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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的全球经济整合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市场经济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陈佳贵）
东北地区是我国近代工业起步较早的地区之一，经过建国以后特别是“一五”、“二五”时期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已基本形成了以钢铁、机械、能源、汽车、造船等重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基地，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被誉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全国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由于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趋明显，企业设备老化，竞争力下降，就业矛盾突出，资源性城市主导产业衰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初期，辽宁省GDP是广东的2倍，而现在广东是辽宁的2倍；1980年黑龙江省的GDP与东部6省市的平均值相当，现在则不足50％，人均GDP仅是上海的1/4。因此，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就成为当前改革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突破口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构
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国有经济布局过广、过散，国有企业比重过大
总的来看，国有经济几乎遍布东三省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而且在多数行业都占有较大比重。在工业领域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几乎在每一部门都有国有企业。从工业内部的39个大类行业看，国有工业企业的实有资本占全部工业企业实有资本的六成以上，且多为钢铁、机械、汽车、造船等重大工业项目。其中，某些行业几乎全部为国有企业，成分极为单一。就连一些生产社会化程度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如木材加工、竹、藤制品业等），国有企业也占有相当比重。由于国有资本分布太广，不仅造成了国有经济分散，难于管理，而且导致企业规模相对较小，不易形成规模经济，这就造成众多国有企业效益低下，亏损严重，甚至资不抵债，有的濒临破产，同时也严重制约着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
（二）国有大中型企业设备严重老化
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企业的设备老化，技术陈旧，长期以来未得到系统改造。以沈阳市为例，“六五”以来，全市只有10％的大中型企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目前全市主要工业企业生产设备属国际先进水平的仅13.4％，国内先进水平的仅19.2％，两者之和不足1/3。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老设备70％还在运转。另据资料显示，哈尔滨市工业企业设备役龄在20年以上的约占23.8％，30年以上的占9.2％，全市还有1/4以上的企业仍然沿用60年代陈旧落后的设备。再如，长春市工业企业设备的平均役龄在20年以上的约占60％，在2.4万多台机床中，80年代水平的约占17％，70年代水平的占47.2％，60年代水平的占19.7％，50年代水平的占15.4％。工业基础设施落后，国有大中型企业近50％的设备超期服役或接近报废，很难想象，用如此落后的技术装备能生产出现代市场需要的产品。事实上，东三省是承“装备工业基地”之盛名，而难副其实。
（三）国有大中型企业历史负担沉重
东三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债务、冗员和办社会三大负担阻碍了自身的发展。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自有资金严重不足，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长期借款几乎全部为银行贷款。而短期借款的情况则更为严重，据数据显示，截至2000年3月，东北地区在工商银行开户的4100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流动资金合计为3607.2亿元，流动负债合计为4268.1亿元，流动负债已超过全部流动资产660.9亿元，比例为118.3％，高于全国15个百分点。另外，由于国有企业长期形成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加之低工资、高就业的劳动就业观念的影响，企业冗员较多。在市场竞争与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东三省大中型国企过去隐性失业的矛盾凸现，下岗、失业人数大量增加，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企业所负担的各种非生产性支出（如职工住房、医疗等）数量也十分巨大。加之，东北地区老企业多，离退休职工人数多，这一负担就更加沉重。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如何解决国有经济布局过广、过散，国有企业比重过大，企业设备老化严重，以及历史负担沉重等问题，客观上就构成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作的中心任务。同时，从横向上看，同其他地区的国有企业改革相比，东三省大中型国企改革的涉及面更广，资产存量更大，历史问题更多，自然，改革的任务也就更重。因此，继续深化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将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突破口。
二、跨国公司的全球经济整合与东北国企的市场经济重构
在国际竞争国内化和国内竞争国际化的竞争环境下，我们必须站在全球的高度来思考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问题。
（一）非国有投资者缺乏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最大的困难
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提出国有经济要有进有退的改革思路，国有经济可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主要针对小型国有企业。1999年召开的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国有大中型企业纳入改革的范围，指出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可以流动，实际上，实现竞争性领域国有大中型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已经是一个明确的改革方向。但是，无论是上市公司减持国有股份，还是非上市企业变现部分国有资产，都存在缺乏有实力的非国有投资者的问题，即“没有买主”。对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以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来说，具有很强投资能力的个人（包括管理层）和非国有的机构投资者，一直是非常稀缺的资源。就东北老工业基地而言，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比重、资产存量、平均规模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的困难更大，任务更艰巨，非国有战略投资者缺乏的问题也就更加突出。
（二）从世界范围看，跨国公司已成为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力量
从世界范围看，1987—1999年跨国公司参与世界最大的50起国有企业重组项目中，在经济转型国家就发生了26起，涉及石油、电力、汽车、钢铁、铁路、通讯、金融等领域。其中，在拉美国家发生19起，收购价值为505亿美元；在中东欧国家发生7起，收购价值为92亿美元。可以说，跨国公司已经普遍地参与到转型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来，并购和重组了大量的国有资产。
（三）引进跨国公司对深化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引进跨国公司对深化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具有以下三方面的促进作用。第一，有利于大中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大中型国有企业同小型企业相比，掌握了大量的国有资产，由于资产规模巨大，就为实现国有资产产权多元化带来了困难。跨国公司以适当形式并购国有企业的部分股权，从股权结构上改变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格局，实现产权多元化，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推动大中型国有企业按照国际规则，形成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另外，从目前跨国公司参与实现大中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方式来看，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存量售出，例如深圳五大国有企业的海外招标；二是增量稀释，例如江铃汽车、青岛啤酒、上工股份的定向增发和东风汽车与日产公司的合作等。第二，有利于引进大额资金与先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我国企业的实力与发达国家企业仍有较大差距，无论在规模上、技术创新上、多样化经营能力上、市场应变能力上、盈利能力上，都与国外企业存在明显的差距，缺乏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在国际化的竞争条件下，如何提升国际竞争力，就成为深化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所包含的内容。就跨国公司通过并购参与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双方在合作上更容易达成一致。跨国公司之所以选择大中型国有企业，在于其特殊的产业地位和特有的资源。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而言，能够为其提供大规模发展资金与先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的也只有跨国公司。第三，有利于形成控制权外部市场，加强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就我国国有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而言，“内部人控制”的现象较为严重，企业经理人员享用豪华的办公室，在职消费、掌握着巨额支出账户，“无效率”的现状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近年来，跨国公司正在全方位地利用并购方式获得中国企业的控制权，并购的进程在加快，并购的范围更加广泛，并购的规模在扩大，并购中对控制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跨国公司通过并购获得控制权，实质上就是资本市场上竞争机制的体现，并形成了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将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构成可置信的外部接管威胁。对于目前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而言，资本市场并未构成有效的激励约束，其控制权没有受到资本市场竞争机制的威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战略投资者。由于大中型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巨大，同一般企业的并购活动相比，并购难度较大，对并购者接管能力也就提出了更高要求。跨国公司恰恰能够胜任这一角色，通过大规模的并购活动促进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形成，构成对公司经营者有效的外部激励约束。
三、经济转型与新工业体系重构的几大关系
（一）正确处理好产业开放和管制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首先强调产业开放与管制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开放程度的扩大要求管制水平的提高，换言之，有效的管制将进一步促进产业的开放。目前，跨国公司通过并购已经进入了我国的战略性产业和公用事业，这就对政府如何有效的管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强调在战略性产业和公用事业中并不是完全排斥非国有成分的进入。以前，一味的产业限制，禁止跨国公司进入，并不能保证产业中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企业效率的提高，相反还促成某些产业的部门垄断，缺乏竞争机制，限制了产业的发展，事实上这也是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损害。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通过跨国公司的进入引进产业竞争机制，促进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有效的产业管制，例如公众评价、价格报告、审批制度、经营权招标等，避免跨国公司出于对商业利益的追求而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政府管制水平的提高与跨国公司的进入程度必须要保持协调一致，只开放不管制必然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拉美国家目前所遇到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管制水平达不到战略性产业大规模开放所提出的要求，致使国家和社会利益受到损害。因此，我们说，提高政府的管制水平，建立完备的管制体系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根本保证，要做到既“放得开”，又“管得住”。
（二）正确处理好合作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跨国公司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目的就是要迅速占领中国市场和在中国建立制造基地。这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而言机会与威胁并存，一方面可以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则有可能丧失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丧失企业的自有品牌，完全依赖于跨国公司，并处于全球价值增值链的低端。竞争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就要求大中型国有企业必须及时明确战略发展方向，承担起发展民族产业的使命。换言之，就是如何在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中，找准自己的战略坐标，不是在合作中消失，而是在合作中求发展。对于大中型国有企业而言，加工能力强，劳动力成本低，并具有一定的市场优势；但是，从整个价值链的附加值来看，加工组装阶段的附加值最低，而研发和营销阶段的附加值较高。大中型国有企业已有的优势是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基础，但如果长期保持不变就会在合作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大中型国有企业最优的战略路径就是“以我为主，寻求互补”。所谓“以我为主”，就是要坚持自己的发展和成长战略，围绕自己的发展战略和战略目标选择是否与跨国公司进行合作，跨国公司的介入程度要以不损害我国企业的成长发育为限，对于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如能源、化工、电子、钢铁、信息、生物、新材料等产业，在并购中力求中方的多数股权以及技术的控制权。所谓“寻求互补”，就是在具体合作的谈判过程中，努力做到优势互补，通过引进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资金和优秀管理技能，促进我国企业的成长。总而言之，就是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各项优势，坚持自己的战略发展方向，在合作中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加强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前后向联系，最终在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对于当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讲，伴随着我国全面履行WTO协议的进程，产业在逐步的开放，在这一段过渡期内，同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是我国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一个现实战略选择，这也完全符合在合作中求发展的战略方向。
（三）正确处理好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关系
大中型国有企业战略发展方向的最终实现，还有赖其具体战术的应用。以当前具有较快发展势头的跨国公司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并购为例，并购本身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通过采用科学的并购战术，将会提高并购的谈判地位，有利于达成促进大中型国有企业发展的产权契约。因此，如何提高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参与并购的战术能力，就成为实践中不容回避的问题。国有大中型企业并购战术能力的提升，贯穿于整个并购的准备阶段、谈判阶段和整合阶段。在准备阶段应该注意合作对象的选择和防御战术的运用。以企业自身的战略发展方向为依据，认真分析跨国公司所具有的优势、组织文化特征和并购的动机，为今后良好的合作打下基础。同时，在合作对象数量的选择上，应选择来自不同国家的多个跨国公司，营造并购方互相竞争的局面。竞争机制的引入将使中方在未来的谈判中处在有利地位，据统计表明，多方竞价将会使资产价格平均有约30％的溢价。例如，上海自来水浦东有限公司、深圳市政府的海外招标都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战术，保证了国有资产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但是，在现实操作中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引进外资，进行大规模、一揽子的出售国有资产，忽视了对合作对象的质量和数量的考虑，国有资产的损失不可避免。另外，面对恶意收购，企业可采取相应的防御战术，如“毒丸计划”、寻找“白衣骑士”、双重资本重组等。在并购中的谈判阶段应该注意国有资产价格的确定和股权的设置，尤其是股权设置与战略发展方向的一致性问题。整合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业务和人员的整合，其中组织文化的匹配是成功整合的关键因素。大中型国有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积淀了深厚的企业文化，对组织机构设置、员工行为方式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跨文化管理能力的培养，对最终整合成功、发挥协同作用具有特殊的意义。
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与新工业体系重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刘世锦）
一、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的实质问题
调整、改造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首先要认真总结多年来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研究分析哪些措施是成功的，哪些措施是不成功或失败的，其原因何在。通过总结分析，在调整、改造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问题上的认识才能够有所深入。
第一，调整、改造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既要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也要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发展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相互融合的混合经济。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比重高，国有大企业多，这是基本事实，调整、改造和振兴必须首先面对和解决国有企业的种种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向前看，从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看，从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看，不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是很难培育起来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自身构成了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为国有企业的改造提供就业机会，提供新的投资者，提供替代性的财政收入。对改造国有企业来说，非国有经济不是对立的、排斥的东西。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相互融合而成的混合经济，应当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竞争性行业，继续保持未能实质性改制的国有企业为主的格局，振兴的希望甚微。东北老工业基地自身的经验也说明，在国有企业自身的圈子里搞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入应主要用于转换机制，企业发展资金要靠市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历史长，普遍设备落后，技术水平低，人员负担重，过去曾经给国家作出过重要贡献，因此，国家应当增加技改投入，上一些新项目。长期以来，基地总是千方百计向国家要投入，国家也陆续给了不少投入，但结果是人所共知的。根本的问题在于，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增加投入较为有效；当转入市场经济，周围大的环境改变以后，国有企业缺的不是钱，而是新的体制和机制。体制和机制不变，即使国家给了投入，非但不能解决原有的困难，而且会形成新的包袱，出现所谓“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不良循环。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不是说国家不承担责任，不再花钱，而是要将钱花在解除国有企业的历史包袱，为企业改制创造条件上。近年来辽宁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试点，就是沿着这条思路取得的重要进展。企业发展所需资金，应当主要通过引入新的投资者和其他市场融资渠道解决。
第三，既要重视发展装备工业，也要通过市场选择发展其他优势产业。装备工业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诸多产业中技术含量较高的部分。多年来，有关方面反复呼吁振兴装备工业，一个重要考虑是借此带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振兴。事实上，装备工业是对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有很高要求的产业，国际上的流行趋向是分工细化，对外部协作的依赖加强。而东北老工业基地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企业内部大而全、小而全、企业之间条块分割，形式上看一个区域内集中着大批企业，但专业化分工程度很低。这种形态只能说是一种企业集中区，与上面述及的产业集聚有着实质性区别。我国装备工业大发展的条件正在成熟，但是否会出现产业中心转移，东北老工业基地能否充分分享这种发展机遇，应当说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关键将取决于老工业基地能否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尽快形成有利于产业集聚的条件。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布局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计划经济的内在强制性并不能充分反映当地的诸多优势，所形成的产业布局未必是合理的。况且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发展，以前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的比重已经相当低了，生产要素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有的产业结构应当也完全可能进行大的调整，除了传统的装备工业和其他重工业外，发展其他产业的空间也很大。简而言之，要重视装备工业，但又不能把“宝”全押在装备工业上。发展何种新兴产业，政府事先往往是说不准的，还是要交给市场来选择。东北一些地方的经验已经证明，某些原先被政府看不上或看不起的产业，反而蓬蓬勃勃地得到发展。关键是要培育市场，让市场起作用。
第四，充分认识、发挥东北地区的现实与潜在优势，促进区域经济上新台阶。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主要表现在有较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基础，较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高的城市化水平（特别是辽宁省），人力资源除了低成本外，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重视加工技术的传统。它的缺陷主要是计划经济的体制、机制和意识影响还较深，市场经济的文化传统缺乏，先进的技术、管理、营销网络等要素不足，市场化的融资渠道较少等。不克服这些缺陷，诸多优势就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市场竞争力。在促进东北区域经济发展上，一定要树立通过改革开放使“要素重新组合”的概念，通过这种重新组合，推动结构调整，培育出新的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
第五，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是调整、改造和振兴的有利时机。一个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振兴至关重要。当经济处在上升阶段，特别是本地的重要产业市场需求旺盛，有可能成为高增长产业时，老工业基地改造和振兴中的国有企业历史包袱解除、职工安置、吸引新的投资者、发展非国有经济等问题都较好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两轮由高增长行业带动的快速增长周期，给东北老工业基地也带来了或多或少的振兴机遇，但总的来说，机遇抓得不好。去年以来，以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为龙头，包括了钢铁、机械、煤炭、建材等产业在内的一批高增长行业的出现，推动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较快增长周期。在这些高增长产业中，不少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比重较大或基础较好的装备工业和基础工业，而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新一轮增长周期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和振兴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时机。
二、新工业体系重构的战略措施
按照上述基本思路，调整、改造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措施可以主要考虑如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中央和地方共同建立老工业基地改造基金，主要用于支付国有企业的改制成本和资源枯竭产业的退出成本。
建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出资，在详细测算的基础上，在省一级建立一定规模的老工业基地改造基金。该基金的支出范围包括：1.补充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资金。将辽宁进行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试点扩大至东北其他两省；2.补充国有企业职工理顺劳动关系和再就业所需资金；3.补充国有企业确实无法弥补的债务缺口；4.支持资源枯竭地区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发展接续产业，如煤矿塌陷地区的职工居住条件改善等；5.其他国有企业改制必需的费用支出。中央政府的出资比例可以考虑中央直属企业资产、资源枯竭产业退出援助等因素确定，但不宜过高。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重点是减持国有资产，也包括地方财政收入。关于资金筹措，在保留已有资金渠道的基础上，有一个可供考虑的方案是，首先由国家分期发行老工业基地改造和振兴专项长期国债（如10年期）.其中除中央应出部分外，其余部分由中央政府转借地方政府，作为地方政府出资。地方政府制定推进国有企业改制和改组，分批减持国有资产，向中央政府归还所借国债的一揽子计划，并付诸实施。
与上述计划相配合，在省一级成立专门机构，制定周密的、可操作性强的国有企业改制和改组规划，包括确定进行改制和改组的企业范围，企业改制和改组的原则和具体方案，需支付的改革成本数额和支付方式，应减持的国有资产数额、减持方式和进度等。与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设立和运行相配合，授予该专门机构处置所管国有企业资产的必要权限。资产处置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采取市场经济的通行方式，并尽可能采取集中统一的形式，以减少由企业或较低级别地方政府主导资产处置时可能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逃避债务、损害职工合法权益等问题。
第二，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试点，放宽投资进入限制，吸引新的投资者，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
在东北三省率先开展投融资体制改革试点，其主要内容是：将原由中央政府审批，限额以上、属于“宏观调控”范围内的项目，特别是装备工业和其他基础产业领域的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省一级政府；审批内容要相应改革，主要集中在安全、环保、资源消耗等社会性管制内容上；审批的责任要明确、效率要提高，例如提出明确的时效要求，逾期不批视为同意；中央政府在下放审批权限后，加强对地方有关行业发展状况和前景等方面的信息服务。
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上一批新项目是必要和可能的。没有一定规模的增量，存量的改制和改组往往难以推动。新项目不仅要成为经济上的新增长点，同时要成为新体制和新机制的生长点。新项目要靠新的投资者，既包括东北地区的新投资者，更要重视东北地区以外，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新投资者，重视境外的新投资者。据调查，东南沿海地区部分颇具实力的民营企业对投资装备产业和基础产业积极性较高，东北地区的一些民营企业也有同样意愿，但受到现行审批制度的严重制约。审批制度改革，将有助于这种积极性的释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原则上不投向竞争性领域的新项目。新项目要有新体制，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元化产权结构和有效率的内部治理结构。如果继续用老办法建新项目，很可能重蹈覆辙，搞出一些新的包袱。
第三，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有利于投资、创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
政府职能转变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和振兴中的关键一环，这个问题不解决，再好的方案也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与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相配合，各级地方政府，首先是省一级政府，要制定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步子要大一些，有些方面可以在全国先走一步。要切实解决政企不分，政府对经济事务直接干预过多、过深，而公共服务又严重不足的状况，把政府经济工作的着力点转到创造鼓励公平竞争，促进投资、创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上来，精简机构，精简人员，吐故纳新，吸引人才，廉洁自律，焕发活力，全面提高政府效率。
在改进“软环境”的同时，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进投资的“硬环境”。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地方政府要有一定的投入，国债资金也应有一定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运用市场经济的办法筹措资金，进行建设和运营。建议在东北地区进行发行市政建设债券，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试点。由国际上高信誉的评估机构对拟发行债券的城市政府进行资信评估，符合条件并通过一定程序批准后方可发行，以尽可能地减少和控制风险。
重写东北与重构国家新工业体系
（欧盟中国协会东北办事处主任、欧中论坛秘书长、博士 皇甫晓涛）
一、重构国家新工业体系的内涵
建国后的第一次产业结构调整，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的沿海与内陆、轻工业与重工业关系的结构性调整，东北没能赶上这班车。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新工业体系的重构，主要是指全球化背景国有工业体系国际竞争要素的重构。一是企业体制与机制的市场经济转轨、转型与结构性调整，整合国有资产进入新资本体系，建立以市场经济为主的股份制企业经营、管理体制与机制，这是体制创新。二是产业结构的调整，由重化工业基地向产业加工深度、市场延伸深度的轻重工业、服务产业、知识产业、物流贸易产业调整，以增强市场要素与多边性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这是产业创新。三是技术设备的更新，以打造新工业体系的核心竞争力，这是技术创新。四是用高新技术与知识产业提升新工业体系的核心竞争力，这是知识创新。五是招商引资，将国际先进技术、项目、资本与老工业实行嫁接与组合、重构，同时又带来新的管理体系与经营机制，拓展全球化市场空间，这是管理创新。六是将老工业基地沉淀的资源、资产挂牌上市，经过新工业体系的重构，盘活、拓展开来，搞好资本运作，进入全球资本市场，这是资本创新。七是引进、用好企业家与带头人，像培养国家重点学科与学科带头人那样，培养领袖级企业与产业巨舰及现代企业家，这是新工业体系重构核心竞争力打造的人文创新。八是信息化装备与新工业体系智能化水准的提升，涉及个别行业、企业，也涉及整体产业现代化发展与新工业体系的现代化国际竞争力推进，以及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环境、政策的发展，这是智能化创新体制、机制与相关环境、政策建设的智能创新。九是政策的调整与支持，包括科技政策、技改政策、金融政策、投资政策、贴息政策、招商政策、动迁政策、资产管理政策、资本运作政策，这是政府过程与政策的创新，即政策创新。十是观念、思想的解放与新工业意识、战略的重构，这是新工业体系发展灵魂、意识形态的重构，是文化创新。十一是新工业体系企业品牌、科技品牌、产业品牌、资本品牌、文化品牌与产品品牌的打造，这是新工业体系核心竞争力打造的品牌创新。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重构新工业体系的具体措施
重振老工业基地与重构新工业体系是一个艰巨的战略工程。一是在产业调整上，要打造新工业巨舰，如装备工业、汽车工业、造船工业、石化工业、电力能源工业，在国家的战略布局调整中能摆在重要的位置上，将其变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二是要以点带面，参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城市化推进现代化，以核心资产、产业推进核心资本与资本市场发展的经验，以沈阳—大连都市圈的国际环境平台与资本平台带动东北新工业体系以及新经济体系的发展。三是要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发展与国有企业的转型。四是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政府过程在经济转型期重大政策、观念、机制与行为的战略主导作用与服务职能转变。五是要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扩大现代产业规模，提升产业竞争力，重振老工业，拓展新工业，发展旅游、商贸、金融、信息、会展产业与环境产业，整合都市产业。六是要搭建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对接平台，使东北新工业体系的重构在国内企业改造升级中发挥带动作用，真正成为国家金融创新体系、政策创新体系、科技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与城市创新体系。七是要引进跨国公司，重组国有资产与大型国企，这一点有东欧、原东德国企与国有资产重组的实际经验可资借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市场经济转型，是百年不遇的大事，能在和平环境中稳步提升经济、发展产业，将创造历史的奇迹。八是要建立老工业基地改造基金，用于支付国有企业的改制成本和资源枯竭产业的退出成本，用来补充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障资金，补充国有企业职工理顺劳动关系和再就业所需资金，补充国有企业无法弥补的债务缺口，支持资源枯竭地区解决生产、生活问题，发展接续产业。九是要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试点，放宽投资进入限制，吸引新的投资者，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十是要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有利于投资、创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十一是要盘活存量、扩大增量、改善环境，抓住中国工业化浪潮的新机遇，重构新工业体系。
三、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与重构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转型，“转”向何处？如何构“型”？“重构”的战略体系与发展目标是什么？创新体系的发展依据、发展理念、发展灵魂与发展道路是什么？这是涉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根本问题。“转型”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重构”是全球经济资本要素与相关体制、机制的重构，创新是发展道路与体制、机制的创新，所以根本问题是发展问题。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构与发展，一是企业现代化体制的转型与重构，要有50％以上的企业在重构后能够将历史沉淀的资源、资产盘活、提升，进入全球经济的资本市场，具有全球资本流通的经营机制与深度，使企业的产业资本在转型重构中发展为跨国公司的市场资本。二是要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转型、重构中发展市场经济的环境、机制与活力、氛围，打造与新工业体系相适应的市场经济环境与产业机制，调整、提升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与新工业体系相匹配的市场经济产业要素，如金融、保险、信息产业与咨询，中介智能产业，发展会展、旅游、商贸、物流与新兴业态的服务业，使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占50％以上的比例。三是要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转型、重构中发展环境经济，用工业化与城市化两个轮子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重振，创造新工业体系的经营环境与生长空间，构筑新工业体系的发展舞台与资本平台，用城市化推动工业化，用工业化推动现代化。要使工业化达到50％，城市化50％，生态化的绿化覆盖率在城市改造、建设中也达到50％，就会走出新工业体系与环境经济、都市产业的新型现代化之路，这一点大连环境经济1∶6的投入产出率与开放经济资本平台的重构是值得借鉴的突破与个案，四是要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转型、重构中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体系的民营资本与民营经济，并使之与外资一并进入老工业基地的产业资本重构与新工业体系发展的产业资本机制中，成为现代股份经济、混合经济产业资本的生力军。五是要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转型、重构中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与文化，一方面将教育、科技与文化作为知识经济与新工业体系的原创力，作为知识产业的人文资本与积累，一方面将教育、科技与文化作为知识产业的创新体系，两者的互动、互补将对老工业基地的重构与新工业体系的发展起到点根本的推动作用，要使知识经济、高新技术在新工业体系中占有50％的科技、文化构成。
中国工业化浪潮与东北新工业体系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金碚）
一、中国正面临工业化的一个新浪潮
据统计，在当今世界200多个国家（地区）中，大致有64个实现了工业化，这些国家的总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不足20％。而中国有12亿多人口，占世界人口21％以上。也就是说，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将在几十年的时期内，使全世界工业社会的人口翻一番。这是一个意义极其巨大的世界历史事件。更确切地说，现阶段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是一段让金球工业化的版图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历史变迁时期。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伴随着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过程同世界其他大国的工业化进程相比，在许多方面，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速度和广度是罕见的。特别是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作出的开放承诺，连外国和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都承认，在许多方面是“非常激进”的，甚至在有些方面是所有国家中“最彻底”的。可以说，中国是有史以来，在工业化进程仍然处于（人均）低收入状态时，开放速度最快、开放领域最广、开放政策最彻底的一个大国。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飞跃时期，即为加速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工业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中国不断加速了对外开放的进程，从试点开放，到局部开放，再到全方位的开放，仅仅20多年，中国就从一个高度封闭的国家，变为开放度非常高的大国，特别是在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中国成为全世界最为宽容国家之一。正是因为这样，在加速工业化时期，中国全方位的和相当彻底的对外开放政策所获得的一个直接益处是，广泛地获得了国际分工，特别是产业分解所提供的制造业发展机会。在工业化过程中，产业分解是一个普遍现象，是分工深化的表现。由于世界产业的分解，使得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传统产业有可能迅速地向中国转移。20多年来，中国通过承接制造业的组装加工，形成了从沿海地区开始，并不断向内地延伸的许多加工区和产业集群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分解是技术扩散和产业扩张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分解的过程中，不仅传统产业向中国转移，而且，高技术产业中的加工环节也迅速地向中国转移。实际上，在产业高度分解，分工非常细化的条件下，被统计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生产工艺同传统产业产品的生产工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样，中国工业化很快进入广泛的国际分工体系。在统计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极其独特的现象，即所谓“加工贸易”在进出口中占了非常大的比重。而且，在进出口额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品也占相当高的比重。“加工贸易”这种一向被认为是低技术层次的方式，甚至可以成为高新技术产业世界分工的实现形式。总之，中国工业高速增长同中国经济的快速对外开放和日益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二、东北新工业体系重构的主题：提高企业综合素质
在中国工业化新浪潮中，企业竞争已由本土到全球，由经济个体到国家主体，由市场客体比较优势到企业主体发展优势。企业素质的竞争，将成为新工业体系重构的战略主题。
1.新一轮产业竞争的中心：从成本竞争、价格竞争到技术竞争、创新竞争。
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核心技术战是产业竞争的中心，高新技术产业更具有产业分解的这一核心辐射能力。以计算机产业为例，1981年，IBM把关键的个人电脑部件资源让给微软和英特尔公司，是信息产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长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也是计算机产业走向分解的标志。从此以后，计算机产业迅速扩散，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计算机产业的生产分工体系。因而，新工业体系的重构，仅仅市场竞争是不够的。
价格战曾一度使消费者得到实惠，而成本战也令许多企业血本无归，最后不得不挥泪告别市场。因而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从根本上超越对手就成了所有企业的梦想，然而要想技术超人一等，必须具备良好的创新意识，一切技术手段都必须以独特的创新思维为灵魂，才能有所依附，才可能让企业家梦想成真。但是企业的创新不应局限于技术创新，管理机制创新、品牌体系创新、薪酬制度创新等方面也都应该大胆尝试。当然，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要把创新的目标明确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上，要有针对性的改造企业的方方面面，以便更好地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既要有技术创新，又要有管理创新与人文创新，这是企业素质提高的关键。总之，东北老工业基地要重振昔日的雄风，就必须先从培育企业的创新能力入手。
2.影响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从要素成本决定到企业综合素质决定。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全球资源配置越来越市场化，我国企业原有的资源优势日渐衰微：品牌的优势、企业文化的主体优势日渐突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凭借成熟的企业魅力鲸吞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企业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反映在营销战略上，也间接反映在品牌形象与员工素质上。企业要发展，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做的事还很多；要有永续经营的意识、要有创百年基业的雄心，才可能不落后于人，才可能后发制人，才可能使企业进入健康、快速的良性发展轨道。全球经济实践证明，绝对的市场经济，只是一个假说，在市场自由机制的后面，有人文、文化的软实力企业素质问题，有政策，政府过程的国家战略问题，有管理思维、经营观念的方方面面企业综合能力问题，都不是一日之功，需要企业有能力又有耐性的综合素质。从这一方面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企业应在提高其综合素质上下功夫。
3.东北制造业的优势和劣势。
东北制造业是共和国工业的长子，基础雄厚，已有多年的生产经验与产业化经营、管理的历史经验，有产业资本的深厚积淀与产业运转的机制与经验，也有产业资本的全球化市场与资本平台，有相关政府过程的充分经验与政策优势，相关产业大军的人才队伍与核心团队。但把这一基础转化成现实生产力，一是需要政府过程的宏观指导、政策指引、行政规划与活力，以及政府的面对全球经济的创新能力、机制与平台，改制成本与效益；二是需要企业主动搭建、对接全球产业资本平台，参与全球产业资本市场的循环与建设；三是需要科技、技术、管理、人才诸多企业过程要素的成功集聚与运转。总之，东北制造业新工业浪潮不仅需要新的政策与启动资金，更需要新的思维、观点、方式，新的企业人文、文化，需要操作产业资本的人才与运行全球资本市场的帅才。一句话，需要新的产业资本全球化领航与市场经济领跑者。
4.新工业体系重构的核心问题：提高企业竞争力。
我们知道，盈利性是市场机制引导资金的基本动因。一个地区如果不具备拥有商业资金增殖的条件，就不可能摆脱落后，政府投入再多的钱也没用，只会打水漂，投进去的钱最终还会流走。而要具备有效运用商业资金的条件，就得有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产业资本的“选择原理”与企业效益最大化的组合规则，仍是企业素质建设的战略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企业竞争力是重构东北新工业体系的核心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口超过1亿人的国家，在处于中国这样的发展水平时，实行像中国这样全方位彻底的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对外商直接投资所实行的高度容忍和彻底开放的政策。东北正是这个开放战略进程中新的历史前沿与时代舞台，也是产业资本平台与资本市场新链条的关键所在。外商与国企都处在产业资本重构与全球资本市场双赢互动的时机之门与效益最优化选择的临界点上，就看谁的功夫更深，时机抓得更准，以完成那资本市场“最惊心的一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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