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发展的新阶段：农村城镇化_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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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村域城镇化的概念与研究背景

      村域城镇化是建制村域经济社会结构、人口集聚规模、聚落建筑景观、农民生产生活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方式和水平趋同于城镇的过程。村域城镇化是农村现代化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居村农民不可剥夺的发展权，但并不是所有村域都建成城镇，所有农民都脱离农业和农村。在这个阶段，大多数村域的所有制结构多元化，产业和就业结构非农化，人口规模扩大，社会结构由以血缘、亲缘关系为主转变为以业缘关系为主，村落共同体转变为社区共同体；在这个阶段，农民的生产及生活方式与城镇居民趋同，他们所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普遍达到城镇居民的标准，或至少不低于所隶属县城关镇居民的水平和质量；在这个阶段，著名经济强村、历史文化名村、特色产业村、中心村(社区或片区)等一部分村，其村落景观(农舍场院、牲畜棚圈、道路水渠、耕地田园……)转变为城镇景观(楼房小区、车站厂房、学校医院、商场超市、农业设施……)，农民无需迁徙和改变户籍性质，实现就地城镇化、市民化。

      建制村是自然村落(或村庄)组织化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自然村落(或村庄)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组织化过程：在中国南方，多个自然村组建成1个生产队，若干生产队再组成1个生产大队；在中国北方，居民聚居性强，自然村庄规模大，1个自然村可能成立1个或几个生产大队。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架内，生产队是农民生产生活、分配核算的基本单元，自然村落(或村庄)只是居住单元，其生产、分配和管理等功能弱化了。农村改革时期，撤销人民公社、恢复重建乡(镇)人民政府，生产大队、生产队分别改组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实行乡(镇)政权和村民自治制度，重构了“乡政村治”格局。在这一格局下，村域资源配置、核算分配等权力快速向村民委员会集中，村民小组的职能也弱化了。21世纪，伴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产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中心村(社区)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自然村落(或村庄)的瓦解在所难免，中国自然村落(或村庄)已经失去作为一个经济单元来研究的价值。

      与此相反，建制村的权力越来越集中，边界越来越清晰。村与村之间，集体资源、资产和资金的产权边界及归属泾渭分明，成员归属感强烈；村民自治、资源配置、生产组织、核算与分配、福利和公共服务等，都以建制村为单元；村域经济运行自成体系，客观存在着，且呈多样性、差异化的发展趋势。总之，尽管建制村域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地理单元，但它构成了以建制村为边界的地域经济共同体，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单元。鉴于此，笔者提出了“村域经济”概念(王景新，2005)，对其展开十多年的系统研究。此后，笔者不断主张用“村域”概念替代先前研究中的“村落”或“村庄”概念，或者只在建制村意义上使用“村落”或“村庄”概念。

      笔者认为，村域经济是建制村域内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属于村级区域经济类型。村域经济主体包括农户、村组集体和新经济体①。村域经济活动除了农林牧渔业生产、交换以外，涵盖了城镇所有经济活动内容，囊括了工业和建筑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批发零售贸易业、住宿及餐饮业、金融保险及房地产业、教育卫生体育文化艺术广播和科学研究、社区管理和服务等门类和行业。村域城镇化首先是村域经济转型发展。

      二、农村发展进入村域城镇化阶段的主要标志

      (一)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主轴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为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进行了长期探索。21世纪，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及其发展战略进入了根本性转变时期。2002-2012年，又经历了整整10年探索，中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真正进入了“四化”同步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

      2002年12月，中共十六大在制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同时，针对城乡二元结构提出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方针，开启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进程。

      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中，将“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五个统筹”之首，提出了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②。

      2004年9月，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③，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新时代。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④；十七届三中全会判断，“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⑤。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⑥。自此，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成为中国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主轴，引领中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及其发展进入崭新阶段。

      (二)全域城镇化及城乡同步建设渐成市域县域发展新潮

      2010年10月13日，云南省昆明市召开“全域城镇化推进工作会暨市全域城镇化建设工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⑦，率先从实践层面提出了“全域城镇化”概念。昆明的做法随后在一些地方推开。有的以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例如成都)为中心城区，再打造多个副中心城市，引领“县级市—经济重镇—小集镇—美丽乡村”多圈层的城乡融合体同步发展；有的在一个地级市(例如山东德州)、县级市(例如四川简阳)区域内，全域规划，逐步建成“中心主城区—县级市—经济重镇—小集镇—美丽乡村”多级城镇体系，同步推进产业兴村和社区建设，形成城乡呼应、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根据中国实践经验归纳，“全域城镇化”有三层含义：①全域城镇化是指在一个地级或县级区域内，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收入水平趋同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②全域城镇化是城乡一体化的表现形式和最高境界，是居村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权益的重要载体。③全域城镇化并不要求所有村庄都建成城镇、所有农民都进入城镇并改变户籍性质，城镇化并不是不要农业、农村和农民；它强调“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⑧，强调城乡结构和谐、功能互补，城市更像城市，农村社区的功能城镇化，风貌乡土化，利于农民生产和生活。

      特别要指出，当前中国市、县全域城镇化并非局限于经济发达地区。笔者主持的“秦巴山片区扶贫与就近城镇化协同发展研究”课题组调查所及的四川省巴中市、湖北省十堰市和襄阳市保康县等地，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全域扶贫”对接“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从而把全域城镇化发展战略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引入中西部集中连片贫困山区(王景新、庞波，2015)。

      (三)越来越多的村域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

      笔者在相关研究中(参见王景新、郭海霞，2014)，曾制定过“村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以下简称“村域‘三化’”)评估指标(见表1)。

      

      表1中的10项指标，参考了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和工业化阶段理论(参见钱纳里等，1989)⑨，中国国务院关于“凡常住人口在2000人及以上，居民中非农业人口占70%以上的大型工矿区、林垦区、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机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所在地的区域，均列为城镇型居民区范围”的规定⑩，当前中国2万个建制镇中“千强镇”主要经济社会指标的平均值，以及农民居住条件和村域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达到所属县城关镇水平对村集体收入要求等方面的标准。用这10项指标评估位于北方山区、黄河平原、江南水乡等不同类型地区的10个著名经济强村(“明星村”)(11)，这些村都达到了“三化”标准。

      如果把村集体当年经营收益(12)超过1000万元的村都列入中国著名经济强村序列，在中国当今61.3万个建制村中，估计约有1.2%的村可达到村域“三化”标准(13)。另据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的统计，2013年，村集体当年经营收益100万元以上的，占统计汇总村总数的比例已达2.7%(14)，其中，越来越多的村集体当年经营收益达到或超过了1000万元，表明中国将有越来越多的村步入实现村域“三化”的行列。

      三、村域城镇化的特点和趋势

      (一)工业化推动村域城镇化的“引擎”作用由强转弱

      城镇起于乡村，源于商品交换，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中的话说：“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15)，后发展为专做买卖的地方“草市”。定期到草市“赶集”称“集市”。商人在集市定居并开设店铺便有了“镇”，派人守备产生了“镇守”一词。可见，“镇”是有人管的集市。修“城”为设防，故有“城防”一词(费孝通，2013)。这说明，在农业社会，商品交换是城镇发展的动力。

      工业也起于乡村。家庭手工业早就在世界各地存在。当手工业生产参与商品性农业，从立足于地方市场转向立足于外部市场时，“原始工业化”便在西欧地区出现了(陈晓君、洪非，2010)。中国宋代已开始“原始工业化”(葛金芳，2005)。元末明初，东南沿海地区一些村庄(例如江苏江阴市向阳村、华墅镇等)充分利用棉花产地优势，自纺自织，并把棉纺产品远销苏北、山东、福建等地。这说明，“中国的农村工业化主要是依托原有的农村社区系统进行的，因此可称之为农村社区工业化”(范鹏、刘京，2002)。

      在工业社会，工业化成为城镇化的“引擎”。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中国农村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都处在“原始工业化”阶段，村庄不可能依靠工业化而城镇化。

      工业化推动村域城镇化是中国农村改革时代最彰显的趋势。农村改革之初，中国政府就认识到农村小型经济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性。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改变农村的面貌，建设星罗棋布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16)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村工业适当集中于城镇，可以节省能源、交通、仓库、给水、排污等方面的投资，并带动文化教育和其他服务事业发展，使集镇逐步成为农村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17)工业布局打破城乡藩篱和“小城镇、大战略”的实施，给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那些具有深厚的工商业文化根基、较多的手工业技术和社队企业管理经验积累、处于城市工业技术辐射范围内、民间资本相对充足且具有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的村，抓住市场先机，推进了工业化，进而实现了村域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前述10个著名经济强村中，有8个村是依靠工业化实现城镇化的。这8个村，第一产业产值占比都小于等于10%，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之和都大于等于90%，其中，第二产业产值占比都大于第三产业产值占比的，为工业型村域经济；其他主要指标例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村集体纯收入、集镇人口集聚度、集镇建成区面积、农民居住条件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这8个村都达到了村域“三化”目标值(见表2)。

      

      实践证明，村域社区不仅是原始工业化的发源地，而且是工业现代化的重要阵地。上述8个村都是当地“原始工业化”的发源地之一，而今都建立了现代企业集团，形成了村域现代工业体系。例如：大寨经济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参股及合作企业19家，涉及旅游、工业制造、煤炭运销、房地产、新农业科技、养殖业、加工业等产业，到2011年，大寨经济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8.7亿元，从业人数2242人，销售收入13亿元，上缴国家税金5800万元；刘庄农工商总公司旗下的华星药厂、淀粉糖厂、绿园药业、机械厂等7家企业，2010年销售收入20多亿元；西王村有两大企业集团，4家上市公司，涉及农产品加工、食品、酿酒、饲料、钢铁、物流、建筑、房地产、机械制造、钢结构、纺织、热电等十几个行业；浙江航民集团、花园集团和滕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3个村企业集团，分别控股28家、29家、15家企业，在中国印染、医药、红木家具、服装等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是，村域工业化是有局限的。在工业化初期，只有具备条件的、为数不多的村，才能成功实现工业化，进而实现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在后工业时代，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有限的工业品市场被现有企业“锁定”，加上“四化同步发展”对城乡分工、分业的要求更高，工业产业向园区和中小城镇集中成为趋势，村域工业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后发村很难通过工业化步入城镇化。在后工业时代，工业化推动村域城镇化的“引擎”作用呈弱化趋势。

      (二)农村商贸业向现代服务业拓展是后工业时代村域城镇化的主动力

      中国人的祖先早就懂得商贸业对富国、富家的重要作用。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18)在改革开放初期，苏浙一带农民弘扬这一理念，凝练地概括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发展战略，许多村通过市场建设与商贸业发展而实现城镇化。比如：浙江台州市路桥区方林村，村域面积0.4平方公里，有269户、1076人，村集体所有的方林汽车城占地10.7万平方米，经营面积5万平方米，号称“中国汽车市场第一村”。2011年，该村汽车市场交易额136.6亿元，总收入8.2亿元，纳税1.65亿元，税后利润2.1亿元。当年村域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为0.3∶39.3∶60.4；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之和等于99.7%，其中，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小于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该村经济是典型的市场型村域经济。上海闵行区九星村，村域面积1.1平方公里，有19个村民小组、4420人，村域内市场占地面积10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0万平方米，入驻全国各地商家7000多户，经商务工人员2.3万余人，号称“中国综合市场第一村”。2011年，该村市场交易额280.0亿元，总收入8.6亿元，纳税2.61亿元，税后利润2.5亿元，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为0.01%，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之和等于99.99%，其中，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小于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市场”成为该村村域经济支柱。评估数据显示(见表3)，方林村、九星村各项指标都达到了村域“三化”标准，农民生活及福利甚至超“市民化”。

      

      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商贸业已经拓展为现代服务业，其中，电子商务和农村物流业有机结合，成为村域“三化”新动力。比如：浙江义乌市江东街道青岩刘村，自2006年开启电子商务以来，注册网店2800多家，诞生了8家年销售额近亿元的网商，年交易额从2008年的2亿元上升至2014年的35亿元。电子商务发展带动了村域人口聚集，原有1486人的村庄，目前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1.5万余名网络销售及相关产业的工作人员。2014年11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访青岩刘村，并于2015年1月21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会上发表特别致辞时介绍了该村电商情况，该村成为享誉中外的“中国网店第一村”。类似的“电商村”还有浙江临安白牛村、山东博兴湾头村河北清河东高庄和福建龙岩培斜村等。截止到2014年年末，全国类似的“电商村”达到212个(19)。这些村都可能实现村域“三化”目标。

      现代农业、农村产业园区和新农村(社区)同步建设(以下简称“两区同建”)，也能拉动村域城镇化。山东德州“两区同建”，推动了建制村合并，带动了村域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许多村域社区在短期内转变为特色小镇，成为市域、县域城镇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截至2013年8月底，德州市将原有的8319个建制村撤并为3070个，在此基础上，通过“两区同建”，建成村级产业园区和与新农村(社区)匹配的中心村(特色小镇)710个，每个中心村都集聚了一批现代产业，人口规模拓展到5000～10000人，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市民化，成为辐射和带动周边建制村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王景新，2014)。

      “两区同建”并不局限于中国东部地区，而渐成中国市域、县域小城镇和美丽乡村同步建设的新潮流。“秦巴山片区扶贫与就近城镇化协同发展研究”课题组发现，中国中西部集中连片贫困山区的地方政府，普遍提出了“产村同建”，运用“产业扶贫”、“整村推进集中扶贫”等手段，整合各种资源，取得了农村产业园区和美丽新村(社区)同步建设的效果，使许多贫困村转变成集现代产业园区、美丽农村新社区、度假休闲观光旅游新区于一体的特色小镇。比如，湖北省十堰市在基层行政区划内以建制镇为龙头，引领多个建制村“片区联建”，造就了众多乡村经济文化中心。竹溪县蒋家堰镇，将全镇32个村(场)规划为4个中心片区，截至2015年7月，建成莲花生态示范区(含4个村)和敖家坝新农村建设示范区(含4个村)2个片区，每个片区集聚1300多户农户、4000多人，片区与建制镇连成一体，展现出类似于欧洲田园城镇的风貌特点，成为“竹房城镇带”旅游观光新景点。再如，四川省巴中市通过“产业扶贫”和“巴山新居”同建，把过去的贫困村打造成旅游特色小镇。其中，南江县正直镇长滩村以“七彩林业”托起“七彩风情小镇”；平昌县驷马镇依靠驷马工业园建设，带动创举村、当先村农林业和旅游业发展。到2015年3月，这两个建制村已建成巴山新居900余套，入住农民3000多人，两村之间通过“水乡文化长廊”相连接，使两村沿河两岸连成一体，成为远近闻名、颇具规模、具有川东北乡土文化特色“驷马水乡旅游小镇”。类似的典型还有湖北省竹溪县水坪镇大石门片区、竹山县麻家渡镇谭家河片区、房县化龙镇古城片区和四川省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等。

      实践已经证明：在后工业时代，现代农业及农村非农产业的功能极大拓展，将城镇化中的“工业引擎”拓展为“产业引擎”，其中，以快速发展的电商和现代物流业为引领的现代服务业，已跃升为村域城镇化的主要动力。

      (三)基层行政区划调整及建制村撤并对村域城镇化的推力作用逐渐显现

      基层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治所变更以及建制村撤并，常常改变区域城镇化布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行政体制及村级组织形式经过了大规模变更。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现政社分开建立乡镇政府的通知》，撤销人民公社、恢复重建乡镇人民政府的工作在全国展开，到1985年春，这项工作基本完成。全国5.6万个人民公社、镇，改建为9.2万多个乡镇；同时，按照《宪法》规定，取消了原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建立了82万多个村民委员会(王景新，2009)。中国农村“乡政村治”格局自此形成。到1985年年底，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乡镇级单位扩大到10.49万个，村民委员会扩大到94.06万个(20)。随后，乡镇和建制村进入撤并时期，至2013年年末，乡级单位数减少到4.05万个(其中，建制镇2.01万个，乡1.28万个、农村街道办事处0.76万个)(21)，28年间减少了6.44万个，减幅达61.4%。乡镇撤并，其政府治所地集镇的发展出现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乡镇政府治所新驻地的城镇加速发展，小集镇升格为建制镇；乡镇政府治所撤出地的城镇急剧衰落，退化为村落。中国农村区域小城镇空间格局剧烈变动的情景由此可见一斑。

      同期，中国建制村撤并经过了两个高潮(见图1)：1985-1990年减少了19.73万个；2000-2005年减少了9.46万个。2005年以后，建制村撤并速度放缓。到2013年年末，建制村约为61.30万个(22)，比1985年减少32.76万个，减幅达34.8%。建制村数量大规模减少意味着村域规模扩大，也意味着土地、产业、人口向中心村(社区)集聚，这为村域城镇化创造了机会并提供了资源基础。

      推动建制村撤并的力量有四：其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导致村庄“空壳化”和自然消亡；其二，科学技术发展和基础设施改善推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而促进基层治理结构调整，其中最明显的是国家“村村通”(包含公路、电力、生活和饮用水、电话网、有线电视网、互联网等)系统工程的有效实施，拓展了基层政权及村民自治组织的管理幅度；其三，县域经济发展带动县城和建制镇扩张，吸引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就近市民化(进入县域城镇体系中就业、购房和定居)；其四，政府主导和推动。上述四股力量推动基层行政区划调整及建制村撤并，同时推动村域城镇化。目前，这一推动力量在中国村域城镇化中逐步彰显。

      

      图1 1985-2013年中国建制村数量变化

      四、村域城镇化政策导向

      (一)村域城镇化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农村发展与稳定具有特殊意义，应出台“中国村域经济振兴计划”，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村域率先城镇化

      村域城镇化是农民就近、就地市民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农民就近、就地市民化，是中国农村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推进产业、人口向中心镇、中心村集聚，造就了为数众多的小城镇、小集镇，大量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近、就地市民化；当前，就近、就地市民化仍然是农民的首选。秦巴山片区农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改革开放36年来，有农业转移人口并在各级城镇购房的农户，约占农户总数的15%；其中，在本地区四级城镇体系(市、县、镇和小集镇)中购房的占到城镇购房农户总数的80%以上。

      村域城镇化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农村发展与稳定，将继续展现其特殊贡献：一是多渠道化解2.6亿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困难，减缓沿海大城市承受的巨大人口压力，承接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返乡就业和创业，稳定中国农村社会大局；二是完善和优化中国城市结构，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23)标；三是形成“区域性中心城市—县级市—经济重镇—小集镇(村域城镇化社区)—美丽乡村”多圈层的城乡融合体，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居村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试想，如果中国60万个建制村中有5%左右(约3万个)能够实现村域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每个村吸纳5000～10000人就地市民化，那么，将有1.5亿～3亿农民就地市民化；再加上2万个建制镇(每个镇容纳2万人)吸纳4亿农民就近市民化，那么，中国将有5.5亿～7亿农业人口就近、就地市民化，这对中国发展和稳定将做出不可估量的重大贡献。因此，国家应出台“村域经济振兴计划”，将其作为“四化同步发展”和“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推动村域经济转型发展，促进有条件的村域率先城镇化。

      (二)把村域城镇发展作为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市域、县域城镇发展体系中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

      美国肯恩大学(Kean University)终身教授张元林(2007)曾提出，“用50年时间在中国同时达成城市化和消除村庄的目标”。他建议：中国应在现有2万多个建制镇分布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密度、交通状况、产业结构、经济发达程度等实际情况，尽快在全国范围内规划出人口规模在3万～5万的小城镇约2万个。计划用50年的时间，在自愿、优惠的前提下，实现6亿农村人口迁入小城镇计划。同时，现有村庄所占有的居住用地将逐步转变为耕地，最终使目前遍布全国的300万个自然村逐步从中国地图上消失”。

      笔者认为，这一设想的可取之处在于重视以建制镇为中心的农村小城镇建设，使其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其缺陷在于忽视了当今中国城乡同步建设中“村域城镇化”的现实及趋势。村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单元，而且是中国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传承不能离开村庄这一载体。未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将是：各市、县全域规划，逐步建成“中心主城区—县级市—经济重镇—小集镇—美丽乡村”多圈层的城乡融合体。中国村庄数量将减少，但不可能“从中国地图上消失”，部分村庄反而将走向复兴。因此，应该尽早将地方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自发的、创新性开展的市、县“全域城镇化”做法，上升为国家统一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战略，统筹、协调市域或县域中心城市、建制镇和中心社区(小集镇)及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三)改革创新，化解村域经济转型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具体矛盾和问题

      中国村域经济转型发展极不平衡。一方面，村域技术和产权制度创新促进了农村分工分业，村域经济类型多样化，农业型、工业型、市场型、旅游型村域经济各展风采；另一方面，村域经济水平多级化，富裕型、小康型、温饱型、贫困型村域并存，区际和村际差异明显，贫困型村域所占比例过大。一般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和发达县域的村域相对发达，中西部集中连片贫困山区以及干旱地区、沙漠化地区、民族自治区、陆路边境地区的村域相对贫困；工业型、市场型、现代农业型和旅游型村域比较富裕，传统农业型村域比较贫困；农户、集体和新经济体都有较好发展的村域都比较富裕，农户经济“一体独大”、集体经济发展滞后和新经济体尚未发育的村域普遍贫困。“村域经济振兴计划”应把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总动力，把“稳定农户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培育新经济体”作为总抓手，针对区际、村际差异，因地制宜地出台扶持政策，推动村域经济转型发展。

      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一家两地”“城乡两头家”(24)的新情况，即有农业转移人口的农户，或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户，既在城镇中购房，又在村中修房或建房，家庭成员的一半(丈夫、妻子等)在城市，另一半(老人和未成年孩子等)在农村；或者家庭主要劳动力就业和工作在城市，居住和生活在农村。从而形成“一家两地”“城乡两头家”的现象。笔者在秦巴山片区的调查结果是，30多年来，贫困山区有农业转移人口的农户，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并迁入户籍的约占问卷调查农户总数的2.9%，这一部分农民已市民化；在家乡(市域、县域)城镇体系购房但未转移农村户籍、“城乡两头家”的农户约占问卷调查农户总数的13%。笔者判断，“城乡两头家”极有可能是中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必然阶段。“城乡两头家”有利有弊：它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农民日益增长的、对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的需求，让那些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群体率先享受城市文明，让那些留恋乡土生活的农民群体安享田园生活；它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城镇住房需求，增添区域经济增长动力；它还是经济危机的“缓冲器”、社会稳定的“安全阀”，能有效化解农业转移人口大量返乡所带来的压力。但是，“城乡两头家”使农户家庭过多占用了经济和社会资源，增加了农村建设用地、宅基地管理难度，增添了城乡基层治理困难，也不利于农民家庭结构稳定与和谐。因此，政府应该多种措施并举，既激励农民进城购房，比如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增强农户进城购房、入籍城镇的能力，允许进城购房农户保有或转移农村土地、住宅、集体资产股份等财产的权利；又要有计划地缩短“城乡两头家”的过程，比如通过“产城融合”、“产村同建”等手段，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努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民分区定居。

      建制村大规模撤并后，亟须完善包括村级自治组织、党组织、经济组织和社区管理委员会在内的组织体系，完善治理机制。一是在加强建制村撤并后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党组织(村党支部)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原村、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恢复、重建或合并，理顺村级组织关系，明确各自职责；二是加强对村级组织建设和基层社区管理的立法研究，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指导农村建立社区管理组织、完善基层治理机制，支持村域城镇化健康发展。

      ①村域新经济体是村域内既不属于农户经济，也不属于村组集体经济的新经济联合体，例如，农户经济联合体、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私人企业(不含个体户)、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等。

      ②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http://www.gov.cn/test/2008-08/13/content_1071062.htm。

      ③“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④参见《党的十七大文件汇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7年。

      ⑤参见《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学习读本》编写组：《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学习读本——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⑥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⑦资料来源：李建平：《昆明全力推进全域城镇化建设工作》，http://www.km.gov.cn/xxgkml/zwdt/613307.shtml。

      ⑧资料来源：刘然、夏晓伦：《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提出六大任务》，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1214/c1004-23841511.html。

      ⑨钱纳里以人均GDP(1970年美元)衡量一国工业化发展阶段。他认为：人均GDP140～280美元阶段是初级产品生产阶段；280～560美元是工业化初期；560～1120美元是工业化中期；1120～2100美元是工业化成熟期；2100～3360美元是工业化发达期；3360～5040美元是发达经济阶段。

      ⑩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建制镇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2008年7月，国务院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的批复(国函[2008]60号)将“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的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视为镇区”。本文研究考虑村域城镇化的特殊性，村镇人口集聚规模仍然采用原标准。

      (11)这10个村分别是：山西平顺县西沟村，昔阳县大寨村；河南新乡县刘庄；浙江奉化市滕头村，东阳市花园村，台州市路桥区方林村，杭州市萧山区航民村；上海闵行区九星村；山东邹平县西王村；河北滦平县周台子村。

      (12)农业部农经统计中，村集体当年经营收益=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13)估算依据是：2007年，中国农村年产值超过亿元的村8000个，约占当年全国建制村总数(约63.5万个)的1.26%；2013年，浙江省29849个村中，当年集体经营收益超过1000万元的共有363个村，占建制村总数的1.22%(张仕东，2009)。

      (14)数据来源：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2013年全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

      (15)转引自费孝通：《谈小城镇研究》，载费孝通(2013)。

      (16)参见《1983年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data/zgncggkf30n/2008-04/09/content_14684996.htm。

      (17)参见《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135439/8134254.html。

      (18)司马迁：《史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06页。

      (19)数据来源：《全国淘宝村已达212个》，http://it.people.com.cn/n/2015/0807/c1009-27424599.htm。

      (20)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第39页。

      (21)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第1页。

      (22)数据系根据以下资料整理：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中国网，www.china.com.cn，2008年2月21日)；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2013年全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

      (23)参见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1/15/c_118164235.htm。

      (24)陈达于1938年发表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最早使用了“两头家”概念，他在文中描述道：南洋华侨往往维持“两头家”，土人妇常居南洋，发妻常居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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