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北方社会变迁与“先秦墓葬”的出现_宋朝论文

金元时期北方社会演变与“先茔碑”的出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元论文,时期论文,社会论文,先茔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某一种史料的形状、材质的变化和数量的增减，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当时社会、文化、制度上的变动。本文通过有关碑刻形状及其记载内容的演变，探讨金元时期北方社会发生的社会变动和文化互动。

      近几十年北方社会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但是，对于金元时代的社会状况，我们的理解仍有欠缺，尚不能全面探讨北方社会的长期嬗变。近年来，随着碑刻史料的陆续出版，宋辽金蒙元史研究进入新的阶段。碑刻史料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契丹、女真、蒙古统治下北方社会的理解。但是，仍有很多议题需要深化。特别是在社会史方面，我们还缺乏对金元北方社会历史的了解。

      有关北宋到蒙元时期的北方社会的各研究中，尚有待深入研究的，是女真、蒙古的入侵所引起的长期战乱、外来民族的统治制度、大量新来的非汉族移民等因素给北方社会带来的影响。其中，金元时期北方宗族的家族组织及其修谱方式，正是需要细致研究的问题之一。众所周知，宋朝建立以后，宗族组织和与宗族兴起密切相关的修谱活动在南方社会扩展开来，①相关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②不过，由于同期有关北方宗族与修撰家谱的相关文献史料传世较少，因此无法深入研究北方家族及其修谱活动。尽管唐宋以来至明清时期北方宗族研究成果已经很丰富，却因为金元时期相关研究尚未深入，不能更为系统地考察北方家族组织、修谱活动的历史变化。

      “先茔碑”是蒙元前期以后在北方迅速普及起来的建立在家族坟墓旁边记述祖先事迹的碑刻类型。对于“先茔碑”的收族作用、碑文格式等，已有南开大学常建华先生、杭州市社会科学院魏峰先生进行了深入探讨。③本文受到这些研究的启发，吸收相关研究成果，拟以“先茔碑”为考察对象，进一步研究北方修谱活动，考察金元时期北方家族组织，并以12世纪到14世纪女真、蒙古统治下的北方社会演变的脉络为视角，探讨“先茔碑”的出现所揭示的当时北方修谱活动的特点、社会精英阶层的变动，考察蒙古统治在北方宗族组织演变历史上的意义，以就教于师友。

      一 宋金时期的“谱碑”及其特点

      蒙元时期山东人潘昂霄曾指出：“先茔、先德、昭先等碑例，似与神道碑、墓志碑不同。先茔、先德、昭先等碑，创业于国朝，已前唐、宋、金皆无之，所书三代并妻子例似与神道墓志不同也。”④“先茔碑”是蒙元时期在北方流行的一种碑刻，为了记录、弘扬家族历史，一般立在家族墓地附近。当时这种碑刻又被称为“某氏阡表”、“某氏先德碑”、“某氏世德碑”、“某氏昭先碑”、“某氏先昭碑”、“某氏墓表”等，其名目为数不少。但为了便于讨论，本文将此类碑刻统称为“先茔碑”。

      诚如常建华教授所指出，把系谱刻在石头上，并不是金元时期独有的现象。⑤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许多家族把系谱刻在墓志铭中。⑥众所周知，唐代已有“家庙碑”。到了北宋时期，苏洵(1009-1066)将《苏氏族谱》刻在碑石上，把它立在“高祖墓茔”西南的族谱亭里。⑦据笔者所知，现存年代较早的此类宋代“谱碑”，是藏于河南焦作市博物馆的五代后周《卫氏子孙家谱碑》⑧。这通碑高大约两米多，为后周时期的节度使卫氏家族所立。尽管该碑刻在形状上与金元“先茔碑”比较接近，且名为“家谱碑”，但是碑上并没有雕刻系谱图，而是以碑文描述家族历代主要成员的经历和历官。这种以“族谱”、“世德”等为名的碑刻，在12世纪之前为数较少，而且并无如金元先茔碑把系谱图刻在石头上的事例。这些“族谱碑”、“世德碑”的记述内容也比较简单，主要以历代家长的经历为主，如魏峰先生考察北宋时期《周氏世德碑》时指出：“但其碑不过是周氏三世四人墓志的合写，并非如元代追述世系的世德碑。”⑨

      以现存的史料而言，在“先茔碑”的演变历史中，金代后期，尤其是世宗朝(1160-1189)及章宗朝(1189-1208)是重要的转变期。至12世纪后期，以“先茔”、“祖茔”、“宗族”等为名称，立在祖坟的碑刻数量逐步增加，其中现存的或者有录文的，共计有24通。⑩其记录内容上，也与五代《卫氏子孙家谱碑》有所不同。首先要指出的是，立这些碑刻的家族，除了少数例外，都是平民家族，没有如后周卫氏和北宋苏氏那样的高官辈出的家族背景。尽管如此，这些家族也往往追记姓氏来源，记载本支族人的事迹和世系，将其刻于碑上。

      但是，与北宋苏氏家族不同的是，经过北宋末金初的战乱，金代家族对于保存他们家族的谱牒有更为深刻的危机感。如《东海徐氏墓碑》记载：“前值兵革，红巾作乱，或窜或隐，逃生避难，讵能圆聚？至于抚定，后来犹分五叶，一叶三伯，是用之族□□□□有家属迁于承县界，于今不复，或荣或枯，未可得而闻也。”(11)这些事例说明，正是金代初期的战乱，可能导致家族一夜星散。这促使一些家族以石刻方式保留家族的谱牒。这是先茔碑兴起的重要原因。

      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出，金元北方家族立先茔碑的活动，并不是与文献家谱的普及同时进行的。立有先茔碑的金代家族，几乎都没有纂修家谱。与蒙元时期先茔碑大有不同的是，有些家族的立碑目的，却是保存几百年前祖先留下的史料。例如，《邢氏宗族墓铭》(12)主要记载北魏、北齐时期的邢氏家族成员的历官，几乎没有涉及金代邢氏家族的境遇，也没有记载他们立碑纪念六百年前祖先的具体契机。

      值得关注的是，金代后期已有把系谱刻在碑阴的例子。如魏峰先生所指出，《济宁李氏祖茔碑》(13)，“碑文虽未相记世系，但文末有‘若夫昭穆之序，则详见于碣之阴’”(14)。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立碑活动的主体，也包括佛教僧人。《苏氏先代碑》(15)记载苏氏家族来历，特意关注他们家族笃信佛教，主要记录家族成员出家、诵读佛经、常设大会等善行。同样，虽然民国时期《定襄金石考》没有收录，但是《故周公之墓铭》(16)碑文末尾也有记载：“周家宗派图记高祖讳信生三男(原注：以下男女世系分刻四面，模糊不录)。”(17)元代程钜夫所撰《河中郭氏新茔碑》也记录：“(河中府郭氏的先茔)旁有古寺，寺有废石幢，刻郭氏子孙名甚众，父老谓为郭氏坟。”(18)王锦萍先生引用徐苹芳先生的研究，探讨《定襄金石考》所收录的金元时期尊胜幢，指出经幢是当时北方社会记录系谱的形式之一。(19)

      遗憾的是，有限的史料使我们很难深入探讨这种碑刻在北方普及的社会背景。不过，《济宁李氏祖茔碑》的如下记载也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20)

      近世习俗，祖、考既葬，不问贵贱，皆为之立碑。人有疑而见问者曰：“礼欤？”余应之曰：“礼也。夫碑碣固同，而立□意各异。□阅之家，不止轩冕焜耀，有大功德，可以上卫国而下庇民，子孙荣之，于是为神道碑；其次德行文章，显然为时闻人，虑其湮没于世，则有墓表、墓志纪其实，以贻不朽，二者古今皆然。至于比闾之民，若子若孙，奉先世遗体，贵与贱不殊，既葬之后，不一二世，叩其谁为祖，谁为高曾，卷舌而不能言者，十常七八。物莫灵于人，至不知身之所出，岂理也哉！昔圣人沿人情以制礼，而况遭际圣时，人人渐沐，生事死葬，尊祖报本，与夫敦睦九族之教，因其葬也，必有碣以树于林，使庆流之源，族派之别，后世晓然皆知其详，其谁曰不可。”

      按《李氏祖茔碑》，济宁李氏祖坟有南北两处，虽然有一名族人从军任官，但其官位很低，其他族人所授进义校尉散官也都是因特恩所赐。与上面几个家族一样，济宁李氏显然近似“比闾之民”的平民家族。按照《李氏祖茔碑》的撰者黄晦之的认识，值葬事立碑是当时社会广泛流行的习惯，而在他认为，一般平民家族也有资格立碑尊祖。当然，这是黄晦之个人的认识，无法确知是否代表当时主流的看法。不过，也可以推断，当时平民和中下层官僚家族，没有资格、财产立神道碑和墓志，于是开始把系谱刻在祖坟附近的碑石上，达到遵礼尊祖的目的。换言之，这种金代碑刻，是从地方社会开始流行的、新的碑刻门类。分析史料，当时政府高官、女真贵族家族中，尚无树立先茔碑的事例。他们多用神道碑和墓志来纪念家族成员的功绩。

      总之，蒙元时期先茔碑的来源应该比较多元，北宋谱碑、佛教文化、平民家族记录自己历史的方式变化，都可能影响到蒙元时期先茔碑的出现。其中，应该要指出的是，没有一通金代谱碑在碑文中提到北宋时期的《苏氏家谱》。这可能与建立谱碑的金代家族的文化背景有关系。蒙元时期的先茔碑中，也没有一通碑刻涉及苏洵所著的《苏氏家谱》。看来蒙元时期北方人没有意识到苏洵和他们立碑之间的延续性。可见，从北宋谱碑到蒙元时期先茔碑的演变过程，不是单线发展的。

      虽然这种碑刻确实在金代后期开始普及，但我们不可忘记的是，它们数量还少，神道碑、墓志是更普遍的碑刻方式。如上所述，社会地位较高的家族从北宋以来继续营建大规模地下坟墓，没有把系谱刻在地面的碑石上。(21)另外，众所周知，宋金时期盛行一时的墓葬，有仿木构砖室墓。这类地下坟墓，在北方广泛分布，其中山西是发现金代仿木构砖室墓最多的地区之一。20世纪末年，已发掘的约有百座，已发表报告的约有50座左右。(22)很多仿木构砖室墓有非常细密的砖雕，描述当时戏曲和生死观念，在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23)这种地下坟墓，在死者和家族的记录方式上，与“先茔碑”差异极大。可以说，把系谱刻在碑石上是一种新型的墓葬方式，与之前这一地区的墓葬相比，可谓是“少数派”。可是，蒙古人入侵将这个情况彻底改变了。

      二 蒙元时期“先茔碑”的建立年代与背景

      到了蒙元时期，“先茔碑”的数量出现急剧的增加。以笔者所及，元人文集和近年碑刻史料集中，“先茔碑”超过250通。限于篇幅，本文不能一一列举。(24)其中，20世纪初期(包括晚清和民国时期)山东的地方志中，相当完整地收录了蒙元一代的碑刻，为集中探讨这一地区先茔碑普及的具体趋势，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统计资料。文末附表为20世纪山东地方志所收录的蒙元时期先茔碑。对于不知姓氏的非汉族家族，则以其族群名称代替家族名称。

      从文末附表可以明显看出，先茔碑的建立集中在13世纪后半期到14世纪，尤其是蒙元灭南宋后到14世纪中叶。这种趋势，与北方其他地区情况类似。为了理解先茔碑建立的背景，首先要探讨这些家族所处的社会背景。北海县刘氏建立先茔碑的动机，是灭金、南宋的战役中有战功的军官为了彰显自己家族的军功。这是在当时益都路常见的状况。在文末附表所列的47个家族中，军官家族占24例。同样，47个事例中，只有18个事例记载金代以前的家族来历。此外，22个家族是在金末元初从外地移民到益都路的。值得注意的是，与金代以前的先茔碑不同，蒙元时期先茔碑中，根据家谱、坟墓碑刻等前人所留下的资料来撰写的例子较少。绝大多数由于谱牒散失，或者祖先隐晦明德，只能很简单地记录蒙古入侵之前的家族历史。换言之，蒙元时期先茔碑，一般不是把已有的家谱刻在碑石上，而是新兴官员家族以碑石为载体，第一次记录家族历史。从现存史料来看，这种倾向在当时北方相当普遍。

      另外，正如常建华教授早在1992年所指出，(25)建立先茔碑很可能有加强家族团结、收族以及在地方社会显示他们家族权威的作用。金代末期，在包括益都路在内的山东东部有“红袄军”等许多武装势力形成自己的支配圈。蒙古、金朝、南宋都直接或者间接支援他们，进行非常激烈的“代理战争”。金朝灭亡后，在李全、李璮父子等“汉人世侯”统治下，山东成为对南宋战役的主要策源地。就是说，包括益都路的山东东部，在金元之际的战乱中，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不少金代势族衰落的同时，也有许多家族凭借军功确立了豪门大族的地位。先茔碑的流行，与地方社会中的势力变动应该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军官家族并不是建立先茔碑的唯一主体。例如，蒲台县刘氏，因为他们饲养鹰犬的技术极高，当地投下领主哈撒儿(Qasar)王家雇用他们。莒县李氏在海道运粮千户所从事海运，后来被提升为莒县盐局长官。众所周知，蒙元时期的入仕途径十分复杂，不仅有从军、业吏等“正途”，还可以通过发挥其他特殊技能获得官位。这种家族也很积极地建立先茔碑。森田宪司也指出，带大夫以上散官的高官家族建立先茔碑的例子并不罕见。(26)其实，就像前代的神道碑，到了13世纪后期，建立先茔碑已成为朝廷嘉奖臣下的一种手段。如刘敏中所撰《敕赐保定郭氏先茔碑铭》(1295)记载：“圣天子抚文明至隆之治，旌德显能，康锡封爵。集贤大学士郭贯光恩三代，赐碑其茔，诏臣敏中撰文，臣赓书，臣贯就篆额。”(27)高官家族的先茔碑，是皇帝赐给他们的。可见，尽管建立先茔碑的家族其所处社会阶层、集团有很大差异，但这是在蒙元一代相当流行的习惯。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现存的元代史料中，“南人”官员蒙受先茔碑下赐的事例一个也没有。先茔碑的不少撰者是当时著名的南人官僚，不过这些官僚没有给其他南人撰写先茔碑。这显示，当时元朝政府、官员、地方士人都认为，先茔碑就是北方的墓葬、修谱文化，不适用于南方社会。

      如上所述，山东以外的北方各地也普遍有建立先茔碑的事例。很明显，先茔碑并不是山东独特的碑刻类型。建立碑刻，显示家族来历与功业，在以归附蒙古获得官位的家族为中心的北方家族中，很迅速普及起来。其中，虽然上述北海刘氏先茔碑几乎不涉及金代以前家族历史，但仍有家族在碑刻中比较仔细地记载金代以前的家族来历，更明确地揭示建立先茔碑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可以推测，建立这座先茔碑的目的是，历经金元之交的战乱后，确认和强固家族的结合纽带。这种确认家族纽带的方式，在上述山东军官家族先茔碑也常见。可见，长期战乱结束后，面对新时代的开端，北方家族通过在坟墓立碑重新记录他们的历史，以此建立结合家族的新纽带。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不是蒙元初期才有的。13世纪前半期到13世纪60年代，虽然已有以“先茔碑”为名的碑刻，但其大部分只记录迁墓的原因和结果、当时家长的个人经历而已。但是，到了13世纪80年代，石碑上的系谱事例突然开始增加，碑文内容也趋向尽量仔细记录家族世系和房支谱系。目前，由于史料限制，我们很难深入探讨这种碑刻流行的背景。王恽对此趋势解释道：“登仕版家，先世茔域，例有碑志。况东西南北之人，表识之建尤为切务，俾子孙继嗣拜扫，考其世系乡里，遹追来孝，免夫有旌纪寂寥之叹。”(28)与此同时，在北方，纸上系谱的编选也开始增加。例如，王恽《秋涧集》收载的几个“家传”和“家乘”都是13世纪80年代到14世纪初期，应当时官僚、军官家族的要求，或者给自己的家族写作的。(29)但是，根据现存史料，文献家谱的数量，远远不如先茔碑。先茔碑上也很少有“根据家谱立碑”等记载。由此来看，与金代一样，建立先茔碑的家族，并不一定先有文献家谱。

      如上所述，建立先茔碑的家族，大多数在蒙元统治下通过从军、获得蒙古王侯的庇护、常选试吏、担任僧官道官等办法拿到官位、封号。13世纪80年代，蒙元政权灭南宋，其统治基础也越来越稳固，新兴官员家族社会地位也安定下来。正如王恽所指出，这种家族想要进一步巩固家族纽带，立碑记录家族辉煌历史，应该是比较自然的趋势。与金代的情况对比的话，这显示了金元之际的文化变动。就是说，建立先茔碑本来是平民或者中下级官员家族的习俗。不过，蒙古入侵引起了社会精英阶层的激烈变动、(30)多种社会阶层之间的互相流动，墓葬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建立先茔碑成为社会上层集团的习俗。如上所述，到了14世纪初，蒙古皇帝甚至开始把先茔碑赐给功臣的祖坟。(31)社会各层的文化互动引起了先茔碑的普及，并最终影响了朝廷对臣僚的封赠，这在碑刻文化上可谓比较罕见的现象。

      蒙古灭金朝以后，维系家族、强化家族组织，仍然是建先茔碑的主要目的。刘敬立《王氏世德碑》是个典型的例子。

      始各立新阡于圣水西北原。惟昭武之后，尤附葬于祖茔。三房子姪合千余指，皆循循纯谨，遵奉家训，匪仕则农。田园沃壤水陆之利甲一州。联姻引戚，莫非乡士大姓。每岁上冢，老幼毕集，牲酒丰洁，礼意殷厚，以享以宴，熙熙然，有太平淳朴之遗俗，闻者歆叹。(32)

      由此可见，先茔碑可能是以祖坟为中心的家族结合的象征。类似的事例在其他地域广泛存在。例如，民国《昌乐县续志》卷一七《赵敦武先茔碑》(33)详尽记录着族人世系、男女嫡庶、房支谱系，可以推断立碑的目的是辨明家族来历，确认后裔。如果祖坟周围已有许多坟墓，或者新修祖坟的话，先茔碑还具有依照昭穆分序列定班位的重要功能。例如，萧

《威宁张氏新阡表》在碑文末记载：“新兆为昭穆次，曾叔祖居中，万户君二世昭，仓使君三世穆之。一世夫人薛君祔，以下各如其次。四世昭嫂李祔一，又李祔二，牛氏班四，五世穆妇赵祔三，麻班五，梁班六，凡为封十三。”(34)

      13世纪后期的先茔碑，与金代谱碑不同，绝大多数是官员家族所立的。将家族系谱刻在先茔碑的碑阴，至13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北方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与此同时，其碑文和碑石格式也开始多样化。如上所述，金代谱碑中有受佛教文化浓厚影响者。在蒙元时期把系谱刻在碑石上的事例中，有些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与其他先茔碑明显不同。王锦萍先生已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做了深入探讨。在蒙元时期获得“根脚”(与蒙古王侯的关系)的僧人在社会和政治地位提升的背景下，也可以对祖先“孝敬”，立碑纪念他们家族历史(往往他们家族前辈中也有当过僧官的人)。他们周围的俗人家族，也有不少人把系谱刻在“尊胜幢”等碑刻上。(35)同时，有关佛教和道教的碑刻上，也出现“宗支图”等记录道统的系谱。(36)金代虽然已有经幢上的系谱，但是墓主都是俗人，没有蒙元时期这样的僧人为了纪念家族建立的碑刻。可见，把系谱刻在碑石上这个习惯，超越了官民、圣俗的界限，13世纪末期以后，在北方社会广泛普及。

      不管是官员家族或者平民家族所立，一般先茔碑都详细记载家族世系。因此，王弁《姚氏先茔记》记载“姚氏子孙他日有事，于墓所□览予文焉”(37)。就是说，经过了金元之际的长期战乱，建立先茔碑的目的不仅是颂扬家族来历和功业，更重要的是明确世系，加强宗族联系。一旦家族四散，先茔碑可以成为家族未来结合的基础。在这样的意义下，诚如常建华先生所指出，(38)建立碑刻在金元时期北方可能与编纂家谱有一样的社会功能。在下面两节，用两件具体事例，来进一步确认当时承传系谱过程中的祖坟与先茔碑的作用。

      三 浑源孙氏坟墓的先茔碑

      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西留村现有孙氏家族坟墓，根据1987年刘俊喜先生的报告“方圆几里，颇具规模，并存元代碑刻十一通”(39)。笔者在2008年3月11日、2011年8月13日、2012年5月18日一共三次拜访过西留村。(40)除了碑刻以外，笔者还看到十二个石兽和八个石人。以前的墓围现在都变成为平坦田地，较难想象蒙元时期祖坟的四围情况。

      十一通碑刻中，刘俊喜先生列举了其中九通的题名、撰者名字、碑刻大小等等内容。而刘教授所举的碑刻中，笔者已经找不到《元故朝列大夫河东山西道宣慰副使孙公墓》(1335)、《大元故正议大夫浙西道宣慰使赠资德大夫中书右丞上护军神川郡公谥正宪孙公之墓》(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李谦书。由于风化严重，不能确认建立年代)、《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大元神川郡故善士□□□□贯篆证公之墓》(1329)这三通碑刻了。但是当地现存碑刻中，有三通完全倒塌在地面，不能确认碑阳记载，也许就是这三通碑刻。经我实地考察还有一通残碑，刘教授没有记录。看来这是近年从地下被挖出来的，被打碎的碑刻的一块。因为记载内容与王恽所撰《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八《大元故正议大夫浙西道宣慰使行工部尚书孙公神道碑铭并序》开头部分几乎一样，可以判断本来是这通神道碑的一部分。

      其他八通的保存状态比较良好，文字几乎都能解读。(41)关于蒙元时期浑源孙氏家族的历史，大同大学李润民先生已有研究。(42)蒙元时期孙氏家族兴隆的端绪就在孙威(1183-1240)。他面对金代末期的混乱，在贞祐年间(1213-1216)应募为兵，此后跟着其将领归附于蒙古军，被授予义军千户。他长于制造铠甲，太宗窝阔台颇为赞扬其精美技术，叫他“也可兀兰”(中古蒙古语Yekeuran，意为“大工匠”)。孙威之子公亮，承继孙威的职位，佩金符，仕至正议大夫、浙西道宣慰使兼行工部尚书。公亮的长子孙拱，蒙古名为太帖穆(Taitemür～Deitemür)，也善于制甲，至元十五年(1278)授保定路治中后，历任大都路军器人匠总管、工部侍郎等，最后仕至益都路总管。孙拱的长子孙谦，仕至保定等路军器人匠。次男诏不幸早逝，但三男孙谐仕至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孙公亮的次男孙擎没有出仕，但他的儿子谊任保定等路军器人匠提举。可见，蒙元时期浑源孙氏，一方面世世代代继承制造军器的职位，另一方面出仕朝廷担任文官。基于跟蒙古的密切关系(当时史料上称为“根脚”)，这样辈辈担任官员，是当时北方比较典型的高官家族的出仕途径。

      蒙元时期孙氏的第一通碑刻，孙公亮立石的《大元正议大夫浙西道宣慰使兼行工部事浑源孙公先茔碑》不记载其建立理由。但根据其碑阴的《孙氏宗族世谱》，可以推测其建立背景。碑文对于金末战乱中失踪的，或者已经没有联系的支派，如“避兵关西不知所在”、“迁潞州不知所在”等尽量记录其族人的信息。而且它对子孙的官位、婚姻对象等也进行仔细的记载。因此，可以判断《大元正议大夫浙西道宣慰使兼行工部事浑源孙公先茔碑》的建立理由也是为了颂扬家族来历和功业，确认家族世系纽带，以此建立家族未来重新结合的基础。

      《孙氏宗族世谱》收录的族人及于七个世代，收录范围比较完全。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官员家族或者平民家族，元代北方先茔碑收录的族人世代，一般不超过九世。考虑到当时南方族谱一般收录至少十几代族人，(43)这可以算是蒙元时期北方系谱的特点。但是，绝大多数的先茔碑并不涉及这样规模的世代，无法考察当时北方家族根据什么家族概念来记录家族世系。当然，这也许反映了当时北方家族面对的社会现实。经过了金元之际的长期战乱，当时北方多数家族离开了金代之前的原住地，已经无法得知12世纪以前的世系。其实，如同孙氏家族坟墓的碑刻群，金代以前的祖先记录相当模糊，是蒙元时期先茔碑的一个特征。

      此后，孙氏家族在祖坟建立至少八通神道碑和墓碣等，几乎涉及每一个时代，接连不断地记录孙氏家族历史。其中，在泰定元年建立的《善士孙君墓碣》和《故权千户孙公墓碣》的墓主是其他碑刻中几乎没有提到的，即孙威弟孙贵的后裔(贵的孙男孙握和孙挥)。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通碑刻记载的挥的孙男钧、铢、鑫、钜等，都是《孙氏宗族世谱》没有言及的族人名字。他们可能1299年还没出生。除了纪念故人以外，建立石碑还发挥“补充系谱”的作用。总之，孙氏坟墓边立的碑刻是他们家族历史结晶的立体族谱。有史料表明，当时官员家族比较积极地“续立”碑刻来弥补以前所立先茔碑上家族历史的缺失。

      不可忽视的是，在他们的眼中，建立碑刻并不是编纂纸上家谱的副产品，或者作为更好保存纸上家谱的手段。他们只有自己撰写的行状而已。有的家族编纂家谱，与前述北宋时期《苏氏族谱》先有纸谱后有碑刻不同，如洛阳杨氏家族，“有先茔碑，以后又书为谱，名为《洛阳杨氏族谱》”(44)。此例中，家谱却是先茔碑的副产品。刘敏中对于这种倾向简要地总结：“若稽前代先庙有碑，近世揭石先茔，亦其遗体意。”(45)即是将先茔碑比作前代的家庙碑，作为正式系谱资料。浑源孙氏的事例，应该不是例外，而是符合当时官员家族纪念家族历史习惯的比较典型的例子。

      14世纪30年代到近现代，也可能有人移动过浑源孙氏祖坟碑刻。现在碑刻的位置不一定与蒙元时期原来的立石地符合。而且，目前坟地都成为平坦田地，已经没有封丘，从地面很难确认坟墓的位置。在尚未进行全面发掘调查之前，无法想象孙氏祖坟的原貌。如果考察孙氏的祭祀，应该在复原其坟茔昭穆位置的基础上进行。假使探讨现在的碑刻布局，它们是以《大元正议大夫浙西道宣慰使兼行工部事浑源孙公先茔碑》为中心立石的。按照立碑年代，孙氏家族在1299年建立第一通碑刻以后，首先往西继续立碑，墓主都是孙公亮的亲生儿子。到了14世纪20年代，孙氏家族突然开始往东建立《善士孙君墓碣》、《故权千户孙公墓碣》，墓主都是孙公亮兄弟的儿子。这样的布局，与当时孙氏家族昭穆概念也许有关系。但这纯属推测，期待着将来考古学者进行正式的发掘加以证实。

      

      孙氏宗族世谱

      另外，在蒙元时期北方社会，祠堂没有广泛普及。就我所知，不像蒙元时期南方人把谱碑立在祠堂内，当时北方的先茔碑一般都立在祖坟旁边。(46)没有相关史料记载，浑源孙氏家族在蒙元时期建立祠堂。孙氏祖坟，也可能是孙氏家族祭祖活动的中心。而他们每次举行礼仪时，应该会阅读碑刻，反复理解他们家族兴起的由来。

      浑源孙氏十一通碑刻的建立年代集中在大德到天历年间的约30年，而他们的立碑活动，很可能由于孙氏家族的衰落，到了1330年停顿。像浑源孙氏这样能够长期兴盛并持续立碑的家族，为数较少。其他家族一般只有一两个碑刻而已。这有可能与蒙元时期出仕途径的剧烈变化有关。蒙元一代，从军、试吏、蒙古王侯的庇护、国子监等，出仕途径比较多元，而这些出仕者所任官职随着南宋灭亡，演变为冗官局面。如日本天台宗寺庙比叡山延历寺叡山文库所藏宋元类书《事林广记》别集的《官制类》中，就详细记录了忽必烈至元初期的一至九品官职情况，官员名目繁杂。(47)蒙元的晋升制度导致了官员们升迁的竞争极为激烈。为了顺利晋升到品官，关键就在选择当时最有利的途径。换言之，为官者如没有与蒙古王侯的根脚关系，就无法保证下一代族人的任官机会，无法保证家族持续的繁荣。(48)就如浑源孙氏家族的事例显示，如果一个家族能长期保持其在官场和地方的势力，祖坟周围连续树立的先茔碑就能为家族承传、谱系绵延发挥核心的作用。

      四 稷山段氏的系谱承传与碑刻

      山西稷山县段氏是从北宋到蒙元时期，虽经历多次战乱与社会动荡，仍能官员辈出的晋南名族。(49)根据张万公所撰《段铎墓表》(50)，段氏始祖是北宋初期移民到稷山县的司理参军段应规(参见《稷山段氏系谱》)。应规定居在县城附近。他们家族聚居之地后来被称为“司理庄”。至迟到段应规四氏孙的时代，段氏族人开始应举，把“善田数项”的收入充当学费。此后，应规的五世孙段整，于北宋末考入太学，后来被任命知太平县事。

      

      稷山段氏家谱

      制表依据：《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二《段铎墓表》、《段季良墓表》、《段矩碑》；《二妙集》，《二妙集序》、《河东段氏世德碑铭》；《国朝文类》卷五六、同治《稷山县志》卷八，《段氏阡表并铭》；《榘庵集》卷六，《段思温先生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六八，《元赠奉议大夫骁骑尉河东县子段君墓表》；成化《山西通志》卷一五，《赠太平尹西溪先生段君墓志铭》；乾隆《稷山县志》卷五《人物志》。

      不久，女真灭北宋，入主中原。段氏继续应举，段整的从弟矩(1097-1133)的三个孩子中，段钧与段铎(1130-1201)在科场声誉很高，在京师有“稷山二段”之誉。但段钧不幸早逝。段铎则于正隆三年(1153)以第五名进士及第，仕途顺遂，最后官至中奉大夫、华州防御使。段铎的二哥段镛和他的儿子汝翼享受段铎的恩荫，担任县商酒同监。铎的五个儿子中，段汝楫、段汝霖、段汝明都早逝，惟忠和惟孝担任县商酒都监。铎的下面二个世代都积极应举，但没有人突破会试。直到段铎的曾孙世代，克己(1196-1254)和成己(1199-1279)在正大年间(1224-1231)进士及第。

      段克己和段成己在金朝灭亡后，虽然没有出仕蒙古，但受到以平阳作为活动据点的蒙古军将领李氏兄弟(李守忠、平阳知府李守贤(1189-1234)、河东南路兵马都元帅李守正)的庇护。由此，他们的下一代的段氏族人也能继承“书香门第”的声望。段克己次子思诚在大德八年(1304)得到承旨阎复的推荐，为河中府儒学教授(未就任)。同样，三子思温(1239-1288)被安西王忙哥剌聘为记室参军(未就任)。成己的儿子思义(1241-1306)也由于阎复的推荐被提升到冀宁路儒学教授。此前，段思真在大德八年出仕国史院，可能在此结识阎复。阎复后来访问“河东文献故家”段氏家族，回大都后向朝廷推荐思诚和思义。

      后来，思温的儿子辅被提拔为应奉翰林，历任西台御史、南台御史、中台御史、佥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事、国子司业、太常礼仪院判官等职位。此外，思义的儿子孚、彝、循也以恩荫入仕，曾任猗氏县尉、宁□□儒学教授、周至县尹。他们的下一世代中，承祚入国子监，后任国子学正。段氏家族在蒙元时期继续在仕宦方面有所成就，缘于他们能准确地应对蒙元统治下的出仕制度的变动：放弃词赋、钻研道学，让族人出仕中央官府，乘机获得高官推荐等。

      本节关注他们在13世纪初与14世纪前期建于坟墓旁边的几通碑刻：金代泰和二年二月二十日一起建立的《段铎墓表》、《段季良墓表》、《段矩碑》(51)、泰定四年(1327)建立的《段氏阡表并铭》(52)和《平原阡表》(53)。段氏建立这些碑刻意图是什么呢？关于金代碑刻，关键在碑刻纪念的人物。如上所述，段铎是正隆三年的进士，段矩是段铎的父亲。虽然没有明显的记载，段季良应该是段矩的父亲。《段铎墓表》有关于立石者的记载：“惟忠、惟孝并袭父爵……二子谨卜宅兆，以泰和二年四月二十日具礼归葬。持行状以泣告曰：‘知先君之详，皆莫如我公，敢来请辞，刻诸坚石，庶足传信于后。’”由此可见，立石者是段铎的两个儿子惟忠和惟孝，建碑的直接契机应该是迁建或者扩大祖坟。

      段季良以农为业，天眷元年(1139)去世。段矩则年仅37岁就早逝，时间约在金代前期。因此，他们墓表很简单地记述他们的事迹，碑文大部分描述汉代以来的段氏家族历史和他们子孙的动向。换言之，虽然碑刻名称不是先茔碑，这三通碑刻就是以段铎和他们祖父为中心的，13世纪初的稷山段氏的系谱。《段季良墓表》和《段矩碑》的撰述者是，邻接稷山的绛州正平县出身的正隆五年进士李愈(时任河南路提刑使)，《段铎墓表》的撰述者是平章政事张万公。他们都是当时鼎鼎大名的文人。

      正如《段矩碑》记载：“孙五人。曰厦、曰恒，尤为翘楚者，皆业词赋，屡达廷试，他日亦未易量。”段铎及第以后，看来段氏应举没有顺利成功。因为族人中两个世代之间没有官员，至泰和二年，已经无法依靠恩荫出仕。可以推想，建立碑刻是为了弘扬段氏家族历史。

      另外的两通元碑，是蒙元时期最荣达的族人段辅所建的。《段氏阡表并铭》的撰述者虞集如下记载建立目的：“凡李愈氏已表者不具，所具者自钧始。”上述三通金碑只不过记录主要男性族人，没有涉及其他族人。但是，金末进士及第的克己、成己兄弟不属于主导建立金碑的惟忠、惟孝的直系子孙，而是他们从弟(就是段钧的儿子)汝舟的孙子。后来，建立《稷山段氏阡表》的段辅等蒙元时期段氏的主流族人，都属于段汝舟的直系后裔。所以，正如虞集在《段氏阡表并铭》所记，蒙元时期段氏家族为了尽可能把段钧后裔的系谱与金代系谱接合，建立碑刻。(54)遗憾的是，《段铎墓表》已经风化严重，现在无法得知原碑上有没有谱图。但是，通过其他家族的交流，他们很可能对于先茔碑上的系谱图有一定了解。近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发现一通残碑。其碑文中有大德十一年(1307)的年号，是段思诚给当时河津县尹崔子温和他的家族撰写的。(55)从碑文内容来看，它应该是一通先茔碑，而其碑阴有一幅系谱图。段思诚曾参与过其他家族营建先茔碑，当其家族建立类似碑刻时，其格式很可能与当时其他家族先茔碑上的系谱比较接近。而段辅所撰的《平原阡表》确有系谱刻在碑阴。

      《段氏阡表并铭》特意强调段克己和成己兄弟被金末著名文人赵秉文称颂为“二妙”的辉煌事迹。而在战乱频仍之际，段氏家族又维系了学问传统：

      泰定四年秋，天官侍郎段辅，出其先世遗文以示。集读而叹曰：嗟夫！昔宋失中原，文献坠地。盖为金者百数十年，材名文艺之士相望乎其间，至于明道正谊之学，则或鲜传者矣。及其亡也，祸乱尤甚，斯民之生存无几。况学者乎。而河东段氏之学，独行乎救死扶伤之际，卓然一出于正，不惑于神怪，不画于浮近，有振俗立教之遗风焉。呜呼！可谓善自托于不泯者哉。

      金代段氏是否承传“明道正谊之学”，现在无法确认。但段辅提出的“先世遗文”，可能是当时刚编纂的《二妙集》。由此可见，建碑也是表彰“二妙”活动的重要部分。总之，如果说段铎成为金代段氏家族系谱传承的核心，在蒙元时期克己和成己兄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加之，如《稷山段氏阡表》末尾的记载：“彼以功名富贵赫奕一时者，何可胜数。然不过一传再传，而声迹俱泯，自其子孙有不能知其世。视此孰为得失哉？故为之铭。”蒙元时期段氏家族也十分留意家族后裔的延续，把碑刻视为传承家族系谱的重要介质。

      稷山段氏建立碑刻，与当时其他家族一样，是为了体现他们在家族历史的转折点时回顾家族历史、彰显家族功业、凝聚宗族的意图。尽管我们无法确知段氏家族是否有其他形制的谱牒文献，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选择了建立碑刻来“续纂”系谱。段氏对碑刻的态度，明确地表明，经过金元之际的长期战乱和社会变动，建在祖坟的碑刻，发挥着统合家族意识的核心作用，同时还承担着继承家族系谱的重要功能。

      南方也有碑刻成为地方社会人际关系纽带的类似事例。(56)但是，由于文献史料传存为数不多，研究北方社会时，碑刻无疑成为更重要的历史材料。而有关段氏和孙氏家族的研究，就是将碑刻资料应用于金元北方宗族研究的实例。

      本文探讨了金元时期北方家族继承系谱与建立碑刻的关系，指出了当时建碑就是家族系谱继承的重要手段。同时，先茔碑的广泛普及，与蒙元征服和它所引起的社会和文化变动有很密切的关系。在金代，建立先茔碑的主体，都是平民或者中下级官员家族，立碑不一定被承认为“与礼符合”的修谱和纪念家族历史的方式。不过，经过金元之际的社会变动，在蒙古统治下兴起的新兴官员家族广泛认为先茔碑是一种正式纪念家族历史的方式，并且经过几十年以后，蒙古皇家也开始把先茔碑赐给功臣家族。新的碑刻形式的普及，揭示了社会变动引起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融合。

      当然，在当时北方也有不少史料记载编纂文献系谱的事例，(57)立碑并不是承传系谱的唯一手段。可是，在现存相关系谱史料当中，碑刻数量突出。我们进行田野调查时，也往往看到碑刻林立的坟墓，给人极为强烈的印象。各种史料记载，南方也有类似的碑刻，(58)但是其数量远远不如北方。还有，如在文末附表中看到，先茔碑在蒙古等外来民族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流行。因此可以认为，先茔碑在当时成为多文化、多民族社会中的一种共同文化载体。(59)

      就是说，编纂文献系谱在南方社会广泛普及的同时，在北方也有系谱编纂的高潮。(60)但在北方，系谱更多刻在石头上。文献系谱丢失以后，也可以用碑刻研究宗族制度。探讨南北中国社会的历史、社会制度、文化上的差异时，这种差异引起了我们的很大兴趣。继承系谱时(建立碑刻也罢编纂家谱也罢)，当然永远保存其内容是最重要的目的。经历过辽宋末金初、金末元初战乱的北方社会中，地方家族也可能认为，石头是比纸更可靠的能把记录传到永远的媒介。(61)其实，先茔碑往往有“非石，无以坚久时不可失”等记载。(62)不管如何，记录家族历史时，偏爱碑刻的倾向，可能是代表当时北方文化的特点。蒙古统治时期可以说是北方宗族历史上很关键的一段转变期。

      入明以后，这种“先茔碑”的建立事例，从文献史料上开始减少。看来，先茔碑随着蒙元政权的兴旺而普及，并与蒙元政权衰亡同时衰落。就像常建华先生的许多有关明清时期北方宗族研究所指出，明清北方大宗族一般在明代中后期开始组织化，接受来源于南方的宗族组织。(63)但是，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汪润先生的文章中提及明清时期也有不少先茔碑。(64)华北先茔碑的功能，与本文所探讨的金元时期北方先茔碑颇有共同的作用。虽然文献史料记载不多，但也可能先茔碑在北方墓葬文化中保持着一定的影响，成为北方修谱、家族组织和墓葬文化的一个特征，值得进一步考察。

      此文承蒙杭州市社会科学院魏峰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国旺先生、暨南大学古籍所陈广恩先生提出意见、润色中文。在此深为感谢。当然，此文中所有错误，均由笔者负责。

      

      

      

      ①对于宋元时期宗族研究，参见常建华《元代族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3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元代墓祠祭祖问题初探》，载赵清《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宗族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冯尔康：《中国宗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日]森田宪司：《宋元時代における修譜》，《东洋史研究》第37号第4卷，1979年。

      ②近十年的专著有，常建华：《宗族志》；蔡东洲：《宋代阆州陈氏研究》，成都，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年；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年；朱开宇：《科举社会、地域秩序与家族发展》，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4年；李贵录：《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邢铁：《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日]井上徹、远藤隆俊编：《宋—明宗族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5年；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美]Hugh R.Clark,Portrait of a Community:Society，Culture,and the Structures of Kinship in the Mulan River(Fujian)from the Late Tang through the Song,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7；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陈莉萍、陈小亮：《宋元时期四明袁氏宗族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有关明清近现代宗族的研究，参见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前言·学术史的回顾》，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 宗族、社会与国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另外，对于宋辽金元宗族研究，常建华教授最近发表了很全面的介绍。常建华：《近十年宋辽金元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11年第1期。

      ③常建华：《元代族谱研究》、《元代墓祠祭祖问题初探》；魏峰：《先茔碑记与元代家族组织》，未刊。

      ④潘昂霄：《先茔先德昭先等碑之始》，《金石例》卷二，新文丰出版公司编：《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3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521页下。如森田宪司所指出，金代已有类似碑刻。参见[日]森田宪司《碑文の撰者としての知识人》，《元代知识人と地域社会》，东京，汲古书院，2004年，第205页。

      ⑤常建华：《元代族谱研究》，第78页。

      ⑥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

      ⑦苏洵：《苏氏族谱亭记》，《嘉祐集》卷一三，《四部丛刊》初编本。“族谱亭”是一个在北宋史料中比较罕见的词汇，不知这种类型的建筑在当时的普及程度。近年，郑嘉励教授指出过，南宋时期坟墓多有称为“墓亭”、“坟亭”的墓前祠堂。参见郑嘉励《南宋的墓前祠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浙江宋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虽然现存文献资料里没有确切的记载，但苏洵所建的“族谱亭”，也许是这种墓前祭祀建筑的一部分。待考。

      ⑧郭建设、索全星编：《山阳石刻艺术》，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107—109页。

      ⑨魏峰：《先茔碑记与元代家族组织》，第1页。

      ⑩参见饭山知保《“孙公亮墓”碑刻群の研究——12—14世纪华北における“先茔碑”の出现と系谱传承の变迁》，《アシア·アフリ力言语文化の研究》第85号，2013年，第137页。

      (11)失名：《东海徐氏墓碑》，[清]张金吾：《金文最》卷四四，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478—479页。

      (12)李载扬：《邢氏宗族墓铭》，常书铭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高平市卷(上)》，太原，三晋出版社，2011年，第37-38页。

      (13)黄晦之：《济宁李氏祖茔碑》，《金文最》卷四三，第157页。

      (14)魏峰：《先茔碑记与元代家族组织》，第1页注4。

      (15)释□□：《苏氏先代碑》，《金文最》卷四三，第145页。

      (16)周荣甫：《故周公之墓铭》，《定襄金石考》卷一，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916-917页。

      (17)参见Jinping Wang,"Chapter III.Buddhist Networks:Interactions between Buddhist Communities on Mount Wutai and Local Families," Between Family and State:Networks of Literati,Clergy,and Villagers in Shanxi,North China,1200-1400,dissertation presented to Yale University,2011,p.165.这种在经幢上记录家族历史，南北朝时期已有事例。参见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的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23-226页。

      (18)程钜夫：《雪楼集》卷二二《河中郭氏新茔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Jinping Wang,op.cit.,pp.163-174.

      (20)著者承蒙美国Syracuse University的Jeehee Hong先生指教后，才发现这条记载的重要性。在此对Jeehee Hong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21)近几年，已有不少关于这种辽宋金坟墓的非常全面的发掘报告。例如，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北京龙泉务辽金墓葬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临城县文物保管所、谢飞、张志忠、杨超：《北宋临城王氏家族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鲁谷金代吕氏家族墓葬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大兴北程庄墓地——北魏，唐、辽、金、清代墓葬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

      (2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平阳金墓砖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页。

      (23)关于“戏曲文物”的发掘和研究史，参见车文明《二十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最近，Jeehee Hong先生结合美术史和考古学的观点，对侯马金墓发现的砖雕和雕像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探讨，认为当时墓室在视觉上代表生死两个世界。参见Jeehee Hong,"Visual Theater of the Dead:Actor Figurines and Their Stage in Houma Tomb No.1,Shanxi Province",Artibus Asiae,vol.71,no.1,2011; Jeehee Hong,"Changing Roles of the Tomb Portrait:Burial Practices and Ancestral Worship of Non-literati Elite in North China(1000-1400)",The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vol.44,2015.

      (24)当然，蒙元时期“先茔碑”并没有经过规范化，其内容和形状有不少差异。目前，笔者根据碑刻名称(上文所提到的“先茔碑”“世德碑”等)收集了258例蒙元时期先茔碑。见饭山知保《“孙公亮墓”碑刻群の研究》，第143-151页。

      (25)常建华：《元代族谱研究》，第77-78页。

      (26)[日]森田宪司：《元代知识人と地域社会》，东京，汲古书院，2004年，第207页。

      (27)刘敏中：《中庵集》卷一八《敕赐保定郭氏先茔碑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六《平阳程氏先茔碑铭》，《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57—158页。魏峰教授已经引用过这份史料，见《先茔碑记与元代家族组织》，第1—2页。

      (29)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四八《大元故宣武将军千户张君家传》、《卢龙赵氏家传》、《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氏家传》，卷四九《苏门林氏家传》、《南鄘王氏家传》，《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当然，编纂纸上系谱并不是到了13世纪晚期才开始，蒙元初期已有元好问《遗山集》卷三四《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壬子年，1252)，四部丛刊本。不过，其数量远远不如13世纪80年代以后多。

      (30)参见[日]饭山知保《蒙元支配与晋北地区地方精英层的变动——以山西忻州定襄县的事例为中心》，《元史论丛》第10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金元时代の华北社会と科举制度—もう一つの土人层—》，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2011年。

      (31)例如，虞集：《敕赐琅玡郡公王氏先德之碑》，收录于毕沅、阮元撰《山左金石志》卷二三，《石碑史料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享者也都是三品以上的高官或者蒙古王侯。

      (32)刘敬立：《王氏世德碑》，《山右石刻丛编》卷三○，《石刻史料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

      (33)民国《昌乐县续志》卷一七《金石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

      (34)萧

：《勤斋集》卷三《威宁张氏新阡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Jinping Wang,op.cit.,pp.163-174.对于“尊胜幢”的各种功能，参见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6)例如，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9册收录的《宋德方道行碑》碑阴《披云真人门下法派名氏之图》(1320)，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2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0册收录的《大元易州龙兴观宗支恒产记》碑阴《龙兴观正一宗支图》(1351)。

      (37)王弁：《姚氏先茔记》，《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一。

      (38)常建华：《元代族谱研究》，第77页。

      (39)参见刘俊喜《浑源孙氏家族墓碑考》，山西省考古学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省考古学会文集(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5页。

      (40)三次拜访都蒙受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张俊峰先生的全面帮助。著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41)参见饭山知保《“孙公亮墓”碑刻群の研究》。

      (42)李润民：《浑源孙氏与元代大同》，《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另外，李润民先生和牛贵琥先生还对西留村孙氏坟墓的其他碑刻进行过探讨。见牛贵琥、李润民《〈全元文〉补遗二篇》，《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李润民、牛贵琥《〈全元文〉补遗三篇》，《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李润民先生还探讨蒙元时期浑源孙氏家族的来历，见《浑源孙氏与元代大同》，《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近年来还有不少专家和游客考察过“孙公亮墓”，在博客上记录了其现状。

      (43)见常建华《元代族谱研究》，第82-85页。

      (44)常建华：《元代族谱研究》，第78页。民国《昌乐县续志》卷一七李庭实《李氏先茔碑记》记载，确定建立先茔碑后，李氏家族“出家谱，求志于圹”，是在先茔碑碑文中，出现“家谱”的唯一事例，很难看做是当时建立先茔碑的主流方式。

      (45)张伯淳：《养蒙文集》卷四《嘉兴路总管府推官刘君先茔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也有少数家族在先茔建祠堂，如河南祥符县的杨氏家族。程钜夫：《雪楼集》卷一六《杨氏先茔碑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事林广记》别集卷二《官制类·官职新制》、卷三《官制类·朝官俸给》，日本叡山文库藏抄本。

      (48)饭山知保：《金元时代の华北社会と科举制度》。

      (49)关于他们三朝辈出官员的背景，参见饭山知保《稷山段氏の金元代—一——一四世纪の山西汾水下流域における「士人層」の存続と変質について—》，收录于《金元时代の华北社会と科举制度》。

      (50)张万公：《段铎墓表》，《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二。

      (51)王□□：《段铎墓表》、《段季良墓表》、《段矩碑》，均见《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二。

      (52)虞集：《段氏阡表并铭》，沈凰翔、邓嘉绅纂：同治《稷山县志》卷八。此文改名为《河东段氏世德碑铭并序》，亦收录于段克己、段成己《二妙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段辅：《平原阡表》，李侃、胡谧编：成化《山西通志》卷一五。

      (54)笔者在2006年8月31日，与井黑忍、小林隆道、船田善之一起拜访稷山县城关镇平垅村，实地考察《段铎墓表》、《段季良墓表》、《段矩碑》。可惜三座碑刻文字剥落严重，除了碑题以外都不能解读。

      (55)石俊贵主编：《托克托文物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86页。

      (56)须江隆就有关南方宗族在自己影响下的祠庙中建立碑刻，而靠着其庙神的神威来夸示自己权威等现象，发表过论文。参见[日]须江隆《福建甫田の方氏と祥応廟》，《宋代社会のネツトワ一ク》，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

      (57)吴澄给北方几个家族的文献系谱撰述跋文，例如：《吴文正公集》卷二四《赵国董正献公家传后序》；卷三二《中山赵氏家谱序》；卷五四《题董氏家传世谱后》；卷五八《跋长清赵氏述先录》、《跋卢龙赵氏世家谱后》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还有，苏天爵：《浑源刘氏传家集序》(后至元三年(1337))，《滋溪文稿》(陈高华、孟繁清点校)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是在金代辈出进士的浑源刘氏系谱的跋文。当时刘氏家族已有先茔碑(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八《浑源刘氏世德碑铭并序》)。参见常建华《元代族谱研究》。

      (58)常建华：《元代族谱研究》，第78页。另外，姚勉：《雪坡文集》卷三六《丰城王氏家庙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主张在家庙中建立石刻族谱的重要性。参见[日]近藤一成《宋代の修譜と国政—青木報告によせて—》，《宋—明宗族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5年，第200页。Hugh R.Clark教授指出，宋初闽南家族开始编纂家谱时，有些家族参考家庙中的碑刻。参见Hugh R.Clark(远藤隆俊翻译)：《宋代初期の閩南における家譜伝統の出現》，《宋代社会の空間とコミユニケ一シヨン》，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第151页。

      (59)据笔者所知，只有两例用非汉语撰写的先茔碑。参见Francis w.Cleaves,"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5 in Memory of Chang Ying-Ju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3,1950；阿斯钢《中国蒙古学家成功解读元代〈全宁张氏先德碑铭〉蒙古文译本》，《新华网》2012年10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2-10/25/c_113494527.htm)。《全宁张氏先德碑铭》的碑额使用八思巴字标写了汉字“全宁张氏先德碑铭”，这体现了元世祖忽必烈要求用八思巴字“译写一切文字”的命令。嘎日迪教授的解释值得关注：“《全宁张氏先德碑铭》正文先是用汉文撰写，然后翻译成回鹘蒙古文。而作为译文的回鹘蒙古文，与汉文的内容不尽相同。”非汉族家族，也用汉文记录家族历史，之后把它翻译成自己语言。这可能代表那些非汉族家族的汉化程度比较高，或者把系谱刻在碑上时，汉语被视为“正式”文字。目前非汉文先茔碑事例为数极少，有待此类碑刻的大量发现，以进一步研究。

      (60)对于蒙元时期文献家谱的格式和分布，已有常建华教授进行了详细探讨。见常建华《元人文集家谱序跋数量及反映的谱名与地区分布》，《史学集刊》2008年第6期。确实，先茔碑的撰者，绝大多数是北方出身的。也有些南方出身的撰者，但是大部分是受到皇帝命令，为了纪念功臣家族的历史撰写的。由此可见，在祖坟建立先茔碑，本来是北方特有的文化。

      (61)常建华先生也指出过碑刻质量上的特点。见常建华《元代族谱研究》，第77页。

      (62)刘玉：《张氏先茔碑记》，民国《昌乐县续志》卷一七。

      (63)参见常建华《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求是学刊》2010年第2期。其他个案研究也提出同样的看法。参见朱亚非等《明清山东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64)见汪润《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组织形态新探——以北京房山的先茔碑为例》，王云、马亮宽主编：《“区域、跨区域与文化整合”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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