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转型研究的理论范式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6)04-0095-05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股触及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的政治转型浪潮席卷了南欧、东亚、拉美和前苏联东欧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转型浪潮，不仅导致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剧变，而且对政治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冲击。由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所组成的三级分类比较框架就此崩溃，传统政治发展理论因其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倾向、单线发展理论和狭隘经验主义等内在局限性①，已不能对这种新的政治现实进行充分的解释和说明。作为对上述挑战的应答，一大批学者开始从全新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和探讨，结果就是比较政治学中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政治转型研究的开辟与发展。所谓政治转型就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发生的以政体转变为核心的有关政治制度变迁和政治生态变化的现象与过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新兴的学术领域成为一个“直线上升的行业”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学者们对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目前，政治转型问题研究不仅研究领域在拓宽，在理论范式上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③其中最主要的理论范式有四种，即比较现代化理论、战略选择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本文拟对之逐一进行分析与评述。
一、比较现代化理论与结构分析法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从比较的角度对这一过程进行研究是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特征。它主要围绕着“传统——现代”这个路径来分析政治发展与现代化问题，注重从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中，通过对政治变迁发生的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的考察和比较，来分析研究其发生原因和发展进程，体现出了非常浓厚的“社会——历史”特色。
“结构分析法”是比较现代化理论在政治转型的具体研究中运用的比较多的分析工具。其从结构的观点出发，认为一切政体之所以发生转型，是基于与其政体相关或相互依存的结构条件发生变动所导致。这种观点假定任何政体的起源、巩固与变迁都与其相应的种种经济或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经济结构如资本积累的阶段、进口替代的升级、生产循环、出口变动等；社会结构如阶级的冲突与平衡、利益集团的关系、所有权的模式、家庭结构等；还有更大范围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等。一旦这些条件或是属于整体结构的某一部分发生变化，则政体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在分析焦点上，结构分析法大抵集中在政体发生危机的原因，或是导致其之所以转型的起源上，至于转型启动后的动态过程则着墨较少。
结构观点的转型理论基本可以区分为社会动员论(social mobilization analysis)和历史结构论 (historical structural analysis)两类。社会动员论实质上是一种微观的、化约式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方式。社会动员论者将社会动员界定为“旧的社会心理信守(commitments)遭到破坏，而使人们承受新的行为及社会化模式影响的过程”④。其分析逻辑是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大众传播等社会动员手段和条件的发展或改变，将会导致民众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的变化，影响到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或政治稳定的程度等，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推动政治转型或民主化的产生与发展。在这里，政治转型或民主化被化约成一组可变异的指标，如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或政治稳定的程度等，而先决条件即社会动员的手段和条件也同样被化约成经济发展、教育、大众传播等，且是以先决条件定量分析的变异程度来判断政治转型或民主化的变异程度。社会动员论者对政治转型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经济发展导致政治民主。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西蒙·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通过对50个国家的样本分析就发现：“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民主较多的国家，财富、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以及教育水平的平均值要高得多”。⑤此后，有不少学者继续运用各种统计分析技术，检验李普塞特针对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所提出的假设，都发现其间存有正向的关系。⑥在 1994年发表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的《对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的比较分析》一文中，李普塞特仍然持同一观点。⑦
但是社会动员分析的解释类型大多是就已经充分民主化国家的经验加以反省，而不是探讨正在发生政治转型国家的实况，而且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社会动员论者所崇尚的经验资料的跨国比较也很容易出现“定时化”的谬误，即假定所有国家都是在同时展开社会发展，此类研究多半注重某一特定时段内静态指数的比较，而忽略了长期、动态的变化。事实上也存在着不少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并非正向相关的异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地区普遍出现的“经济发展、政治威权”现象。由此可见，社会动员论者从经济社会结构入手，通过对经济发展、都市化等现代化指标的测量去推估政治转型的发生，尽管有其合理性，即证明了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是政治转型发生或民主化的重要要素之一，但还不足以解释政治转型究竟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
透过结构观点探讨政治转型的第二种途径是历史结构论。其来源于卡多索(Femando H.Cardoso)和法雷托(Enzo Faletto)在讨论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历程时所指称的“历史结构分析”⑧。此一视角承续了被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忽略了的理论学术传统，包括韦伯对国家与制度的分析、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等。这种分析路径同样是从社会经济结构入手，但着重于从宏观的、历史的、动态的角度描述国际经济结构以及国内工业化阶段所造成的阶级变动和对政体的影响。其不仅分析社会生活的结构性限制，也分析经由冲突、社会运动及阶级斗争所造成的结构改变。在对经验现象的分析上，历史结构分析寻求的是一种整体而动态的理解。阶级是历史结构分析最基本的分析单元，将阶级分析与工业化阶段的讨论加以结合，并探讨其政治后果，是其一大特点。采用这种研究路径的是以阿根廷学者奥唐奈 (O' Donnel)提出的官僚威权政体(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regime)理论为代表的。他研究发现，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会从民主政体过渡到威权政体，主要就是因为工业化缔造了政治与社会张力以及精英与大众阶级的结构变迁。⑨
历史结构论最令人诟病的问题是其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刻意强调政治转型是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而忽视了政体本身的内在变异和政治行动者的影响。实际上，不少国家或地区政治转型发生时，其经济政策并没有多大变化。另外，历史结构论在解释具体的政治现实时，往往还会出现一种相同的过程可以同时解释相对立的结果的“神话学式”的诡辩现象。⑩如同样的经济萧条，可以同时援引来解释威权政体的崩溃与生存，既可以解释说是因为经济萧条使民众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撤出了对政府的支持，从而导致威权政体的崩溃；也可以解释为是因为经济萧条需要政府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与干预来摆脱危机，从而导致威权政体的产生或强化。很显然，这种自相矛盾性大大削弱了历史结构论的解释力，影响了其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以结构分析法为代表的比较现代化理论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盛极一时，是当时关于政治变迁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和话语资源。但是其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简单地化约为一种线性的直接关系，从而使其对政治转型的解释大打折扣。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比较政治学中群“说”并起局面的出现，比较现代化理论开始走向衰落，一度甚至还被人们所刻意地规避。不过，比较现代化理论毕竟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范式，对于政治转型这样一个涉及起点和结局的政治变迁的具体历史过程的研究，还是具有其他理论范式所不具有和不可替代的解释力的。近几年来，经过改造的比较现代化理论(11)再次受到人们的青睐，成为当前政治转型研究乃至比较政治学中的主要理论范式之一。
二、战略选择理论与策略互动论
战略选择理论是一种以博弈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理论范式。与早期的现代化理论相比，这一理论范式不是将政治转型放在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而是优先考虑政治转型事件和过程本身，把政治转型视为是卷入其中的各种政治精英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竞争、冲突、协调、合作等活动的产物。根据这种理论，政治转型就是一种政治精英在利益驱动下作出政治选择，实施特定的政治战略、策略的结果。(12)战略选择理论实际上就是当代政治精英理论的具体运用，其核心是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它重点强调的就是政治转型过程中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行为。胡安·林兹、亚当·普尔泽沃斯基、罗伯特·达尔等人都曾经运用这种理论来探讨政治变迁问题。(13)普尔泽沃斯基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政治转型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转型的动力就是来自于原统治精英内部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由于政策分歧而产生的派别对立。(14)
策略互动论是战略选择理论中运用的比较典型和成熟的研究方法。它从行动观点的角度出发，将政治转型分析的焦点落到了政体内部的主体——政治行动者亦即政治精英的策略选择之上，分析各政治分子所作的选择、所采取的策略以及彼此互动关系所引发的影响，以此来解释政治转型的发生与发展。按照台湾学者倪炎元的概括，策略互动论有几个基本的分析要素：首先，策略互动相当强调个别行动者的抉择，行动者有自主性的辨识与决断能力，不受经济、文化或制度等任何外在结构的制约，选择的本身固然可能受到脉络(context)的影响，但最终结果还是基于行动者自主性的决策。其次，为了达成某些选定的目标，任何行动者都拥有若干对行为后果估算的策略，这些策略可能透过完整的设计规划而成，亦可能仅是一组选项中孤立的决定。每一种策略都包括目标取向的抉择，而政治转型即是不同政治行动者策略抉择的互动过程。最后，由于任何抉择与策略都无法预先测知后果，因而策略互动论相当强调结果的不确定性，此不确定性在政治转型研究上有程度上的不同，但经常意指行动者在无法预知其他行动者策略情况下的抉择。(15)代表策略互动论的经典著作是奥唐奈、施密特等人在1986年主编的丛书《威权统治的转型》。他们在其中一部题为《有关不确定民主的暂时结论》的著作中指出：“政治转型的政治过程不是受制于总体静态结构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过程，一个威权政体一旦开始转型，或者会转型为民主政体，或者会转到另一个威权政体。……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许多机遇、意外与矛盾，而其中的‘政治行动者’往往能影响这一不确定过程的最终结果。”“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阵营和派别，各自分别有不同的理念、动机和目标。他们之间的合纵连横或策略互动直接发生在政治过程中而决定民主化的方向和结局。”(16)概括而言，策略互动论对政治转型问题的处理，是将分析的焦点置于导致政治转型的直接因素和政治转型展开后的动态政治过程，特别是不同政治行动者对情势的认知、估计和采取的策略以及可能发生的后果，还有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对抗、结盟与协商的不同组合等。此种分析途径的优点是直接切入政治过程的动态面，比较能掌握动态的政治过程，同时凸显出政治精英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
以策略互动论为代表的战略选择理论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早期比较现代化理论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简单化约为线性的直接关系，而忽视政治转型过程中的政治行动者即政治精英作用的研究缺失。但是，战略选择理论又过于强调政治精英的主观意愿与能力，忽略了影响精英作决策的环境；过于强调政治精英间利益冲突的影响，而无法解释在利益格局未发生重大变化时，为什么同样也会发生制度变迁的问题。
三、市民社会理论与国家—社会关系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批学者开始把市民社会理论具体运用到政治转型研究中。由于“在精神气质上，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市民社会理论）与现代化研究（政治转型研究）具有天然的亲和性”(17)，所以甫一开始，市民社会理论便在政治转型研究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影响力，迅速成为目前政治转型研究的主流范式和话语资源之一。
市民社会理论在一些语境下又被称作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或公民社会理论，其核心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它强调的是社会与国家相对的二元性质，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在围绕整个社会共同体的控制权方面的各自力量消长，作为解释各种政治问题的主要参考标准。它基本遵循下列三个线索展开比较分析：(1)国家的制度结构及其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与控制方式及其演变过程；(2)作为市民社会组成部分的各种民间团体与民间运动的发展历程；(3)国家与市民社会透过一系列政策问题而产生的互动行为过程。研究者们特别强调了市民社会对于政治民主化的意义，认为市民社会是现代民主的社会载体；是国家权威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缓冲地带，是民主力量生成积累的基地；是民主平稳发展的平衡砝码。(18)并且列举了四种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强社会—弱国家、弱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强社会，认为在不同的模式下，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作用的方式与结果、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也就不同，进而直接影响到政治转型的发生与发展。根据这种理论，当代政治转型的发生和发展都是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持续分化、新兴社会阶层的兴起和市民社会不断成长壮大、国家和社会关系出现了历史性变化、权威统治在面对日益强大的市民社会的冲击和挑战时被迫让步和妥协的结果。只是由于各国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不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模式不同，所以政治转型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进程就存在一定的差异。(19)由此可见，在市民社会理论范式中，当代政治转型是由各国市民社会的发育状况和由此形成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来说明和解释的。
市民社会理论因其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大大地拓展了政治转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受到了学者们的青睐。但是这种理论范式本身也有一些缺陷，在具体的逻辑分析中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一是执此范式的学者们在一些关键性概念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特别是在最关键的市民社会的定义与国家—社会间的分界上缺乏定论，这种不统一性必然会直接导致分析的混乱。
二是这一理论范式在运用过程中存在简单化与绝对化的倾向。一些学者执著于“国家”、“社会”二者之间的分野，片面强调双方的冲突，忽视二者之间事实上存在的融合的一面。现代国家和现代公民社会实际上都必须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两者之间的冲突固然会带来制度的变迁，但两者间的协调与合作，未必就不会带来制度的成长。如何将冲突与协调合作同时整合进对政治变迁问题的考察，将是市民社会理论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三是市民社会理论的“舶来”特性所导致的在各具特性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转型研究中的“牵强附会”问题。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而又具有张力的分析架构，市民社会理论无疑是西方学者对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前后社会政治变革思考的结果，而20世纪80年代复兴的市民社会理论也是主要针对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逻辑展开的。虽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发生政治转型的国家和地区也确实出现了类似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的某些变化，但是其差别还是巨大的，特别是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土壤和政治生态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转型更是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而目前大多数中外学者们“却将（市民社会理论）作为研究范式的诉求仅仅停留在理论主张上或与此前的解释模式的论辩上，而未能根据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对具体的各国和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范例性的解释和分析”(20)，即没有将这种具有明显由西方“舶来”性质的理论范式加以本土化或实践性的改造，而是机械地加以套用，进行“牵强附会”般的解释。按照邓正来先生的总结，这很容易在研究过程中演化出两个误导：其一是将理论模式设定为研究的出发点，在政治转型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与现状中寻找一些符合该理论模式前提的伪本土经验材料（例如有论者把中国王朝时期的“民间社会”作市民社会解）；其二是依循这种既有模式对其多元且多重性的历史现象作片面性解读或片面性评论。(21)这可以说是市民社会理论最大的问题所在。
四、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与制度变迁理论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在批判行为主义、继承传统制度主义、吸收并改造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术语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制度主义的“新”体现在既关注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又吸收了行为主义的动态、过程、定量化的研究方法，这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特点。作为当今政治学研究中的前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有多个流派，主要包括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各个派别对于制度的概念、制度的来源、制度变迁与设计、个人与制度的互动、何为好制度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观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传入中国的时间不长，其本身还不够成熟，运用到具体研究中也还有很多技术性问题需要摸索与解决，但是它的基本方法、中心概念等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所具有的理论价值是毫无疑问的。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一批学者开始尝试性地运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来分析当今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政治转型现象。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在于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经济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主体只要能从变迁预期中获益或能避免损失，就会去尝试变革制度；制度的变迁来自于平衡被干扰或破坏，这种变化总是与环境有关，制度变换依赖于环境变化；制度的变迁还往往来自于制度本身的失败，即现存制度不能满足对它的需求，“制度需求大于制度供给”。此外，根据新制度主义的观点，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受到不同变量的作用，其路径选择也体现出多样性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路径替代(path alternation)和路径偶然(path contingency)三种。所谓路径依赖就是指，由于制度创立和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收益递增效应，形成制度的自我强化机制，所以制度变迁一旦迈入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自我强化，并沿着这条路径不断发展下去，形成“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的路径依赖现象”。(22)所谓路径替代指的是通过政府等权威力量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质而建立全新制度安排的制度变迁方式。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政治变迁过程便具有这样的明显特征。所谓路径偶然则是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约翰·艾尔斯特(Jonn Elster)、朱丽特·约翰逊(Juliet Johnson)等学者在研究俄罗斯、东欧等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方式的过程中提出的路径理论。他们认为，路径偶然情况出现于苏东共产主义阵营突然崩溃后的“特殊政治时期”，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旧的制度框架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原来制度变迁的路径突然中断，形成新型制度安排的路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这三种路径理论都各有其明显的不足，路径依赖理论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在推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而路径替代理论则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制度遗产对人的能动性的制约，路径偶然理论则多少带有一些主观臆想的色彩。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近年内大有异军突起之势，应当说这种一定程度上源自经济学的理论目前尚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理论范式，但是它把解释经济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路径依赖、路径替代等模型和原理运用到政治制度变迁和政治转型的研究中同样是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的，值得人们去深入地挖掘。
综上所述，目前政治转型研究的这几种主要理论范式分别是从不同的视角考察和分析了政治转型这一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的，但它们都还存在一些固有的缺憾和弊端，都还不足以完整而全面地解析政治转型的全过程和本质。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将这四种理论范式加以有机整合，各取其优，构建出更加合理、全面和完善的分析范式。然而，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学者们充分发挥学术智慧，付出极大的理论热情，给予高度的理论关怀。
注释：
①(19)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第18页。
②吴清《转轨政治学：理论、方法与问题》，载于《政治学研究》1995年第1期。
③沈立新《中国政治转型的理论研究：综述与评价》，载于《湘潭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④⑧⑩(15)倪炎元《东亚威权政体之转型》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页，第11页，第20页，第 29-30页。
⑤［美］西蒙·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8，416-417页。
⑥庞建国《国家发展理论》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236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民主的再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
⑨G.O' Donnell,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Berkeley: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3.
(11)即在强调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对民主化与政治转型发生的重要性的同时，也重视由此带来的民众教育水准提高、社会多元化和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强调政治转型是各种结构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屏弃了过去的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之间的简单化约式线性的关系模式。
(12)陈尧《当代世界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动因与路径》，载于《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
(13)具体是指胡安·林兹的《极权与威权政权》、亚当·普尔泽沃斯基的《民主转型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和罗伯特·达尔的《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
(14)Adam Przeworski,"Some problem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in Guillermo A.O' Donnell,Philippe C.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eds.,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Comparative Perspective,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
(16)孙代尧《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1页。
(17)(21)陈明明《比较现代化·市民社会·新制度主义——关于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三个理论视角》，载于《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
(18)燕继荣《市民社会与民主化的“双边进程”——论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载于《东方论坛》1997年第2期。
(20)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156页。
(22)［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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