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批评建理论——关于当前文学理论建设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1)02-0013-05
就目前情况看，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总体上还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过去的研究路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对西方文论的学习和借鉴，对古代文论的整理和转换，基本上都局限在文论的范围内，没有形成新的研究路向，而且其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就要求我们要保持豁达的心态，采取一种开放式的研究姿态，开辟文学理论的新的研究路径。我们认为，通过文学批评来建设文学理论，应该是一条值得尝试的路径。这条研究路径可以打破文学理论的固有疆界，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从具体的批评中来阐发文学理论。
一
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关系是个老问题。诚然，理论和批评之间是有区别的，文艺学包含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早已经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就理论和批评之间的关系而言，它们之间很难说存在过严格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过分强调它们之间的疆界可能会导致理论活力的匮乏。就中国古代而言，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水乳交融地交织在一起，现在所说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区别在古人那里是相当模糊的，古代文论的大多数篇章不是纯粹的理论分析，而是针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批评，纯粹的理论分析不符合中国的诗性思维的要求。因此，即使像《文心雕龙》这样的理论巨著，内在的逻辑思辨也包裹在外在诗性的语言之中，理论的脉络由于骈文的华美多少显得有点模糊。此外，在中国，还出现了诗歌形式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就包含在文学批评之中，并没有特别被指出来是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如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阐发了他的诗歌理论，但在这种理论是不清晰的，它给人更多的是一种诗性的感悟，一种具体的对诗人和诗的批评；同样，对小说理论的总结，中国首先是通过相对散漫的“评点”来进行的，“评点”更多的是“评”，按照现在的说法，应该归入到文学批评中去，但我们一说到中国的小说理论，又无法绕开小说“评点”，这就说明了中国古代理论和批评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就西方文论而言，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的崛起才使得文学理论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学科，摆脱了过去文学理论依附哲学等其他学科的历史，但在整个20世纪，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俄国形式主义固然是一种理论流派，但更是一种批评流派，同样，结构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也莫不如此。有论者认为，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性质和特点是“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这里的理论指的是批评理论，这里的批评，指的是理论批评（文学理论包括一般理论和具体理论，批评理论是具体的一种；文学批评包括理论批评和实用批评），因此，理论和批评的一体化实际上是说“批评理论与理论批评的一体化”。具体说来，在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过渡区，“有一片‘理论’与‘批评’混沌一体的交叉地带，这就是‘理论’与‘批评’共生一体的地带，即批评理论与理论批评共生一体的地带。这个地带的理论和批评一头远离文学的一般原理，一头脱离实用批评。正是这个‘共生带’，出现了20世纪文学研究的奇观：一个又一个标新立异的批评理论轮番登场，形成了20世纪文学理论的主潮；一个又一个新理论、新流派的产生，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引发了文学研究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1]。
以此观之，无论是中国古代文论还是西方当代文论，都没有顽固地坚持文学理论的固有疆界，而是显得比较开放；相对而言，我们目前的文学理论在学习西方文论时也许很容易做到“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但在进行自己的文论建设时，要么是着眼于文学原理体系的建立，要么在具体的实用批评中纠缠太多，产生了一种理论是理论、批评是批评的两不相干的局面。例如，1990年代以来那么多文学理论教材都用心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忽视理论是否能满足批评的要求，这使那么多文学理论教材在各行其是的同时又几乎丝毫不影响批评界的活动，就理论指导批评的功能而言，这样体系性的理论显然没能实现这一功能，至少是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一功能；声势浩大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基本上局限于对古代文论话语的探讨，而且主要是一种理论层面的探讨，相对忽视了这些话语在实际运用中的具体情况，这使得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基本上成为一个学术命题，而且仅仅是一个命题，对现实的文学批评活动没有多大触动，从而导致这一命题目前的无奈处境。试想，如果我们的理论体系能跨越固有的疆界，延伸到批评领域，或者在建立理论体系时考虑到批评的要求，我们的理论对批评的指导作用肯定会比现有的情况好得多；如果我们在从事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工作过程中，能将文学理论的问题和文学批评紧密结合起来，古代文论话语在当前的文学批评中究竟是否可用，就不会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鲜活的现实问题。
二
我们在此重提文学批评，是想通过文学批评让文学理论摆脱目前的困境，这有其理论的和实践的依据。就理论看，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是，文学理论如果对文学批评没有指导作用，这种理论的价值就值得怀疑，反过来，文学批评之中如果不能反映某种文学理论，这样的批评可能也禁不起推敲；就实践看，历史上的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都和批评难解难分，现实中的文学理论也基本上处于批评的包围之中。1980年代的理论热并没有形成中国的万能的文学理论，理论热点的快速转移决定了这一点，同时，西方的理论也无法“提供理论神话的典范，而只有批评的理论”（王一川语）[2]，到1990年代，情况更是如此，文化研究的热潮基本上已经不再是理论的建设，而是批评的操作，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关注的重心不是理论体系的重组，而是具体理论在批评中的运用，纯粹的文学理论基本上淹没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大潮之中。鉴于这些情况，我们没有必要固守以前的文学理论研究，而应该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或者说，可以通过文学批评来研究文学理论，这符合当前的重视具体问题研究的时代潮流，也可以较好地摆脱二元对立思维的局限。
那么，如何通过文学批评来进行文学理论的建设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首先，要弄清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要弄清楚它们之间的联系；其次，对批评的现状进行分析，搞清楚文学批评的内在要求；然后，寻找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之间的契合点，从这个契合点切入，可以通过文学批评来进行文学理论的建设。
关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关系，已经有很多论述，它们当然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前者研究原理、范畴、技巧等等，而后者则讨论具体的文学作品”[3]33。我们在此主要强调它们的联系。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都是一种理性活动的结果，某种理论的产生离不开对大量的文学作品的提炼，理论体系的建立更离不开对各种概念、范畴的梳理。文学理论中的理智成分似乎是天然的。同样，文学批评表面上看可以各抒己见，多少有一点个人的主观愿望在内，但实际上，文学批评和随心所欲的文学欣赏有着根本的差别，它仍然要符合文学批评的基本要求，任何一种文学批评，它都必须能以理服人。文学批评不能只是感性的，它首先必须是理性的，以得到某种认识或获得某种教益为目的，正如韦勒克所说：“批评的目的是理智的认识。批评并不创造一个同音乐或诗歌的世界一样的虚构世界。批评是概念的知识，或者说它以得到这类知识为目的。”[3]4
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都可以宣扬某种理念。不同的文学理论，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不同的，比如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和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在文学观念、方法论，以及由此而建立的理论体系，二者都有所差异。就文学观念而言，《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是“一个符号和意义的多层结构”，《文学原理》认为文学是“认识生活的一种形式”；就方法论而言，《文学理论》采用的是语义学分析法，《文学原理》用的则是历史分析法；就体系而言，《文学理论》先对文学进行定义，区分一些基本概念，然后展开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其特色在于强调“内部研究”，《文学原理》的“绪论”讲文学理论的历史发展，主体分两部分，分别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特征、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文学观念、方法论以及理论体系的差异，反映了两本书不同的文学理念：《文学理论》强调的是文学作品作为存在物的特征，强调作品的形式特征，因而重视用语义学来进行文学的“内部研究”；《文学原理》则注重文学作品何以产生和怎样生产，强调作品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强调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内容。
文学批评同样也是在宣扬某种理念，不同的文学批评有不同的立足点和批评目标。比如说，神话——原型批评强调对文学内在结构的理解，强调单个文学作品和文学整体的联系；女性主义批评则重在通过女性角度来解释男权社会中的话语霸权和女性形象。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互为对方，换言之，文学理论是为了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是为了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对文学批评的指导作用自不待言，而且，某种文学理论如果不能有效地用于文学批评，这种理论的生命力就值得怀疑；同样，文学批评最终也是为了建立某种文学理论，“批评最后必须以得到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和建立文学理论为目的”[3]4。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互为对方都要通过文学作品的中介作用：“历史上每个批评家都是通过接触……具体艺术作品来发展他的理论的，这些作品是他得去选择、解释、分析并且还要进行评价的。批评家的意见、等级的划分和判断由于他的理论而得到支持、证实和发展，而这些理论也从艺术作品中吸取养分并得到例证的支持，从而变得充实和言之成理。”[3]5
三
关于批评的现状，可以说是众声喧哗，但这些打着“文学”旗号的批评是否真的都是文学批评就值得怀疑了。对1990年代的批评，文论界颇有微词，或者认为，“90年代的中国批评……过于个人化和随意性……捕风捉影，攻讦成风，这是当前文学批评存在的严重问题”[4]；或者认为，1990年代“是一个表面热闹的批评时代，但绝不是一个具有深致的学术品质和激扬的批评风采的批评时代”[5]；或者认为，1990年代“众多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批评的繁荣，恰恰相反，每一种新批评的产生构成了对以往批评的抵制，批评相互间的竞争构成了相互的消解”，“一旦意识形态的排斥力减弱，评价对象的范围就会无限扩大。批评随之陷入困境，这困境就是无所适从”[6]。这些说法都道出了文学批评处境的尴尬。表面上看，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非常热闹，但文学批评背后的内容却相对空虚，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从事批评的人难以找到自身的定位，文学批评也难免就事论事，失去了理论建构的力量。王世诚在《空虚的时代与诊断型批评家》中甚至断言，1990年代以来的批评的背后是“内在空虚”：“让人眼花缭乱的‘有’，掩盖了它背后无所不在的‘无’”。措辞虽然过于激烈，多少也道出了文学批评的危机。
在我们看来，文学批评现状最令人担忧的是文学批评文化化。文学批评文化化是说文学批评在批评观念、批评标准、批评对象以及批评方式和功能等方面，都背离了传统文学批评的要求，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文化研究的烙印，模糊了自己的学科界限。就批评观念看，传统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是一体化批评，即淡化批评者个人之间的差异而追求某种社会认同，骨子里都固守着某种社会价值尺度；文化化的文学批评则是一种个体化批评，每个批评者在无所不包的文化中可以自由选择文学和文化之间联系的纽带，自由地用文化研究来遮蔽文学研究。就批评标准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是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文化化的文学批评则在文化的喧闹声中，在西方后现代鼓吹的“怎么都行”的旗帜下，鼓吹批评者从“自我”出发，随心所欲地对文学作品发表自己的见解。就批评对象看，传统的文学批评着眼于经典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化化的文学批评一方面着眼于流行文学的分析，另一方面这种分析不局限于文学，更多的是越过文学的边界而进行文化的分析。就批评方式和功能看，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是依托作品的学理分析，批评方式的学理化决定了批评功能的精神性，批评者展现出来的是一个精神导师的姿态；文化化的文学批评，经验描述多于学理分析，描述的随意性破坏了批评的逻辑性，使批评难以合乎学术规范，经验描述随着文化热点的变化而变化，这很容易导致批评者经常改变或调整自己的立场而媚时媚俗，最终势必会丧失自己独立的批评人格。[7]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文学批评文化化严重地破坏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内在规定性，有必要加以匡正。我们认为，文学批评首先必须针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而且主要是分析作品的文学内容而不是文化意蕴，毕竟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因此，回到作品本身是文学批评的当然要求。我们应该花大力气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从文本的构造和形成的角度寻找文本的美学意义，这样，才有可能“在‘细读’的基础上对文学作品作出审美判断和价值阐释”[5]，才有可能使批评走上真正学术化的道路，才有可能从事真正的文学批评，并通过批评来建设关于审美分析的文学理论。
四
搞清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内在关系、文学批评的现状和文学批评的内在要求之后，我们就可以寻找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契合点。从这个契合点出发，通过文学批评可以较好地建设文学理论，我们认为，这个契合点就是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是文学批评追求的目标。
文学批评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事情，它是由于“寻求抵抗现代精神危机的灵丹妙药而在大学占据一席之地”[4]，文学批评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形成目前这样的局面，主要便是由于其目的是为了缓解精神危机，有着强烈的现实性和人文精神。同时，人文关怀也是文学批评的核心内容，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就有人指出：“批评只能是个人的一种求道方式……道是无处不在的，求道也不必非选择批评不可，但批评却只有在被当作一种求道方式时，才具有一种崇高的意味。”（倪伟语）[8]所谓“求道”，指的是对某种超越实在的终极价值的追寻，是一种人文关怀，所谓“崇高的意味”，同样是一种超越具体的人文精神的体现。凌燕在1994年总结“全国文学批评学讨论会”的成果时就明确宣称：“文学批评应该关心人的精神存在与生存状态……就文学批评学的建构而言，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应该成为一切批评的核心支点。”[9]这直接点明了文学批评的核心是对人文精神的关怀。说人文关怀是文学批评的核心内容，还在于拯救批评危机的关键也在于人文关怀，王晓明虽然对1990年代初中期的批评现状表示不满，认为文学批评是在沼泽里奔跑，稍不留神就容易出问题，但强调指出：“今天中国的批评要想真正走出沼泽地，从批评家这面讲，恐怕关键就在他们是否能够重新返回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是否能够在这仿佛是无望的追寻中长久地坚持下去。”[8]“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显然蕴涵着深厚的人文情怀，要求这种追寻要长久坚持下去，说明了人文关怀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性。
人文关怀不仅是文学批评的目标和核心，也是文学理论真正的理论重心，任何一种理论，都难以完全撇开人文关怀，注重作品思想倾向的文学理论（如中国古代讲究“原道、征圣、宗经”的儒家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女性主义文论等），其中的人文关怀显然是第一要义。即使是表面上看似于人文关怀毫无关系的文论，深究下去，其骨子里仍然涌动着一股人文精神的暗流，比如说，结构主义文论，强调的是文本的结构和本文的独立自足，表面上看可以说与人文关怀毫无联系，但这种文论的兴起，便是意识形态选择的结果，是人文关怀的曲折反映：结构主义文论在1950年代崭露头角，1960年代达到顶峰，五六十年代正是法国社会的多事之秋，存在主义与各种“左翼”思潮的影响日益减退，人们对社会的变革、人的存在等问题失去了兴趣，而代之以社会结构是否合理的疑问，结构主义应运而生。正是基于这一点，有论者指出，“结构主义是现代世界中敌对势力之间保持平衡的一种意识形态”[10]121，正是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结构主义文论用文本分析来逃离人文关怀，殊不知，表面上对人文关怀的逃离反映出事实上对人文关怀的无奈。既然人文关怀是文学理论的重心所在，在建立文论体系时，就应该更多地关注人文精神方面的内容，以此观之，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第五章“文学的价值与影响”便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它突出了文学的价值生成、人间情怀和精神向度。
既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都关注人文精神，文学理论的建立又离不开许多具体的文学批评的实践之功，所以，我们在区分二者的同时，更要意识到二者的联系，意识到二者中的人文成分，只有重视它们的联系，才能更好地进行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因为“文学研究不可能也不允许与文学批评分离”[11]74；只有重视它们的人文成分，才能使文学理论真正成为一门人文科学。同时，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可以发现很多与人的理解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助于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通往诗学的道路上批评优先”[12]，这就是说，可以通过文学批评来建立文学理论。
以批评建理论是我们对文学理论的建设的看法，这些看法主要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言的。希望这些看法能有助于我们的文论建设，但这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收稿日期］201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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