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成长阶段视角的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争议解析——中、美制造业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创新论文,视角论文,企业规模论文,制造业论文,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766（2010）02—0030—08
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以“熊彼特假设”为代表的大企业技术创新优势论认为，技术创新主要来源于在研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的大企业。然而，大量针对熊彼特假设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很多产业都几乎不存在熊彼特假设的那种关系，相反，小企业的市场敏感性和组织灵活性似乎更有利于技术创新（Worley,1961;Horowitz,1999;Acs & Audretsch,1991）。作为线性观点的修正，Scherer（1965）提出技术创新随企业规模扩张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变化；Kamien & Schwartz（1982）、Aghion（2001）等进一步认为倒U型关系是大企业与小企业技术创新优势与劣势力量对比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一方面，“技术创新的企业规模两极化趋势”并未减退；另一方面，持续技术创新的企业规模出现新变化：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企业集群、战略联盟、大企业集团子母公司、小企业网络等中间组织的出现模糊了企业边界，使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如何从新的角度对传统争议进行解答，以及探索现实新变化的理论依据，为研究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关系提供了理论拓展空间。
一、引起争议的因素分析
从已发表的文献来看，对争议产生原因的分析主要集中于行业（或产业）差异性问题，“熊彼特假设”并没有关于行业的限制条件，而验证熊彼特假设的数据往往基于一个具体行业。Schere（1980）认为，行业效应是实证检验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得出相互矛盾结论的重要因素；Vijaya Bhaskar（1991）也认为，对不同行业的比较分析常常造成实证研究得到相反的结果；Pakes & Schankerman（1984）、Scott（1984）、Levin et al.（1985）等指出，行业与公司差异同需求条件、可独占性和技术与经济机会相联系，决定了市场集中度同R&D强度的关系；Acs & Audertsch（1987）和Dorfman（1987）也指出，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的相对作用取决于行业条件，不同行业市场结构差异的影响尤为显著。一般而言，实证研究中跨行业的验证往往过于削弱行业的差异性，而行业划分过细又会出现代表性不强等问题。
针对行业差异性引起的争议，Broadberry & Crafts（2001）、Jefferson等（2004）主张将行业组合成大类作为研究样本，Aghion（2005）、聂辉华（2007）在研究创新与市场竞争中都使用二位数作为行业分类标准，即通常说的“大类”，而朱平芳、朱先智（2007）也不用行业混合的数据集，而将相近行业进行适当归类合并为“大的”行业数据集。大的行业分类有利于平衡行业差异性和样本代表性问题，并能够保证每个分组行业的样本数量，从而增强了实证结果的客观性和普适性。
此外，对于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的检验模型，无论是Worley（1961）、Comanor（1967）等采用的对数线性函数形式，还是Scherer（1965）、Philips（1971）等采用的多项式模型，共同的问题是模型建立之初包含了主观限制因素，增加了设定误差的可能，从而使研究结论产生分歧甚至相互矛盾。Kamirn & Schwartz（1981）、Pavitt（1999）更直接地认为，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是比较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一般的函数模型无法精确的估计。
20世纪90年代非参数计量方法的发展为解决分析经济问题时由主观判断先验函数模型引起误差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工具。采用这种以主要依赖样本数据而非函数形式的非参数回归方法对现实中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复杂关系的分析，能够较好地避免在总体分布未知或存在争议的非线性关系条件下主观设定模型的误差发生。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行业分组的样本分类法和非参数回归的统计方法对制造业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从而回避传统实证方法产生争议的根源。在样本选取上，借鉴Chang Yang Lee（2002）采用发达程度不一国家的不同制造业行业，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有助于发现影响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的一般因素，尤其将我国制造业也作为研究客体，有助于分析我国制造业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特征是否与美英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经验关系相类似。
二、改进的经验研究
1、行业分组
根据国际通行的产业分类原则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本文将200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划分的29个制造业行业重新分组为3个大类：一是轻纺工业。包括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造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二是资源加工工业。包括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三是机械、电子制造业。其中包括普通机械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其他制造业。
美国制造业通常分为耐用品（Durable goods）制造业和非耐用品（Nondurable goods）制造业两类，其中耐用品制造业在美国产业分类中属高技术产业，包括原木及木制品业、家具业、石头水泥和玻璃制品业、初级金属业、经过加工的金属产品业、工业机器和设备业、电子产品和设备业、汽车及设备业、其他运输设备业、仪器仪表及设备业、其他制造业；非耐用品包括食品业、烟草业、纺织原料业、服装及其他纺织品业、造纸及相关产品业、印刷业和出版业、化学及相关产品业、石油及煤炭业、橡胶及塑料业、皮革业。
2、样本区间选取
本文以1990～2007为考察区间选取中、美两国制造业数据。以我国1990年制造业数据为初始点，除了对数据获得因素的考虑外，还在于199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首，进入了世界制造业10强，此后中国经济又进入了全面改革阶段，根据我国统计局公布数据，199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产业和从业人数都持续增长，到2007年我国制造业以美元计产值1.3万亿，规模以上制造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达6856万人为历年最高，因此可以认为，1990之后的时期是制造业的连续发展阶段；而以美国1990年制造业数据为初始点理由在于，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制造业走出了能源危机的低谷并基本上完成了经济转型。美国政府先后于1990年、1993年和1997年分别实施了“先进技术计划”、“制造业合作发展计划”和“下一代制造——行动框架”等，实施以科技创新推动美国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战略，因此，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制造业高速发展的阶段。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库显示，1990～2000年美国制造业雇员人数基本稳定略有上升，然而，2000年以后美国制造业出现了占经济总量比率和雇佣人数逐年减少的所谓“衰退”迹象，到2007年美国制造业雇员人数相对2000年减少了300多万人，雇员人数达到了50年以来的最低点，但是，2007年美国制造业的产值达到创纪录的1.6万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比重的20％。由此可见，1990～2007年数据反映了中、美两国制造业在产值与从业人员方面的不同走向。此外，我国制造业R&D数据是从1990年才开始的，1990～2007年的数据保证了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并且能够反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制造业常规状态下的发展趋势。
3、中、美大中型制造业的行业分组非参数回归比较
根据所得到的数据特征以及非参数回归方法的要求，我们以年销售收入的自然对数度量企业规模，记为X＝log（I）；以研发强度（R&D投入／销售收入，本文取销售收入的对数形式）度量企业技术创新，记为Y＝R&D／log（I）。应用Nadaraya-Watson权函数非参数估计方法，并以Stone（1977）提出的交错鉴定方法确定最优窗宽h＝23.5。变量选取、标记以及数据的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三大类制造业企业规模以及美国耐用品制造业和非耐用品制造业企业规模的均值和中位数都非常接近，尽管偏度不为0，峰度不为3，整体上都是“左偏扁峰态”，但是，Jarque Bera检验的P值合理地高，因此，不能拒绝正态分布假设；我国三大类制造业以及美国耐用品制造业和非耐用品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均值和中位数偏差较大，偏度不为O，峰度不为3，整体上也是“左偏扁峰态”，Jarque-Bera检验的P值充分地低，因此，可以拒绝正态性假设。由于研发强度的数据明显不具备正态性，本文采用非参数回归的方法具有合理性，其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中、美制造业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关系的非参数回归估计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l～2008），《美国劳动统计局统计资料汇编》（1997），《美国制造业统计年鉴》（1996～2005），《Statistical Abstract 0f the United States》（2003～2008）。
三、产业成长阶段视角的解析
实证结果表明，尽管对中、美两国制造业的考察期相同，但是，我国大中型制造业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基本符合“熊彼特假设”，而美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则大体符合“倒U关系”。在控制行业效应和人为设定模型误差的情况下，如何解释中、美制造业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差异呢？
行业适用性问题是对不同行业差异性的静态比较，产业演进导致行业本身动态变化对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关系影响。Greniner（1972）把生命周期理论应用到组织演化过程，并且将企业的产品生命周期划分为由创新获得增长到由协调、合作获得增长的5个阶段，从而显示出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之间作用的周期性特征；Audretsch（1995）、Klepper（1996）认为，产业生命周期伴随着技术创新的演化过程，技术创新引起产业内部企业淘汰（shakeout）和企业规模扩张现象，这种现象存在于各种行业中，制造业的情况尤其典型；Utterback & Suarez（1995）从主导设计的角度分析产业的淘汰过程，未能及时适应主导设计并调整组织结构的企业被清出市场或被兼并，产业成熟后仅有少量集中度很高的大企业从事后续的过程创新；Malerba（2002）等人认为，异质性的企业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边干边学以应对市场选择构成了产业成长和变化的主要内容，产业演进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不能脱离企业的能力、边界和联系等问题，尤其要明确导致产业结构和演化路径差异的驱动要素；Yasuda & Fakehiko（2005）则以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证明了公司规模、年龄与公司成长中的R&D行为存在着确定性影响。可见，除了行业之间固有的差异性对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关系产生影响外，行业处于不同演进阶段下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的相互关系不尽相同。
以我国三大类制造业和美国两大类制造业为对象的非参数回归实际上是将制造业大类视为“大企业”，考察年份的跨度实际上可以视为样本数量，这种处理方法体现了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的连续性变化，内含了考察期内的产业成长阶段性对结果的影响。由此，我国制造业与美国制造业的产业成长阶段不同，所以，主要驱动要素有明显差别，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的关系不同。
本文将制造业成长指标用制造业产值（Y1）和新产品销售收入（Y2）来表示，将主要驱动要素定义为从业人员数量（X1）、总资产贡献率（X2）、行业集中度（X3）、科技人员数量（X4）、R&D经费内部支出（X5）、设备改造与信息化投入（X6）、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X7）。对中、美制造业成长与不同驱动要素贡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即分行业分别以Y1和Y2为因变量，以X1～X7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验证中、美制造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假设。分析结果如表2、表3所示：
以制造业产值（Y1）为因变量和以新产品销售收入（Y2）为因变量的分行业检验结果表明，全部行业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0.1以上，各行业模型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线性关系显著，各行业的拟合优度指标调整的
都比较高，说明模型的解释能力也比较强。逐步回归的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产值以从业人员数量、总资产贡献率和行业集中度为主要驱动力量，尤其是总资产贡献率，只有机械、电子制造业以R&D经费内部支出和设备改造与信息化投入为主要驱动力量。而美国制造业产值则主要以R&D经费内部支出和科技人员数量为主要驱动力量，其中耐用品制造业还涉及到了设备改造与信息化投入和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
中、美两国制造业在新产品销售收入因变量的驱动力量上差异更加明显。我国制造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的驱动力量各有侧重，轻纺工业以总资产贡献率和科技人员数量为主，资源加工工业则以行业集中度和科技人员数量为主，机械、电子制造业以R&D经费内部支出、科技人员数量和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为主。尽管上述各类产业都以科技人员数量为驱动力量，但是，只有机械、电子制造业有R&D经费内部支出的贡献，能够保证科技人员有创新热情，并且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能够辅助科技人员进行创新。而美国耐用品制造业中，设备改造与信息化投入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贡献超过了R&D经费内部支出，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贡献也超过了科技人员数量的贡献。美国的非耐用品制造业则以R&D经费内部支出、科技人员数量为主和设备改造与信息化投入为主要驱动力量。
X1、X2、X3可以认为是传统生产要素的贡献因素，X4、X5是R&D范畴的科技要素贡献，而X6、X7则是非R&D范畴的科技要素贡献。对于制造业产值（Y1），我国制造业整体上处于由传统生产要素向R&D范畴的科技要素贡献过渡阶段，只涉及很少一部分非R&D范畴科技要素。而美国制造业是以R&D范畴的科技要素贡献为主，非R&D范畴科技要素贡献为辅。对于制造业新产品销售收入（Y2），我国制造业整体上处于传统生产要素和R＆D范畴的科技要素贡献为主，非R&D范畴科技要素贡献为辅阶段，而美国制造业是R&D与非R&D范畴的科技要素贡献并驾齐驱的发展阶段，在耐用品制造业非R&D的贡献甚至更加突出。
基于回归结果分析，本文构建了基本解释模型（如图2所示），该模型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分析要素贡献率与产业成熟之间的关系，在产业发展初期生产要素投入对于该时期产业成熟的作用最大，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以实现规模经济是产业成熟的标志。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科技水平取代生产要素投入成为产业成熟的主要驱动力量，而这一阶段又分为Ⅰ、Ⅱ两个阶段，第Ⅰ阶段是R&D投入在科技驱动要素中占绝对地位，大企业进一步扩张规模以保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是这一时期产业成熟的标志；第Ⅱ阶段非R&D投入在科技驱动要素中的作用逐渐提升，甚至超过了R&D的地位，产业内部形成大、小企业共生共存的局面，企业之间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充分利用科技资源推动产业发展是这一阶段产业成熟的标志。
图2 产业发展视角下的要素贡献率与产业成熟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行业分组以及非参数回归方法研究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的关系，仍然得到两种不同的结论。这说明，由传统行业适用性和实证分析方法引起的争议并非根本原因。而对行业适用性的动态拓展，即产业自身演进对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关系的影响为解释传统争议和现实新变化提供了新视角。
从产业成长阶段性视角出发，大企业技术创新引起产业内淘汰，小企业技术创新则推动产业变革，在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驱动阶段和R&D驱动阶段，产业淘汰相对于产业变革是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这一阶段的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往往是一种“熊彼特假设”式的关系。而随着技术创新速度的加快，产业变革也越来越快，小企业技术创新也成为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的倒U型关系，即技术创新的企业规模“两极化”趋势就出现了，从而解释了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关系的传统争议。进入新经济时代，推动产业发展的科技驱动力量在注重R&D数量的同时更强调效率，技术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产业淘汰与产业变革同时主导着产业的发展，大企业与小企业通过能够提高创新效率的企业集群、战略联盟、大企业集团子母公司、小企业网络等中间组织合作与共存，而中间组织同时使企业边界变得模糊，从而解释了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关系的现实新情况。
就我国制造业的发展阶段而言，当前产业政策通过打造大企业和大企业集团以提高产业集中度的方式带动产业升级具有合理性，但是，应该看到，大企业和大企业集团驱动产业升级的关键要素是保证自主创新的R&D投入，并且这种企业规模扩张方式具有很强的产业淘汰效应，威胁小企业生存，阻碍小企业技术创新。由此可见打造大企业和大企业集团是产业升级的一种手段并非产业升级的根本目的。
就我国制造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途径而言，产业政策应该有意识强化产业内部的合作关系，根据发达国家经验，产业内部的合作关系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产生和溢出效应，使得单个企业以较低的R&D强度就能获得较大的创新回报。产业组织方面，加强合作关系需要建立大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小企业网络以及大、小企业之间的集群共生等各种形式的中间组织，在打造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同时也要改善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尤其要鼓励小企业创新；辅助创新方面，建立合作关系需要加强对制造业企业实施信息化改造以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等非R&D投入力度，达到不必以增加R&D投入强度提高新产品产值的效果。
收稿日期：2009－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