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基于因子综合的水平定位与结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装备论文,因子论文,中国论文,水平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国际经济一体化加剧了全球范围内流通产业的竞争，各国都在完善自己的流通产业竞争战略。而竞争的基础是效率，效率又源自技术[1]。如何快速、均衡地提升本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水平已成为各国流通产业能否经受竞争考验并赢得未来竞争的核心一环[2]。但我国对流通产业技术装备问题的研究却在理论、实践两大层面同时出现了严重的滞后。
第一，从基本理论定位层面看，直到现在，主流的流通经济理论研究还认为代表流通产业技术装备水平的“流通物质技术基础”具有三大基本特点：应用范围广、有机构成低和发展变化慢[3]。从这一概括中，特别是从“有机构成低”、“发展变化慢”两大特征中可以看出，理论界仍坚信流通产业始终是以劳动力密集型而非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形态发展和变迁的，流通产业技术装备水平低下、升级缓慢是该产业与生俱来的客观规律。
第二，从技术装备研究层面看，目前对流通产业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对个别技术和具体装备的微观研究，如运输工具、仓储设施、销售设备、信息系统等[4]；但从中宏观对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的系统认识，既缺乏认知体系又缺乏深入研究。在如此研究基础上，流通产业技术运用和装备配备的不平衡现象比比皆是，由此引发的“短板效应”和“低水平重复”，更是对技术和资本要素本不充裕的中国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严重侵蚀了国家流通力。
第三，从产业市场实践层面看，滞后发展的流通产业往往“固执”地坚守着理论界赋予的低装备水平特征，并且这一特征不仅源于流通产业本身发展起点低、技术底子薄、建设资金紧等硬约束条件，而且会在需求因素、供给因素、产业因素、竞争因素、市场因素、文化因素、政策因素等软约束作用下呈现出“低度均衡”态势[5]。这种具有某种相对稳定性的低技术装备水平，对流通产业整体发展的危害将是最为深远的。
第四，从政府政策规制层面看，我国流通产业分布范围广、产业集中度低、技术基础薄弱、资本要素匮乏的特点，决定了依靠流通企业自发进行的技术装备改进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和高效低耗的效果；而政府在这方面的认知能力和政策引导能力又属于薄弱环节，对流通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更多地从销售总额、覆盖城市、网点数量、经营业态等方面着手[6]。在“量重于质”的指导思想下，尽管我国流通产业经营规模和零售总额连年高速增长，但落后的技术装备水平和失衡的技术装备结构却长期制约着中国流通产业竞争力的实质性提升。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国外实践，无不证明技术装备化的发展方向对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同时，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化还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和特定的路径依托[8]。但要想借助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化的内生动力推动流通产业的优化进而达到经济运行的改善，必须以准确定位流通产业技术装备所处的演进阶段为前提[9]。从这个角度看，对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的科学和客观评价便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由于流通产业技术装备涉及面广、动态性强、发展不平衡，又缺乏必要的研究基础和系统的统计数据，所以到目前为止，对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的实证评价仍更多地留在粗略描述、定性比较的层次，未形成科学的指标体系、指标权重系数、综合指标计量模型以及综合指标参照系。本文将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形成适用于当前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并结合有限的统计数据，确定指标权重和指标综合化计量模型；最后基于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评价模型，对我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的水平和结构进行实证考察。
二、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评价指标体系
由于流通产业技术装备涉及的内容多、专业性强、技术升级和装备更新速度快、国别之间和地域之间发展不平衡显著，加之各国对此大都没有形成系统的监测和统计，所以从理论到实践至今都未建立已形成共识的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评价指标体系。
流通产业技术装备水平的衡量依赖于评价指标的选择。本文在构建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评价指标体系的过程中，贯彻了全面性、可行性、代表性和动态性四大原则[10]，参考了任兴洲（2000）[11]、向欣（2000）[12]、洪涛（2002）[13]、金永生（2002）[14]、宋则（2003）[15]、荆林波（2003）[16]、李飞（2003）[17]等学者对流通产业相关领域评价指标的研究基础，构建了表1中的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四大类一级指标和十八个二级指标。
三、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综合指标集成
上述18个评价指标初步达到了全面性、可行性、代表性和动态性方面的要求，但由于指标较为分散、集成度较低，使得对技术装备水平的考察只能停留在每一个指标的口径内；同时，指标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会出现部分信息被多重反映的问题，从而影响技术装备水平评价的客观性。为此，需要对上述评价指标进行综合化集成，形成数量较少但信息更全面的综合指标体系，并最终凝练为单一的信息高度集成的“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指标。本文基于因子分析法（统计软件SPSS），对原始指标进行必要的降维，力争在全面反映各原始指标信息的前提下，建立适用于我国目前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评价的综合指标系统。具体而言，步骤如下：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检验
流通产业作为中宏观经济主体，在研究样本选择中无非两种主要取向：纵切面（时间序列）样本和横截面样本。前者可以克服地域性（特别是国别性）经济、社会、文化差异的干扰；后者则可以缓解技术变革、意识转型、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等时效性因素的干扰。由于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同时存在动态性强（技术变革频繁）和时间序列数据有限的特征，所以选择横截面样本有效性和可行性更强；同时，为既能有效反映历史状况，又能有效沟通未来趋势，本文选择了2007年截面数据作为因子分析对象。另外，流通产业技术装备还存在国别间发展显著不平衡性和国外统计数据严重匮乏的双重约束，为克服国别发展差异的影响，本文选择了我国31个省市的相关数据作为因子分析的对象。以表1中的评价指标为框架，本文搜集了我国31个省市流通产业2007年的技术装备截面统计数据作为样本。⑥同时，由于18个评价指标单位各异，为了消除量纲干扰，并使截面统计数据具有数量上的可比性，本文选用最能有效保持原始数据统计特征的正态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
因子分析法可以将众多原始指标集成为少数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综合因子（指标），但必须满足一个前提要求，即原始指标之间应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本文采用多重方式[18]检验了原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确保18个评价指标具有因子分析的可行性。具体而言：18个原始指标间的相关系数半数以上绝对值大于0.3，呈现非弱相关或较强相关关系；巴特利特球度检验（Bartletttest of sphericity）统计值（近似卡方值）高达584.6，且对应的概率P值
明显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0.01；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值超过了0.6的检验度量标准；样本数据符合因子分析要求。
（二）综合评价因子的提取
在通过检验证明原始指标胜任因子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借助SPSS统计工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依据特征根值大于1的标准，可从碎石图中确定有效综合因子数量为5。
在提取5个综合因子的条件下，对综合因子解释的原始指标样本数据总方差进行计算和汇总，可以发现5个综合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36.57%、17.16%、10.97%、8.65%和6.55%；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0%，即5个综合因子可以反映原始指标样本数据80%的信息和特征。另外，通过对5个综合因子进行相关性检验，其协方差矩阵呈标准单位阵，从而证明5个综合因子反映的信息是互斥互补的，因子提取合理有效。由此本文完成了由18个原始指标（X1、X2、…X18）构成的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原始指标体系到由5个综合指标
构成的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综合指标系统的集成和简化。
（三）综合指标的内涵确定
借助SPSS统计工具对综合指标与原始指标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可以得到各综合指标对原始指标信息的因子载荷矩阵。为达到简化矩阵结构、清晰反映因子载荷的目的，本文选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了旋转处理，如表2所示。
细致解读表2，可以看出：
（1）综合指标
对X1、X2、X3、X4、X5、X6、X11、X15等原始指标形成了较高的载荷量。X1、X2、X3、X4、X5、X6均直接反映了流通产业技术装备规模情况。X11和X15虽不直接反映流通产业技术装备规模——前者反映了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的就业贡献，后者反映了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的扩张情况。但流通产业运作中从业人员与技术装备之间的配比关系决定了“流通产业从业人员数”很大程度上也能反映技术装备的配置规模；同时技术装备化演进的连续性决定了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的扩张规模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其初始规模紧密联系的，所以，X11和X15也与流通产业技术装备规模存在着虽间接却紧密的关联。从这个角度讲，综合指标主要反映了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的规模情况，特称之为“技术装备规模指数”。
（2）综合指标
对X8、X9、X10等原始指标形成了较高的载荷量。其中，X8、X9、X10一方面反映了不同领域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对商品流通规模的贡献情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流通产业技术装备支持下的商品流通效率——这一指标数额越高，则证明商流、物流和信息流技术装备共同支撑下的流通产业的整体运作效率越高。从这个角度讲，综合指标主要反映了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对流通产业运作效率的推动情况，特称之为“技术装备效率指数”。
（3）综合指标
对X12、X13、X14形成了较高的载荷量。其中，X12、X13、X14分别以人口和企业为参照物反映了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的密集程度。显然，综合指标集中反映了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的配置密度，特称之为“技术装备密度指数”。
（4）综合指标
对X16、X17、X18形成了较高的载荷量。其中，X16、X17、X18分别从技术和装备两个层面反映了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的增长情况。显然，综合指标从数量的角度反映了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的发展动态，特称之为“技术装备发展指数”。
（5）综合指标
仅对原始指标X7形成了较高的载荷量。X7突出反映了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对流通产业产出进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见，综合指标就是集中反映流通产业技术装备产出效应的指标，特称之为“技术装备产出指数”。
四、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指数评价模型
在形成了五大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综合评价指标之后，还有两项重要的任务：一是确立五大综合评价指标与原始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二是确立五大综合评价指标与集成度最高的“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
（一）综合指标的因子得分系数
每个综合指标虽然只重点反映了部分原始指标的信息，但每个综合指标的最终信息还是由全部18个原始指标的信息共同构成的。也就是说，每个综合指标都可以与18个原始指标建立明确的线性数量关系，即：
确立综合评价指标与原始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关键在于获得18个原始指标的系数
——因子得分系数。本文依据我国31个省市原始指标2007年截面统计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意义下的多元线性回归⑦，得到了综合指标与原始指标之间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基于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即可建立综合指标与原始指标之间的线性数量关系，如模型1所示。
模型1 综合指标计算模型：
其中，A为综合指标计算模型中原始指标的系数矩阵，也即因子得分系数矩阵的转置：
（二）技术装备度指数评价模型
实现对流通产业技术装备水平的单一指标描述和比较是整个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评价的最终目标。经过对原始指标的集成，本文确定了5个综合指标；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
一方面能共同反映绝大部分原始指标的信息和特征，另一方面它们各自反映原始指标信息的比重是明确的，可以避免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误差。鉴于此，显然可以用计算综合指标加权平均值的方法来形成集成度最高的评价指标“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指数”（T）。具体而言，“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指数”与五大综合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如模型2所示。
模型2 基于综合指标的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指数计算模型：
进一步引入五大综合指标与18个原始指标的数量关系，则可最终形成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指数的综合评价模型3。
模型3 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指数综合评价模型：
T=[0.4577 0.2148 0.1373 0.1082 0.0820]×A×[X1 X2 X3…X17 X18]′
最后，还须特别指出的是，以2007年我国31个省市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原始指标数据为样本，基于因子分析获得的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指数综合评价模型，只适用于可比时间（与样本时间不宜间隔太久）和可比地域（与样本地域特征不宜差异过大）条件下的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实证评价。在不可比时间或不可比地域条件下进行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实证评价，则本文构建的评价模型将失去科学价值；但可以通过上述方法和流程，结合时间和地域条件，重新调整指标、选择样本和构建模型。下文将依托上述模型，借助于2007年我国31个省市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的横截面数据以及2005-2010年我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的纵切面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的结构特征和水平演进进行实证考察。
五、中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地域结构考察
对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的地域结构考察，其实质就是按地域进行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的水平考察。本文立足我国行政区划，依据2007年我国31个省市流通产业技术装备截面数据，直接导入上文形成的五大综合指标和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系数的计算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
第一，从“技术装备规模指数”（）看，占据前列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北、河南、上海、四川、辽宁、北京等省市，几乎都是我国传统的经济大省；而处于末位的青海、宁夏、海南、西藏等省市，则多为经济总量较小的省份。可见，流通产业技术装备规模与地区经济总量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脱离经济总量提高技术装备规模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
第二，从“技术装备密度指数”（）看，占据前列的北京、上海、宁夏、青海、浙江、贵州、广东、重庆、陕西、新疆等省市。要么是传统的流通强省，需要高密度的技术装备支撑规模庞大的流通产业；要么是典型的人口低密度省，为数不多的技术装备即可充分满足流通需求。这些省市已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技术装备饱和度，流通产业不宜继续进入。而位次靠后的河南、黑龙江、湖南、广西等省市，具有人口较多与流通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并存的共同点。对流通产业而言，这些省市流通技术装备的饱和度较低，存在着较大的市场进入空间；对这些省市而言，通过引入外来流通产业（包括外省和外国）尽快提升流通产业技术装备配置密度，是提高本省商品流通效率、满足本省流通需求的当务之急。
第三，从“技术装备效率指数”（）看，除了传统的流通强省上海、浙江之外，占据前列的云南、安徽、湖南、黑龙江、新疆、福建等省市，往往既不是技术装备规模大省、也不是技术装备高密度省。从这个角度看，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的效率是与适度规模、适度密度相联系的。所以，技术装备不足将导致流通效率降低，典型代表是吉林（密度排名第25，效率排名第29）；技术装备过剩同样会导致流通运作不经济，典型代表是北京（密度排名第1，但效率仅列第21）——可见，盲目提高技术装备水平不仅会增加企业风险，还会降低产业效率。
第四，从“技术装备发展指数”（）看，占据前列的西藏、江西、江苏、广东、云南、四川、辽宁、浙江、福建、安徽等省市，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以江苏、广东、浙江为代表，它们已经是流通技术装备的规模大省，但流通技术装备仍具有很强的增长力，这与这些省份正面临的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社会转型有关；第二类以四川、辽宁为代表，它们也是流通技术装备的规模大省，它们的流通技术装备增长力更多的来自于这些省份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第三类以江西、云南、福建、安徽为代表，它们的技术装备规模处于15位—18位的中游水平，技术装备规模扩张的空间尚存；至于西藏则代表一个特殊类别，由于过去流通产业发育水平过低，技术装备规模基数过小，所以其扩张的幅度和速度非常突出。
同时，排位靠后的天津、山西、上海、湖北、重庆等省市，也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以上海为代表，它代表初步完成社会转型的省份，技术装备规模已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发展动力不足；第二类以湖北、天津和重庆为代表，它们代表了基本完成经济转型但尚未进入社会转型的省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发展相对充分，继续发展的动力不足；第三类以山西为代表，它代表着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发展不充分和发展动力不足并存的“低度均衡”状态，当然，这一状态的出现是与该省特殊的产业定位相联系的。
第五，从“技术装备产出指数”（）看，上海、天津、海南、江苏、福建等省市位居前列，说明这些省市的流通技术装备对流通产业产出贡献较大；宁夏、云南、新疆、重庆、河北等省市则处于末位，说明这些省市的流通技术装备对流通产业产出贡献较小。
在此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结合“技术装备产出指数”（ ）与“技术装备效率指数”（）两项综合指标审视我国31个省市的流通技术装备情况，可以发现，除了上海两项指标均位列第一，多数单项指标排名靠前的省市，另一项指标却明显落后。分析这一现象的成因，需要先了解这两项指标的经济内涵：“技术装备产出指数”描述的是流通技术装备对流通产业产出的贡献，反映的是流通技术装备的中微观经济职能，其价值主要集中于流通产业内部；“技术装备效率指数”描述的是流通技术装备对商品流通效率的贡献，反映的是流通技术装备的中宏观经济职能，其价值可以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由此可见，上海作为我国流通产业发育最充分的省市，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的配置最为均衡，兼顾到了产业发展与流通促进的双重目标；以北京、福建、广西、天津、海南等为代表的省份，过于注重流通技术装备的产出贡献，而忽视了其对商品流通的推动，无益于发挥流通产业作为先导产业的经济职能；以浙江、云南、新疆、宁夏等为代表的省份，则更注重流通技术装备对商品流通效率的推动，而忽视了其产出能力的提升，虽然有助于强化流通产业的基础地位，却不利于流通产业的持续发展。
第六，结合五大综合指标分析“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指数”（T）排名，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1）位居“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指数”排名前列的省份（除西藏外）几乎都是“技术装备规模”大省，可见，扩张技术装备规模是实现流通产业技术装备水平提升的最直接的手段。这一点从“技术装备规模指数”在“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指数”中的高权重也能看出。
（2）“技术装备发展指数”排名与最终综合排名的相关性仅次于“技术装备规模指数”，可见技术装备的存量与流量对流通产业技术装备水平的提升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不注重发展能力的提升，不仅会造成当前技术装备水平低下，更会导致技术装备演进的停滞。
（3）“技术装备密度指数”对“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指数”的影响并不显著，半数以上技术装备密度较高的省份，技术装备整体水平都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可见，技术装备规模提升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盲目提高技术装备密度，否则只会事倍功半。
（4）与“技术装备产出指数”相比，“技术装备效率指数”对“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指数”的贡献更大，“技术装备效率指数”排名靠前的省份在综合排名中要略微领先于“技术装备产出指数”占先的省份。这一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优先发展有助于商品流通效率提升的基础性技术装备要比优先发展有助于流通企业效益提升的竞争性技术装备效果更好。
（5）“技术装备规模指数”虽然是对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综合水平影响最显著的因素，但并非是决定性的因素，上海、北京，特别是西藏的例子充分证明，较小的技术装备存量并不会影响到技术装备水平的提升。可见，只要在发展中贯彻均衡理念、强调效率优先、提高发展能力，技术装备水平暂时的落后最终能被持续的发展所弥补。
六、中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水平演进考察
基于技术装备度原始评价指标体系，对2005-2010年我国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搜集、汇总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进而代入模型1和模型3，即可形成2005-2010年我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水平各综合评价指标和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指数的时间序列数据，如下页表4所示，由此即可对我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化的整体进程进行纵切面的演进分析。
从“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指数”（T）的时间序列可以看出，我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水平处于持续提升的良性发展轨道，且于2008年和2010年出现了两次跨越式提升。进一步分析五大综合指标的时间序列，还可以对我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化进程形成如下更深入的认识：
第一，从“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度指数”与“技术装备规模指数”完全相同的排名顺序可以看出，技术装备规模仍是影响我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化的主导动因。但对比技术装备规模指数的年度增幅与技术装备度指数的年度增幅，可以看出，我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规模的扩张幅度几乎一直领先于技术装备水平的提升幅度。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得到三个初步结论：（1）技术装备在配置密度、发展动力、产业支持、流通支持方面的表现同样显著影响着技术装备水平的提升；（2）我国流通产业在技术装备消化吸收和配置效益方面存在着低效率；（3）在各种问题与影响因素作用下，我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化进程出现了明显的事倍功半。
第二，随着流通产业技术装备规模的逐年扩张，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的配置密度也呈现出了逐步提升的发展走势，并在2009年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达到了技术装备密集度（）的峰值。但与此同时，代表流通产业技术水平的技术装备发展指数（），却呈现出逐年下滑的发展走势，并于技术装备密度提升最显著的2009年跌到了谷底。从这两个指标看，我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规模和配置密度的提升，是以低层次技术装备扩张为主的——这与我国长期将流通产业作为就业吸纳产业的功能定位不无关系。
第三，我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效率指数（）和产出指数（）呈现出完全的逐年下滑的趋势，说明我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规模的不断扩张，技术装备密度的不断提升，不仅没能提高商品流通效率，扩大产业产出效率，反而影响了流通产业的正常发展和职能发挥。
第四，我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发展动力的逐年萎缩与技术装备流通效率和产出效率的逐年下滑，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困扰后发展流通产业的技术装备低度均衡在我国现实地存在。如果不改变我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低水平扩张的现状，不重新对流通产业进行产业定位，则我国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化只能停留在量变积累的阶段，不可能实现质变飞跃。
注释：
①选择“超市网点数”作为商流技术装备规模的代表性指标，主要是考虑到超市代表了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主流业态形式，随着业态演进的持续进行，这一指标可以由未来的主流业态形式网点数指标代替。
②选择“货运车辆数”作为物流技术装备规模的代表性指标，主要是考虑到货运车辆代表了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主流运输工具形式（轮船是产业革命前的主流运输工具；火车是20世纪中期之前的主流运输工具；飞机至今未成为主流运输工具），随着运输工具更新的持续进行，这一指标可以由未来的主流运输工具数指标代替。
③选用每万人配置的超市网点数来反映“人口店铺密度”的原因同注①。
④选用单个交通运输及仓储企业所配置的货运车辆数来反映“物流技术装备密度”的原因同注②。
⑤选用“货运车辆增长率”来评价物流技术装备规模的扩张速度的原因同注②。
⑥限于篇幅本文略去了原始数据，具体可参见：李智.流通产业技术装备：原理论纲与实务辑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98-202。在此特做如下两点说明：（1）表中的原始数据以及计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连锁零售商业企业统计年鉴》（2008）、《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2008）、《中国劳动年鉴》（2008）、《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2008）。（2）由于年鉴统计口径与研究需要的统计口径略有差异，本文对部分指标作了调整：流通产业主要包括批零贸易业和交通运输仓储业；流通从业人员数主要是指城镇单位的流通业就业人员。
⑦本文进行最小二乘意义下的回归分析，默认线性回归方程的常数项为0。
⑧限于篇幅本表略去了31个省市和七大地区的流通产业技术装备综合指标的考察值，仅保留了指标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