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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在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上掀起的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其规模之宏大、情况之复杂以及它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彻底性，同世界上任何一次革命相比都毫不逊色，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正像每次伟大历史事变都会产生伟大人物一样，刘少奇便是这场伟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他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些灿烂群星中，刘少奇又具有自己的独特历史地位，概括地说，那就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和领袖，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和卓越领导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大师。
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和领袖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在它诞生前，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还处在自发和零散的状态。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开始所做的就是两件事：一件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件是领导工人运动。中国的工人运动，从此走上自觉地为工人阶级解放而斗争的道路。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一开始，就是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同其他领导人相比较，刘少奇从事工人运动有这样两个特点：
一是时间长，功绩显著。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刘少奇几乎都参与了，并且作出了重要贡献。择其要者有：
1922年刘少奇参加领导闻名全国的安源大罢工。“二七惨案”后，在北洋军阀的血腥镇压下，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唯独安源工会在他领导下继续得到发展，被誉为“硕果仅存”（注：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9页。）。1924年刘少奇领导重振汉冶萍总工会，当选为委员长。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1925年他主持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当选为第一届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1925年刘少奇在上海参加领导五卅运动；1926年在广州代理全总委员长，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1927年兼任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领导武汉工人收回汉口英租界。1933～1934年在江西中央苏区，刘少奇领导了中国第一批无产阶级企业。1948年4月他指导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解放后，刘少奇仍负责指导工会工作。
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刘少奇就是全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评价刘少奇领导的安源工人俱乐部和汉冶萍总工会是“全国工会中组织最好的工会”，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注：邓中夏1926年3月3日在全国总工会召开的欢迎刘少奇大会上的讲话，《工人之路》第249期，1926年3月4日出版。）。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人士也公认刘少奇“乃最忠实的工人领袖”（注：国民党河南省焦作市党部、河南省焦作市煤炭工会通电，1926年1月4日，引自《刘少奇年谱》第44页。），说“刘（少奇）同志尽瘁国事，服务劳工，五卅运动勤劳卓著，正民众拥护之人”（注：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致湖南省长赵恒惕的电报，《工人之路》第217期，1926年1月30日出版。）。
中华全国总工会从1925年5月成立到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停止活动，其间共召开8次全国劳动大会或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过8届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刘少奇是第一至第四届全总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第六、第七届的名誉主席。
二是有着丰富的理论建树。刘少奇在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实践中，系统总结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写下许多造诣精深的理论著作。1988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合编了一本30多万字的《刘少奇论工人运动》，汇集了他在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在众多的中国工运领袖中，刘少奇论述工人运动的理论著作最多、最系统、最深刻。
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
1945年4月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刘少奇有一个重要评价：“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他“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1953年，高岗曾私下散布议论对这一评价提出怀疑。事实证明，《决议》中的论断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由此开始的十年内战时期，共产党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着斗争：一条战线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另一条战线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即白区开展秘密工作，发动群众，配合土地革命战争。刘少奇在白区工作这条战线上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他的白区斗争经历分为两段：
第一段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2年冬，刘少奇先后在天津、北平、奉天、哈尔滨、上海等白色恐怖严重的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众所周知，这段时间中共党内发生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受到一些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同志的反对。在关于白区工作方针问题上，刘少奇强烈抵制种种“左”的做法，写文章批评中央对白区工作的错误指导，提出一系列后来被证明是较为正确的斗争策略。但当时的中央指责这些言行是严重右倾，撤销了他的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差不多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苏区军事战略等问题上同错误路线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政委等职务。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刘少奇是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的两人代表人物。
第二段是从1936年春到抗日战争爆发，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领导北平、天津、河北、山西、东北等整个北方的白区工作。他在局势复杂、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大刀阔斧地推行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肃清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统治白区多年的“左”倾路线影响，在短时间内开创了新局面：恢复和重建了各级党组织，发展了大量新党员，一批高级干部被营救出狱派往各重要岗位，通过抗日团体吸纳了大批群众积极分子，华北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蓬勃开展的强劲势头。这对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是极为重要的准备工作。因此，抗战爆发后，随着八路军开进华北，来自苏区和白区的两支队伍、两股力量汇合成一体，文兼武备，使中国共产党能得心应手地建立起一块又一块党政军民机构齐全的抗日根据地。
在这期间，刘少奇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总结中共白区斗争的历史经验。1936年前后他撰写了多篇关于白区斗争的文章，提出一整套策略方针。特别是1936年4月《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阐明了白区斗争中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这是中共关于白区工作的第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件。它的提出和贯彻，标志着中共白区工作的根本转变，成为指导白区斗争的纲领性文件。1937年2月至3月，刘少奇又连续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等四封长信，回顾中共成立以来在白区工作中的历史教训，旗帜鲜明地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上“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刘少奇的这几封信，为后来全党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开了先河。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全面回顾总结党的白区工作，提出今后的指导方针。这个报告引起一些与会者的不同意见。争论的焦点是对过去白区工作的评价。有些同志不同意刘少奇提出的过去白区工作中“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需要肃清与改变”。毛泽东在这场争论中支持刘少奇的意见，肯定“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称赞“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6月3日。）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毛泽东肯定刘少奇意见的讲话，冲破了统治白区工作十年之久的“左”的思想禁锢，把长期盛行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革命”面具撕碎，引起党内对“左”倾错误的警觉和反思。
现在回头来看，当年白区工作会议上围绕刘少奇的报告发生这场争论并不奇怪。因为报告提出的问题这时大部分人还认识不到，在有些人看来过于尖锐和超前，况且刘少奇报告中也确实存在对白区艰苦条件下坚持工作的同志肯定不够的缺点。但就总体来说，刘少奇指出过去白区工作“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这一提法并不过分。延安整风中严肃地批判和清算了30年代前期的“左”倾错误路线，这就等于为白区工作会议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作了结论。
回顾中共白区斗争的历史可以看到：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不仅业绩突出，并且能坚决抵制“左”倾路线；无论是提出白区斗争的一整套策略方针，还是全面总结白区工作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刘少奇都是党内的第一人。早在1941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对“刘少奇代表了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形成共识。经过延安整风中深入讨论党的历史，这一点更为全党所确认，写进了党的决议。毛泽东也明确说过：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注：转引自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第359页。）。
由此可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论断，是正确的、恰当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论断有着确定的含义。它所说的“白区工作”，是指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的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秘密斗争；所说的“正确路线”，是相对于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而言。现在有一种广义的“白区”的说法，时间跨度延伸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地域范围扩大到北洋军阀统治地区、所有国民党统治地区、日本侵占的地区。这种划分方法可以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白区的含义已经不一样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列宁指出：“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便是这样一个领袖集团。刘少奇是其中的一位主要成员。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层，是毛泽东的第一助手。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开始形成于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但在组织上只是补选为政治局常委。这以后又发生张国焘、王明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央领导成员变动频繁，很不稳定。后来经过延安整风，分清了路线是非，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空前一致，为中共在组织上形成稳定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铺平了道路。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重大调整，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新的中央书记处，并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和由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领导党的日常工作。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担任党的主席（即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刘少奇第一次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事实上成为党内第二把手。1944年5月，中共中央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会议一开始首先通过一个决议，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五人组成的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结束后紧接着召开中共七大，五人主席团成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又作为中共七大主席团的常务委员，继续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他们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全部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0年任弼时逝世，陈云补选为书记。1956年9月召开中共八大，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上述六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但他因病很少工作，中共中央基本上维持着原来的领导格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改变。这一历史过程表明，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为主的领导集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长期稳定的领导集体。正如邓小平所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8页。）
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形成一个惯例：当毛泽东外出时，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的职务或代为主持中央工作。其中经中央政治局开会作出决议，明文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职务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第二次是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第三次是1953年12月，毛泽东去杭州休假和主持起草宪法，刘少奇又一次代理毛泽东职务，并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是中共党内唯一代理过毛泽东的党中央主席职务的领导人。
建国后特别是中共八大后，毛泽东多次提议中央领导分成一线、二线，他本人退居二线，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在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后来的实践表明，所谓一线、二线，在工作范围和起止时间等方面没有形成清楚的划分，毛泽东事实上也没有完全退居二线，但由刘少奇在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在党内是明确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毛泽东一般不再参加，由刘少奇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1959年4月，刘少奇接替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党和国家的很多重大方针、决策，都通过他的报告或声明向公众宣布。
毛泽东还不止一次地表明，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早在1957年，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时就向赫鲁晓夫介绍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1961年9月他在回答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提问“你的继承人是谁”时，又明确地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会谈前他还向熊向晖等人解释这一问题的由来，说：“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注：转引自熊向晖：《毛主席对蒙哥马利谈继承人》，《外交史资料》总第10期，1987年7月1日。）毛泽东还一再提议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中共中央书记处为此成立了专门班子并很快编出送审清样。在当时领导人著作集中只出版过《毛泽东选集》的背景下，这是表明刘少奇是毛泽东接班人的又一个重要信号。
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毛泽东第一助手的这种地位，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历史地形成的。1963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时，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改为“早在二十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改动的这句话，大体揭示了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和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毫无疑问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都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刘少奇也一样。例如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开辟和发展华北、华中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进军东北、主持全国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等，对壮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夺取全国政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远的不再说了，就说在筹备建国的过程中，他除同毛泽东等一起进行开国的决策、筹划外，还做了不少独到的事情。主要有以下几件：
1948年3月起，刘少奇主持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创办面向全党全国的中央党校（当时名为马列学院）、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刘少奇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在他指导下组建的华北人民政府，成为新中国中央政府的雏形和基础。华北解放区建立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后来为全国所取法。
1948年9月起，刘少奇负责筹划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这年9月他撰写《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10月至12月详细修改《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12月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作关于新中国经济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9月和1949年1月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按管城市的发言。他在这些讲话和文章中，提出对未来新中国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性意见：新中国成立后应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其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由多种经济成份构成，各种经济成份都要得到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家争取用10年到15年时间和平地消灭资产阶级，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意见，对形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基本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4月，刘少奇到天津、唐山指导工作。当时在新解放城市中，相当普遍地存在工人自发清算资本家，甚至分店分厂等“左”的倾向。资本家停工关厂、抽逃资金等情况时有发生，劳资矛盾严重，导致工人大量失业，城市经济滑坡。刘少奇视察期间发表了多次讲话，解释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这些讲话对天津、唐山等地恢复生产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也有效地遏制了“左”的情绪在其他新解放城市的蔓延。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认为少奇同志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05页。）
1949年7月，刘少奇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访苏联，就成立新中国及有关的政治经济问题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经过双方会谈，苏联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意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并立即派出200多位经济专家随刘少奇来华帮助中国建设。刘少奇的访问获得极大成功，为未来新中国争取到了有力的国际支持和经济援助。这对于新中国的顺利诞生，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孤立、封锁新中国的图谋，是非常重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刘少奇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开国刚两个月，毛泽东于1949年12月6日出访苏联，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在这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在开国之初面临大量困难的情况下，处理千头万绪的内政外交工作，为巩固新生政权作出了贡献。1954年9月，刘少奇当选首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建立了新中国法制体系的基本框架。
1959年4月，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5年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连任。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逝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留下了他参与决策的印记。特别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他思路开阔，勇于革故鼎新，并直接领导对教育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生产资料流通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某些方面进行改革。刘少奇还以国家主席身份，同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会谈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多次出访外国，为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和改善同邻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大师
刘少奇有着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喜欢读书和著述，善于把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经过总结和概括上升为理论。他曾经说：“没有理论的人容易被‘俘虏’，被人家天花乱坠的话所迷惑。掌握了理论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有些人不懂理论，又要站在指挥台上指挥，行吗？不行。”（注：《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1950年9月10日，《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9页。）他一生笔耕不辍，又述又作，留下大量言论和文稿。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上、下卷）、《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刘少奇论教育》，合起来达220万字。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在编辑《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预计可编成七八卷，约300万字。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刘少奇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吸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理论贡献。阅读刘少奇的论著可以感觉到，无论是思想的深邃，还是论述的精湛，他都堪称大师。毛泽东思想中的有些内容，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共同研究阐发的。其中有些观点，是刘少奇先提出，经过毛泽东加工提高而成为毛泽东思想一部分的，如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处理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几大关系等。此外，刘少奇还在不少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关于工人运动和工会建设。刘少奇通过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特点和社会地位，论证工人阶级必须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提出一整套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和工会建设的基本原则。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有：1926年5月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所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论述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职工运动方针。1927年在武汉撰写《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工会基本组织》三本小册子，提出和解决工会建设中的三个基本问题。1932-1935年在领导苏区工会工作期间发表《论国家工厂的管理》、《在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用与任务》等著作，是我国论述无产阶级政权条件下工会建设和工人运动的第一批文献，对后来根据地以至新中国的工人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工会工作大纲》、《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著作，总结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揭示中国工人运动产生发展的许多规律性问题。1951年所写的《读邓子恢和高岗两篇文章的笔记》，论述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和新中国工会的基本任务，第一次提出国营工厂内部存在着“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1964年提出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临时工并存，成为中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先声。
关于白区斗争策略。刘少奇以他长期从事白区领导工作的丰富经验，从理论上清算“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提出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注：《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1936年4月，《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页。）他解决了在白色恐怖严重的白区从事革命斗争的策略问题，提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尽量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方式和合法的组织形式，特别注意领导群众的经济和政治的日常斗争，以争取群众和积蓄力量，并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一切暂时的同盟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反对主要敌人。刘少奇关于白区斗争的策略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论口号的转变》、《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等著作中。
关于党的建设。刘少奇在党的建设方面的贡献十分突出，论著众多，为大家所熟悉。最有代表性的是《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这三篇。他创造性地建立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理论；提出中共“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注：《论党》，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7页。）的建党路线；最先把群众路线概括为党的根本路线，把党的民主集中制概括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注：《论党》，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8页。），并作出一系列精辟的论述。他所写的《论党内斗争》，“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注：毛泽东1942年10月9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刘少奇《论党内斗争》所写的编者按语，引自《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06页。）
关于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巨在的历史贡献。他在许多方面的思想观点，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他最早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一个体系，对它的内容进行梳理、归纳和阐发。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即《论党》，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下了准确而科学的定义，作出全面、系统的概括和论述，使全党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有了完整、鲜明的认识，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刘少奇曾说：“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3页。）在研究中国国情和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刘少奇提出了很多可贵的真知灼见。其主要观点有：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内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鼓励多种经济成份都得到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建设是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要利用、领导自由市场；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流通；农业可实行生产责任制，工业可试办托拉斯，等等。他在这方面的一系列主张，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来源之一。
列宁说：“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刘少奇能够成为久经考验、出类拔萃的职业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确实有许多高人一筹的地方。他在实际工作中善于总揽全局，提纲挈领，大刀阔斧地解决各种复杂棘手问题，因而多次在紧要关头被中共中央派到具有关键意义的地方去打开局面。他又是一位多谋深思、高瞻远瞩的思想家，长于将庞杂的实践经验和纷繁的社会现象，经过缜密的思考，作出富有创见的理论概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广阔舞台使刘少奇得以充分发挥雄才大略，逐步构筑起使他足以自立于世纪伟人行列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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