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剧变的思想政治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剧变论文,思想政治论文,根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剧变是各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体制原因是根本性的原因，而对其他各种具 体原因、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也十分必要，与此同时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逻辑更为 重要。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 建筑又对经济基础有着积极的反作用的基本原理，可以说，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在思想政治路 线上的各种失误、错误对苏联后来所发生的一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
苏联剧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苏共党的建设上的各种问题、苏共领导人的各种错误、失误所 决定的，是苏共脱离了人民群众、丧失了思想上的先进性所造成的。
在苏联政治体制中苏共的地位特殊，它名义上是政党，实质上是国家政权组织。苏共对国 家、社会的政治领导变成了对国家、社会生活的直接干预和全面控制，这种领导方式缺乏弹 性和灵活性，不利于发挥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就其制度而言，苏联政治制度的 特点是社会方面的一党制、意识形态方面的一元制和经济方面的垄断制。共产党支配着政治 、文化和生产活动，坚持主张党—国合一。”（注：[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当代欧洲政治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第227页。）然而，即便如此，如果苏共能够始终站在时 代的前列，为人民群众指出前进的方向，忠实地反映和代表人民的利益，也不会在各种非共 和反共势力的攻击下由强变弱、如此不堪一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在 谈到苏联剧变原因时尖锐地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 断。它断送了国家、导致国家上层的腐化和变质，直接出卖民族利益”（注：根·安·久加诺夫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俄]《真理报》1995年10月24日。）。
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而要得 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又必须始终如一地反映、代表人民的利益，保持自己思想上的先进性。布 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唤起俄国广大劳动群众，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首先是由于它的思想理 论 正确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正确地回答了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首先是 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上的胜利开始的。然而，布尔什维克掌握国家政权后，长期未能完成共 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当中有一系列客观原因——严峻的外部环境、面临敌对势 力入侵的威胁以及后来的战争状态，也有苏共领导集团、领导人的认识问题。革命初期、战 争年代人民群众的革命激情和爱国主义热情逐渐为日常生活需要所淡化，现实要求苏共及其 领导人以新的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领导国家和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这方面，苏共 虽然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问题在于苏共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的过程中始终未能真正改变革命和战争时期的高度集中的领导方式和管理制度，反而使之 固定化了，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惟一模式被推广到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与此同时，革命和战 争时期党及其领导人的出色表现为他们的头上罩上了神圣的光环，苏共及其领导人也开始飘 飘然起来，似乎真成了永远不会犯错误、一贯正确的“神”。“胜利者不受审判”这句俄罗 斯谚语成为苏共及其领导人掩盖自己错误做法、不注意随时纠正错误的借口。特别是在苏共 的 建设问题上，缺乏作为执政党的忧患意识，不注意发扬、甚至往往压制党内民主。而“如果 真正的民主不是共产党生活的准则的话，那么，这种民主也就不能成为我们整个苏维埃社会 生活的准则”（注：[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9页。）。在苏共党内缺少民主空气的情况下，苏共领导集团自己思想僵化、固步自 封，又“垄断真理”不容许他人质疑。苏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解释往往被奉为经 典，不容置疑，任何怀疑、探讨都被指责为异端邪说，进行政治上的打击、迫害。这种错误 的做法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长期不能克服思想理论上的失误，同时还在党内和理论工作者中 间造成一种趋炎附势的现象，“唯书”、“唯上”、为苏共领导人言论作注释的不良学风充 斥 苏联思想理论界。在这种风气下，苏共的许多错误理论观点长期得不到纠正，更谈不上 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并不仅仅是影响到苏共的具体决策，而更重要的是阻断了寻求社会发展 道路的科学探讨。由此便出现了从激烈的党内上层斗争、策划于密室的“宫廷政变”到后任 否定前任这种“苏联式”的独特现象。可以说苏共正是以这种奇特的方式进行着政策上的调 整，寻找适应苏联社会发展的道路。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虽然曾经以民主化、公开性著称，然而毕竟也没有摆脱这种套 路。虽然戈尔巴乔夫大力倡导“新思维”，在推行其“改革”政策之初过于相信群众的自发 性，对群众自发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程度估计过高，造成了局势的失控，然而 纵观他领导改革的方式，仍然可以发现急于求成、好大喜功、文过饰非、听不得不同意见、 搞一言堂的种种做法，仍然是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错误。当然，戈尔巴乔夫更严重的错 误在于改革的路线、改革的战略和策略选择方面。
在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的宣传声中，苏联社会的问题、矛盾在不断地积累，人民群众对 苏共及其领导人的信任程度在下降。由于“对真理的垄断”，“政府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 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并且要 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 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78页。）。这恰恰是苏共意识形态、思 想理论工作最大的败笔。
造成这种结果的决定性原因正是在苏共党内，而最关键的、贯穿整个苏共理论与实践的核 心问题是苏共在思想路线上长期坚持超越发展阶段的理想主义，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时一直不能改变简单灌输的方法，在实现党的战略目标和贯彻党的各项具体方 针、政策时惯用简单的、强制性的手段。超越发展阶段的理想主义使苏共不能始终客观、冷 静地探讨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从而使苏共逐渐丧失 了思想上的先进性。而专制主义倾向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公 仆”和“主人”严重错位。专制主义倾向的出现伴随着造神运动的兴起。在苏联，人民不能 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苏共也逐渐丧失了代表人民利益的功能。对无产阶级政权 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崇敬、对苏共和苏共领导人的信任变为对掌握最高权力的个人的无条件拥 护和服从，而这种拥护和服从又往往是不情愿的、被迫的，因此不可能是持久的。
二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设想不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 ，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缺乏民主传统的俄国却首先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由此， 一个重要的问题显得十分突出，这就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具体到新政权的建立和发挥作用问题上，两方面的任务十分艰巨复杂：第一，如何理解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将其具体、灵活地运用到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来；第二，如何消除 传统文化对新制度的影响，使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与沙俄专制制度划清界线，成为真正民主 的人民政权。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崇高理想在俄国的实践在很大程 度上被当时俄国所面临的严峻的国际环境和振兴民族国家的迫切性所左右，使苏联最终走上 了一条逐渐偏离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设想的、在某种程度上较多地继承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 发展道路，从而为苏联后来的发展、演变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实际的结果，马克思 主义当然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基础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布尔什维克是在没有现成 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 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自然成为极为关键的一个因素。
纵观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的苏共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存 在着理论脱离实际、思想僵化、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现象，其根源在于思想认识上超越社 会发展阶段的理想主义。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列宁时期曾经出现过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军事共产主义”；斯大林时期围绕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系 列偏差，最终形成了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的苏联模式；赫鲁晓夫时期又 提出“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口号；随后有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等 等。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是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更为浪漫的理想主义， 只不过是在内容方面与其前任有所不同罢了。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需要有崇高的理想，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蓬勃的革命 激情和广大革命者的献身精神，需要有坚强的革命政党和英明的领袖。而党和领袖的伟大正 是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具体政策和策略的选择、运用来体现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 和建设实践都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集团对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 往往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和社会主义建设顺利与否。
说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理想主义的来源，其中有来自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方面的因素， 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未来的科学预测给后人留下的各种想象空间，以及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方面存在的一系列要由社会主义实践家们充实、补充，甚至修改的问题；而更多的是来 源于苏联领导人对共产主义未来以及实现这一崇高理想所要具备的条件过于简单的认识。
苏共及其领导人一直存在一种倾向，即过高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在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从 而往往低估为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斗争的困难和挫折。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尔什维克和 革命队伍中间便普遍存在着一种理想、乐观情绪，希望迅速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和民主的社 会——共产主义社会。列宁在1920年说过：“现在已经五十多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 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 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注：《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59页。）号召、动员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需要革命的激情、革命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但执政党和领导集团脱离现实、超越 现实的理想主义往往造成思想认识上的谬误，导致战略选择和决策的失误，导致唯意志论和 形而上学盛行，违背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而过激的政策和策略又反过来挫伤了群众的积极 性 ，造成不必要的对立情绪和政治冷漠情绪。理想目标的实现遥遥无期，又使得人们对前途、 未来丧失信心，逐渐对目标乃至整个理论本身产生怀疑。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共，特别是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 过程看得过于简单，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估计不足，而过于相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 ，认为通过上层建筑的变革、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注：《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634页。）的民主，并能够顺利地解决资本主义未能解决的各 种 问题。
这种理想主义认识的不断发展、演变，到斯大林时期导致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丰富 理论遗产的简单化、僵化和教条化理解。反映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便出现了两方面的问 题：第一，对资本主义缺乏客观的认识，强调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和斗争，而对资本主义所创 造的不仅经济上的，而且特别是政治上的成果一味地否定、排斥。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 成果的排斥，谈不上学习和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造成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闭关锁国、与 世隔绝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人类文明中汲取营 养，以丰富和充实自己。第二，对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任务，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 和困难估计不足，往往在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同时，忽视了基本制度优越与实际 状况落后之间的差距，不能始终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 过程，从而制约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所有这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 人在理论指导上出现偏差，为长期坚持一种“左”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为用强制手段实 现最终目标提供了可能。既然社会主义是现今为止最民主、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既然共产主 义是人类的光辉未来，那么就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哪怕是强制和不民主的手段来推行这种制 度。
戈尔巴乔夫时期推行民主化、公开性，骤然间打破了多年封闭的国门，使人们看到了外部 世界，看到了苏联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科技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 差距。在新形势下又是激情和理想主义左右了苏联社会，苏共内部和苏联社会普遍出现对迅 速改变国家现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充满幻想，希望通过一次激进的改革使苏联迅速成为“ 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情绪造成了新的“幼稚病”。不少苏共理 论家寄希望于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和解与合作，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希望化解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的矛盾、对立，更是浪漫的理想主义，甚至完全是幻想、空想。在当今世界，即便不从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出发，仅从国家利益出发也不可能得出这种幼稚的结论。
三
作为资本主义的继承者和对立者，社会主义既要继承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又 要克服资本主义的痼疾。而在俄国这样一个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加野蛮的、中世纪的、 经济落后的、军事官僚式的帝国主义”（注：《列宁全集》中文1990年版，第28卷第56页。）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布尔什维克所面临的困 难更是多方面的。阻力不仅有来自国内外资产阶级、敌对势力的反抗和颠覆，更重要的是旧 制度的残余、植根于历史传统文化的一系列旧习俗、旧的思维范式对新制度、新体制的侵蚀 。一般来说，前者的表现比较直接，相对容易引起注意和加以防范，而后者则是一种潜在的 、难以引起注意和防范的无形的东西。苏联的实践证明，恰恰是在对前者加以注意和防范的 同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在强化后者，从而使始终贯穿于苏联领导决策、国家管理以及社会控 制过程中的专制主义残余得以存留下来。
苏联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倾向既来源于沙皇俄国专制制度的传统，也来源于对人类光辉未来 的向往和追求。专制主义在新生的苏维埃制度下的重现，既有客观的原因，更主要的也有主 观的因素。革命前，沙皇专制政权以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野蛮的奴役和 压迫，以暴力手段、血腥镇压来回答人民的正当要求，迫使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不得不通 过暴力手段来推翻反动政权。革命胜利后反动派和外国干涉者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力反抗和武 装进攻，迫使布尔什维克不得不用革命的恐怖来对付反革命的恐怖，暴力又成为新生政权维 持生存的惟一选择。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 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 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注：《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623页。）
显然，这种“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是临时性的，是针对原有的资产阶级法律体系而 言的。不言而喻，当无产阶级政权得到巩固，这种“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伴随着新的 、无产阶级法律体系的建立理应完成其历史使命，并随之消亡。然而，在斯大林时期，这种 原本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一定针对性的专政，从适用的期限、范围到对象都不断地延长、 延伸、扩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镇压机器，一种使每个个人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能感到恐 惧的制度。“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专政从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初期为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不得 已的“暴政”，变成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始终实行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因为“社会 主义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就愈加激烈”。专政的范围和对象，从原来的以暴力对抗苏维埃 政权的国内一小撮反动势力以及对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和渗透的国外帝国主义势力，扩大到 对各种具体政策不满的阶层和个人以及对最高领导人有不同意见的党内外人士，甚至对所谓 “消极怠工者”也实施严厉的惩罚，严重地混淆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 着权力的逐渐集中，实施专政的主体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由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无产阶 级先进政党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逐渐转化为党内高层一小部分人代表党、代表无产阶级 来实行专政。在这种制度下，无产阶级领袖变成了无所不能、主宰一切、永远不会犯错误的 “神”、“救世主”；党的干部和各级官员由人民的公仆变为主人，官僚机构日益膨胀、官 僚主义盛行，滋生出各种贪污腐败现象；人民群众则由社会的主人变成任由官僚阶层驱使的 奴仆和实现崇高目标的工具、螺丝钉。在这种制度下，各级党组织、普通党员、一般群众乃 至党的高级干部只能听命于一种声音，而为此所建立和逐渐强化的一整套官僚机器、一种压 抑个性、排斥不同意见的气氛始终笼罩着苏共和苏联社会，党内民主无从谈起。
苏联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倾向虽不直接涉及政权的性质，却使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制度 受到损害。说到专制主义倾向，并不是说某个领导人就热衷于搞专制，想当“沙皇”。当然 ，领导人个人的品质、素质也十分重要，但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认 识，在于在各种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向终极目标冲刺。列宁早就说过：“我们不赞 成用棍棒把人赶进天堂”。（注：《列宁全集》中文1990年版，第24卷第311页。）然而，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为了使落后的国家 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用不民主的、强制的、专制的方式推行各项政策，为了国家的利益 牺牲个别社会阶层、个别公民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长远利益牺牲个人的眼前利益，在苏共 领导人看来都是必要的、完全合理的。
当把终极目标神圣化之后，为达到这个终极目标而设立的各种阶段性目标便也随之神圣化 了 ，任何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具体政策、任何非常手段便成为理所当然的、无所不能的了。这 种倾向发展到极限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滥用专政、滥施暴力的现象。难怪苏维埃政权初期被 迫实行的以“战时共产主义”著称的极端国家控制政策受到布尔什维克几乎所有领导人的支 持。当时，托洛茨基大力鼓吹劳动军事化；布哈林也认为强制是必要的，提出过渡时期超经 济强制理论：“这听起来好像自相矛盾：无产阶级的一切强制形式，从各种机构到强迫劳动 ，正在形成一套把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素质改造成共产主义新人性的方法”。（注：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纽约1971年版，第160页。）
斯大林时期，强制成为尽快实现强国梦的最主要手段。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 现了不少强迫、强制性方式上的偏差，而肃反扩大化、党内斗争导致的大清洗进一步使强制 手段合法化。强制、专制不仅仅只是对人们的肉体造成伤害，造成大批无辜者受到不公正对 待，甚至死亡，而且对人们的精神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精神文化领域的强制、专制表现为 对正常的学术讨论、争论进行蛮横的干预，人为地把某种学术观点、流派，甚至整个学科判 定为资产阶级的，进行讨伐。这种专制做法严重地窒息了学术研究，妨碍了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创造性研究和探索，从而影响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此后，虽然赫鲁晓夫“揭批”了 斯大林个人崇拜、滥施专政的问题，然而苏共领导层并未真正接受教训，因而仍然一再采取 把党内不同意见斥为反党集团大加批判，甚至肉体消灭的做法，仍然没有停止制造冤、假、 错案。后来的苏共历任领导也只是在程度上逐渐缓和过激的做法，而并未彻底消除专制主义 倾向。
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造就出不受任何制约的个人。苏联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优越的 基本政治制度本身并不一定能防止体制上可能出现的“复辟”，而任由体制上的弊病发展， 必然会造成偏离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丧失威信。极权、专制可 以创造出辉煌的成果，但却是以不重视、甚至剥夺个人的利益和生命为代价的。由此，使原 本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利益而奋斗的共产党逐渐偏离了其为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 直 接后果是使人民对苏共、对苏共领导的政权缺乏亲和力。由于苏共党内缺乏民主，不能开展 正常的思想交锋，苏共除了培养出大批忠诚于人民、勤恳工作的干部之外，也培养出一些表 面上奉承、迎合首长意志、实际上另有打算的干部。不少干部贪图个人权力和利益、腐化堕 落。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苏共表面上团结一致、没有任何思想分歧和斗争的背后，党内不同 意见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和积累着。思想是活跃的、不受约束的东西，任何权力也无法阻止人 们去思考。其实，苏共党内任何时候也没有停止思考，相当一部分人对苏共和苏联社会的各 种弊端有自己的看法。在形势不容许他们说和做的时候，他们不敢或者不愿发表意见，或者 采取指桑骂槐的方式发泄不满。而当时机成熟，特别是当他们自己登上领导岗位、有权有势 之后便会将早已形成的思想付诸实践。与东欧国家有所不同，在苏联剧变过程中作为执政党 的苏共实际上并未受到来自反对党的真正挑战，而正是苏共自己基层组织的涣散、上层领导 集团的分裂和相当一部分领导人的改弦更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苏共不是被反对 党打垮的，而是自己把自己搞垮的。这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当然这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 等苏共领导人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造成这种结局、造就出这些“苏维埃制度掘墓人”的恰 恰又是苏共自己。
专制主义倾向在苏维埃制度下以新的面貌出现，造成一种奇特的现象：苏联在创造了辉煌 奇迹——迅速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曾经保持了相当高的发展速度、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 胜利、战后积蓄了与美国相抗衡的军事实力，等等——的同时，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 誉，使苏联社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显然，不能因为在这种具有专制主义色彩的体制下 、模式下曾经取得过巨大成就，就肯定这种体制、模式，也不能因为苏联的种种弊病以及它 最终的衰亡，就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当然这是带有种种弊端、矛盾、问题的 理论与实践。
正因为如此，斯大林问题成为后来历任苏联领导人最难处理，又不能不触及的问题。赫鲁 晓夫因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曾一度引起苏联社会的震动，同时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动 荡，因而引起苏共上层的不满，最终被赶下台。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归于失败，除了改革路 线、战略、策略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误之外，也正是由于揭开了这个疮疤，并试图通过一次“ 民主化运动”解决整个苏联模式问题，而使改革进程变得难以控制。改革旧体制、抛弃“专 制”却造成权力“真空”、无政府主义泛滥，而无政府主义恰恰是对专制主义倾向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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