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援国自传体叙述与援助效果研究
——基于中国对越南和老挝援助的分析
闫惠惠
(澳门科技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中国澳门)
[摘 要] 一个国家的自传体叙事由三个维度构成，分别是：神话叙事、政治精英和历史教育，它们在决定民族自我认同建构和认同他人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中国对越南和老挝两个国家的援助案例比较分析表明，同一个国家对两个相似国家的援助出现不同援助效果的内在因素之一是：由于受到受援国国家自传体叙述的影响，它的三个维度是导致受援国与援助国是否产生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是影响援助效果的深刻内因。
[关键词] 中国对外援助；自传体叙述；身份认同；援助效果
越南和老挝这两个国家在地理、历史和国家制度等许多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中国初期对外援助的主要目标。但在历史上，中国对两国的援助却呈现出不同的过程和成果。对越南来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经历了四个阶段：援越抗法(1950-1954年)、越南土地革命(1954-1964年)、援越抗美(1965-1973年)和越南统一(1973-1978年)。在这四个阶段中中国对越南有求必应，无偿援助，然而对越南实施的援助并未一直赢得越南的好评，反而最终兵戎相见，两国关系恶化至最低点。中国对老挝的援助经历了起步阶段(1959-1979年)、调整阶段(1989-2000年)和发展新阶段(2001年至今)，与对越南援助最终以战争结束不同的是，中国为老挝的援助持续至今，而且中国已连续两年成为老挝2013年和2014年最大的捐助国。从援助发展的整个过程来说，中国为老挝带来的好处促进了中老友好关系迅速发展。
为什么对两个相似国家的援助会出现不同的援助效果，是什么因素导致越南不仅对中国无偿慷慨的援助不领情，反而走向战争反目成仇，以至于到21世纪的今天中越关系仍然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中国对老挝的援助使中老关系一步步向前发展？从这些问题可以引申出更具普遍性的问题，亦即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对相似国家间出现的援助效果差异的内在根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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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一个国家的“对外援助”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目前从研究内容看,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多为历史性梳理，包括对援助内容、政策特点等进行的分析解读，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周弘教授的《中国援外六十年的回顾和展望》等。黄海波等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机制进行了全面梳理，撰写了《中国对外援助机制、现状与趋势》等文章。白云真从国家战略方面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援助，他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实践应与国家战略计划融合起来，提高对外援助的战略水平。现在，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主要是在经济学、国际政治学等不同领域进行。更多的是宏观叙述而较少深入的案例研究。主流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援助的动因和目的方面，而对援助的有效性和援助效果的研究较少。本文认为对对外援助的研究不应忽视社会文化的因素，尤其是对援助有效性的研究，国家身份建构理论认为国家的文化在一国认同他国的进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因此对援助有效性的研究应当重视受援国的国内因素。
目前学界有关援助效果的争论，主要有三个观点：援助无效论、援助有效论及援助模糊论。本文所基于的观点为援助有效论。援助有效论肯定国际援助，认为通过援助国提供的援助，受援助国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或者至少为受援助国家促进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1]。影响援助进程、援助效果的因素常常是多元的,既有政治、经济维度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维度的因素。
田卓接过来《NEW商圈》大样，翻了翻，就转手递给了马老。马老取下自己的老花镜，用布擦了擦镜片，又戴上，饶有兴味地翻看起大样来。马老看得很认真，从始至终，一页不落。看完了，冲高潮翘起了大拇指，说，版式做得不错，文图并茂，文章标题也很抢人眼球，小伙子有才华。
国家自传体叙述在援助过程中的作用是长期被忽视的因素。文章力图建立一种从国家自传体叙述的角度审视外交活动历史史实维度，这不是一种强的决定论的观点，而是假设性观点的求证过程。不是对既有的事实做原则性的解释，而是要回到事实得以成为事实的建构过程中，去认识事实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文章建构这一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一种启发意义，而不是重新发现了所谓史实。本文从受援国国家的自传体叙述为出发点，研究它与援助效果之间的内在联系，采用个案比较分析的方法对该问题研究领域进行有益补充。
二、 受援国自传体叙述 与援助效果研究
受援国的国家自传体叙述是导致自我身份建构与援助国是否产生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这是决定援助成果的关键要素。一个国家的自传体叙事包括三个维度:神话叙事(对现有历史记忆的叙事和赞成)、政治精英(国内叙述者)和历史教育(叙事建构:对受众的民族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2]。这三个维度相互关联，最终影响了国家自我身份建构和认同他者的进程，在对外援助中直接影响了援助有效性和援助结果。
受援国政治精英的叙述选择与援助效果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受援国政治精英属于或倾向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则对援助国身份容易产生正向认同，从而对援助进程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对援助效果持积极态度。如果受援国政治精英属于或倾向于族裔民族主义者则对援助效果持消极态度最终导致援助的终结。需要说明的是，一国的政治精英叙述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会随着领导人政治立场叙述选择的改变而改变。
理论框架
社会保障制度，属于国家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属性，是公共资源在公共领域的调配。然而长期受我国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使得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一直徘徊在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区。[1]相对城镇社会保障水平而言，存在保障程度低、资金供给缺乏和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与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较大差距。因此，本文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出发，分析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实际情况，探讨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路径。
论文选择以中国对越南和老挝两国的援助作为案例进行验证，依据以上图一理论分析框架，对越南和老挝两个国家自传体叙述进行分析，通过详细的论证，证实受援国的国家自传体叙述直接影响到援助国对受援国的援助进程与效果，并试图客观评价中国对越南和老挝援助的效果。
三、 受援国神话叙述与援助国关系
越南胡志明和黎笋领导时期。1950年1月18日，中越建交。此时，还没有从内战的战争影响中恢复过来的中国，应越南政府的要求，不断向越南无偿分发人民币和物资援助。中国对越南的援助经历了援越抗法(1950-1954)、越南土地革命(1954-1964)、援越抗美(1965-1973)和越南统一(1973-1978)这四个阶段[4]。在以上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对越南均给予了大力援助，期间越南经历了胡志明领导时期和黎笋领导时期。1950年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中国拿出大量作战物资援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对越南8亿元人民币的援助都是无偿的[5]。胡志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友人,他之前多次来到中国，受到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的爱戴。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共领导人，在多个内部和公开场合表达了对中国援助的肯定，首先，他们都表达了对中国的感激之情，然后，他们对中国有一种崇拜之情。在这一阶段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的眼中，中国是越南革命困难时期大力援助的支持者，是值得越南学习和尊重的榜样。而且胡志明在临终前也提到了“我们人民要和中国同志互相配合，必将获得彻底的胜利”。 因此在胡志明领导时期，越南的政治精英的叙述选择对华方面是积极友好的，因此两国在这时期建立了历史上亲密的兄弟情义，中国也提出了“一切以援越为己任”的慷慨无私的援助[6]。
BOOST电路控制方式有PFM模式和PWM模式，而本文设计选用PWM模式。利用状态空间平均法对BOOST电路进行数学模型建模的时候，需要满足以下 3 个假设条件[1-5，8-10]：
受援国的神话叙述与援助国的关系可以归纳为：援助国在受援国神话叙述中所呈现的是积极还是消极形象，决定了受援国与援助国原始的身份认同是正向认同还是负向认同；援助国在受援国神话叙述中所参与比例的多寡决定了两国的援助关系受到神话叙述的影响程度的深浅。如果援助国在受援国神话叙述中参与比例较多，则两国的援助关系受神话叙述的影响较深，反之则较浅。
四、 受援国政治精英的叙述选择 与援助进程
神话叙述是一个民族起源发展的历史，面对悠久复杂的历史故事，哪些是可以拿来对现在的受众所重点叙述的，这个是由一国的政治精英所决定的。政治精英的选择性叙述是国家自传叙事的主要内容。在神话叙事中，政治精英能够决定哪种叙事作为当前国家自传叙事的主要叙事。政治精英选择叙事的原因取决于他们所持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一个国家政治精英的叙事选择影响着它对外界的政治态度和看法，也就是决定了其是属于或倾向于哪种民族主义类型。美国学者汉斯·科恩对民族主义进行了二元化分，一种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一种是族裔民族主义[3]。如果一国政治精英属于或倾向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那他们则对其他种族秉持具有开放性、普遍性、包容性的特点，容易转变认知并接受历史上的结怨者。反之，如果属于或倾向于族裔民族主义者，那他们则对其他种族具有排斥性、怀疑性，很难完全接受历史上的结怨者。因此，他们不信任捐助者的动机，质疑援助的有效性。
自传体叙述中的三个维度，神话叙述、政治精英和历史教育这三者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其中每个维度都可以独立地决定与他人的自我认同程度。 国家的神话叙事为政治精英准备了背景知识以及叙事材料，而政治精英可以随意地叙述这些材料，历史教育又使这种叙述内容和思想更深刻地影响社会受众，并且在国家内部形成一种国民意识。这种国家性意识的形成直接影响到对援助国国家角色的正向认同或负向认同，最终将影响对援助国援助效果的评判，从而形成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见下图)。
五、 受援国历史教育产生的社会认知 与援助效果
国内政治精英的叙述选择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正如前文所说，受援国的政治精英的叙述选择倾向于哪一种民族主义直接影响了和援助国的关系，进而援助的进程，最终影响援助效果。一国的政治精英叙述选择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在中国对越南和老挝的援助中，我们要看到不同时期的政治精英所做的叙述选择。
where k is the wavelength of the coming signal;xm and are the coordinates of the mth sensor in the NLAs Xaand Ya,respectively.
本文从国家自传体叙述中的历史教育中对他者的叙述方式和产生的社会认知与援助效果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受援国国内历史教科书对他者的叙述风格会导致国内社会对他者产生不同的社会认知，趋于正向认同或负向认同，进而影响两国关系，最终影响援助进程和效果。如果对他者是悲剧式的叙述，则会导致一国的社会认知对他者是负向认同，对援助效果产生消极影响。如果对他者是喜剧式的叙述，则两国容易产生正向认同，对援助效果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六、 案例检验：中国对越南和老挝援助的 比较研究
如上文，在中国对越南和老挝的援助中，对两个相似的东南亚国家表现出不同的援助进程和影响。首先，中国对越南的无私和慷慨援助并未一直受到越南的赞扬，反而最终分道扬镳、兵戎相见；而中国对老挝的援助，虽然过程也经历了坎坷，但却消除误解、克服困难，最终使两国关系一步一步向前发展，成为友好邻邦。本文接下来将具体分析这两个国家援助效果出现差异的影响因素，以证实前文提出的结论。
(一) 越南和老挝神话叙述与中国的关系
老挝梭发那·富马和凯山·丰威汉领导时期。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国政府对老挝的援助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它经历了最初的阶段(1959-1979)、调整阶段(1989-2000)和发展新阶段(2001至今)三个历史阶段[7]。在这些历史阶段中，老挝的政治精英叙述选择也分为不同的时期，对援助进程产生了内在影响。1961年4月，老挝王国首相索菲亚·富马王子访华。中国和老挝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建交。富马政府主张民族和睦、民族独立，反对建立印中联邦，奉行和平中立的对外政策。富马多次访问中国，并公开表示：“中国人民与老挝人民之间的长期友谊不是空话，而是过去的友谊，这种友谊保持着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所以，老挝在富马的领导下，其国内政治精英属于于自由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国家身份属于正向认同，双方构建了良好积极地朋友关系，有力推动了中国对老挝的援助进程。1959-1979年里，中国对老挝方面的援助具体项目可见表3：
本文的分析框架不仅为自传体叙述建构了自我的身份，而且也影响了国家对自我和他者身份的认知。因此，在受援国接受他国援助的过程中，受援国的自传体叙述会对援助国的援助进程及效果产生关键性影响。
从越南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和越南卷入了数千年的历史恩怨(见表1)。几千年来，中国统治越南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越南成为中国藩属国，双方之间又发生过多次战争。因此在越南国家的神话叙述中，中国所呈现的是消极形象，且在越南的国家神话叙述中参与比例较多，因此，中越两国关系受国家神话叙述的影响大，越南对中国国家身份存在不信任，且身份认同为负向认同。
表1 中越历史关系
与历史上数千年相纠缠的中国和越南相比，中国和老挝之间的历史关系则较为简单。自14世纪老挝封建统一国家出现以来，中老关系始终是友好交往的关系。参照古代记载，老挝属于福南州，后来属于真拉州。澜沧王国成立于1353年，是老挝历史鼎盛时期东南亚比较昌盛的一个国家。自三国时期以来，中国和老挝开始进行交流。老挝直到清朝一直保持向中国进贡。中国和老挝之间没有战争矛盾。从明朝初期(15世纪初)到现在，老挝与中国之间的使节频繁交往。直到清朝，中国与老挝的交往一直保持着联系(见表2)。明清时期，两国的贸易关系往往不重叠。中国边境的人们经常为老挝生产的香木村庄交换盐，纺织品和其他商品。几千年的传统友谊积累了中老友好关系。
表2 中老历史关系
从中国和老挝历史上的关系来看，两国关系是简单且稳定发展的，中国是以积极形象出现在老挝国家的神话叙述中的，因此老挝对中国的身份认同趋向于正向认同。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位于鄱阳湖周边滨湖地区以及赣江、信江、抚河、饶河和修水五河的中下游，[1]区域内交通便利，水域面积广阔，地势平坦，物产丰富，拥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在建设过程中，由水库、堤防等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本文通过调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防洪形势，对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防洪保障体系进行分析研究。
(二) 越南和老挝政治精英的叙述选择与中国的援助进程
一国的历史教育和产生的社会认知直接体现在历史教科书、国家官方媒体及来自社会公众的声音几方面，它们直接向国内和外部世界反映了对于本国历史和外部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了解一国的历史教育和社会认知，需要考察一国的历史教科书和官方媒体乃至社会大众的声音。通常在涉及国际关系问题时，历史教科书的叙述风格和官方与社会民众的声音影响着一国社会认知和与他国的关系。历史教科书对他者的叙述风格分为喜剧式叙述和悲剧式叙述，官方与社会公众对他者的发声分为倾向于褒义还是贬义两种。如果一国历史教科书对他者是悲剧式叙述，即与历史结怨的他者是以负面形象出场的，这会导致国家和社会民众对他者发出贬义的声音，最终导致国内社会和国家对这个他者的认同长期处于负向认同。比如在中越历史中，关于东汉时期马援平定“二征起义”，光武皇帝转变了在越南不缴纳税款的方式。此时，越南是中国专制王朝的组成部分，这使得征兵族的姐妹们起来抗拒。后来，东汉伏都将军马元平定下来。按照《后汉书》记载，征氏姐妹被捕被斩首并“以洛阳为首”，而越南的历史传说是征氏姐妹们在公元43年2月6日在河中不屈不挠并自杀，每年农历2月6日举行纪念活动。在马元平定叛乱之后，交趾区域终止了总体制度，县制得到了改善。根据中国历史学家的观点，反叛推动了当地生产关系的改进。另一方面，越南评价“二次起义”是民族意识觉醒的开端，并将征氏姐妹的传说解释为民族英雄。这些关于中国在越南历史教科书中的描述是悲剧性的，直接导致了越南人民对中国长期处于负向认同。以至于在当今中国提出倡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及“一带一路”倡仪之初、越南国内不少学者都带有异样的眼光，对经济合作倡议进行过度的政治解读，认为中国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目的[4]。
神话叙述是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起源的故事，是客观真实存在的重要历史故事，是整个国家自传体叙述的素材来源，是民族身份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区别于他者的重要因素，是我群之所以成为我群的根源。在一个国家的神话叙述中，他者是以积极形象还是消极形象出现极为关键，也就是体现了民族或国家之间在历史根源上是否彼此认同的问题。其共同特点是，其他人消极的形象和角色出现在我们组的神话叙事中。这助长了我们集团对他人历史身份的消极敌意。此外，他者在我群的神话叙述中所占内容比例的多少，它决定了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受该国自传叙事影响的程度。
黎笋领导阶段。1969年胡志明去世后，任第一书记的黎笋成为北越最高领导人。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不断恢复，越南领导人对中国感到不满。在苏联的支持下，黎笋准备推行亲苏政策，利用鼓动越南民族主义的方式，发起反华排华运动，来实现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梦。黎笋在《B通知谈中越关系的报告》中，1952年，中国被指控强迫越南在日内瓦会议上签署南北分区合同。黎笋的民族民族主义使得越南在1976年后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反华运动，直接导致了中越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对越南援助终结。黎笋领导时期，越南的政治精英选择对华的叙述方式是消极诋毁的，污蔑中国对越援助动机，黎笋领导时期的越南政治精英倾向于族裔民族主义者，致使两国关系走向敌对。另外越南方面其族群民族主义(印度支那联邦梦)、反抗中国的所谓“光荣的”斗争历史等在越南的政治精英中有一定根基，一旦被当局所利用，则会导致和中国关系的恶化。
神话叙述主要包括族群起源、民族创始、国家起源、国家信仰等。中国和越南在古代历史上的关系非常复杂。战国时期(越南古蜀时期)，中国和越南已经开始交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并开启了征服北越的计划。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军队突破南越。 经过赵佗建成的93年和五代南越王国后，南越王国终于被汉朝淘汰。 汉武帝建立了南越七县，即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进行直接统治。随后，越南北部已成为中原王朝管辖的州、县、县行政区域，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它在汉代被称为交趾，在越南历史上被叫做“千年县时期”。公元968年，越南摆脱了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在历代朝代仍然是一个藩属国。在清朝嘉庆七年(1802年)，在法国传教士的扶持下，阮福映成立了阮朝，现在是舜华(河内)的首都。1803年，清朝嘉庆皇帝命令安南改为“越南”，并根据其特使任命阮福映为越南国王。越南成为清朝的牧师，越南的名字至今已被使用。1885年，清政府和法国签署了中法新条约。清朝最终丧失了对越南的父权主权，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
表3 1959—1979年中国对老挝援助金额及方式统计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数据源：张瑞昆主编：《走进老挝》，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老挝领导人受越南对华因素的影响，老挝同中国关系一度处于冷淡，1979年3月老挝单方面宣布要求中国撤回全部援助人员，从而导致中国对老挝这一时期援助的终结，从1979-1989年，中国对老挝的援助停止不前。1989年10月，凯山·丰威汉访华，中老关系进入整体恢复和改革阶段。随后中国对老挝恢复援助，并在1991年成为老挝主要的援助国。在这一时期，中国对老挝的援助规模和力度进一步扩大，涉及到基础设施、农业等多方面，援助方式呈现多样化，中老关系逐渐改善，后来作为老挝国家主席的坎代·西潘敦也在2000年7月和2003年6月对中国进行了几次积极友好的访问。自2000年到现在，在中国和老挝领导人和政府的帮助下，经济援助已经成为中老经贸合作的关键组成部分。 中国对老挝的援助逐渐完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两国睦邻友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2008年3月，老挝总统朱马里在会见中国总理温家宝时提出，中国近期为老挝做出了很多支持工作，为推动老挝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由越南和老挝历来重要的政治精英例证可以看出，政治精英的叙述选择会直接影响援助进程和效果，当越南政治精英属于或倾向于族裔民族主义者时对中国的援助持消极态度阻碍援助进程导致援助的终结。当老挝政治精英属于或倾向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时对中国的援助持积极态度，有效推动援助进程，取得良好的援助效果。
(三) 越南和老挝历史教育产生社会认知与中国的援助效果
历史教育是建构民族历史故事的途径。历史教育对社会认知的直接影响体现在教科书、国内主流媒体等比较重要的宣传介质上，其中展示的内容介绍了教育者对历史的认识和见解。所以，国内教科书和媒体现有历史叙事的结构和风格，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内民众对自身历史和外部世界的解读和认识。
面对中国对越南的大力援助，起初越南的媒体对中国赞扬声一片。尤其是越南的主流媒体《人民报》对中国大力称赞。由于越南的主流媒体，代表了越南中央的立场和态度，因此在整个中国对越南的援助过程中，伴随着越南领导集团对中国的不同反应，越南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由最初的赞扬讴歌到侮辱谩骂。1951年越南的《人民报》发表了长征的《巩固越中友谊》一文，文中针对黄文欢成为驻华使节希望他好好巩固和发展越中友谊[8]。据1954年1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越南出版的《抗日战争的经验》在越南干部中广为流传。但到中国对越南援助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抗美援越时期，越南媒体开始表达对中国赞誉声音。1965年，越南的《历史研究》和其他出版物不断发表使用历史问题的反华文章；1967年，素友的反华诗《心事》在越南人民报刊上发表，这些对中国不友好言论的公开发表，在当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越关系。在中国对越南援助的第四个阶段，越南媒体则开始出现全面化的反华报道，媒体不断诋毁中国。1978年，越南的报刊、电台、《人民报》均发表文章，攻击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引起中国的愤怒和抗议。1978年12月21日，《人民报》报道了越南国防部长的讲话，要“随时准备战斗” 和“打大规模的战争”。第二天，越南《人民军队报》又称要随时准备牺牲。越南媒体的反华态度体现了越南历史教育产生了对社会认知的影响，越南对中国趋向于负向认同，在援助关系中构建的是消极的关系，对援助成果也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全区参加宪法知识闭卷考试的干部包括：区人大机关工作人员和各街道人大工作室主任；区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区法院员额法官、区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共计115人。开展宪法知识考试，旨在进一步宣传学习宪法，引导全区干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维护宪法权威，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让全区领导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1+541”工作主线上来，自觉做宪法权威的捍卫者、宪法实施的推动者，全面提高全区领导干部的宪法思维和宪法意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监察、公正司法，为建设“法治槐荫”作出新贡献。
过去几十年，贵州一直是国内、外观赏石收藏家和石商重要的资源供应产地，贵州观赏石质优价廉，是观赏石市场的抢手货。贵州观赏石一旦走出贵州，其市场价格便水涨船高，常有天价爆出。因此，优质观赏石资源外流十分严重。
中国对老挝的援助，老挝主流媒体对此一直是赞扬的声音。1961年9月6日，富马见到中国驻越大使何伟的时候，提出:“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泰、越、缅都和老挝出现了战争矛盾，但中老之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富马主席的话反映出了老挝国家的历史教育对中国的叙述是喜剧式的。《人民报》作为老挝的老机关党报，在传播老挝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老挝国家的官方声音，也反映了国家的社会认知。《人民报》从老挝救国战争时期开始就一直赞扬国家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与帮助，称：“中国对老挝等外国的援助是没有条件的援助”“中国为老挝保卫和建设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老挝国家还有一个主流媒体《巴特寮报》，2008年3月29日，老挝巴特寮通讯社提出了相应的观点，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在老挝的救国过程中为老挝党、政府和人民提供了不同方面的赞助，都是老挝人民获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原因。老挝发行数最佳的英文报纸《万象时报》不仅是宣传老挝改革开放的成果平台，同时也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在老挝国家的历史教育中，对中国的叙述方式是积极的喜剧式的叙述，因此对中国容易建立正向认同，两国构建了良好积极的朋友关系，对援助效果同样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结语
对援助效果的研究是当前对外援助研究中一项重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对相似国家间的援助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援助效果，现有的研究分析有来自于国家权力、利益、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分析，但缺乏来自国家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分析。本文认为受援国自传体叙述是影响援助效果的关键内因，它决定了援助关系中两国之间的身份认同，对援助效果的研究不应忽视国家历史文化方面的因素，因此本文通过受援国国内视角探索影响援助效果的内因，即来自神话叙述、政治精英和历史教育三种有效的国家自传体叙述机制。中国对越南和老挝的援助案例支持了以上理论假设。当然，受援国的国家自传体叙述不是影响援助效果的全部因素，但却是重要的内在因素，对援助效果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不应再被忽视。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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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biographical Narration and Aid Effectiveness of Recipient Countries ——Based on Analysis of China’s Aid to Vietnam and Laos
YAN Huihui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
Abstract ：The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on of countries consists of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myth narration，political elites and history education，which altogether weighs heavily for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country’s self-identity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others.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a’s aid to Vietnam and Laos indicates that the aid granted by the same country to two similar countries may differ due to the effect of the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on of the recipient country.The three dimensions decide whether a sense of identity could emerge between the recipient country and the donor country，which also exert a deep influence on the aid effectiveness internally.
Key words ：China’s Foreign Aid；Autobiographical Narration；Sense of Identity；Aid Effectiveness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276(2019)09-0039-07
[收稿日期] 2019-08-12
[作者简介] 闫惠惠(1986-)，女，河南郑州人，澳门科技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国际关系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
DOI ：10.19703/j.bbgu.2096-7276.2019.09.0039
[责任编辑 黄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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