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富裕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6;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2-0068-05
作为开国领袖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奠基人，毛泽东把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的重要内容。为着这一理想和目标，毛泽东殚心竭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努力。虽然这一探索十分曲折且并不成功，但它作为一笔宝贵的财富，无疑为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领导人的继续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注：有不少学者在研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过程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方面的问题，但迄今尚未见到对此问题的专论，仅见吴敏先、翟洪峰《邓小平与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之比较》（《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3期）一文从邓、毛比较角色谈到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本文则拟从这一思想的提出、演变轨迹、思想价值及局限诸方面作一探讨。）。
一 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在今日之中国，“共同富裕”作为邓小平理论及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多自然地以为“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是邓小平的杰作。其实，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的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提出并开始致力于实现这一社会理想。
应该说，“共同富裕”的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真诚追求。而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概念的时间大致则是建国后的1953年。是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提出，要“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p442)。
到了1955年，毛泽东开始比较集中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共同富裕的思想。他曾经分别在7月31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以及出席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这样几点看法：
第一，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现在我们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在农民还没有共同富裕起来，粮食和工业原料还很不充足。“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2](p197)他认为，“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1](p429)。因此我党有必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2](p197)。他说，如果我们“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困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就是不去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存在的可能性[3](p229)。在这里，虽然他还没有直接提出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于主观意识上，他从一开始就将二者视为一体，从而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
第二，认为实现农业合作化是广大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2](p197)。“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实现了合作化以后“农民这个阶级还是有的，但他们也变了，不再是个体私有制的农民，而变成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1](p495-496)
第三，走共同富裕之路是防止农民发生新的两极分化的根本举措。“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现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p437)。
第四，对实现富裕的时限提出了初步的设想。“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是不富不强，希望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以后，变为一个又富又强的国家。”[3](p451)首先，“我们准备在几年内，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4](p776)。另外，“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4](p718)。估计“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实现共同富裕[4](p775)。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前后，特别是在1955年，毛泽东提出和阐述有关共同富裕的思想并非一种巧合。这一时期正是毛泽东在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3](p522)。本来，基于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农业国这一基本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主张，并为此精心地设计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之时通过《共同纲领》确立了这一立国方案，并准备在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包括小农私有经济）得到适度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力之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然而，历史并未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刚刚开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只走过了短暂的几年时光便迅即地转入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就全国农村而言，仅仅在短短的二三年间便完成了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提前并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有其深刻复杂的社会背景，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与毛泽东对农村现状及发展前途的认识和考虑密不可分。当时，土改不久，我国农村经济关系中出现了互动组涣散、土地买卖、高利贷、少量土地集中和雇工经营等现象，少数农户上升为富裕中农，个别的也有成为新富农的。本来，农村中出现的这种新情况是由我国小农经济的基本状况所决定的。土改以后，拥有了一小块土地的农民初步具备了独立生产的能力，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刚刚释放出来。个别条件好的则开始致力于发家致富。然而，面对农民中这种“自发”倾向的发展，毛泽东却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担心农村中会出现新的两极分化，担心产生新的剥削阶级，担心中国农村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忧虑影响甚至左右了他对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和选择，促使他下决心，提早结束新民主主义的发展策略，采取了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他坚信，及早地改变中国农村现行的小农经济的个体所有制，走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化合作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根本所在。这正如他自己所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有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p705)显然，毛泽东所提出的共同富裕的主张，是当时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对共同富裕实践模式的进一步探索
农业合作社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产物，也是我国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初期模式。事实上，在农业合作化完成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在考虑下一步了。1955年底，他曾预计“全国农村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到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就可以实现。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化，也可以提前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完成”[3](p482-483)。而实际情况比他预计的还要快。1958年，伴随着如火如荼的生产“大跃进”，人民公社作为毛泽东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应运而生了。
就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最初设计来看，它所蕴含的目标模式和价值导向是非常明显的，即以更高、更纯、更大规模的公有制形式来谋求社会的大同，实现人人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的愿望。这正如当时准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典范山东省范县（现属河南省）对未来前景所作的描述那样：“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在这里，共同富裕已不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被赋予了具体而形象的图像，并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融为了一体。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毛泽东饶有兴致地阅读了范县的这个规划，批示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乎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5](p160)。
从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演变，无疑是对此前已有认识的强化和发展。如果说，此前的农业合作社还只是开辟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初步奠定了中国农村共同致富的雏形的话，那么1958年人民公社的出现和实践，则已经被看作是中国未来理想社会的展示，是人民共同富裕生活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体现。
从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与其相关社会实现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所具有的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实现广大农民的共同富裕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无疑是毛泽东最为关切的群体。“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4](p773)因此，如何实现中国五亿多农民的共同富裕，始终是毛泽东提出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从很大程度上说，毛泽东的共富思想和模式主要就是针对广大农民群众而设计、而制定的。这是我们理解毛泽东一切有关言论不可忽略的一个视角。
第二，近似绝对平等的价值取向是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又一鲜明特色。选择“大而公”的人民公社作为中国农民和农村共富的模式，反映了毛泽东的价值取向。人民公社在初期曾实行统一调配、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包括自留地、家畜、林木在内的一切财产上交公社，穷队与富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贫富拉平，财产随意平调，甚至出现了“吃饭不要钱，人人去吃公共食堂大锅饭”的景象。少数公社还实行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都由公社包干供给的“全民供给制”。而凡此种种在当时又都被视为“共产主义因素”大加倡导和宣扬。显然，人民公社确立的共富模式从一开始就不是指的一个过程的最终结果，而是寻求一种在起点上的扯齐拉平。把消除现实差别视作共同富裕的前提，强调先有平等后及富裕，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平等富裕观，真实地表达了毛泽东希望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按同一模式改造、规范社会和人人的意愿。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十分倾心于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曾发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6](p130)的豪迈之言。当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这一社会理想，在他的内心并不曾泯灭，而是融入了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的追求之中。他在1949年写就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这样言道：“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7](p1471)人民公社的出现激活了毛泽东的大同理想，他自信已经找到了这样一条道路。在他眼里，人民公社就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8](p72)。虽然在以后的岁月里，在现实的逼迫下，人民公社的某些具体体制被迫作了一些调整和修改，比如，经济核算的单位被迫由公社一级退回到了生产队，但是，对于人民公社的这种模式，毛泽东却始终情有独钟，难以割舍。遗憾的是，这种同步富裕的大同模式，其初衷虽是美好和纯洁的，结果却是苦涩和虚幻的，在现实中导致了人民的共同贫困。正如邓小平后来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所一针见血指出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困，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9](p155)
第三，试图以生产关系的升级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消除贫困。毛泽东曾坦言，“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10](p218)。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这个道理毛泽东不是不懂。问题是在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上，他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认为只要前者的问题解决了，生产力的发展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了。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4](p717)于是我们直观地看到，每一次力图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书写最新最美篇章的努力，都必然伴随着公有制规模的不断升级和程度的不断强化。与此相伴而生的一大社会革命内容，便是不断地铲除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这从建国后诸次社会运动中都不难觅到它的踪迹。
应该说，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了旧的剥削制度的弊端，他力图通过革命，开辟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他希望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个解放了的中国，而且是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贫困、人人平等富裕的中国。问题是，他在克服和避免旧的私有制度弊端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公与私绝对地对立起来，把任何带有个人利益、个人色彩的东西都看作是与集体利益的相悖。这在客观上便造成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反差，造成了以所有制的升级为动力机制来消除贫困和防止两极分化的基本发展模式。
三 困惑与矛盾
实现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往往是经济落后国家独立后首要的选择，鉴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因私有制和商品经济所暴露出来的剥削、物欲、不平等等等罪恶和弊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时时面临着价值观念与物质水平、公平与效率、人文标准与生产力标准等一些十分重大的矛盾和选择，这不能不使毛泽东常常处于一种深刻的矛盾旋涡之中。体现在对富裕的认知上就存在着既渴望摆脱贫困又担心其负面影响的困惑和矛盾心理。
1949年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建立意味着革命性质的根本转变。如何较快地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全体人民在经济上得到翻身和幸福，是执政的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所肩负的新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对此，毛泽东曾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建国前夕他向全党明确地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由革命向建设转移的问题，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7](p1480)。我们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的时期革命任务的确定是建立在对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上的。毛泽东曾多次用“一穷二白”来形容当时中国的基本状况。他言道：“中国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实在难以忍受。自己没有工业，粮食不够得进口，棉花得进口，工业品也得进口。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很穷的，就是工人、贫农、雇农，革命主要是靠这些人。”[11](p214)“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了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很低。”[4](p775)“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p130)为此，他提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4](p796)，我们要“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4](p849)。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多年间，在许多不同场合毛泽东都反复地表达改变中国民贫国弱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和决心。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共同富裕”口号的提出正是这种心情和决心的一种体现。
不过，在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他的共同富裕观却为众多的研究者所忽略，这一方面在于他的这一思想与其诸如社会主义观、大同理想等是糅合在一起的，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而另一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他从50年代后期特别是到了60年代以后就有意识地规避并最终放弃了这一提法。直接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源于毛泽东对富裕所存在的隐忧。依据“穷则思变”、“穷则革命”的历史和经验，他认为，按照辩证法的观点，穷是坏事，同时又是好事，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2](p288)他还说，“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我们因为穷，人口那么多，东西那么少，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有现在的这样一种干劲，这样一种朝气，而且一定要长久保持下去。”[12](p268)。在他看来，穷与革命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他担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将有可能付出革命精神衰退与贪图享乐思想滋长以致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产生的代价，因此他对中国“富裕”的程度始终是有所保留的。在发展与代价之间，他似乎更看重代价，表现在对未来社会的勾画中，毛泽东愈来愈少地谈到如何达到“社会产品极大的丰富”，并在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从理论上、政策上和思想上不再鼓励致富，尤其是个人的冒尖致富。这样于无形中把社会主义与富裕对立起来，及至最后衍生出“四人帮”所抛出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荒谬观点。
作为开拓者，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确立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但为了防止富裕生活所带来的物欲、私念和差别，他在极端强调现实的平等与公正的同时，把革命精神与富裕放在了天平的两端。虽然毛泽东在实际上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经济利益驱动下可能出现的种种社会的和道德的问题，并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解决它（诸如抓阶级斗争，搞斗私批修），但良好的初衷和努力最终偏离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收稿日期】200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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