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增长的文化动力探源——以浙江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浙江论文,动力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经济增长的实质：企业家主导下不断创新的过程
影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传统主流经济学主要强调的是各种外在生产要 素的投入：一是资本积累，二是自然资源的禀赋，三是技术进步水平，四是劳动力的投 入。因此，西方经济学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表达式为：
G = AF(K，L，R)
式中：G表示经济增长率，A表示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水平，K代表资本对经济的贡献，L 代表劳动力的投入量，R代表投入的自然资源，F表示函数关系。
传统经济学家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经济增长问题的。自 从亚当·斯密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沿着这条路径研究经济问题的，正如保罗 ·萨谬尔森所总结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 是富国。”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以上经济模型时，一般把确定的制度、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 交易费用作为暗含的假设条件，而将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信仰感情全部抽象掉。 但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由此导致了新古 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特别是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停滞的原因时就显得力 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对此评价道：“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 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 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因此，当社会发展需要经济 学作出更为深入的解释时，将原来抽象掉的假设条件还原回去，不仅会增加经济学的解 释力，而且也是经济研究向“现实世界”的回归。
正是在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反思的基础上，20世纪初期，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以“创 新”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而“创新 ”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 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从源头上看，“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就是 “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针对传统经济学“生产要素决定 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特别反驳说：“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 ，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而 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1]熊彼特的“创新理 论”是把历史发展和理论分析结合起来，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是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 ——创新。
那么，创新的主体是什么?对此，熊彼特亦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 什么是企业家?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按照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是推动 经济增长的“灵魂”，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企业家是把 实现新的生产方法组合作为自己职能的人。企业家之所以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 企业家具备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品质，即“创新精神”，亦叫做“企业家精神”。所谓企 业家精神，主要包括：(1)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和甘冒风险的大无畏精神；(2)企业家的“成功欲”；(3)企业家甘冒风险，以苦为乐的精神；(4)企业家的精明理智和敏捷；(5)企业家的事业心。由此可见，企业家本身的素质决定了他自始至终是实施创新的 人，他们所具有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恰好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需要。正是在他们 的支配作用下，不仅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能够发展壮大，而且通过其影响产生了一批追随 者和模仿者，从而带动区域经济从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中摆脱出来，从传统的自然经济走 向现代的工业经济。
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是创新的精髓，具有创新意识的企 业家是一个地区经济能否起飞的关键。但是，企业家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如发达国家的 企业家人数多于发展中国家，我国东部的企业家平均数量也大大超过西部。那么，为什 么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家数量具有不均衡性?企业家阶层及其创新精神是怎样形成的? 按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每个时代的“精神”都与其特定社会的文 化传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2]因此，企业家精神的形成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去 寻求答案。
二、企业家阶层形成与传统文化的渊源分析
现代工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较，两者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具有本质上的差别： 传统的小农经济要求的是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产主体只要作到循规 蹈矩，模仿前人就行，从而形成的是保守、不思进取的传统农业文明。而现代市场经济 社会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社会，要求劳动者尤其是管理者必须是具有创新意识的现代 人，因为一个没有创新意识的人，要想在市场竞争社会立足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个适应 市场经济的现代人，应该满足以下一些特征：具有主体意识；思维活跃，具有创新精神 ；不因循守旧，不满足现状；具有进取精神和纠正意识；眼界开阔，乐于接受新事物， 不断补充新知识；崇尚科学，实事求是，不迷信书本，不慑服权威；讲求效率，重视技 能，具有敬业精神。由此可见，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的劳动 者和管理者。
为了满足现代工业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要，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创造性地提出了 “人力资本”的概念。他主张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的知识与技术水平， 以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现实情况是，很多国家通过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了 大量的大学生，甚至出现了“知识失业”和“教育深化”的现象，但其工业化仍然没有 实现。这说明，人力资本不仅仅是个数量的问题，而且还有个质量和结构的问题。
根据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和功能不同，笔者拟把人力资本区分为“知识人力资本”和 “观念人力资本”两种形式。知识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培训而形成的具有某种专业知 识的人力资本。发展教育事业是培养“知识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一个国家的各级教 育对培养劳动者的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有重要意义的。“观念人力资本”是指由传 统文化熏陶和潜移默化而形成的价值观念方面的人力资本，它是通过地域传统文化的长 期濡染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观念人力资本”主要由一个人的观念、信仰、习惯和思 维方式等多种要素所构成。“知识人力资本”和“观念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都起着 重要的的作用，但二者的作用途径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知识人力资本”主要是为经 济增长提供正确的手段、方法和途径，从生产力上解决“怎么做”的问题，那么，“观 念人力资本”则是主要是从思想和行为上选择“做什么”、以及从经济组织上解决“如 何做”的问题。从二者在人力资本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看，“观念人力资本”甚至超越“ 知识人力资本”而居于基础性地位，因为只有先解决“做什么”的问题，然后才谈得上 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很显然，本文的企业家是属于“观念人力资本”范畴的。
“观念人力资本”源自于传统文化的熏陶。那么，什么是文化?哈耶克认为，文化乃是 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 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文化的经济学界定是：文化是指人们所习得的与遵从 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人们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 、消费活动，总是需要一个特定的价值观体系来帮助判断决策。文化的内容包括最基本 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传 统文化是通过对人们一生都会产生影响的文化观念和习俗，来禀赋不同区域人群以不同 特性，进而通过这些经济主体的不同行为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传统文化精神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规约、激励来发挥作用的。文化精 神的导向作用表现在：文化精神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明确的价值参照系，告诉人们应该 做什么，把人们导向有价值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因此，不同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群会出 现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取向；文化的规约作用表现在：特定的文化精神构成经济行为主 体的潜在的行为规范，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使不同文化精神背景下的人群的经济社 会活动维持不同的秩序风格；文化精神的激励作用表现在：文化精神往往构成社会行为 主体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为他们提供克服困难、解决疑难、忍受劳苦的心理 暗示与信念支撑。因此，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 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的过程。
一般来说，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 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在今天，一种文化是否适应工业化社会，关键是看 其是否具备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因为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和观念对现代 经济的主体即企业家的形成具有长久的基础性的影响。经济学家刘易斯将影响经济增长 的态度分为两类：一是人们对财富的态度，他认为人们对财富的意愿是大不相同的，这 取决于积累的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习惯和禁忌；二是人们对取得财富所需作出的努力的 态度，即工作态度，他认为人们的不同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在这里，人们 对财富的不同态度是受不同的传统文化影响的，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受到传统文化的潜移 默化。因此，出身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区域，对其一生价值观念的形成都将产生深远的 影响。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经验表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或工业化，都离不开人的思想 观念的更新或人的现代化。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工业化道路 ，都充分证明了文化的革命以及观念的现代化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从历 史上看，西方世界正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大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才有了封建 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缓慢变迁，才有了“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的突破性大发展。
综上所述，在现代社会，“观念人力资本”形成的路径是：传统文化通过其长期积习 而成的创新精神，对生活在本区域内的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塑造出具有创新 和冒险精神的人群。而正是这些具有特殊文化禀赋的人群，生成了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 要的“观念人力资本”或企业家群体，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形成了经济活动中工业创 新的浪潮，并最终推进了区域经济的成功转型。
三、一个实证分析：“浙江模式”的形成机理
按照笔者的观点，从人文地理学出发，可将中国文化划分为“中原传统农业文化区” 和“东南功利文化区”两大部分。中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其辐 射范围遍及中西部广大地区。由于深居内陆地区，自古以来，这里一直是以农耕经济为 主，小农思想根深蒂固，人们的观念保守。这种传统文化所以抵制现代化，不仅因为它 是一种僵化的价值观念、思维定式，制约着人们思想什么，怎样思想；而且还因为它是 一种生活习惯，行为模式，制约着人们去做什么，怎样去做。这种思维机制使人们思想 僵化，观念保守，不思进取，害怕创新。
“东南功利文化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其主体构成是吴越文化，其范围 包括江浙及其附近地区。吴越文化从纵向上看，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反复碰撞中发展的； 从横向上看，吴越处在我国传统的大陆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两大板块的交锋地带，这就 使得其文化具有海陆两种成分，并进而发展成传统的伦理本位主义与现实功利主义两种 性质的交流和融合。
作为吴越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浙江文化除了拥有“东南功利文化区”的基本因素外 ，还有自己的独特性。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素称“文物之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 过程中，形成了以“永嘉文化”为主体的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色。浙江文化的主要 特征表现在：第一、具有鲜明的“善进取，急图利”的功利主义色彩。第二、具有“富 于冒险、开拓进取”的海派文化传统。这主要是因为傍海而居，出海而航的生活生产环 境，培育出了浙江人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开拓冒险的精神。第三、具有浓厚的工商文化传 统。浙江文化自春秋战国范蠡大夫弃政从商以来，就形成了蓬勃的尚利文化，“工商皆 本”的思想几乎是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第四、具有“崇尚柔慧，厚于滋味”的人文情 怀。江浙文化尊重人欲，重视家庭和家族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与“存天理，灭人欲”的 文化导向很不一样。由此可见，浙江文化与我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是 有区别的。浙江文化具有内生的创新冒险精神，其总体特征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勇于 创新，注重功利”。[3]创新冒险精神是浙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巨大的生机和创造力 是其文化的生命能量；功利主义和自然人性观构成了浙江文化的人生观基础。浙江人讲究实际、注重功利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浙江人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自主创新，敢为天下先的思维品格，构成了浙江人在经济改革中致力于制度创新，实现体制外增长的精神动力；善于经营，富于机变的文化性格，赋予浙江人在适应市场机制中胜人一筹的素质和优势。
浙江文化蕴涵的自主创新精神与现代经济具有内在的兼容性，它对浙江“观念人力资 本”的形成具有内源性的影响。正是这些潜藏在浙江人意识深处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精神 和价值取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苏，造就了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观念人力资本”， 使浙江大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夜之间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农民企业家。改革开放以来， 正是在大批企业家的主导下，形成了浙江“制度创新”的浪潮，从而推动了浙江工业化 的进程。
从浙江工业化道路的实践来看，其制度创新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内生型的诱致性制度 变迁过程。即这种制度创新不是外部力量的强制作用，而主要是以“观念人力资本”为 主体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自愿选择，然后政府加以引导与规范的结果。笔者把这种内生 于民间、通过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最终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制度创 新增长模式概括为：“自下而上的内生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这种模式的动力来源 于传统文化和民间力量，其本质是一种自发的和内生的经济发展模式。其运行原理是： 在市场竞争社会，具有创新精神的民间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途径，不断 模仿和创新，实现创造性的毁灭，最终推动浙江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实现。
改革开放后，浙江成为制度创新的“多发地区”，在每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都会产生新 的内容，接连不断，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浙江的制度创新形式是全方位的、多种多样 的，其制度创新形式主要包括：(1)所有制形式的创新：乡村工业的大发展；(2)集贸式 工业品批发市场的创新：专业市场的形成；(3)政府管理制度的创新；(4)农村股份合作 制的创新；(5)城镇化的制度创新：龙港镇的“农民城”的创办；(6)民间金融的制度创 新：台会和民间股份制银行的大量涌现；(7)生产组织的制度创新：产业群落和块状经 济的形成；(8)区域外商业聚集的制度创新：“浙江村”、“温州村”的全国性布局；( 9)参与公共产品的制度创新：如金温铁路的民营化，农民承包飞机航线和机场等；(10) 充分利用知识专利的技术创新；(11)行业协会和同业商会的制度创新。此外，像冲击国 内房地产市场的“温州炒房团”，拓展国外市场的温州“海外兵团”等等，从这些形式 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大量的制度创新的影子。
由此可见，浙江传统文化通过对本区域人们长期的熏陶和潜移默化，在民间沉淀了一 大批具有创新开放意识的“观念人力资本”。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他们挣脱了政治 束缚，迅速转化为具有创新精神的民间企业家。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形成了经济活动 中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浪潮，并最终推进了浙江区域经济的成功转型。
综上所述，建立在“观念人力资本”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型的形成机理是：经济发展 或工业化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创新的主体是观念人力资本。在这个模型中，表面上 看，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活动对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我们绝对不能忽 视的前提条件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的生成是植根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虽 然不能直接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但它却通过对企业家阶层形成的影响间接地推动了工 业化的进程。[4]从本质上说，传统文化所凝集的创新精神和开放观念是“观念人力资 本”或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源泉；虽然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还受其他因素如国家政策及其经 济环境的影响，但其作用均不能和传统文化的作用相提并论。因此，以传统文化为源泉 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资本、劳动力、自然 资源和技术等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要素，都不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在因素或不可或缺 的手段，它们只能在完善的经济制度中才能发挥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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