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改革开放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为什么要提出新改革开放观？
党中央新一代领导提出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可持续发展观，为进行利益格局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奠定了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市场经济教条主义不能认识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把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都归结为市场不彻底的问题，把所有的反对意见都归结为“反对改革开放”，这就有可能把改革开放引向错误的方向，最终断送改革开放的成果。新改革开放观的意义是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破新自由主义对改革开放的解释权和话语垄断权，推动中国社会认识目前的问题，防止未来潜在的危机，维护改革开放的成果并保持其正确的方向。
新改革开放观的要点是：揭露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误导，继续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将改革从经济改革扩大到政治与社会改革；以公平优先原则纠正一系列社会不公，进行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但不能影响国家安全，要摆正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防止经济依赖性过强，在加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坚持技术和经济的自主性。
二、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能简单概括为市场化和全球化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化还没有完成，在许多方面开放不够，因此需要坚持改革开放。但是，不能简单地以市场化和全球化概括下一时期的改革开放。改革也包括市场经济的规范、政府调控的完善、利益格局的调整、政治现代化和文化重建。开放也应该包括中国人向国际社会自由移民，在发达国家没有向我们开放移民的时候，中国不能无条件无限度地向国际资本开放国内市场，不能让国际资本主导我国的产业和技术发展。
任何革命或者改革都包含着利益的再分配，中国的渐进改革的特点是利益转移的隐蔽性。不能只讲机制的改变不讲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不能只讲与国际接轨而不讲中国人的民族性与国家利益，不能满足于形式上的自由而忽视人民大众实质上的自由民主权利，不能片面追求形式上与国际接轨而不讲改革开放的性质与利益分配格局。由于中国社会高度集中的权力基础没有根本改变，特别要防止在改革开放中的腐败和权力资本化失去控制，进一步走向买办化，最终只有一小部分人享受改革开放果实，将中国改革的目标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变成一个官僚买办资本控制的、两极分化的，失去独立主权的拉美化社会。
三、变“效率优先”为“公平优先”，坚决打击腐败，缩小两极分化
新改革开放观坚持改革，但要求对改革中受损失的社会阶层给予充分的补偿，做到尊重历史，照顾弱势群体。
新改革开放观坚决反对为腐败辩护的“资本原始积累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早已在计划经济时代完成了，不存在利用改革开放进行新的“私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那种“让权力靠近市场”，依靠强势集团暴富作为改革动力的观点，是非常危险的，必将使腐败变得难以控制，陷入“路径依赖”不能自拔。
新改革开放观反对以效率作为改变产权归属的依据。即使国有企业的效率真的不高，也不能送给极少数经营者和他们背后的权力阶层。国有企业需要改革，大部分中小企业也已经改制，但是需要把国有企业改制纳入反腐败轨道，清查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目前200家特大型国有企业，数百家国防企业和科研院所，应按国家战略产业进行改组，以非股权控制为主，进行股份制改造，在国有与私有、国内与国际，军工与民用之间闯出一条新路。
新改革开放观反对市场迷信。经济学早就揭露了市场机制自动产生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制造两极分化等缺陷。我们进一步怀疑“均衡市场”假设的可靠性。市场经济特别在金融领域是不均衡的，非强有力的综合手段不足以遏止经济泡沫的发生。盲目主张政府退出，把一切交给市场，就是主张投机资本和垄断资本泛滥。
四、打破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的误导
中国学术界的不正常，是“经济学主流派”的话语霸权造成，他们既然占据了优势地位，就以沉默封杀对手，诬蔑对手的学术水平与人格，使学术界真名真姓的批评与反批评不能开展。他们在主流媒体上是明星，但在网络上是过街老鼠，说明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出现巨大社会分裂。
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已被实践摈弃。2004年8月“经济学非主流派”支持郎咸平打破封锁，进行国企改革大辩论，其意义不在学术，也不在国企，而是暴露问题和澄清观点。在这次争论中，盛行10年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已失语，在网络民意的强力支持下，形成前所未有的，社会性的、批判极右翼的社会潮流，促使政府重新审视政策，出现中央决策与民间舆论的良性互动，为揭露和纠正中国的实际问题，维护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创造出了实践和理论结合的新模式。
思想阵营并不是按照“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划分的。这是自由主义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制造的话语陷阱。在策略方面他们把邓小平说的“左是主要危险”绝对化，不分时间地点和具体问题，把所有不同意见全部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左派”政治帽子，使用的却是他们自己最痛恨的反右派的办法。
真正能够破坏改革开放的正是国际极右翼的“新自由主义”，他们采取了“默认强者，依靠强者，壮大强者”的路线。强者是谁？国内是权力，国际是大资本和美国霸权。因此，1995年以后中国改革就出现了一步步向权力资本化方向蜕变的迹象，2000年加入WTO以后，开放就向买办化方向蜕变，他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发展“权力 寡头 买办”三位一体的利益集团，其代表人物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界的“精英联盟”。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提出新改革开放观，不是反对或者妨害改革开放，而是维护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制约强势集团的恶性膨胀。
我们以“大国”立论，无论观点如何，首先打破了“经济理性人”的假设。何谓“理性人”——资本是也，国际资本是也。在国际资本主导下的世界是不承认发展中国家“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的。2003年以来中国盛行“安全热”、“大国热”，都标志“经济学主流派”话语霸权的破产。我对主流的定义是“以经济学面目出现的国际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在理论上最大的意义就是以新的线索分析中国问题。文化学者不懂经济，他们把经济争论作为全部争论的分支。其实不然，25年以来中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其中出现的问题与辩论，当然就是全部中国问题的核心，好像遵义会议集中纠正教条主义军事路线一样。中国目前思想界的核心任务是批判和揭露“经济学主流派”所代表的寡头主义，由此必然从经济问题延伸到各个文化领域。自由派和左派都会发生分化。我希望自由主义能与寡头主义划清界线，“左翼”能反思传统社会主义，共同走向爱国主义和新社会主义。
五、以“大国”立论，承认国家利益的现实存在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其出发点不是资本逻辑而是国家安全逻辑。国家要素包括领土、主权、人口、文化和政府。政府好坏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不能因为政府体制有缺点就否定国家利益。我们判断政府好坏的最重要标志就是，政府能不能保证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如不能保证就丧失基本合法性。民选与否当然很重要，其作用是：当政府不能保证国家和人民利益时，人民可弹劾之。在本质上，要求民主和维护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以国家安全否定民主是错误的，以民主名义否定国家利益也是错误的。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实践的突破，要把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民主从维护国家利益开始，比如对台湾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对加入WTO在人大公开辩论和表决，民主主义必然加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因为爱国主义缺失的人总是少数，他们怎么能够喜欢民主呢？
1995年中国自由主义右翼达成共识，把自由与民主分开并且抛弃民主，片面追求形式自由而不顾实质自由，以效率否定社会公正，甚至鼓吹以效率高低改变产权归属。从乡镇企业到国有企业推行权力资本化，经济自由主义演变为新自由主义与权力结盟。在2001—2004年，一个以MBO为幌子，以部分地方政府、国企负责人、管理机构与金融骗子为动力的，权力瓜分国有资产的局面已经形成。只是由于偶然事件被揭露，才在表面上有所收敛。
我在1998年指出，中国的权力资本化所形成的精英联盟，必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并走向买办化。2002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借修宪保护私有财产之机，提出“赦免原罪”论，“神圣不可侵犯论”，企图为权力资本化直接争取合法性，因为“神圣”意味着不能追查来源。修宪结果是把公有财产“神圣”去掉，实现了“公私财产对等”。想直接推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暴富阶层争取合法性是不容易的。于是以“开放”名义走买办化道路就是权力资本发展之必然，但是这样一来，也就毁灭了民营资本自身。
中国即将发生爱国主义与买办主义的大辩论。其社会背景是：加入WTO对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冲击；大学生扩招泡沫的破灭，事业单位改革导致知识分子进一步分化；经济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国家安全形势日趋严重。我们的目标是把辩论纳入爱国主义框架，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盲目与国际接轨论”，“静态比较利益论”。“依靠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论”。
六、以国家安全为中心进行全面战略调整
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是：
第一，确立国家与民族崛起的基本目标。新的大国崛起是要受到世界现实利益格局的打压和遏制的，无论中国采取什么体制都是一样，必须以综合手段冲破这种打压和封锁，特别要警惕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破坏，不受国际新自由主义势力的误导，在关键时刻敢于和国际强权势力摊牌。所谓“霸权禅让论”鼓吹向国际霸权妥协甚至做帮凶，断言挑战国际霸权必败，已经对国家战略产生了消极影响，应该肃清其流毒。
第二，采取综合一体化的手段。在虚拟空间高度发达并且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安全已从传统的领土安全扩展到综合安全，战争从常规军事战争扩展到科技、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地上升到国家、民族和文明层次，从而涵盖了科技、军事、金融和媒体关键部位的虚拟空间，将成为竞争和冲突的主要战场。因此中国的崛起不能从单个个人和企业出发，必须是个人、家族、企业、国家和民族的有效整合，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手段并用的长期奋斗过程——这是新爱国主义产生的基础。
第三，新安全观包括主权安全、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国家享有主权，包括独立权、管辖权、平等权、自卫权。国家综合安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信息安全等等。经济安全是国家综合安全的核心，因为和平时期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经济和科技是综合国力的基础，经济对外依赖性应该适度，经济命脉不能被外资控制，外国势力不能干政，宏观经济运行要与国际协调，防止国际投机资本冲击。从经济安全派生出来的信息安全非常重要。军事安全仍旧是国家安全的支柱。
第四，解决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脱节的问题。“先经济后国防”的安排应该改变了。社会财富越多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经济发达了，寡头们势力也强大了，他们进一步削弱国家安全，结果是：GDP越高越没有国防。国家崛起的根本标志是对外战争的胜利，是国防高科技的强大，而不是消费和福利的提高，尤其不是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两极分化。即使是“和平与发展”时期，战争也没有消失，只是转变形式而已。竞争的本质是冲突而不是交易，结果是单赢而不是双赢。大国战略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可以自成体系，对外贸和外资依赖程度低。即使没有台独和战争，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小康社会，国内资源远远不够。如果经济上依赖国际市场而又没有强大国防，这是国家安全危机的根源。
第五，树立独立发展理念，为“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族国家定位。对外开放不能放弃国家保护，只能改变保护的形式。中国的个人、企业、政府和军队，在国际霸权和国际资本面前都是弱者，因此需要国家的保护和整合。国家不是为国际资本服务的，应支持民族企业介入国际竞争，以强大的国防力量保证基本竞争地位。国家安全的底线首先是传统的领土与主权完整概念，然后扩大到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政治安全各个方面。
开放的市场经济要求“大国防”概念。与自然经济讲生存权不同，市场经济讲发展权，并将国家安全边界扩展到领土边界之外。以马六甲海峡为中心的制海权是国家安全的中心，未来中国崛起的要害是“角逐马六甲”，保障国际贸易通道。应以此为目标发展中国的海陆空天力量。
市场经济和资本要求市场与资源扩张，16亿中国人进入小康社会需要占用相当份额的世界资源，或者大批向海外移民。否则，只能是少数强者占有稀缺资源，这是两极分化的深层原因。中国已经有条件把经济力量向国防力量转化，开始新的“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期。如果周边地区局势紧张，则需要优先发展国防。巴基斯坦、阿富汗、朝鲜半岛、马六甲海峡是中国传统地缘屏障，属于中国安全边界，必须有强大的海陆空军力量能够达到。这就需要对国防进行补偿性投入。
全球化条件下军事力量应该保卫国家的发展权而不仅仅是生存权。国家安全不仅是生存概念，更是发展概念。与自然经济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同，中国国家安全应是以维护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概念；国家安全应从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政治经济利益安全；外交和国防应从独守家门转变为积极进取；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以现代信息高科技为主导的制海制空权。中国已形成强劲发展的生产力，要维持可持续发展，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并维持海外市场，没有这两条，市场经济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终将因为没有出路而崩溃。任何大国的高速全面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在国内能源成本远远高于国际水平的历史阶段，空谈“立足于国内开发，多元化能源战略”，实际是回避中国不可避免的选择：或者使用国内高价能源以降低经济增长率和国民消费水平，或者打破美国封锁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廉价能源。
七、正确估计未来20年安全形势
美国制造的“民主和平论”，说非民主国家经济强大了必然侵略别人，这是美国蓄意制造假想敌，制约中国国防的战略谋划。从理论上说，对外战争与内部民主与否没有必然联系，真正的危险是台独势力和日本右翼势力利用我们的弱点进行挑衅。
经济繁荣消磨中国人斗志，一个时期“韬光养晦”使绥靖主义思潮滋长蔓延。趁机发迹的“精英阶层”，本来也没有多少文化底蕴和尚武精神，只考虑合纵连横把祸水引向他人，投机取巧搭便车，缺乏大国思维和大国战略。他们鼓励奢侈消费而贬低诚实劳动，排斥富国强兵鼓吹短期行为。他们说世界变了，中国国家安全可以依靠美国的民主制度，只要中国为他们提供市场和赚钱机会，在价值取向上“靠拢主流”就可以了，发展国防不但打不过人家，还会刺激人家遏制你的发展。废除武备不会带来强敌外侮，而是一个永久和平小康社会。绥靖主义说中国有20年发展机遇，是因为美国20年之内反恐，不会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他们鼓吹中美经济互相融合与依赖，鼓吹中国拿一亿条裤子去换美国一架波音飞机；他们假定美国是一个为了经济利益可以不坚持意识形态的国家，假定美国理想主义是假的，现实主义是真的，而且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只要中国以丧失自己的航空制造业为代价，每年购买美国几十架波音飞机，就可以依靠或者利用美国来制止台独和日本军国主义。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且极不可靠。绝对不能把自己国家的安全寄托于他人。
应“树立假想敌”，“国无敌国外患，国恒亡”，应重新解释“和平与发展”，和平是目标而不是现实，不能不惜一切代价求一隅偏安，争取和平的最有效手段是发展国防。以备战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偏安则和平亡，中国不仅不能崛起，反而被台独势力逼到“不外战就内战”的境地。美国以反恐为名占领中东，威胁中东、朝鲜和台湾，本身就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
八、调整利益格局，保持社会稳定
总量膨胀，财富增加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如果财富分配失衡，中国发展前景面临巨大风险。经过25年改革开放，中国出现多方面不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国防和公共教育、卫生发展不平衡，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不平衡，经济改革与政治社会改革不平衡，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社会各阶层发展不平衡，经济与思想文化发展不平衡。失衡的核心是新增利益和原有利益如何在社会各集团之间，在局部和整体之间，在眼前和长远之间分配，在国内和国际之间分配的问题。只有调整利益格局才能保持社会稳定，为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
不平衡发展在一定发展阶段是必须的，只要能够及时调整就没有问题。但是“路径依赖”原理告诉我们，任何发展模式都会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它们会反对调整，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在经济表面繁荣背后积累结构性矛盾和危机因素。
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已经出现并将继续恶化以下问题：需求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严重依赖于进口，国际跨国公司控制我国经济命脉，腐败蔓延降低政府公信力，两极分化使社会矛盾加剧，权力资本恶性膨胀并有买办化趋势，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等。以上矛盾将集中表现为经济与社会不安全。当内部矛盾激烈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倾向于买办化来维护自己，绝无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可言，这就会导致中国的现代化利益大量流失，最终结束经济增长，陷入长期的危机之中。
九、民营资本上升成为民族资本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极力鼓吹静态比较利益，说中国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又鼓吹技术已经成为流动要素，可依靠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企图毁掉中国独立自主的高科技，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中国民营资本如果要发展就要重新定位，首先应该定位自己是强者还是弱者。前25年选择新自由主义路线，是由于发展的需要。那时有国家保护，企业家迅速崛起，相信弱肉强食这一套，反而批评政府干预。现在政府不干预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勾结外国资本吃掉民族企业。国际跨国公司行贿操纵政治和政府的手段远高于中国民间资本，腐败蔓延的结果就是政府权力和跨国公司资本结合起来吃掉中国民间资本。
中国民间资本现在应该发现自己是弱者，弱者信奉新自由主义就是信奉吃掉自己的理论。民间资本要上升为民族资本，要求国家保护，这是中国未来民族资本能够存在的经济思想，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新社会主义。后几年中国民营资本的前途在于自己的选择：是争取国家保护，还是作国际资本的附庸？
十、文化安全的关键是重建信仰
300年来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压到谷底，是因为我们在战争中败于西方，因此精英层思想和价值取向是追随西方，每逢改革潮流就批判孔子。他们一整套世界观，从庸俗进化论、直线历史观、西方普适价值观、西方文化中心论、科技至上论、自由市场论、自由选择论，到历史虚无主义和盲目接轨论，在改革初期起到积极作用，在上世纪90年代却走向反面，纳入新自由主义轨道，这在填补中国意识形态真空的同时，也起到了瓦解国家民族意识的消极作用。
在批判新自由主义过程中，应该树立新的文明。对于西方的学习只能够停留在技术和制度层面是由于，信仰系统无法移植，说全盘接轨等于不要信仰体系，先进制度最终不能建立起来。中国需要新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民族信仰的基础。
中国的发展现在正处于关键时期，能不能克服既得利益集团误导，克服权力资本化买办化倾向，是关键问题。因此，需要新的一次“拨乱反正”，彻底揭露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误导，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树立新的改革开放观和科学可持续发展观，彻底清除腐败以增加政府能力，扶植战略产业以参加国际竞争。许多国家和文明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过程中间衰败甚至瓦解的危险，在中国也不是不存在。历史有自身的规律，但自己的道路总是自己选择的，中国人面临着又一次选择自己的命运，衰落还是崛起，有时就在观念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提出新改革开放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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