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与环境问题研究——1.建构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代“社会发展与环境问题研究”专栏主持人致辞——2.“环境—社会”关系与社会运行论——3.关于环境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几点探讨——4.现代化的进程与环境问题——5.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理解环境问题的人类学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问题论文,环境论文,社会学论文,社会发展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构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
——代“社会发展与环境问题研究”专栏主持人致辞
洪大用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将近三十年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与此付出高昂的资源、生态和环境代价，这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人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改善构成了重大威胁，并对全球环境变迁形成了重要影响。中国环境状况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2005年3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首次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号召。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进一步明确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将“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作为发展社会事业、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些都标志着中央已将环境保护和社会建设密切联系起来，认识到加强环保工作要关注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特别是要以综合性、整体性、全局性的眼光来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建设，在社会建设中保护环境，同时在保护环境中促进社会和谐。毫无疑问，这是中央在总结国内外环保经验与教训、在汲取环境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战略思想。我们认为，这里所谓环境科学的研究成果应该包括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成果。
作为一门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年轻的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在坚持环境与社会相互作用这一基本观念的基础上，围绕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以及环境问题的社会影响开展了非常广泛而富有成效的研究，日渐发展为一门成熟的分支学科。可以说，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中所体现出的以下一些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对“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或者说为“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供了学理支撑：第一，环境社会学强调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第二，环境社会学强调社会原因的综合性；第三，环境社会学致力于推动缓解环境问题的社会变革与建设。
相较国外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而言，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要晚一些。应该说，目前尚处于学者们自觉建构的阶段。我们注意到，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有了关于国外环境社会学的零星介绍。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上还没有建构中国环境社会学的自主意识。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开展环境问题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引进、介绍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及其成果，有意识地开展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进入21世纪，我们注意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开始面向中国实际的环境问题，运用环境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自觉地开展各种类型的学术研究，公开发表的论文和著作也越来越多。可以说，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的建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正是在此背景下，为了密切相关学者之间的联系，促进学术交流，凝聚集体的力量，进一步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建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于2006年11月11日-12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30多家教学、科研、出版单位的5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并提交了30多篇论文。
会议一开始，国家环保总局裴晓菲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台湾清华大学王俊秀教授、“自然之友”会长杨东平教授和我本人，都围绕“中国环境状况与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这一主题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强调了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环境问题、促进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同时，担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郑杭生教授指出，此次会议的召开是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建构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很有必要。
会议过程中，与会各位代表围绕主题演讲，从区域环境问题的社会学分析、现代化进程与环境恶化、环境恶化的微观社会过程、环保政策执行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公众环境意识与维权行为、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和作用等等多个方面，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就促进环境社会学学科的快速发展达成了很多共识。与会代表呼吁尽快成立环境社会学专业研究委员会，加强环境社会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组织环境社会学经典著作翻译，加强环境社会学的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以推动环境社会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深化。
承蒙《甘肃社会科学》的大力支持，本次会议的一些论文得以在此发表。这4篇论文是《甘肃社会科学》主编胡政平先生精心挑选的。我本人也觉得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探讨了中国环境社会学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郑杭生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提示了可以利用本土的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作为基础，来探索环境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协调这种关系的策略；沈殿忠研究员的论文则讨论了构建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体系的一些重要条件和基本原则；陈劲松副教授的论文从宏观上分析了现代化进程与环境恶化之间的关联，这里实际上提示了环境社会学可以在深化对现代化的认识中得到发展。这样，环境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承袭传统社会学的研究主题的；胡鸿保教授的论文分析了人类学对于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指出尊重文化多样性对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这里实际上启示了环境社会学可以通过借鉴人类学的知识，特别是借鉴生态人类学的知识来发展自己。因此，我相信这些文章的发表，会给读者带来实际的收获和进一步研究的启示。同时，这些文章对于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们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也将不断提高，这将促使更多的人关注环境保护。国内外的环保实践都已表明，环境保护工作离不开社会科学的介入，特别是像社会学这样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介入。我们可以预期，在广大学者的自觉努力和团结协作下，在像《甘肃社会科学》这样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将会快速发展，并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到正在建构中的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大致轮廓，我们相信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明天会更美好！
“环境—社会”关系与社会运行论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摘要：本文从社会运行论的角度来分析论证了环境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学已经分析我国的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构成了威胁，必须反思维的推动社会质量的改善和“环境——社会”关系的协调。
关键词：环境/社会/社会运行论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07)01-0005-03
什么是社会学？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回答。我们在20年前提出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所谓社会学，就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样一种观点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在这种关于社会学的定义中，所谓“社会”，主要指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且也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会系统地提出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所谓“具体科学”，表明社会学不是哲学科学；所谓“综合性的”，表明社会学不是那种以社会的某一个子系统为自己对象的单科性学科。所谓“条件”，指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所需的主要的内外部条件；所谓“机制”，指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带规律性的模式。为了简便，我们把这个定义代表的观点浓缩，称为“社会运行论”。
从社会运行论看来，研究“环境-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西方社会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种极端倾向，都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一种倾向是忽略环境与社会关系，把社会学看作只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忽视了环境因素对于社会现象的影响；另一种倾向则是过分强调环境因素对于社会的影响，比如说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两种倾向实际上都不利于正确理解环境与社会的适当关系，甚至也不利于理解社会运行与发展的规律。
在社会运行论的视野中，一方面，特定的环境状况是社会运行的基础条件，没有这样的条件就谈不上社会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更别说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正如环境社会学家RILEYDUNLAP曾经指出的，环境对于社会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功能，比如说为社会生产与生活提供资源的功能，处理人类活动之废弃物的功能，为人类提供居住和活动空间的功能，实际上还应该包括满足人类审美等精神需求的功能。如果环境状况恶化，不能发挥这些功能，势必影响到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价值观、社会组织与制度安排，以及人类的行为模式等，都对环境系统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既可能加剧环境衰退，也可能促进环境治理，关键在于人类社会的适当调整。
从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我们环境衰退的趋势是非常严峻的，这种衰退确实影响到了我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例如，就资源状况而言，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41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均淡水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和4.5％。45种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近年来，随着经济加速增长，国内资源不能满足需要，石油、矿产等重要资源进口越来越多，对国外市场依赖程度越来越大。2004年我国进口石油占国内消费总量的40％以上，铁矿石进口量超过国内需求的50％。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需求量仍将超过30亿吨标准煤，石油缺口将达到2.5亿吨，天然气缺口800亿立方米，石油的56％、天然气的40％都需要靠进口，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严重；我国煤炭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煤炭的开发、运输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
就环境污染而言，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据统计，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硫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8～10倍，二氧化硫的排放超过环境容量的66％左右，导致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我国水污染物的排放比水自净能力的量多出82％，许多城市的河流都成了臭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有水皆污”的局面。还有，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到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有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快速减少。
环境质量的衰退和环境系统的功能失调，不仅从社会系统外部来看日益威胁到社会良性运行的物质基础，而且引发了社会系统内部的摩擦和冲突。有关资料表明，近10年来，我国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造成了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群众来信或上访的数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也会对社会和谐构成现实的威胁。
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在上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出现，使得我国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展望未来20年，我国人口将继续增加，经济将继续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还将快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需求也将继续提升，我国生态环境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如何坚持保护环境，促进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已经是持续推进中国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和谐所不能回避和轻视的重大现实问题。
反观“环境-社会”关系的社会层面，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中协调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种种努力还非常不足，我们这个社会对于环境状况的恶化还缺乏必要的、有效的应对举措。事实上，缓解环境问题，遏制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主动权在人类自身。我们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变革，来促进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协调。这当中，我个人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机制建设和完善，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环境成本内部化机制。我国环境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环境成本过于外部化。比如说，对于环境资源的使用没有支付必要的价格，过于廉价地使用资源而不注意生态补偿和恢复；比如说在生产与生活过程中，不重视污染的治理，随意排放污染物。这些举措使得一些人在获得环境好处的同时，把环境保护的成本推给了社会、推给了未来，从而加剧了环境衰退。
为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完善一些具体制度，努力推动有关主体，尤其是各类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纳入到企业生产的成本中。要坚决防止出现所谓“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这里，一方面要利用适当的价格机制来引导资源的合理消费和保护；另一方面，也要加大相关主体的违法成本，通过完善制度和加强执法，抑制各种将环境成本外部化的违法行为。
第二，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职责，加大环境保护投入的力度，完善环境保护的投入机制。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环境污染治理的钱迟早要花，早治理早主动，晚治理就被动。要把环境保护投入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各级财政都要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支持，保证环保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我想这是非常有远见的。
在很大程度上，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物品，单靠市场机制是难以保障这种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的。我们必须强调政府在提供这种公共物品方面的作用。没有政府的有力投入、组织与监管，是难以获得迅速的环境改善的。当然，在扩大环保投入方面，也应该注意必要的机制创新，努力吸引、促进各个相关方面，包括企业、社团与公众，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以形成多元化的环保投入格局。
第三，要进一步完善环境宣传和教育机制，进一步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环境意识，促进公众自觉调整自己的行为，自觉地参与到环境保护工作中来。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公众的环境意识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不适当的价值观念，导致不适当的社会行为，从而造成环境破坏，这是环境衰退的重要原因和机制。而加强环境宣传和教育则是促进公众价值观念转变的重要途径。
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一直比较重视环境宣传和教育，正是在这种宣传教育的过程中，引起了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认知以及对于环境保护之重要性的认识，从而扩大了环境保护部门和环境保护工作的社会基础，促进了公众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参与。今后，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大环境宣传和教育的力度，创新环境宣传和教育的形式，丰富环境宣传和教育的内容，更加重视环境宣传和教育的实际效果，从而推动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
总之，从社会运行论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的“环境-社会”关系已经对我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而缓解这种威胁不能坐等环境系统的自我演化，必须立即反思我们社会的运行机制，着眼于调整和改进我们社会的一些运行机制，通过发挥人和社会的自主性，来推动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环境-社会”关系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