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团与蒋经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蒋经国论文,三青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民主义青年团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于1938年7月成立；至1945年由国民党中常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与国民党合并，9月底正式结束，前后共存在九年有余。其间三青团在政治、组织、社会等方面从事了大量活动，产生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其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即是造成了蒋经国的崛起，形成了国民党在大陆期间党内最后出现的一个派系——以蒋经国为首的“蒋经国系”或称“新太子系”，在中华民国史末期，尤其是当代台湾史，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就此做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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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1909—1988），是蒋介石原配毛福梅所生，1922年到上海读书，1925年10月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加入共青团。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蒋经国在苏联声明谴责其父背叛革命的行为。1928年，他进入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学习，成绩出色，并被吸收为苏共预备党员。此后，他在工厂做过工，在农场务过农，曾担任农村苏维埃主席、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副厂长。因此，蒋经国在苏联期间积累了从事基层群众工作和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养成苦干、实干的精神。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中共的帮助下，蒋经国携苏联妻子蒋方良、长子蒋孝文，于1937年4月自苏归国。根据其父的要求，他在奉化老家研读《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全集》和《孙文学说》。全面抗战爆发后，时任江西省主席的政学系分子熊式辉向蒋介石建议，让蒋经国到江西工作。自1938年1月起，蒋经国在江西先后担任过省战时工作训练团训导处副处长、保安处副处长、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新兵督练处处长、伤兵管理处处长；1939年春，被任命为江西第四行政区（即赣南）督察专员兼赣县县长。蒋经国提出“建设新赣南”的口号，凭借其在苏联的实践经验，以及他的特殊身份，的确使赣南出现了一些开明进步的气象。
蒋经国担任赣南专员后，即到重庆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并在训练班中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返回江西不久，他又被三青团中央团部任命为江西支团筹备处主任，从此开始与三青团发生联系。
蒋经国在赣县赤朱岭先后举办了五期“江西支团青年干部训练班”，共培养近600名青年干部，结业后分派到支团部和各县分团部工作。此外，根据三青团中央团部的要求，1942年夏，蒋经国在江西泰和、赣县两地同时举办“江西青年夏令营”；第二年夏，与教育部在赣县虎岗合办夏令营，同时举办应届高中毕业会考和大学统一招生考试。[（1）]1943年中央团部举办南岳夏令营，吸收湘、粤、赣、桂、黔五省23所大专院校学生参加。蒋经国特派青年代表前往慰问，重点介绍了赣南建设成就，给全体学员留下深刻印象，从而扩大了蒋经国个人影响。
蒋经国因其在赣南、在江西支团的工作成绩，以及他的特殊身份，在1941年11月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改选时，得以当选中央干事。1943年3月，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决定大会主席团名单时，考虑要安排部分地方支团负责人，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康泽属意于湖南支团的李树森，而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则提名蒋经国。尽管康泽认为李树森在资历、业绩上均优于蒋经国，但后者仍旧得以列名主席团，并因此在选举中当选中央干事，继而又在康泽不知情的情况下，由蒋介石、张治中决定担任常务干事。[（2）]
康泽是复兴社最后一任书记长，长期深得蒋介石信任，三青团成立后一直任组织处长，牢牢控制着中央及地方团部的人事，已隐然形成一个“康泽系”。蒋介石要让蒋经国在三青团内崭露头角，并保证团内青年干部在若干年后接班时能继续真诚拥戴蒋经国，就必须排除康泽。为此，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三青团成立后，曾举办过五期青年干部训练班，基本上均由康泽负责。一全大会决定将青干班扩建为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指定康泽和训练处长李惟果负责筹备。康泽认为，改班为校，蒋介石任校长，而教育长一职则非己莫属。然而在蒋介石暗示下，张治中和李惟果却建议，由蒋经国出任教育长，并马上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康泽的打算因此落空。
1944年10月开始，国民党党、政、军、团联合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组成“指导委员会”，由康泽任主任秘书。曾有原青干班学员问康泽：蒋介石公开指定蒋经国兄弟从军，是否会把青年军领导权交给二人？康泽认为，蒋经国不懂军事，又不是全国知识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成员；蒋纬国只是个少尉连长，资历很浅。他说：“青年军应该是由擅长军事又懂政治和具有组织才能的人来领导为宜，目前正由何（应钦）总长签拟中。”康泽说话时，大有“舍我其谁”之概。[（3）]然而不久，陈诚的嫡系罗卓英被任命为青年军编练总监，蒋经国则担任了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康泽的企望再次化为泡影。
三青团两任书记长陈诚、张治中均兼职过多，团内日常事务难以事事顾及。早在三青团一全大会筹备期间，康泽于修改团章时建议增设副书记长一职。他预想这个职务将会由他来担任。但蒋介石、张治中却在康泽不知情的情况下，任命年过五旬的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担任副书记长。1945年春，胡庶华回任湖南大学校长，临行前向张治中建议，由康泽继任。然而，尽管蒋介石、张治中最终任命了两个人——李蒸、刘健群——为副书记长，也不肯安排康泽为其中之一。
这年7月，蒋介石终于抓住康泽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拉帮结派打击CC系的把柄，向他开刀了。张治中向康泽转达了蒋介石的愤怒：团长“骂你为什么还要把持三青团，是不是要想造反？”[（4）]至此，野心勃勃、恋栈不去的康泽才被迫辞职，并建议由蒋经国接任组织处长。8月初，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会决定康泽和秘书处长项定荣——CC分子，自三青团成立即任秘书处长，也属团内根基较深的人物——出国考察、二人辞去现有职务。[（5）]为不使此项人事变动显得目的性太明确，蒋介石任命原复兴社分子倪文亚接任组织处长，作为过渡。到第二年三青团二全大会时，蒋经国连选连任中央常务干事，并被指派为中央团部二处处长，主管组织与训练工作。
在二全大会上，蒋经国在复任书记长的陈诚的支持下，提出《三青团中央干事监察选举办法》，规定凡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均不能成为三青团干事、监察的候选人。于是一批对三青团成立和发展有过重要影响的原中央干事、监察，如张治中、陈立夫、朱家骅、段锡朋、谷正纲、邵力子，以及正在美国的康泽，皆被排除。而同样担任国民党中执委和候补中执委的贺衷寒、刘健群、袁守谦、郑彦棻、柳克述、何浩若、倪文亚等人，则或因是陈诚嫡系，或因投靠蒋经国，仍照样入选三青团中央干事、监察会。这表明，这时的蒋经国在三青团内基本上已可按照自己愿望行事，成为团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而真正导致蒋国经在国民党内崛起的，是三青团与国民党的合并。三青团与国民党为争权夺利，从中央到地方长期互相摩擦、互相攻击。三青团甚至打算独立建党，和国民党竞选，搞“两党制”。[（6）]经过一番讨价还价，9月举行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三青团中央干事、候补干事均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国民党中常委人数扩增，人选由蒋介石决定。[（7）]据此，蒋经国遂以三青团中央干事身份转变为国民党中执委，并根据蒋介石的提名，成为中央常委。
1937年4月，蒋经国自苏联归国时，在国民党党、政、军内无任何职衔，纯然一介平民。抗战初期，蒋经国为江西省一地区专员。该级及其以上官员，在国民党各类机关中可说是成千上万。按官员正常甚或超常速度擢升，蒋经国在十年间充其量只能当到政府部长一级，而且蒋介石还会时有“人言可畏”之忌。但由于：一、蒋经国后来被安排到当时并不掌握实际政治权力的三青团内，即使提升速度快，并且排挤了康泽，但却不致引起党、政、军方面既得利益者的太大反感，因此能在团内站稳脚跟，并逐步控制三青团的大权；二、如果没有党团合并，蒋经国要想在国民党内迅速攀升，进入最高决策机构，无论主、客观方面，都将有很大的困难，而党团合并则为之提供了一条不会招致物议的捷径。
从上述两点来看，三青团无疑是蒋经国迅速进入国民党最高政治圈子的唯一而有效的通道。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三青团，就没蒋经国后来的权力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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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系作为国民党内一个派系，必然有一批干部。而蒋经国之获得这一批干部，基本上也是得益于三青团。该系的干部大致可分为三类，即赣南系、青干校系和青年军系。下面分别就这三个系统的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一）赣南系
该系主要指蒋经国在江西、特别是赣南任职时的干部。它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蒋经国留苏时的同学。第二部分是蒋经国任职于江西保安处、新兵处、赣南专区时的同事、下属。这两部分人除极少数人外，基本上与三青团关系不大。
第三部分是三青团江西支团系统的干部。其中又可分为三类。一是中央军校瑞金分校系统。1939年蒋介石嘱咐该校政治部主任、复兴社分子胡轨就近辅佐蒋经国。[（8）]胡轨遂将该校等16期政工队毕业学员60余人派往赣州，交蒋经国用以充实江西支团干部队伍，其中有王升等人。此后，胡轨、王升长期追随蒋经国，在三青团系统工作，深得其信任。二是三青团中央青干班毕业学员。这些人原是康泽派往江西支团工作的，其中有的企图架空蒋经国，结果遭致失败而离开江西，如书记彭朝钰；有的则投靠蒋经国而长期得到信任和重用，如江海东、蒋廉儒、蔡希曾（省三）等。三是江西支团青干班学员。这是蒋经国亲自培养出来的，故绝对忠于蒋经国，如许素玉（女）、萧昌乐、孔秋泉等。
赣南系是蒋经国政治力量的基础。而其中第三部分干部，即江西支团系统干部，因蒋经国后来一直在三青团工作，故长期追随其左右，更成为赣南系的核心。
（二）青干校系
该系由两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是三青团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毕业的学员；第二部分是青干校建校前三青团中央青年干部训练班毕业的学员。
青干校校长是蒋介石。蒋经国任教育长，掌握实际权力。他在校内安排了不少赣南系的干部，如胡轨任训导处长，后升副教育长；蔡希曾任干校区团部书记，而王升则保送到干校研究部学习。蒋经国亲自参与制订青干校教学计划，亲自授课，参与学员各项活动，完全与学员打成一片，目的是尽快培养出一批“嫡系的嫡系”。该校从1944年5月起，先后招收一年制研究部两期，共560多人；两年制专修科一期400多人；东北青年训练班100多人，总共训练人员一千挂零。1945年5月，研究部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少数人留在青干校工作，大部分被分到各省、市安排工作。根据蒋经国指示，留在重庆的学员组织了青干校毕业生通讯处，负责校友间联络，以后凡青干校教职员及各班各期学员均列入其中。这就是青干校系的来源。由于这一部分成员都属蒋经国的学生，故对其忠贞不贰。主要分子有李焕、江国栋、潘振球、陈元、楚崧秋、康振楚等人。
早在1938年，三青团成立不久，为培养中央及地方团部的干部，曾举办过五期青年干部训练班，共训练2000多人。经过几年的工作，这批人大多实际上控制了各省、市、学校团部的实权，并于1943年三青团一全大会期间组成“青干班同学会”，奉原青干班实际负责人康泽为领袖人物。故当康泽被排挤辞职出国后，该同学会中有些人颇有怨怼之言。
蒋经国为加强自己在三青团内的地位，决意拉拢这批青干班学员，建议中央团部将原青干班纳入青干校体制，将青干班2000名学员全部算作青干校第一期学员，将青干校毕业生通讯处和青干班同学会合并，组成“青干校校友会”。这一建议得到蒋介石批准后，即开始实施。而青干班同学会经过讨论，认为为巩固现有地位，只有接受蒋经国的领导，以使双方互利。[（9）]1946年6月，青干校校友会成立，原青干班学员遂成为“青干校系”的第二部分人员。但其中相当部分人员对蒋经国排挤康泽，致其最后被解放军俘虏，多有不满，故与校友会联络较少。
因此，青干校系虽增加了原青干班2000多人，但其核心力量仍是真正青干校毕业的学员尤其是研究部第一、二期学员。这后一部分人因文化程度高，年纪轻，在蒋经国所从事的三青团以及其他各项工作中，均发挥了骨干作用。
（三）青年军系
该系也由三部分人组成，即青年军政工干部、军事干部和一般士兵。
1944年底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吸引了十几万中等以上学历的青年，蒋介石决定将其编组为“青年军”。1945年1月，借三青团青干校校址开设了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训练班本属军队政工系统，虽然其中有青干校研究部从军学员一百多人参加，但绝大部分人与三青团并无关系。由于该班班主任由蒋经国兼任，所以青干校校友成立后，蒋经国即将该训练班学员300多人，统统纳入校友会。这部分人于青年军编建完成后，派往各师担任中、下级政工干部，故而既可算作“青干校系”，又可算作“青年军系”。至于各师的政治部主任更是由蒋经国亲自核审派定，其中数人原本都是三青团中央团部的处级干部。因此青年军中各级政工干部基本都是蒋经国系人物。
蒋经国在基本控制三青团之后，力图在军队中发展势力，而新组建的青年军则相对地比较容易插手。但要真正控制部队，光靠政工干部是绝对不够的，因此蒋经国要通过三青团把青年军的军事干部拉拢过来。1946年9月三青团二全大会召开前，蒋经国要求青年军8个师，每师派3名以上代表出席，其中师长和政治部主任为指定代表，尽管有的师长根本不是三青团员。蒋经国对青年军204师师长覃异之说：“青年军集中了全国的许多优秀青年，其中绝大部分应该是三青团员，并且应该在三青团的组织中起积极作用。”[（10）]
在二全大会上，青年军两名师长：覃异之（204师）、刘安祺（205师）被增选为中央干事；另两名师长：罗泽闿（202师）、罗又伦（207师）被增选为中央监察；加上原来就与三青团有关系的戴之奇（201师师长、曾任中央团部训练处副处长）、黄珍吾（208师师长、一届中央干事）、余纪忠（203师政治部主任、一届中央干事）、詹纯鉴（208师政治部主任、一届中央候补干事）等人，蒋经国确实通过三青团把青年军的军事干部、政工干部团结在自己周围，扩大并巩固了“青年军系”干部队伍。
第一期青年军并未真正参加抗日战争。抗战结束后，许多从军知识青年要求复员，以重新求学或就业。考虑到这批军人的文化素质较高，国民党当局在对其训练后，一律授予预备军官的身份；1946年秋，青年军复员后，又成立了青年军复员管理训练处，后改为国防预备干部局，由蒋经国任局长。该局先后成立复员青年军通讯处、青年中学、青年职业训练班，负责联络安排就学、就业；1947、1948两年，在嘉兴、北平、苏州举办过三次青年军夏令营；又将复员青年军通讯处改组为“青年军联谊会”，作为组织联络各地复员青年军的常设机构。蒋经国不仅亲自参加青年军夏令营等活动，而且动员原青年军各师师长到复员军人较多的城市、学校去看望他们，以联络感情。这数量巨大的复员青年军构成了“青年军系”的基本群众。
除上述与三青团有渊源关系的三个系统的干部之外，还有一些原先即在三青团中央或地方团部工作的干部，包括原复兴社分子和CC分子，都审时度势，转而投靠蒋经国，例如中央团部原组织处长倪文亚，训练处长李惟果，二全大会上被推举为副书记长的袁守谦、郑彦棻、北京大学分团主任陈雪屏等。这些人因在三青团中大都具有较高地位，故在为蒋经国控制三青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党团合并后继续在国民党内支持蒋经国，成为不可或缺的辅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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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9年开始，团结在蒋经国身边的干部队伍逐渐扩大并巩固，大致到1946年9月三青团二全大会时蒋经国系基本形成。该系在蒋经国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起了重要作用。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述，只能简单罗列于下。
在抗战后期，蒋经国主持青干校工作，依靠的是赣南系中三青团的干部；控制三青团，依靠的是青干校系和三青团内上层干部的力量；控制青年军，则主要依靠青干校系和青年军系。
抗战结束、全面内战爆发至国民党退出大陆这一时期，蒋经国先后成立“戡乱建国总队”；建立秘密组织“铁血救国会”和“中正学社”；在上海实行经济管制，开展“打虎运动”；控制新组建的第二期青年军；组建“国防部青年救国团”和“预备干部训练总队”——都是依靠的赣南系、青干校系和青年军系干部。而在华北秘密进行的“反贪污”运动则是依靠郑彦棻、陈雪屏等三青团上层干部。
至于国民党全面退往台湾后，蒋经国系的作用更是凸显出来。1950年国民党成立的“改造委员会”16名成员中，与三青团有关的人员占了将近一半，而直接属于蒋经国系的，除了蒋经国本人外，还有郑彦棻、陈雪屏。其他干部，如李焕、王升、倪文亚、袁守谦、萧昌乐、罗友伦、楚崧秋、蒋廉儒、陈元、潘振球、孔秋泉、詹纯鉴、唐振楚等人，均分布在台湾党、“政”，军及“民意机关”，在蒋经国逐步取得台湾最高权力的过程中，一方面尽忠效力，支持蒋经国的施政措施，一方面一荣俱荣，得以升迁重用，从而也进一步巩固了蒋经国的权力地位。
综合本文所述，可以看出蒋经国之脱颖而出得益于三青团，其干部队伍基本上也都来自于三青团。虽然三青团在1947年即告结束，但自国民党在大陆最后几年至台湾时期，蒋经国的政治地位日渐升高，权力日渐扩大；其干部得到重用，论其源头，无疑应当追溯到三青团。因此，如果说三青团造就了蒋经国的权力和地位，造就了蒋经国系，应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注释：
（1）《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工作报告》，中央团部编印。
（2）（4）《康泽自述》，台湾《传记文学》第68卷第2期。
（3）（6）（9）陈开国《青干班和青干校始末记》，《文中资料选辑》第74辑。
（5）《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常务干事会第42次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0－1171页。
（8）李以劻《两度相随蒋经国的经过及见闻纪实》，台湾《传记文学》第67卷第5期。
（10）覃异之《蒋经国与青年军》，《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