为这样估计出来的份额包含了市场扭曲的影响。于是，通常的方法是用扭曲相对较少的美国经济来校准。这里，我们用NBER生产率数据库中相对应的产业在1958-1996年间的平均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作为各个产业资本和劳动份额的设定值②。
2.全要素生产率、规模扭曲和资本扭曲的估计结果
利用前面介绍的估计方法，我们估计了四个代表性产业各个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规模扭曲和资本扭曲，表3和表4报告了具体的估计结果。表3显示，虽然实物形式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水平lgTFPQ的估计是不准确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我们考察的四个产业中，未加权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值在最近10年里都表现出上升的趋势。不过，在每一个产业内部，各个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同一产业里上四分位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至少比下四分位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高出1.4倍，而且，这种差异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没有明显改变。
与全要素生产率时间上的变化趋势和产业内的分布模式一致，我们清楚地观察到扭曲的存在：无论是lgTFPR还是
，它们的均值都不等于零。事实上，如果没有扭曲，它们应该等于零。进一步，我们还可以看到，
的均值大多大于零，这意味着，对规模扩大和资本获得的限制很可能比补贴和信贷优惠带来的扭曲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同时，与规模扭曲比较起来，资本扭曲的均值更高，并表现出更大的差异，这意味着，与劳动市场比较起来，跨企业的资本配置存在更大程度的扭曲。进一步，从它们的标准差和四分位差相对于均值的大小看，我们还可以发现，市场扭曲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分散模式，并且没有表现出随着时间减弱的趋势，这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多地来源于企业层面效率的提高，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并没有呈现明显改善的迹象。
3.市场扭曲对企业间生产率差异和总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考察市场扭曲对企业间生产率分布的影响。我们的方法是将基本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两种扭曲
或者扭曲的综合度量lgTFPR回归，其中，模型Ⅰ是对资本和规模扭曲的回归，模型Ⅱ是对lgTFPR的回归。表5报告了混合样本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R[2]在0.49到0.99之间。在没有包含市场扭曲以外任何解释变量的情况下，回归方程较高的拟合优度意味着，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实质性部分可以由市场扭曲来解释。特别地，由于资本跨企业的配置存在更加严重的扭曲，所以，资本生产率方程的
比劳动生产率方程的高出很多。进一步，从这些回归方程中还可以看到，无论是两种基本生产要素的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它们都与规模扭曲和资本扭曲存在高度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中可以推断，企业间的生产率差异可能来源于生产效率低的企业得到了政府的补贴和保护，或者高生产率企业的扩张受到了资本和规模的限制，抑或它们之间的共同作用。因此，市场扭曲不仅导致了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而且阻碍了经济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的流动，从而导致了产业组织的分散。
进一步，为了从数量上考察产业内跨企业的资源配置对总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在(1)式、(14)式和(15)式的基础上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试验，即在企业技术水平给定的情况下，如果去除全部的市场扭曲，各个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将增加多少？表6报告了我们的计算试验结果，试验结果显示，由于不同产业在不同时间里市场扭曲的程度存在差异，所以，消除扭曲可能导致的生产率改善也存在差异。在我们考察的三个年份四个产业中，如果消除全部市场扭曲，产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增加8.83％到469.77％。把四个代表性产业依据其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加总，我们发现，如果没有市场扭曲，平均说来，这些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将增加40％以上，而且，在大多数产业中，我们没有发现市场扭曲得到改善的证据。
4.市场扭曲的主要来源
既然市场扭曲阻碍了经济资源跨企业的合理配置，并导致了明显的效率损失，那么，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究竟哪些制度特征、政府政策和市场不完全导致了市场扭曲？显然，要找到各个企业面临的具体扭曲来源是十分困难的，因而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既普遍存在又可能对不同企业产生不同影响的几个潜在源泉上：第一个是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这里，我们用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RSC来描述。一方面，国有资本比重较高的企业很可能更多地受到传统体制的束缚和政府干预；另一方面，在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市场上，它可能更容易获得信贷支持。第二个可能的来源是运输成本和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地区市场分割。地区市场分割阻碍了市场范围的扩展，因而它可能构成企业规模约束的重要来源。赵永亮、徐勇和苏桂富(2008)用地区边界效应计量了各个省份1997和2005年的市场分割程度，他们的估计结果显示，在西部一些交通不方便、运输成本高的省份，比如云南、贵州、甘肃、宁夏和新疆，地区边界效应要比交通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高得多。这里，我们用1997年对数形式的各个省份的地区边界效应lgBE来反映当地企业面临的市场分割程度。使用1997年的数据虽然让我们丢失了地区边界效应随时间变化的信息，但是，由于1997和2005年地区边界效应的相关系数达到0.98以上，所以，它仍然很好地反映了10年来不同省份地区边界效应的差异。更重要的原因是，现有文献在地区市场分割程度的时间变化趋势上存在分歧，因而我们有意识地排除了赵永亮、徐勇和苏桂富(2008)给出的地区边界效应不断增强的信息。第三个来源是转轨过程中金融市场的不完全，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使得一些企业很难或者需要以更高的成本才能从金融市场获得贷款，于是，这些企业更多地用劳动替代资本，这意味着，在这些企业里，用劳均资本反映的资本密度较低。相反，那些能够用较低成本获得信贷的企业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因而，它们的资本密度较高。这样，我们用对数形式的劳均资本lgIK，即资本密度的差异来反映企业获得资本的难易程度。在这个测度下，资本边际收益产品较高的企业可能面临较高的资本扭曲。第四个可能的来源是政府对企业的补贴，我们用企业获得的补贴占其销售收入的比重RS来计量，补贴提高了企业的收入，因而它可能减少了规模和资本约束对企业的影响。最后，考虑到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替代，因而出口企业可能较少地受到规模扭曲的影响，于是，我们用出口占当年销售收入的比重RE来反映出口开放对规模扭曲的影响。
在统计上，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数据为基础，我们将反映企业扭曲程度的综合度量lgTFPR以及规模扭曲
和资本扭曲
对这些潜在的扭曲来源变量回归。在回归过程中，我们控制了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用对数形式的企业增加值lgVa度量)、产业类型(用产业哑变量度量)和年份(用年份哑变量度量)。表7报告了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国有资本比重和政府补贴在规模扭曲方程中是正的，在资本扭曲方程中是负的，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可能得到了更多的补贴和信贷优惠，但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企业年龄在规模扭曲方程中是正的，在资本扭曲方程中是负的，并且统计上显著，这意味着新成立的企业受到较少的规模和资本约束；地区边界效应在规模扭曲方程呈现高度显著的负号，出口在规模扭曲方程呈现高度显著的正号，这意味着，地区市场分割是造成部分企业面临规模约束的重要原因，而通过出口扩大国际市场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面临的规模约束；资本密度在资本扭曲方程呈现高度显著的负号，这说明，企业获得信贷的成本和难易程度构成了资本扭曲的重要来源；企业规模在规模扭曲方程呈现高度显著的负号，在资本扭曲方程呈现高度显著的正号，这意味着，规模大的企业受到了更多的规模和信贷约束，从而阻碍了生产的集中，导致了产业内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持续存在。
五、小结和一些政策涵义
1.当前中国产业组织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四个代表性产业里，生产份额跨企业的分布非常分散，并且，企业间的生产率存在很大差异。然而，经济资源跨企业的配置与企业间的生产率分布只表现出微弱的相关关系。这些事实表明，在中国制造业部门里，经济资源和生产份额跨企业的低效率配置成为当前中国产业组织领域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2.问题的根源
在一个垄断竞争的理论框架下，运用服装制造、家用影视设备制造、汽车整车制造和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业等四个产业的微观数据，我们发现，在制造业部门的一些代表性产业里，存在明显的规模扭曲和资本扭曲。这些扭曲约束和限制了高效率企业的生产规模，阻碍了经济资源跨企业的流动和生产的集中，从而导致了同一产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生产率的持久差异、产业组织的分散以及跨企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问题。进一步，基于对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我们还发现，除了一些企业特征和行为选择，比如所有制、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和出口选择以外，地区市场分割和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是造成产品和要素市场扭曲的重要原因。
3.政策建议
除了一些企业层面的因素外，市场扭曲还来源于一些制度和市场环境方面的因素，比如地区边界效应和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致力于改革那些可能造成市场扭曲的制度安排和政府政策，健全产品和要素市场体系。具体地，下面一些政策措施对于改善中国制造业部门各个产业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努力降低地区边界效应。地区边界效应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昂贵的运输成本；二是地区间人为设定的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因此，为了消除地区边界效应，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致力于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各个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通信和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努力降低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应该通过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完善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如财税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努力降低地方政府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激励。同时，大力加强法制体系建设，健全消除行政壁垒的一系列法律措施，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法程序。我们认为，这些方面的努力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从而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与生产的集中。
(2)进一步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减少信贷歧视，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地，促进银行业的竞争对于改善制造业部门的产业组织具有重要意义。银行业的信贷歧视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有商业银行、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银行贷款向国有企业倾斜；二是少数商业银行的市场势力导致了差别信贷和价格歧视行为。因此，放松进入壁垒、鼓励和引导非国有资本进入金融业可以降低在位银行的市场势力，促进银行业的竞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减少资本市场上的扭曲。
(3)改良现有的产业政策。中国是一个使用产业政策较多的经济体，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典型的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广泛、细致和直接，体现出强烈的以政府选择代替市场竞争的管制性特征。这样的产业政策本身就可能是规模扭曲和资本扭曲背后的重要原因。这意味着，当前的产业政策需要改革。针对中国产业组织跨企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问题，我们认为，产业组织政策两个方面的改革是重要的：一是产业组织政策应该把维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基本目标，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因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很容易造成对市场竞争的扭曲，从而妨碍以生产率为基础的跨企业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二是产业政策应该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甚至不同行业的企业一视同仁，尊重市场选择的结果，取消不平等的保护措施。事实上，许多的保护措施，比如对绩效差的企业的维护，实际上构成了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和高效率企业规模扩张的重要障碍。
注释：
①汽车整车制造业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在2003年之后，它包含了2003之前产业代码为3721、3722、3723和3724共四个产业的全部企业。
②这里，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对应NBER生产率数据库中的产业3571，家用影视设备对应3651，汽车整车制造对应3711。不过，对于服装制造业，美国的产业分类更细，因而我们选择了NBER生产率数据库中男装和童装产业(产业代码2311)的劳动和资本份额作为我们服装制造业的劳动和资本份额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