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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经济危机周期进行了考察。马克思在其《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不可能按照“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进行，而只能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和停滞等阶段而周而复始地进行。 在《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特别是在1861年至1863年的《资本论》这部著作的手稿里，马克思表述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的科学认识。马克思完整的经济危机周期理论，是在其《资本论》这部著作中最后完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固定资本特别是机器设备的更新来确定生产周期的长短，从而将平均周期时间确定为10年〔1〕。同时，1860年， 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在其《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及其周期》一书中，将经济危机周期分为繁荣、危机和清算三个阶段，这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理论所表述的四个阶段很接近。并且，朱格拉还指出经济危机周期为9至10年， 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确定的经济危机周期为10年相一致。这就表明，国内外一些经济著作中出现“马克思—朱格拉周期”，决不是偶然的。
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根据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特点，将马克思经济危机周期理论所表述的四个阶段，重新安排和表述为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但不失原义。危机阶段是“马克思—朱格拉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它既是新一轮的周期的起点，又是上一轮周期的终点。在危机阶段，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整个经济生活陷于混乱和瘫痪。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自1825年英国发生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危机以来，“马克思—朱格拉周期”不断地出现。在19世纪，该周期是10年左右出现一轮。20世纪初至30年末，是平均7至8年出现一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有逐渐缩短的趋势。这说明，危机阶段愈来愈变得频繁。该周期的这种逐渐加速的“恶性循环”，绝不是事物的简单重复。每一轮周期都不是上一轮周期的重演，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加深和日趋尖锐化的结果。当然，该周期的逐渐缩短，绝不意味着它将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趋于消失。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下，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作为经济运行中的循环周期，它就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2〕小平同志的这个论断，符合现代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 从而说明我国经济运行中，同样存在着“马克思—朱格拉周期”。我国建国以来，在1950年至1990年的41年中，在我国经济运行中，该周期曾出现过4轮，第一、二、三、四轮分别在1950年至1962年、1963 年至1968年、1969年至1976年和1977至1990年间，周长分别为13年、6年、8年和13年，平均周长为10年〔3〕。正如小平同志所论断， 在每一轮周期中，经济都出现过增长波峰，从而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台阶。从1991年起，我国经济运行又在经历着第五轮周期。但是，要指出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上述经济危机是不存在的。理由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生产不断迅速发展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因此，我国经济生活中经常存在的是需求旺盛，而不是资本主义那种有效需求不足，反映在市场上是“以销定产”和“买方市场”，从而就不存在导致经济危机的生产或商品的全面过剩。所以，在一些经济著作中，用“衰退”代替“危机”。
二
在西方经济学中，一种较普遍的看法认为，“马克思—朱格拉周期”的产生，是乘数原理与加速原理相互结合作用的结果。
乘数原理与加速原理相互结合，是从两个方面说明“马克思—朱格拉周期”的产生的。一方面，用乘数原理说明投资对国民收入的作用，而另一方面，用加速原理说明国民收入对投资的作用，从而形成一个相互决定的体系，以说明该周期完全是由经济本身内部的动力相互决定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其1939年发表的《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一文中，根据这种原理，提出了一个“乘数—加速数模型”。该模型首先从乘数原理出发， 使Yt ＝Ct+It（1），Ct＝Co+cYt－1（2），然后结合加速原理，使It＝Io+a（Ct－Ct－1 ）（3）。将（2）和（3）式代入（1）式，则得Yt＝Co+cYt－1+I[,0]+a（Ct－C[,t-1]）（4）。（4）式是该模型数学 方程式。（1）式中，Yt、Ct和It，分别代表第t期的收入、消费和投资。（2）式中，Co、C和cYt－1，分别代表自发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和引致消费。自发消费是收入以外的因素决定的消费。例如，收入为零时，维持生存的基本消费为自发消费。边际消费倾向是消费与收入之比率。引致消费是由收入所引起的消费。如果引致消费滞后一期，即第t 期的引致消费，决定于第t期的前一期即（t-1）期的收入Y[,t-1]。 由于边际储蓄倾向反映潜在消费，因此舍象了它，即第t期收入全部用于消费，从而才有Y[,t-1]乘以边际消费倾向c等于第t期消费。（3）式中，Io、a和a（Ct－C[,t-1]），分别代表第t期的自发投资、加速数和引致投资。自发投资是消费以外的因素决定的投资。引致投资是消费变化所引起的投资。引致投资滞后一期，即第t期引致投资决定第t期消费与第 （t－1）期消费之差（Ct－C[,t-1]），乘以加速数a，等于第t期的引致投资。 如果已知自发消费C[,0]、自发投资Io、边际消费倾向c和加速数a，以及最初收入y的值，那末就可以根据（4）式计算出连续若干年的收入水平，这些收入水平呈曲线形的周期性变化。通过这种周期性变化的时间序列，可以观察出随着扩张和收缩交替所出现的波峰和低谷。如果相连续的年份愈多，时间愈长，那么周期的振幅就愈小。最后加速效应消失了，振幅稳定在由乘数效应决定的收入水平上。加速效应之所以以消失，是因为只有在国民收入发生波动时，才能使投资发生波动。从纯数学观点上来说，该模型对说明“马克思—朱格拉周期”的产生有一定作用，但绝不能说明该周期产生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继萨缪尔森之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希克斯，在其1950年出版的《经济周期理论》一书中，通过对资本存量调整理论的系统说明，也提出了一个“乘数—加速数模型”。该模型同样首先从乘数原理出发，使
（4）式是该模型实际产出yt 的差分方程的一般式。上列各式中，Yt、Ct、It和At， 分别代表第t期的实际产出、消费、诱发投资和自发投资；Cr和Vr分别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数；k代表自发消费；Cr、Vr和k均为常数；p为模型的滞后期。 该模型的特点是需求决定产出。为了描述经济是如何在一定外界条件限制下由内在力量相互作用而形成周期性运动，特提出如下假设。首先，经济系统的摆动具有爆炸性。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限制，实际产出与均衡产出之间一旦出现偏差，那末就可以趋向无穷大。其次，任何经济都可能有一个增长率。在一个逐渐向前发展的经济中，均衡产出率具有向上趋势。第三，加速数在经济向下运动时的作用，不同于向上运动时的作用，即不发挥作用。此时实际产出，则完全地由乘数决定。从以上所述情况可以看出，该模型实质上同上述模型没有多少差别。所以同样也不能说明“马克思—朱格拉周期”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朱格拉周期”的产生，是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非均衡矛盾运动的结果。
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非均衡矛盾运动在表现上是多方面的。首先，宏观经济在总量上失衡。这种失衡是从整个社会商品考察的。从商品内含上来说，总量决定于社会商品总供给价值量与社会商品总需求价值量两方面的对应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总量上失衡，无非就是全社会商品的总供给价值量与总需求
。（3 ）式表明， 全社会n种消费品商品资金总供给结构与总需求结构处于失衡的状态。其三，技术资金结构失衡。技术资金结构决定于技术资金总供给结构与总需求结构两方面的对应关系。技术与自然力不同，不是大自然的恩施，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它是知识形态的商品。凝结在技术中的人类劳动，形成技术的价值。技术在转让上，同所有的商品交换一样，其价值也应该得到补偿。因此，无技术含量的生产要素投入，就不能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从而就不会有更多的供给。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多地取决于技术进步。〔4〕 技术是一个集合概念。 就我国一个国家的整体而言， 社会总供给增长要求以一定量技术或较多量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如果提供供给的生产增长引进技术变量，那末生产增长在模式上就由生产函数 y＝f（k，L）变为y ＝[ k（t），L（t）]。式中y、k和t 分别代表资金投资、劳动投入和技术变量。式中之所以没有包括土地这一生产要素，是因为土地通常固定不变。技术变量使生产函数随时改变。因此，在考虑技术变量对生产增长的影响时，k和L均成了技术变量的函数。因此提供供给的生产增长的主要源泉不再是资金投入和劳动投入这两个古典的生产要素，而是更重要的技术变量。这完全地符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但是，技术进步从一个浪潮到另一个浪潮，具有不确性。试问由什么来完成包含着巨大风险的技术进步呢？自然是提供供给的社会生产对技术的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对技术的需求人格化。它对未来的潜在技术进步从而引起技术资金结构变化有极度的效感性。离开社会生产对技术资金结构的需求，那么技术进步就难以想象。某种技术进步在该技术资金总供给结构与总需求结构之间引起的对应关系，在该两种结构均衡的条上下，表现为对等关系。但是，这种对等关系，在市场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下，通过该技术资金卖方市场总体与买方市场总体在技术商品价格量上相互较量折腾的结果表现出来，则往往成为非对等关系。这种非对等关系，使该技术资金总供给结构与总需求结构在变动上很难协调一致。如果全社会所有技术资金总供求结构间都存在这种情况，那末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破坏性经济力量，使全社会整个技术资金总供给结构与总需求结构处于失衡的状态。所有上述三则失衡，都会导致宏观经济在结构上失衡。
第三，宏观经济在总量上失衡和结构上失衡。一般说来，现阶段，我国经济作为一种非均衡经济，在运行过程中，总量上失衡和结构上失衡很可能同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总量与结构之间存在着偏差。原因是，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下，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宏观经济在结构上正在进行较大的调整。在这种调整过程中，无论社会总供给量与社会总需求量的变化，或者社会总供给结构与社会总需求结构的变化，都会经常地不相一致。这就是社会总供给在结构上和总量上的变化，分别赶不上社会总需求在结构上和总量上的变化，造成某些商品特别是关键性商品在结构上和总量上出现短缺。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的短缺理论告诉人们，短缺是由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国民收入分配规律和使用方式引起的，使所形成的社会总需求不受实际国民收入规律的约束，从而造成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即使社会总供给水平提高，社会总需求规模也会水涨船高，仍然大于社会总供给。因此，这里的关键并非社会总供给不变，也不以社会总需求不变为前提。科尔内看出了经济体制在提供供给的社会生产的过程中，缺乏约束需求的经济力量，才得出了需求趋向无穷大的结论。其意义很显然，即不管供给水平如何提高，只要需求缺乏经济力量的约束，就会造成短缺。用数学函数方程式表达这种所谓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之间的关系，则D＝CS，C〉1。式中D、S和C分别代表社会总需求、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在无经济力量约束下所形成的系数。这个系数总是大于1。这个数学函数方程式表明，短缺总是存在的， 从而社会总需求总是大于社会总供给。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都几乎存在着该数学函数方程式所反映的情况，只是在不同年份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三
从理论上来说，“马克思—朱格拉周期”，超越社会制度，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下都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价值判断为转移，从而可以看作是一种经济规律。因此，在应付该周期上，就只能适应它，采取“顺”的对策。但是，西方国家一贯地采取“反”的对策，搞所谓“反周期”。我国学术界持“反”的对策观点的也大有人在。有的同志在文章中说：建立经济周期法，“经济周期法必须是反周期法”〔5〕。 这就引致出了一个问题，即在应付该周期上，究竟采取哪一种对策好呢？这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西方国家在应付“马克思—朱格拉周期”上，所一贯采取“反”的对策，搞所谓“反周期”，总是以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派的理论主张为依据的。凯恩斯经济学派的理论主张的影响最大。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是来自于有效需求不足，只要政府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或补偿财政政策，增加或调节存款需求，经济就会保持稳定的增长。这种理论主张，通过“反”的对策的实施，在本世纪60年代之前，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潜伏着隐患，导致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更难以医治的痼疾“滞胀”， 从而宣告凯恩斯经济学派理论主张失灵。 80年代应运而起的，是被称之为包括供应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合理预期学派在内的保守学派或现代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理论主张。这种理论主张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派的统治地被取而代之。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布什、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德国前总理艾哈德，在推行“反”的对策上，都从这个经济学派的理论主张中各取所需，分别采纳了限制消费和减税、控制货币供应量和“社会市场经济”。结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同样潜伏着隐患。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现的经济危机，都与这种对策的失误密不可分，从而为凯恩斯经济学派理论主张的东山再起提供了机遇。西方国家“反周期”演变史表明，在应付该周期上采取“反”的对策，并非医治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所以。“马克思—朱格拉周期”所造成的周期性波动，尽管有所变化，但始终不能消除，也不可能消除。
在1953年至1981年间“马克思—朱格拉周期”各轮周期波动中，我国基本上采取的是“顺”的对策。这就是在经济增长下降或低潮时期，只是调整农轻重结构，缓解结构失衡矛盾，为下一轮周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而很少增加投资和扩大需求。例如，在第一轮周期中， 1950 至1962年是趋势性衰退时期，将调整结构作为主要策略，在停建和缓建一大批基本建设项目上，在抑制投资过度膨胀的同时，着重调整了农轻重结构，从而扭转了结构严重失衡的状态。在同一轮周期中，1958年进一步盲目发展重工业，使农轻重比例由1957年的43.3∶30.1∶26.1变为1960年的20.1∶26.6∶53.3。经过该周期末2年至第二轮周期第一年即1963 年的3年的调整，转变为1963年的34.2∶28.8∶8.37， 从而为第二轮周期1964至1966年的经济高涨准备了条件。在第四轮周期中，1981年是周期波动的另一个低谷，社会总产值由上年增长8.4%降为4.6%，政府对此了采取“顺”的对策，将企业整顿和结构调整作为主要策略，在投资和贷款、能源和原材料、运输、外汇使用等方面给予轻纺工业以优先待遇，扭转了采掘工业、原材料1工业和和加工工业结构上的严重失衡，使比例由1978年的12.0∶35.5∶52.5变为1981年的15.2∶40.6∶44.2，从而使加工工业发展远远快于原材料工业发展的矛盾有所缓解。这为以后的经济高涨奠定了基础。相反，在第四轮周期中，1986年经济增长出现了衰退，社会总产值由上年的16.5%降为9.1%，落差为7.4个百分点。在这一低潮时期，从第二季度一开始，为了刺激经济回升，采取了“反”的对策，大幅地增加货币供给，大量地增加流动资金投放，使市场货币流通量增长23.3%，高于社会总产值增长9.8%的幅度。结果， 虽然刺激了经济回升，但潜伏着隐患。其后果是，1987年至1988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尤其是1988年零售物价上涨几乎高达18%；经济效益下降，1986年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上年下降0.2%，成本上升6.6%，亏损增长65%；全要素生产率为7.1%，比1985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如果不采取“反”的对策，而采取“顺”的对策，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那么结局无疑是要好得多。在第五轮周期中，从1993年起，通货膨胀率达两位数，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值为13.2%和13.4%。1994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1.7%，但经济增长率为11%左右。从1993年中期开始，也采取了“反”的对策，加强宏观调控和适度紧缩，到1996年9月， 虽然国民经济总体上保持适度增长，但经济总量关系很不协调，从而严重地制约着经济发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124—129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3〕陈东琪：《强波经济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3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217页。
〔5〕刘瑞复：《经济周期与反周期法》， 《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