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清台以荡志，伏高轩以游情”——曹操、曹植的登高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曹植论文,登清台论文,伏高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国文学中以登高为题材的创作从《诗经》就已开始了。“乘彼垝垣，以望复关”①是登高望远念所思，体现出缠绵悱恻的情感。“陟彼高冈，我马玄黄”②为怀人之作。诗中主人公想象“我”在山地跋涉、人困马乏的情景，表达出对行人的思念和关切。后代大量出现的反映行役之苦的内容在本诗中已见端倪。《魏风·陟岵》则是征人登高望乡思亲之作。对征人的内心活动刻画得细腻真切，为后代体现此类内容的作品开了先河。《鄘风·载驰》则表达出许穆夫人的愤怨。从《诗经》中的这些登高描写来看，恋人、怀人、思亲就基本构成其主题。登高题材体现出的情感是朴素真挚、深婉动人的。这说明我国的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抓住了以情动人的根本审美标准。虽说《诗经》中的登高描写从艺术思维的严格意义来讲都是凭借了作者的相象才得以完成的，但从作者所处处所的角度，以宽泛的形式来讲有作者本人身涉其处，实际登高的身登和依靠想象进行思想游历的神登（后代文学作品中如游仙、记梦之类）。这两种类型的登高描写随着文学的进步不断发展，主旨日趋丰富。《诗经》后的神登之作当首推屈原之《离骚》。由于他“深思高举”③，心系楚国，“哀民生之多艰”④，在“众人皆醉我独醒”⑤的环境中“苏世独立”⑥，为了楚国的兴盛上下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⑦但由于被谗见逐，他没有实现理想的场所，也没有满足原望的条件，而要让他放弃自己的追求，抛开理想苟且偷生，“淈其泥而扬其波”⑧的去随波逐流，随众从俗又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悲时俗之迫厄”，并感到窘迫无依而心灵郁结不平时“愿轻举而远游”⑨，让思绪插上翅膀飞翔在广袤的天国。在那里他使望舒为先驱，令飞廉为奔属，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里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慰籍精神的地方，唱出了“哀高丘之无女”，“又何怀乎故都”⑩的系国念乡的情怀，“吾独穷困乎此时也”(11)的有志不遂的怨愤，表现了“不周于今之人”(12)的耿介独立的人格。《离骚》里的抒情主义公关注的是社会、民生，而不是“我”的得失与荣辱，没有追逐个人名利的痕迹，是将个体的命运附丽于为群体谋利益的基础上的，其个人的价值要在为集体服务的过程中得到实现。故其神登之作刻画出了一个要追求理想、寻找真理、加强自我修养的诗人“自我”形象。登高内容多义而丰满。从艺术形象思维上看，或者从更高的角度，即从我国艺术创造史的流程上看，屈原的神登之作将主体的思维由平面延伸到了空间，表明着人的宇宙意识的觉醒，将人的思想升到了居高临下的位置，使天、地、人三位一体，自然不再神秘而被诗情化，并从俯视的角度来审视社会、人生。这样就具有了超越时空、总揽全局的意义。也因之才使屈原能察古观今，并将华夏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
二
登高创作在曹操、曹植的笔下变得更加成熟了。就形式言，他们父子不仅有“北上太行山”(13)和“登岧之高岑”(14)的身登之作，又有“登彼九疑历玉门”(15)和“翱翔九天上，骋辔远行游”(16)的神登之作；就境界言，既有象“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将自然之景同人心中之境融为一体的博大境界，也有象“扬朱华而翠叶，流芳布天涯”(17)，“绿罗缘玉树，光耀灿相辉”(18)的芳香四溢、瑰丽神奇的梦幻仙境；而从内容言就更呈现出复杂、多义的特点。
先看身登之作。由于曹操和曹植在追求的人生目标上有一致的地方，故他们在创作中会体现出相近的倾向。曹操“志在千里”，一心想结束战乱、平定天下。为此他南征北战，历经艰辛，终生“忧世不治”(19)。因之在他的创作中就有了象《苦寒行》和《观沧海》这样的写征战途中的感受和见闻的作品。《苦寒行》是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春征高干时所作。这次战争从春天一直持续到寒冬。诗中内容就是反映“北上太行山”时军旅生活的艰难和对本次战争的感慨，格调悲凉凄苦。但本诗的意义不在于反映行军过程的苦况本身，而在于不安定的社会会给老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而要改变这种纷乱局面还是要通过战争。曹操进行的讨伐战争正是为了达到削除割据、消弭战乱、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目的，因而他所进行的征战就具有其合理性，既符合历史的必然要求，反映着人民的愿望，又同他一生追求的要统一天下的理想合拍。诗中虽言艰辛却并不灰心。故当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他大破乌桓班师途中“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时“览岛屿之所有”(20)，通过对大海囊括万物的宏大景象的描绘体现出他统揽全局的政治家的广阔胸怀。大海虽无垠，但还是被这位雄才大略的文武全才“装”在心里。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曾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就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就是人的内心世界”。《观沧海》体现出的就是曹操这位政治家的心中大景象、大气度。他以天下为关注对象，从全中国的整体观念上来衡量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意义，就自然需要有吞吐宇宙、包罗万象的襟怀。虽说曹植随父亦“东临沧海”(21)，但他没有写下象其父那样的诗作，就因为他不具备象曹操一样的气度、胸怀。一句话，就因为个人素质所限。但曹植描写的登高境界比乃父要丰富得多，登高主旨也要复杂得多。其作品中的登高内容首先是对志向的抒发、对理想的高扬。这类作品以《杂诗·飞观百余尺》为代表。其中以俯视人生之姿态，“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形象地表达“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22)，“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23)的志向，从而喊出了要“争雄于宇内，角胜于平原”(24)和要“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25)的迫切愿望。这个矗立楼头，依剑挺立，时时以国事为念，散发着要在疆场上建功立业，追求不朽“声名”，体现着昂扬慷慨精神的“烈士”是曹植为自己设计的人生形象。他要在人生的道路上如此“刻画”一个大写的“自我”，为人生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里要强调的是，他要追求这样一种人生境界的意义就在于：在当时的纷乱时局下是需要有这种富于牺牲、勇于献身精神的人来为平息战乱、安定社会去拼死的。谁树立了这样的志向并力求付诸实践，谁就成为时代的“先进分子”。曹植正好要充当这种“先进分子”的角色，因而就使他的追求具有了现实的和历史的双重意义。其次是对世事、人事的关注。《送应氏》（其一）截取了当时社会的一个横断面，集中反映了连年兵燹致使“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的悲惨局面。既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客观、真实的反映，又体现着对这种悲哀现实的惆怅。《愍志赋》虽不是诗人的身登之作，但在本赋中作者借助于一个“登高楼以临下，望所欢之攸居”的虽两情相投，却“思同游而无路”的登高望所思的女子哀怨的口吻，体现出对“迫礼防之我拘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制束缚自由婚姻，压抑、扭曲人性的愤慨。对这一女子遭遇深表同情也就体现出子建对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否定，在否定当中又体现出子建思想的先进性。因为他所写到的这种现象在封建社会里不是个别的，它具有普遍性、承继性、顽固性。子建位为王侯，尽管说他生活的后期形同囚犯，命运多舛，但他能对下层人民的正常、合理的要求予以关注，对“无愆而见弃”(26)的现象进行谴责，亦是难能可贵。第三是对其父在开创基业上取得的成功体现出钦慕、欣喜、自豪并致以衷心祝愿，流露着对曹魏的由衷热爱。《登台赋》写登高时的所见所思。首句“从明后之嬉游兮，聊登台以娱情”就使诗人喜悦的心情毕现，同时也让读者受到此种情绪的感染。一个“嬉”字极写子随父登铜雀台时的喜气洋洋的情态与心境。尔后先由眼前景象入笔，极力铺张被摄入视野的建筑之巍峨高峻，溢淌着对人的能力的肯定和欣赏之情；再通过“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的微风和煦、百鸟争鸣、竞相欢唱来尽发畅想，祈求祥瑞和祝福，希望海内清平。也正是基于此，故当他“登城隅之飞观兮，望六师之所营”(27)时自然会饱含感情，诚心实意地渴望曹操带领的“王师”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举成功。并预想了凯旋的雄壮盛况。第四是反映他的孤独寂寞的心态。这种孤独情绪主要的是由于理想不达、愿望未遂、处境不佳、亲人逝去、朋友被戕而产生的。所以他“登高陵而反顾，心怀愁而荒悴”(28)，对统治者有怨愤；在登山临水时“悲予志之长违”(29)，并要“登高墉以永望，冀消日以忘忧”(30)。在“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无俦”(31)和“静闲居而无事，将游目以自娱”(32)时更要“登高丘以延企”，“登北观而启路，涉云际之飞除”了。
再看神登之作──游仙诗。曹氏父子都写有大量的此类题材的作品。就他们的创作动机来说，他们创作游仙诗的初衷意愿都是为了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苦闷，都以出世的题材表达着用世的思想。这个大前提是一致的。但由于他们各人经历、境遇的不同而使苦闷的内容也有差别。曹操一生最大的愿望是统一天下并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但在实现理想道路上却受到了挫折。因此他的苦闷主要在于“忧世不治”(33)的天下未统，“人生几何”的生命倏忽，“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34)的悲惨现实，“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35)的创业的艰难困苦这几个方面。他到神仙境界就是为了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找到一条可行的出路，以便能让他延长寿命，完成自己的使命。为此他设想“愿得神之人……来赐神之药”(36)，并要“食芝英，饮礼泉，拄枝杖，佩秋兰”(37)。这样就可达到“万岁长，宜子孙”(38)的永生境界。相对来讲，曹植的苦闷比曹操要多了。建功立业的理想没有条件和场所去实现，“仰天长叹息，思想怀故都”(39)的“十一年中而三徙都”(40)的流徙生活，“萁豆”相残、骨肉分离的切肤至痛，如“圈牢之养物”(41)的身心之困，被排挤、打击、驱遣的艰难处境，“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42)的社会现实，“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43)的忧愁孤独都使他苦闷难已。现实生活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沉重，现实世界又太局促，精神压抑和心灵重荷使他难以承受，再加上诗人的浪漫气质就使他要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栖息精神的家园。而这块美妙的地方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找到，于是便去做思想的漫游，将思绪升腾到了幻想的神仙世界，在虚幻的仙境里去率性随意的想我所想，为我所为。再就他们在神仙境界里的行为、充当的角色来说，他们父子都追求一种和平静穆、怡然自乐、洒脱无拘的安定、快意生活，都有着对惜时延年的向往，特别憧憬神仙们的理想自达、行为无碍。但曹操在那里体现的是四海为一、天下一体的整体观念，在行为上有随意性、自主性、支配性。他要以“我”为主宰，去驾驭、掌握一切：“驾六龙，乘风而行”(44)，并让神仙们听从自己的遣使，尊从自己的旨意，召唤“仙人玉女，下来遨游”(45)。他的游仙诗中出现了“主人”、“坐者”。“东西厢，客满堂。主人当行觞，坐者长寿遽何央”(46)俨然是人间的生活图景。这其中的“主人”无疑是曹操自己，“客”则是能帮助他成就大业的贤才。那么曹植呢？他在游仙幻境里还是充满着希冀、哀怨，他在孤独地“远游临四海”(47)，并在寻寻觅觅，要努力挣脱各种羁绊，找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归宿。他在神仙境界里好象是以一个观赏者的身份出现的。他虽涉身其间但并未想同神仙们为伍。他在“我本泰山人，何为客淮东”(48)的叹息中向往神仙们的各得其所，来去自由，齐年天地。他试图要冲破“罗网”，“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49)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游仙诗中出现的“桂树”和“扶桑”这两种神木意象。其中的桂树“扬朱华而翠叶，流芳布天涯”(50)，不仅枝繁叶茂，而且馨香四溢；扶桑则顶天立地，倾心向日。“中心陵苍昊，布叶盖天涯”(51)。这是曹植对自己的追求和品格的象征。既美好又辉煌，显得超尘拔俗，非同凡响！
三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都不是凭空而有、主观臆造的，也不是作者的忽发奇想。自从人有意识地进行创作的时候起，文学就浸润在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思想天地里，滋生在现实生活的土壤里。传统文化熏陶，有时甚至制约着、决定着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直接导引着人生的观念判断、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每个人人生活动的轨迹都时时体现着被传统文化所规范的印痕。因为文学创作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种精神活动。这种活动在体现时人精神风貌、追求的同时，又会对作者的思想起着领导作用的传统文化体现出继承性、传播性、发展性。而任何一个文学创作者，他又都是当时社会成员中的一员，生活在现实中尽管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思想有时可能会游离于现实之外，但他要将在受传统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基础上形成的人生哲学付诸行动，投入社会实践，参预对社会的改造，那他就不可能将自己与世隔绝，将自己封闭在“异想天开”的自我思想境界里，他必须要同现实生活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定位”，并扮演某种角色。如果不能直接参预对社会的改造或者碍于条件不能遂其愿，那他就要转向精神领域，从事精神产品的创造。中国文人大都不愿无所事事，都想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将自己的主张、行为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曹氏父子也不例外。他们所接受的传统文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综观其终生的主张和行为，儒家文化在他们的思想中占着主导地位。他们所追求的要统一天下的志向不就是儒家“王天下，定于一”的“大一统”思想的体现吗？曹操表明政治理想的《对酒》诗，曹植提出“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52)的让民休养生息的主张都反映的是儒家的“王道”思想。对儒家的“仁义”、“德化”等一些伦理纲常思想他们也都熟谙。特别是曹操的“忧世不治”、曹植的要“补益群生，尊主惠民，使功存于竹帛，名光于后嗣”(53)的理想更是儒家的以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为特征的“入世”人生哲学的很好体现。曹植还在《陈审举表》中用“臣闻孟子曰：‘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来向当权者表明自己愿为曹魏尽力之心。“积极”、“向上”、“进取”构成了他们力求用世的稳定心理定势和坚实的思想基础。当时纷乱的社会现实又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消除战乱的迫切性和实际意义，他们要积极投身于这种事关全局、意义重大的活动。因此，他们在创作中奏出的强音是心忧天下和建功立业。这也是他们创作象《观沧海》、《杂诗·飞观百余尺》之类登高作品的深层思想契机。在受了传统文化影响的条件下，在进行人生奋斗、要实现理想的过程中，现实生活本身为他们又提供了创作的源泉，而他们亦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在采撷、熔铸创作的题材。登高创作也是将现实中的体验加以兴发而出现的。是基于传统文化、现实基础、个人身世、个性因素的多重条件之上的。曹操的身登之作不是有意识而为之的。《苦寒行》、《观沧海》都是他经历某种境遇时触景生情，抒发感慨。当自然界中有困难、障碍时，他就很容易触发创业不易的喟叹。虽说他并不悲观消极，但他却清醒地能直面困难。当自然界中的硕大景象一旦同他所具有的雄才大略的胸襟契合时，“形”与“心”便洽合无间，他便要一无阻碍地尽发其畅想。曹植的身登之作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自觉地、有意识地。他体会到在登高望远的长视久待、凝目遥望中可以暂时忘却烦恼消释苦闷，圆满情感，抒发志意。他在作品中多次谈到登高可有“荡志”、“娱情”的作用。“登清台以荡志，伏高轩以游情”(54)，“登高墉以永望，冀消日以忘忧”(55)。故他在登上“飞观”时要慷慨高歌，抒发“甘心赴国难，视死忽如归”(56)的昂扬志向；在处于“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无俦”(57)，“静闲居而无事，将游目以自娱”(58)的状态中显得孤独寂寞时更要“登北观而启路，涉云际之飞除”(59)。这些作品都强调了登高时“游目”、“娱情”的排遣、渲泄功能。至于他要超越现实去神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理想不能实现，有着“圈牢之养物”的精神缧绁和人格屈辱及“进无路以效公，退无隐以营私，俯无鳞以游遁，仰无翼以翻飞”(60)的穷窘急迫境遇。当然他们父子创作此类题材的作品也是在吸收古代神话传说等文化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际，凭借浪漫想象加以创造性思维的结果。总的来说是为了摆脱理想不能实现及其他的多种人生苦闷，让心暂时去超越现实，在神仙之境求得精神的宽松而已。
注释：
①《卫风·氓》
②《周南·卷耳》
③⑤⑧《渔父》
④⑦⑩(11)(12)《离骚》
⑥《桔颂》
⑨《远游》
(13)(35)曹操《苦寒行》
(14)曹植《九愁赋》
(15)曹操《陌上桑》
(16)(43)(49)曹植《游仙》
(17)(50)曹植《桂之树行》
(18)曹植《苦思行》
(19)(33)曹操《秋胡行》
(20)曹操《沧海赋》
(21)曹植《求通亲亲表》
(22)曹植《杂诗·仆夫早严驾》
(23)(56)曹植《白马篇》
(24)曹植《与司马仲达书》
(25)曹植《与杨德祖书》
(26)曹植《出妇赋》
(27)曹植《东征赋》
(28)曹植《九愁赋》
(29)(60)曹植《临观赋》
(30)(55)曹植《感节赋》
(31)(57)曹植《闲居赋》
(32)(58)(59)曹植《游观赋》
(34)曹操《蒿里行》
(36)(44)(45)曹操《气出唱》其一
(37)曹操《陌上桑》
(38)曹操《气出唱》其二
(39)(48)曹植《盘山篇》
(40)《三国志》本传
(41)曹植《求自试表》
(42)曹植《送应氏》其一
(46)曹操《气出唱》其三
(47)曹植《远游篇》
(51)曹植《升天行》其二
(52)曹植《谏伐辽东表》
(53)曹植《自试表》
(54)曹植《感婚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