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期苏联苏维埃体制变异的历史机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维埃论文,斯大林论文,苏联论文,机理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7)04-0010-06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依据俄国的政治现实，设计了苏维埃民主的第一个实践模式[1]。然而，苏维埃民主体制在随后的发展中却没能按照预设的轨道运转，而是出现了游离与滑轨[2]。为了阻止和扭转这一趋势，列宁又从制度设置方面对苏维埃民主体制重新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3]，针对苏维埃权力结构的现实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制衡网络，只是这个机制能否操作、如何操作以及尚有哪些漏洞等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遗憾的是，斯大林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把列宁关于权力应该如何约束的问题重又拉回到权力应不应该受约束的问题上去了，并用实际行动作了否定的回答。列宁晚年设计的权力制衡机制未能沿着期望的方向发展，而是发生了形态变异、功能萎缩或功能丧失。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以党代政、执行机关代替权力机关、委派制代替选举制及执行机关的自我监督为特征的过度集权的、高度行政化的权力结构模式，苏维埃的地位大幅度下降，苏维埃的功能全面衰微，最终完成了它的嬗变过程。除了斯大林苏维埃理论本身的局限[4]之外，催生这一变异体制的社会历史动因是什么呢？
一、集权制下的稳定：斯大林集权的历史合理性与不合理性
斯大林接管政权的时代，苏维埃政权是被资本主义汪洋大海所包围的一个孤岛，国家贫穷，人民贫弱，帝国主义时刻准备颠覆这个异己的制度，而法西斯势力则磨刀霍霍，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厚。从国际关系的大背景看，苏联并没有也无力摆脱面临战争的状态，不管愿意与否，它仍然是被绑在战车上的。斯大林对苏联所处环境的基本认知是：“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打倒，”如果不愿意被打倒，那就必须抓紧时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决不能减低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5]37-38因为“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党不可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5]168为了应付外部的威胁，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始终处于备战状态，备战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一种战争机制，它视反对派乃至反对声音的存在为一种威胁或潜在的威胁，它需要的不是争论、异议甚至丝毫的怀疑，而是绝对的服从和迅速的行动，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争取时间，争取相对稳定的环境，为此不惜付出残酷的代价。无论在任何意义上（积极的或消极的），苏维埃权力的扩大都意味着对行政权力的削减与对党权的限制。为了安定，斯大林宁可实行过度的集权甚至极权，不如此，他的方针政策就不能顺利地推行——对斯大林来说，这将意味着苏联的灾难。斯大林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的理由与黎塞留的Ralson d'etat（意即为了国家的利益采取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从这个大背景去理解苏维埃权力的弱化，理解斯大林集权的客观要求，或许不无合理之处。斯大林用以唤起苏联人的是对外部威胁的恐惧和对未来前景的渴望和憧憬，为此，人民宁肯暂时牺牲部分的自由而换得未来的安宁，宁肯忍受暂时的苦难而赢得未来的美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俄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处于现代化的早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现代化的后起国家与先行现代化的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有了相当大的差别。英法美诸国的现代化是自发的、缓慢的、自然长成的，它们在一定时期只需解决或对付一种危机就够了；但后来者的处境却要艰难得多，诸如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等问题几乎是一涌而至。更重要的是，先行者已为后继者提供了某种“示范”，而后继者在短时期内又无法达到“示范者”的水平，这极容易激起国人的失望与躁动；当先行者对后起者构成威胁时，这种情绪尤其强烈。既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又要有能力驾驭被动员起来的各种社会力量，于是便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革命的一个历史功能就是用能实现社会变革的强有力的政府去取代软弱的政府。”[6]124在这个意义上，十月革命恰好起到了这个作用。但“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应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之制度化的阶段”[6]243。在一个制度化水平比较低的社会里，如果群众的参与程度过高，又没有相应的制度化、组织化的保证，就会陷入政治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领袖可以任意动员群众，群众也可以随意影响领袖，各种政治势力则相互角力。这种角力可能不是为了社会的发展，而仅仅是为了争夺领导权[6]82。社会如果堕入这种状况，是相当可怕的。
布尔什维克最初面对的首先是一个如何把广泛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纳入一定的轨道、确立政府的合法权威的问题，其次才是限制政府权力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又不能截然分开，尤其是在俄国这样一个专制传统比较厚重的国家。斯大林的做法，就其成功地解决第一个问题而言是合理的，他确立了布尔什维克政府绝对的、不容撼动的权威，当然也确立了他本人的绝对的、不容撼动的权威。但他没有解决或压根儿没有想到或根本不想解决第二个问题，即对政府权力加以某种限制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取消（实质上的）群众的参政权利，而是要使制度设施与群众的参与程度逐步适应，使群众的参与逐步制度化。问题在于，个人与制度之间存在着冲突，制度化意味着政治生活的法治化，意味着人治色彩的减弱，意味着个人的权力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制度是人创造的，尤其是那些最初掌握着极大权力、拥有无上威望的人创造的，而制度的创造者若不放弃个人权力就无从创造出制度来。事实上，这里存在着一个政治的悖论：“制度化的权威是超凡领袖个人权威的对立面，如果超凡领袖人物想建立公共秩序的稳定机构，他们就自己推翻自己。”[6]218而斯大林是不愿意也不能容忍他的权力受到限制的，任何对其权力的挑战都会遭到镇压。
在某种意义上，激烈而残酷的党内斗争与集权稳定是互为因果的。党内严重的意见分歧演变为争夺合法权威的激烈斗争，而激烈的权力斗争则严重影响着党内与国内的稳定。要稳定而又没有众望所归的权威核心，就只有以“力”服人——压服。在前述大的背景下，斯大林提出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通过激烈而残酷的党内斗争，打败了所有政治对手，巩固了个人集权的领袖权威地位，而且进一步采取了残酷的手段排除异己，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清洗。为斯大林的清洗政策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依据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被镇压者乃“非我族类”，他们是间谍、杀人凶手、暗害分子、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叛徒、人民的敌人……为战争与革命的狂热熏陶出来的人们，深深懂得斗争残酷性的人们，对敌人是不会也不该有怜悯之心的。其二是目的论证手段。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革命年代的信条。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集权被认为是革命的需要，镇压和清洗也被认为是革命的需要。这是斯大林的论据，也是斯大林获得支持的部分论据，甚至也是成为斯大林清洗的牺牲品的人所曾经赞同的[7]14-15。权力斗争和清洗的结果是：反对的声音消失了，反对的势力被清除了，举国上下只剩下歌功颂德、歌舞升平了。苏维埃被波及是必然的。但可悲的是，一个其功能就在于争论、辩论和行使最高权力的机构却变成了一个“一致同意”的表决机器，其角色的淡化与功能的弱化自然就难免了。
二、历史的阴影：俄国“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文化传统对苏维埃体制的影响
对一个民族而言，传统的厚重既是一笔财富、一种骄傲，但同时又是“一种巨大的阻力”和“历史的惰性力”[8]716，是该民族前进中不得不背负的沉重包袱。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考察苏联70年的历史时，不能不承认，历史传统是伴随和制约苏联体制形成与发展的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合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察苏维埃体制、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传统，尤其是其中的国家—社会模式，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参量。
在俄国历史上，自伊凡四世打击和削弱世袭贵族、向专制君主制度转化开始，俄罗斯便明显地走上了“强国家—弱社会”的制度轨道。政治的沿革、经济的变迁、意识形态的转换、宗教的活动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国家强权的烙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国家主义的印记，而且从来没有摆脱甚至试图摆脱国家政权的束缚。作为社会批判者的俄国知识分子阶层中不乏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但一方面他们的力量极为弱小，活动范围极为有限，另一方面，即使是被视为社会精英，这个阶层的思想也饱受专制制度的浸淫。这可以从这样一个史实中得到佐证：在19世纪“知识分子”运动产生之前，俄国几乎不存在臣民拥有反对沙皇的权利的思想意识，即使在19世纪，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在俄国发起的时候，大多数的革命理论家对保护个人对抗国家的权利的兴趣远不及用国家的力量按照集体的原则改造社会[9]6。也就是说，在俄国，国家政权是主宰一切的力量，各阶级都程度不同地依附于国家——沙皇专制制度，俄国人的思想意识深受国家主义、强权主义、绝对主义的熏染。相反，在俄国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社会的力量则弱小得多，既没有形成任何独立的、能够独立从事有效活动的社会自治力量，更没有能够形成任何足以与国家政权相对抗的政治组织或社会集团。因此，在俄国既不存在社会下层对上层的制约，像中世纪的欧洲专制下仍然存在着贵族制约王权、自由城市反抗贵族那样；也不存在社会上层之间的制衡，如中世纪欧洲专制制度下教会与王权的分庭抗礼。在俄国，国家的权力是绝对的、单一的、强大的。这里不存在“大宪章”对沙皇权力的约束，也没有保护人民反抗专制王权的法庭判决；这里不乏宫闱政变，却鲜有革命的人民法庭对沙皇的审判。克柳切夫斯基之所谓“国家不断膨胀，而人民则日见羸弱”，正反映了俄国人在缔造一个多元化、多中心的社会方面的努力的失败[9]6,[10]52。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影响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俄国政治生活的诸多特点。这些特点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沉淀，逐渐熔铸成一种牢固的民族传统，而这种传统则又反过来作为一种力量参与到后来的社会进程中去。当布尔什维克党人发动和进行社会变革的时候，这种传统直接制约着他们的政治创造。
首先，国家权力过分强大而失去社会力量有效制约的结果，是个人极权制度的发展，人们崇拜权力而蔑视权利。在俄国这样一个原本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需要极为艰苦的、长期的精心培育及环境改造，社会才可能逐步地摆脱专制传统。列宁曾经对沙皇制度复活的危险提出过严重警告，但斯大林终究没能摆脱传统的阴影。在沙皇制度下，沙皇是全智全能、受命于上帝的统治者，他只对上帝和自己的良心负责；而在斯大林体制下，斯大林以党和人民的名义垄断了真理和政治权力，他被看成是智慧、正义与至善的化身，他只对“历史”负责。人民像昔日敬畏沙皇一样崇拜斯大林。斯大林被称为“天才导师”、“一切进步的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一切时代科学的泰斗”、“永不犯错误的理论家”[11]262。在斯大林体制下，国家权力对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生活的干预无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国家主义的部分复活。虽然宪法规定了人民充分的民主权利，但事实上人民只不过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已。
其次，与国家权力的过度膨胀相伴随的是国家物质附属物的畸形发达。斯大林体制下，官僚机构日趋发展，苏联建立起了欧洲最大的常备军、拥有特权的保安机构和规模庞大的劳改营，等等。但所有这些都很难说是斯大林的发明。沙皇俄国从等级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转变的中央集权制，不断加强以十四级文官制度为中心的官僚机构。俄国官僚体制历史上就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体制之一。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是军事色彩极为浓厚的国家，俄国军队一直是欧洲的一支劲旅。还在伊凡雷帝时，俄国就建立起了权力极大、不受法律限制的禁卫军，他们有权处死任何有叛国嫌疑者，并有权霸占其妻子、攫取其财产。这种制度为后来的历代沙皇所继承[9]7。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指出，“政治警察的专横权力是斯大林时代的最大祸害，这不是斯大林发明的，它是从沙皇时代的‘黑色百人团’中产生，并在列宁时代的‘恐怖’中培育出来的。所有好的共产党员都说：需要有一个特殊的法律以外的工具来保卫革命。”[12]92斯特朗至少部分地道出了这种“好的共产党员”对“特殊的法律以外的工具”的认同的历史继承性。
再次，国家权力的过分膨胀与社会的发育不良导致法治国家无从确立。俄国历史上没有宪法，没有约束权力的传统，没有法治意识。人们宁可奉某种道德法则为神圣而不屑于把法律看得高于一切，法律被认为是国家为达到某种政治、经济或道德目的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人民权利的保护神。这样，一旦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一个人或一个政府）认为它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时，它就可以不顾任何法律规范或法律程序的束缚，而用善良的动机或崇高的目的来证明自己的每一个行动的绝对正确。法律不再有任何的权威性，它可以随时被弃如敝屣。这种观念经过革命风暴的冲刷后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形态假革命之名堂而皇之地重新登堂入室。当斯大林践踏苏维埃法律，破坏宪法，把法律完全变成依附于他的绝对权力的工具的时候，当维辛斯基让大家“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总有这样的时刻，即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当撇到一边”[7]41的时候，在最革命的词句下所掩盖着的是最陈腐的传统的幽魂。中国学者顾准在比较了美国和苏联历史之后曾不无感慨地说，“唯有美国 （这个由新教徒移民组成的国家）才会有华盛顿。华盛顿其人如果生在俄国（这个专制沙皇兼东正教会首脑的野蛮落后的俄国），即使不成其为斯大林，也不会成为华盛顿。”[13]362
又次，社会发育不良的必然结果是民意代表机关的孱弱无力。在俄国历史上，人们对西方意义上的议会之类的机构是极为陌生的。也许只是在古罗斯时期的历史中，人们多少还能找到一点点人民民主的痕迹。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凡是具有自由和古代公民权利形式的东西都受到限制，不复存在。在专制制度确立之前，各公国还曾经有过世袭贵族的政权机关波雅尔杜马，即领主杜马。波雅尔杜马曾经拥有相当大的权力。直到 16世纪前半叶，俄国仍然存在着一些半独立的政权实体。当时“国家分成各个‘领地’，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公国，这些公国还保存着从前那种自治制度的鲜明遗迹、管理的特点，有时候还保存着自己单独的军队（地方贵族是带领着自己的军队去作战的）、单独的税界等等。”[14]124伊凡四世摧毁了大贵族势力，用地方管理机关取代食邑贵族，从而确立了沙皇政权的绝对权威。以后，贵族杜马虽然一直存在，贵族势力甚至在某些时期还有所膨胀，但它们从未达到改变俄国专制权力结构的程度。俄国历史上也曾存在过等级代表君主制，其最高等级代议机构是具有法律咨议性质的缙绅会议（Земский собор）。这是一个由最高宗教会议、领主杜马、宫廷成员、莫斯科的地方贵族代表、部分商人和城市工商业者代表组成的机构，其职责是研究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15]107,[16]21-22。西方的议会就是从等级君主制下的等级代表会议深化发展来的。但俄国的缙绅会议却始终没有完成这一转化[9]52。即使是由它选举产生的罗曼诺夫沙皇（1613年）也并不受它的限制[7]52,[12]109。 1549年，伊凡四世召集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缙绅会议，此后该会议不定期地举行过几次，但在 1649年召开了最后一次之后直到1906年，俄国再没举行过全国性的代表会议[9]6。俄国的缙绅会议只具有俄国的性质，它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议会”(Parliament)。帝俄时代还存在过一种国务会议（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由亚历山大一世于1810年设立，它也是一个纯粹的咨议机关。国务会议审议各部大臣提出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它本身不具有立法提案权，它的主席和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命，在沙皇亲自出席时，由沙皇任主席。在国家杜马设立后，国务会议变成了帝国的立法机构的上院，获得了除改变根本法律以外的立法提案权。其成员半数改由正教、各省地方自治会议、各省和各州贵族组织、科学院院士和大学教授、工商业主组织、芬兰议会分别选举产生，它讨论已由杜马审议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国务会议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废除[17]457注88。纵观俄罗斯的历史，直到20世纪之前，自伊凡雷帝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降，俄国一直在强化君主专制。它有波雅尔杜马、全俄缙绅会议、近臣杜马、枢密杜马、国务会议等等，但所有这些称作“代表会议”的机构无一不是从属于沙皇的纯粹咨询性质的东西，而从没有过相当于西方国家“议会”(Parliament)性质的代表机关。历代沙皇都把各种类型的杜马、会议看作自己的装饰品、附属物、工具。专制君主制被认为是俄国的唯一出路。多少具有一点近代意义的代表机关是1905年革命的产物——国家杜马。在革命高潮时期，迫于形势的压力，沙皇专制政权不得不做出让步，确认了公民自由和君主立宪的原则，许诺召集立法杜马，并强调，不经它的同意，任何新法令都不具有法律效力。原来由沙皇垄断的立法权一度由国家杜马、国务会议和沙皇三者分享；改组后的大臣会议成为俄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但是，随着革命高潮的过去，新旧力量的均势被打破，沙皇政府便开始限制和剥夺曾宣布过的杜马权力，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沙皇还解散了尽管非常孱弱但相对比较激进的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并于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时停止了第四届杜马的活动。从四届杜马的历史来看，它相对于纯粹的咨议性机构（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在实质上的）确实是一个进步。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国家杜马仍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近代议会，最多只能算是“准议会机关”(A Quasi-parliamentary Body)[10]50。政府不对它负责，它的立法权也极不完备，同时，它也没有摆脱对沙皇的依附关系。如果再考虑到国家杜马的历史总共不过11年，人们便不难想象“议会”这个概念在俄国人心目中的份量了。当苏维埃并非按照既定程序而是从下至上选举出来的时候，它是对沙皇制度的彻底否定。列宁设想苏维埃是一个全权的机关，国家的一切其它机构都必须向它负责。但在一个没有议会传统而且社会力量极不发达的国家，一旦秩序得到恢复，国家权力便相对于社会力量迅速膨胀。更由于战争状态，由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国家承担起了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的领导工作，“强国家—弱社会”的生长环境在苏维埃体制下再现，这必然会影响到代表机关——苏维埃的角色和功能的实现。在新的时代，本来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苏维埃居然变成了类似于旧的国务会议的东西，这不能不令人困惑，但俄国的政治制度史或许可以带给人们至少是部分的答案。
三、历史的偶然：个性因素参与历史创造
马克思说过：“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去，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18]历史分析的目的在于找出某种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而决不是为某个人开脱罪责；它只是说在特定的时空坐标中人们的选择余地是有限的，无论什么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必然趋势，但这决不是说人们不再有任何可选择性。历史多样性的表现之一就是不同的人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仍然会有不同的选择，从而给历史打上个人的印记。可以设想，如果列宁能够继续执政更长一段时间，如果不是斯大林而是别的人继列宁之后成为苏联的最高决策人，那么，尽管仍然会是中央集权的体制，但其中的“斯大林色彩”可能就会不复存在或至少会大大淡化。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惟其不能假设，我们才不能不在分析历史必然性的同时把个人因素充分考虑进去。
斯大林拥有很多作为领袖人物必备的优点，但也有许多作为领袖人物本应避免的性格缺陷。他性格刚毅、百折不挠，但常又任性粗暴、武断专横；他有极强的原则性和目标的坚定性，但又缺少辩证法，思想方法有绝对化、片面性的倾向；他是出色的行政管理专家，有极强的组织才能，但又过分夸大事物的行政方面，喜欢用行政方法处理一切问题；他讲求实际，重视经验，但却因而限制了眼界，心胸不够开阔，而且猜疑心重，等等。所有这些特征又必然会因为他的独占鳌头的领袖地位而放大，并给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打上或深或浅的烙印。
在苏联社会由革命转向建设的时期，斯大林成功地利用了他出色的组织才能，较好地驾驭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惯性力，把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牺牲精神、急于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心理引导到了工业化建设的轨道。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总前提下，斯大林激励苏联人民相信：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不必依靠外国力量，而是依靠自身的成就，就可以向西方和全世界指明人类前进的道路。这里，斯大林不仅鼓舞和再次激发了苏联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而且也唤起了深深扎根于俄国人历史中的民族自豪感和宗教救世主义的使命感。他使苏联人民相信，美好生活的远景在向他们招手，为了这个远景，他们还得忍受相当大的苦难和牺牲；但是，他们的苦干和发奋一定会给他们带来胜利、安全和福祉。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斯大林的旗帜下，苏联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热忱、献身精神和群众英雄主义展开了一场气势恢宏、规模浩大的工业化建设运动。在这场建设热潮中，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群众承受着巨大的牺牲，却真诚地相信他们自己是共产主义未来的真正的创造者和建设者，相信他们的忘我献身精神不仅对于他们自身的命运，而且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全人类的命运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当时的条件下，苏联选择了斯大林，这是各种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是，即便是选择了斯大林，更多地吸收其他人如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合理成份，而不是简单地抛弃它，并不是不可能的。列宁时期，党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结果总是得到一个相对较好的、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的方案。而斯大林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列宁的胸襟和胆识，他用组织的手段把反对自己的人一个个地清除掉，对他们的思想也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办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历史的选择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囿于一时一地的条件，人们在做出某种选择的时候往往不一定能够得到一种最佳的方案。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能不能建立起一种机制来保证及时地、不断地校正自己的选择。也许列宁晚年要求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子上换下来，并要求对苏维埃政权机制进行一系列的变革的更深层的意义，正在于此。苏联选择了斯大林，从而迈出了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决定性的一步。
具体到苏维埃体制，专横武断、任性粗暴是不能容忍任何不和谐音的；绝对化片面性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同样是垄断真理、没有任何争论余地的；而过分看重行政命令，必然是排斥议会方式的。斯大林是一个优秀的行政管理专家，但却不是一个合格的代表制民主派。如果再把代表制同权力斗争等同起来，那么，代表机关更是处于被排挤和压制的地位了。所有这些加上斯大林对苏维埃民主理论的认识，再加上国家集权的客观需要，这种种因素的结合，必然导致代表制民主机构——苏维埃的削弱和衰微。
收稿日期：2007-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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