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中西部地区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纪元，东、中、西部经济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思想观念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及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步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明显加剧，尤其是西部大多数地区，经济欠发达，国民经济整体实力较弱，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高投入低产出的矛盾，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多的矛盾等成为中西部经济腾飞的沉重翅膀。对于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发展中差距的日益扩大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汇总书记今年6月在陕西视察工作时，特别郑重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抓紧研究、部署和尽快启动西部地区开发这个世纪工程，这对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改变西部地区落后面貌将是一个空前的历史机遇。
同步增长下的差异：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中西部地区国土辽阔，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十世纪以前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近代以来，在社会的大转变中，逐步走向衰落，步入落后与贫穷。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的建设发展，经济面貌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占全国国土86.5%和人口58.8%的中西部地区，在新的一轮经济发展中毕竟落后了，与全国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令人深思，令人关注。
一、综合竞争能力：根据1995年国家统计局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考核，全国30个省市地区竞争力前10名的地区，中西部地区无一省份进入，全部为东部沿海地区。从竞争能力变化情况看，1980年-1995年15年间，中西部地区除新疆外大部分地区竞争能力下降。其中：陕西由20位下降到22位，四川由11位下降到14位，河南由13位下降到16位，甘肃由22位下降到27位，而东部地区的上海始终居第一位，广东由第5位升到第2位，江苏由第7位升至第5位，浙江由第12位升至第6位，福建由15位升至第8位。北京、天津、山东等东部省份变化不大，始终居前10位。
二、人均GDP：按照中科院国情分析小组参照世界银行通用做法确定的分类标准，即人均GDP在全国平均数的75%以下为低收入地区，75%-100%为中等收入地区，100%-150%为中上等收入地区，150%以上为高收入地区。以陕西为例（下同），1978年陕西人均GDP291元，为全国平均数76.8%，1997年人均GDP3707元，为全国平均数61.1%，差距明显拉大。如果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仅为上海的14.4%，广东的35.6%，浙江的35.6%，差距更大。
三、经济份额：1980年，陕西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2.1%，到1998年下降至1.8%，而同期的福建、广东、浙江却分别由1.9%、5.4%和4.0%上升到4.2%、10.0%和6.3%。
四、财政收入水平：财政收入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1980年陕西人均财政收入55.8元，全国117.5元，福建60.9元，广东69.1元，浙江81.4元，到1997年，陕西人均393.7元，全国为703.3元，福建、广东、浙江已分别增加到498.0元、775.6元和770.1元。陕西与其差距日益拉大，目前，陕西财政收支困难，许多地县和企业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公务员与工人工资，对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已力不从心。
五、居民收入水平：1978年，陕西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290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1.8%，居全国23位，到1997年降至全国水平的77.5%，居全国25位。1978年，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4元，与全国持平，居全国13位，到1997年，陕西为1285元，相当于全国的61.5%，位次降至第29位。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的形势十分严峻，对于启动消费需求十分不利。
追根溯源：结构问题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西部地区落后了，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其中有长期累积的历史原因，有区位因素与政策效应等客观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落后、低效、计划色彩浓厚的经济结构，从而导致中西部地区在市场经济中转换难、适应慢、效益低、竞争力弱，落后与差距也就在所难免。
东部沿海地区是近代以来我国开放最早的地区，也是商品经济发展最早的地区，到本世纪初，沿海几个工业城市几乎占到当时全国工厂总数的三分之二。仅上海就集中了全部工业资本的40%以上，商品经济已经比较发达。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黄河中上游一带，封建思想浓厚，商品意识淡薄，经济基础薄弱。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家调整了地区布局，加快了内地建设的步伐，但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又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借助于国家的各项特殊政策和较好的商品经济基础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专业人员方面具有西部望尘莫及的区位优势，同时东部地区利用国家政策，率先改革经济体制，大力发展“二三”产业，特别是一些回报率高的产业（如房地产、金融、证券业等），从而吸引了全国包括中西部的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向沿海，使本来存在的差距呈快速拉大之势。但是，从根本上讲，东西部的差距由来已久，只是改革开放以来，又进一步拉大。其根源除上述客观因素外，关键在于中西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布局计划色彩浓厚，在市场经济中机制转换难度大，适应能力差，竞争能力强。建国以来，为了改变东西畸形的经济结构，从1953-1978年，国家实施以建设内地为主的平衡战略，“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中西部投资建设和内迁了许多大中型项目，为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三线”建设时期布局的工业项目，许多项目远离经济发达的城镇，分散在交通不便的崇山峻岭之中，“山、散、洞”是“三线”时期的战略思想，许多企业同当地的经济关联度极低，完全着眼于战备和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东部沿海等地新建设了许多机制灵活、产品适销对路的新项目，而中西部地区许多企业由于观念陈旧，历史包袱沉重，机制僵化，产品老化，在市场竞争中，显得不知所措。
二、产业层次低，比较效益差。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以及由产业结构的差异所导致的竞争能力差别，经济效益差别，是造成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中西部地区除山西、黑龙江两个省外，其余各省（区）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都不同程度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地区省份，说明中西部地区是全国主要的农业经济区域。农业是比较效益偏低的产业。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决定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方向，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基础比较薄弱，与全国及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第三产业投资少，见效快，是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产业，东部省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全部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北京、上海、天津分别达到52.5%、43.0%和40.6%。而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演进趋势的克拉克法则指出，随着经济发展，第二产业逐渐取代第一产业而占主导地位，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将占有最大的劳动力比重，劳动力从第一产业主要向第三产业转移，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同一时点的比较研究表明，人均国民收入越高的国家和地区，其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低，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则越高。从我国各省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产业的比重变化看，与上述一般规律基本吻合，只是东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下降比中西部快。
三、中西部地区重工业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是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等资源型工业所占比重较高。中西部除安徽、云南外的绝大多数省区工业总产值中的重工业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从重工业内部结构来看，中西部重工业所占比重高主要是由于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等资源型工业所占比重较高。如西部地区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所占比重分别为10%和27%，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6和3.5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重型工业结构决定了主要产业产品大多数属于基础性的上游产品，而且其产品主要服务于全国其他产业生产需要，很难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广告宣传，产品在广大消费者中的认知程度较低，以陕西几个主要行业产品为例，煤炭工业95%为原煤产品，普通机械工业40%左右为附件轴承通用零部件等产品。纺织工业70%是初级的纱和坯布，而东部地区加工程度较高，满足最终市场需求的轻工业和重工业比重较高。如东部地区轻工业比重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7个百分点，比西部地区高出近10个百分点。从我国改革开放与工业化的实际进程来看，从80年代到90年代，轻工业始终是带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轻工产品直接面对终端消费市场，市场化的程度高，投资相对较小，资金周转快，投资回报率高，劳动替代资金能力强，产品附加值高，而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偏向重型化，发展这类型产业投资大，对产业组织的要求也偏高。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的能源、原材料产品低价卖出，而所需的工业加工产品，特别是大多数日用消费品与耐用消费品从东部沿海地区高价买入，中西部地区长期处于“调出调入”不等价交换的境地，造成效益通过输入输出而大量流失。中西部地区的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被动地位，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日益拉大的重要原因，也是中西部地区长期以来“资源优势、效益劣势”的根源所在。
四、从所有制结构看，非国有经济发展滞后，国有经济步履艰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机制的重要变化就是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成长壮大，并以其特有的活力与生机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空间。由于东部地区改革力度较大，所有制结构迅速实现了多元化，个体企业、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经济活力大为增强，经济规模迅速扩张，而中西部地区由于观念守旧，改革进程相对滞后，非国有经济发展较慢，经济活力相对不足，形成了与东部地区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的重大差距，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据统计，1997年在全国各地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比较中，以国有经济为主的地区有14个地区，除北京、辽宁外，全部为中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即国有经济比重大于50%）全都为中西部地区。从各地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看，以集体经济为主的地区如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区，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其中：江苏达54.1%，浙江高达40.7%，其国有经济比重仅为10.8%，而陕西集体经济仅占18%。以其他经济类型（三资经济、股份制经济、联营经济）为主的省份，全部为东部沿海省份，如上海、福建、广东、海南，这些地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三资”企业占有很大份额。以乡及乡以上工业为例，上海、福建、广东、海南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9.3%、54.4%、56.1%和24.7%，而处于西部地区的陕西仅占8.2%。从近20年的经济发展进程看，我国国有经济的比重均有不同程度下降，相对而言，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国有经济下降幅度也较大，相反，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其国有经济下降幅度相对较小，东部地区下降的速度快于中西部地区。近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由于机制不活，历史负担沉重，难以适应市场发展变化等原因，生产经营陷入困境之中。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之所以难以实现高于全国的快速增长，这也是最直接因素之一。
五、经济要素关联度低，比较优势或效益难以发挥。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求合理、科学的经济要素构成，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经济要素的作用。从我国中西部与东部相比来看，中西部经济要素关联度低，二元结构特征比较突出，新旧经济要素两张皮现象比较普遍。一是工农业经济长期处于两条轨道各自运行，虽然建成以机械化生产方式为主的工业，然而，农业仍未摆脱以手工业为主的生产方式，特别是以采掘业、原材料初加工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与农业关联度低，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农产品加工业都十分弱小，加工层次低。以陕西为例，1997年，陕西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0.7:1，全国为1.3:1，沿海地区为2:1，中西部地区工业难以为广大农村提供适销对路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农村市场没有充分启动起来，农产品卖难现象时有发生，工业品库存积压严重，问题日益突出，从而限制了整个经济的发展。二是中西部地区过份依赖大中企业，而大中企业多是中央直属的军工、能源、原材料企业，其产业链条主要在全国和东部，与地方小企业联系小，对地方经济的辐射和带动能力较弱。三是大城市高科技产业和偏远山区“刀耕火种”并存；科研机构科研人才过剩和地方企业专业技术人员不足并存。这种二元结构反映了在新旧体制双轨运行情况下，中央纵向控制部分和地方横向控制部分并未有机融合于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四是资源分布与产业布局错位，区域主导产业至今不够突出。中西部地区是全国资源与加工混合型的地区，丰富的资源开发利用不够，已开发部分（如煤、石油、稀有金属等）也是原料外运或就地初加工。而其它加工业所需的原料又要依赖外省或进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这是导致宏观产业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投资硬件和软件环境建设滞后，不利于筑巢引凤。从硬件环境上看，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地处内地，远离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自然环境较差，交通运输、邮政通讯等基础建设比较落后，投资的硬件远不如东部沿海地区。从软件环境上看，一是观念守旧，思想上偏于保守，安于现状，小富即安，求稳怕乱，缺乏敢为人先的精神。那种“没有文件等文件，有了文件等经验，经验来了还得看一看”的情况在西部地区相当普遍。二是政策措施配套不完善，各地虽然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但因条块分割，往往出现政府促发展，部门抓利益，企业、群众办事难的情况，使得一些好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梗阻”，落不到实处。三是收费繁多，存在竭泽而渔的倾向。一些行政和执法部门，动不动就到企业乱收、乱派、乱罚、乱查，征收工作的伸缩性，随意性大，对外地客商动辄没收货物、货款。近年来，在中西部一些省份中，来自工商税收的增长规模和速度大大低于各种罚没收入和行政性收费增长规模及增长速度，这一情况也就证明了这个问题。四是资金缺乏，配套资金不足，影响了外地客商和外商注入资金的积极性。西部地区财政收入较少，大多数省份是低层次的“吃饭”财政，甚至有时连“吃饭”都保不住，难以挤出更多资金来搞建设，随着投资主体的变化，资金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许多地方反映，中外合作意向很多，但相当部分项目因中方缺乏配套资金而搁浅，有的签约项目由于当地承诺的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到不了位而不能正常履约。
世纪之交中西部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90年代以来，如何加快中西部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从中央到地方，中西部的开发与发展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国家“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重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一是优先在中西部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家实行投资倾斜，调整加工业的布局，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二是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三是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提高中央财政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四是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向中西部地区流动等政策。“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关于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设想确曾令中西部地区人民为之振奋。但从90年代末期国内外经济形势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看，我们不得不对中西部地区所面对的机遇进行冷静判断，一些战略规划和远景设想已面临现实的严峻挑战，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形势变化使中西部发展的不利条件明显积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难度有可能比“九五”初期的设想大得多。
一、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面临新的挑战。“九五”初期，能源与原材料等“瓶颈产业”与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矛盾日益突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当时国家确定了许多超大型的工程项目，如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内蒙古煤炭基地建设等，中西部的大型、特大型资源开发项目成为国家增量投入的主要指向。但到90年代末，国民经济的供求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供求过剩已延伸到能源、原材料与其他资源产品。1998年全国发电量首次出现下降，西部的大部地区能源与原材料积压严重，如作为我国主要能源的煤炭，1997年通过各种限产措施，产量下降，但当年年末，库存还是突破了2亿吨，从今后看，煤炭过剩趋势有增无减，关井压产已成为全行业的政策取向。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上以石油为代表性的能源及资源产品价格出现了持续深幅下跌的态势，给我国的能源及资源加工产业的产品出口造成极大困难，因此，我们需要正视一个事实，寄希望于大规模资源开发，依靠资源优势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已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依靠国家大规模投资启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目前，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许多更为迫切的发展难题使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指向被迫调整，国家财政收支困难，中央财政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的能力受到限制：一是为确保国民经济保持适度增长，财政政策需要在刺激投资、启动消费等方面充当主角。二是为规避国民经济运行风险和弥补改革过程中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金融体系缺陷，财政需在调整政府与银行之间经济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三是由于“下岗”现象的普遍化，就业矛盾尖锐，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多，贫困人数不断增加，社会稳定问题突出，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扶持。以上因素将明显分化中央财政的投资取向，在此形势下，国家财政在调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实施力度必然放小，节奏势必放缓，这对中西部地区依靠中央财政倾斜发展的战略必将受到限制。
三、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经济优势提出很大限制。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社会跨入新世纪过程中面临的共同课题。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在我国中长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未来和下一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主要沿用以大量消耗资源为特征的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不但投入产出关系不理想，而且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使工业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累积性问题突出，对可持续发展造成重大威胁，加之中西部地区偏低的环境自净能力和生态环境，已成为制约中西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据有关方面统计，1996年，西部地区工业产值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2%，但其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占全国的16.1%、15.5%和18.0%，单位产值工业污染排放量的各项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0%以上，高于东部地区的70%以上，这对以高耗能产业占优势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思路无疑将引起反思。同时，可持续发展战略也迫切要求重要江河中上游地区的环境保护、水土整治、退耕还牧、退耕还林，这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垦荒、伐木、灌溉等发展设想必将受到重大限制。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战略规划必须作出重大调整，这是关乎民族生存的大战略，是局部必须服从全局的战略，中西部地区发展战略必须找出缓解这一矛盾的新思想、新出路。
四、农副产品的卖难和价格持续下跌，对中西部地区传统的农牧经济造成强烈冲击。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为解决温饱问题进行艰苦不懈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农村改革以来，粮棉油及禽蛋畜肉产品产量不断创历史新纪录。目前，我国粮食供应基本平衡，我国在不到世界7%的耕地上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当人们刚摆脱困扰多年的温饱难题，却陷入了另一番困惑，即卖粮难、卖畜产品难、卖果难等，以传统的农牧业经济为主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因此受到强烈冲击。目前，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中非农产业发展比较缓慢，农业产值中大部分来自种植业、畜牧业、林业三大产业。农副产品卖难与价格下跌对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农牧业的发展更是雪上加霜。据有关部门统计，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的93%，贫困县占全国86%，大部分农民生活刚过温饱线，中西部地区传统的农业面临新的挑战。
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思考
区域经济差距，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适当的差距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差距过大，就会出现“马太效应”，就会损害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会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于增强综合国力，增强各民族的凝聚力，保持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协调发展，加快实现我国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提高我国在世界上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江泽民总书记今年6月在西安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大思路、大战略，指明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意义、指导原则、开发重点、实施步骤和宏伟目标，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动员令，为西部地区人民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这是一项世纪性的宏大工程，也是空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既要有强烈的紧迫感，又要有持久作战的充分准备，既要有人定胜天的斗志，又要有科学求实的态度，既要有协调发展的全局观念，又要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一、成熟的时机为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
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心思想是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同志提出并采取的主要办法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同时也指出，太早这样办也不行，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他十分明确又有把握提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加快中西部经济特别是西部经济发展是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任务。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高瞻远瞩地指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我国今后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之一。在1999年6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指出：“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从现在起，这要做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随后，江总书记在陕西视察工作时，再次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西部大开发的总动员令，这是时代的声音，这是历史性的机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中西部人民的共同心声和迫切愿望。
二、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经济上的差距，首先是观念更新、思想解放的差距。总的来讲，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民众群体观念相对保守，小农经济思想严重，改革意识、开放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比较淡薄。经济落后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观念的落后。江总书记在关于西部大开发中明确指出，西部大开发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周密规划和精心组织，迈开更大的开发步伐，形成全面推进的新局面。这是一个大战略、大思路，这就迫切要求西部地区在经济大开发中，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创新意识，克服等和靠的思想，积极主动地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打好基础。
首先要从思想上认清形势，正视差距，破除对旧体制的依赖，跳出自身的狭小空间，清醒认识并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找机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要强化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发展意识，打开调整和战略性改组的新思路，用发展的眼光培育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选择能带动产业升级的战略产业和龙头企业来作为主要的扶持对象。打破部门分隔、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的旧观念，主动协调配合形成合力，真正搞好对内对外两个开放，把中央的政策用足用活。其次，要从中西部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应尽力避免急躁情绪，切忌脱离实际，盲目求快、求大，以致欲速不达，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在实际工作，要不怕风险重实绩，少争论、多实干，少请示、多备案，看准了的事情要大胆去干，排除各种干扰，力求在经济发展上有所为，有所不为。
三、大胆引进人才，培养选拔使用人才，是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关键
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要完成西部大开发这项世纪工程，关键在于发挥和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不断提高人的素质。美国的西部在一百多年前是荒蛮之地，现在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工业区，其成功的主要因素就是源源不断涌入的一流人才。因此，中西部地区在加快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大胆引进并启用具有领导组织能力、丰富的市场经济知识和必要的科技知识，善经营，会管理，廉洁公正，富有创新和开拓进取精神的优秀复合型人才；培养和造就企业家阶层，依靠企业家队伍这个独立群体的敏锐洞察力、丰富经验和高效的管理才能，发展新的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同时，不断加快知识更新步伐，加强对人才培养和使用，提升和激活人力资源存量，通过学习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的新知识，不断提高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广泛吸纳各种优秀人才，通过采取优惠政策引进高级人才，鼓励创办、联办、领办经济实体，增强对引进人才的吸引力。改革分配机制，对优秀人才大胆实行高薪制，探索实行企业经营者的年薪制，对有特殊贡献的企业经营者和有发明创造的科技人才，应给予特殊的奖励；企业经营者要根据其经营的企业规模和经营业绩给予相适应的经济收入和社会荣誉，使他们在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中充分释放出能量，发挥聪明才智，实现人生价值。
四、多种形式、多条渠道筹集资金，是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
中西部发展慢的原因很多，资金紧缺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建议中央考虑成立国家级的西部开发银行，可以设想总部设在位于西部枢纽地位的古城西安，专门为开发中西部提供资金支持。甚至可以考虑中央赋予省一级政府一定的融资权限，以省级财政作担保，发行区域性中长期建设债券，使中西部省（区）区域内的社会闲散资金不向外流，用于中西部的经济开发。
提高筹资能力。股份制企业尽可能采取股票上市或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筹集发展基金；非股份公司尽可能发展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争取股票上市或发行债券，筹集发展基金。还可以通过建立项目股份公司，以股份集资，作为项目资本金。
强化信贷支持。扶持各级金融部门设立专项资金，以满足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需要。按照“有市场、有效益、有信誉、不挪用”的原则，优先安排企业的技改资金，并加大力度，确保正常流动资金的需要。对可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大基建或扶改、技术开发项目，金融部门应积极组织银团联合融资。
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要创造良好的利用外资环境，建立和完善高质量的项目库和招商网络，采取灵活多样的招商引资形式，积极探索利用外资的新方式，吸引国外的大公司、大财团投资，加强外资对中西部的投入力度，放宽外资银行在中西部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鼓励外资参与中西部经济开发，力争在引进外资上有更大的突破。
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国内资金来中西部投资，兴办企业。适当放宽产业限制，鼓励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在中西部加快发展过程中，产业层次尽可能丰富，既要有高层次的科技产业，也不要排斥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建立资本市场。大力发展证券、股票等资本市场，建立中西部产业投资基金、投资银行、投资公司等多种投资机构，加强对民间资金集中利用，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五、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的拉大，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从所有制结构看，非国有经济对改革前后两个时期经济发展都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国有经济发展，当时的中西部地区得益于国有经济比重大、发展快的优势，同东部地区差距不大。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权明晰、机制灵活、市场适应性强的非国有经济异军突起，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中西部地区由于观念守旧，动作迟缓，非国有经济发展明显滞后，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下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中，中西部地区必须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当地经济发展规划，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做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降低企业注册门槛，简化企业注册手续，降低社会投资者的投资成本，使投资主体由国家转换为社会各个阶层。放开经营范围，鼓励租赁、承包、购买土地使用权，投资兴办民营经济小区、工业小区，从事区域性开发。强化监督、维护公平竞争，保护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切实贯彻中央政策，严禁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现象发生。
制订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目标和规划。从实际出发，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彻底摸底调查，认真分类排队，确定发展重点；按照发展的总体目标，制定民营企业改革和发展规划；把对支柱产业、优势产业有较强拉动力，对区域经济辐射能力较大的“三优”企业，确定为民营经济重点企业，大力扶持，优先发展。
制定优惠政策，扶持非公有制经济。政府可以将一些好的项目，让给民营企业来干，国家可以参股。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一定的税收、地价等优惠政策和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实行技术扶持，提高科技成果在非公有制经济中的转化率和推广率。
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有效突破口
所谓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指能够大幅度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的某个新的增长部位，可以是一个产业或区域，也可以是一个项目或产品。从总体经济实力上看，中西部与东部存在较大的差距和不平衡，中西部尤其是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西部地区，要全面赶上和超过东部地区是不现实的，但中西部地区的某一些产业或某一些区域是完全可以赶上和超过东部地区，通过多个增长点的集合或扩展，就会构成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链，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是比较现实和可行的，这是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因此，中西部地区只要把握好机遇，积极寻找和培植能够参与国际和区域分工与竞争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可能实现经济的腾飞。
七、发挥区域优势，扬长避短，实现跨跃式发展
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已步入了重大的产业升级和调整时期，新兴的产业革命正在蓬勃发展，扬长避短，制定科学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实现跨跃式发展已成为首要选择。就中西部而言，除具有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能源原材料工业比较发达的优势外，还具有科研、人才和军工企业多的优势。中西部地区在选择战略产业和支柱产业时，要改变观念，眼光不能只盯着资源这一优势，而是要着眼未来，比较权衡扬长避短。目前，西部大开发已拉开帷幕，为西部经济实现跨跃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西部地区尤其是陕西省要充分发挥科研、教育和人才的优势，面向市场，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培育壮大一批市场容量大，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带动性强的拳头产品，组建一批产学研、科工贸一体化的大型科技企业集团，不断提高整个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素质和竞争能力。加大科研成果的转化，把科技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使其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强力“增长极”。在推动科技成果的推广中，各地要加大投资力度，积极调整教育和科研结构，使其同经济发展紧密相联。加强实用技术研究，大力提倡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同工矿企业共同开发研究，科研机构可以以技术作为股份参与企业的投资。各地政府要制定宽松的政策，充分发挥开发研究者的积极性，建立科技投资风险基金和中试基金，降低科技投资风险，分散科技成果转化成本，为科研开发走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架桥铺路。
八、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创建中西部名牌产品，增强中西部经济实力
市场经济的竞争实力，说到底是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实力的较量。加快发展应以市场为导向，走集约化经营的路子，发展规模经济。其中，应把发展企业集团作为一个重点，促进多个经济增长点的集合与扩张，迅速形成经济增长链。要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的科研、人才和军工企业多的优势，发展一批高科技企业，发挥其龙头和示范作用。
具体应以经济增长点中的骨干企业和优势企业为核心，以资产为纽带，以名牌产品为龙头，组建跨地区、跨部门、符合专业分工，又有规模经济的大型企业集团。通过这种企业集团打破条块分割，促使其成为市场主体，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资产重组，造就一批在国内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大集团、大公司。
在组建和壮大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企业中，应全面推行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照“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依照《公司法》的要求，将企业组建为规范化的股份公司或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实现企业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真正建立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运行机制。
加快企业存量资产流动和重组的步伐，加大企业兼并力度，由经济增长点中的优势企业兼并困难企业，并积极推进企业的破产重组。坚持企业改组与技术改造相结合，在组建和壮大企业集团的同时，调整好生产流程，结合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将企业技术装备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坚持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相结合，在企业集团规模扩张的同时，要及时调整管理机构，注入先进管理模式和新型企业文化，将管理体制和管理效率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九、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实现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程度低，城市化进程慢，现有城市的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
积极促进大中城市健康发展，增加中西部大中城市的数量。使一些发展条件和发展势头好的中等城市，按照城市发展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逐步发展为大城市，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大力扶持小城镇的健康发展。目前中西部小城镇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数量少，规模小，布局不够合理。小城市是城之尾，乡之首，在中西部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也是我国城乡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基础，要进行重点扶持和发展。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城镇体系。按市场发育程度，商品流向和城市的综合辐射能力，逐步形成职能分工明确，分布较为合理，提升经济增长的增长极。
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真正做到“两个转变”，是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我国的大多数产品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加工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而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商品因种种原因又无法满足。朱镕基总理最近在陕西视察工作中指出：“效益低下和结构的失调，造成现在生产相对过剩，供过于求，没有购买力，没有市场，国有企业没办法生产，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当前经济的突出问题是供需结构的矛盾。从我国改革开放20年的经验来看，谁把握住了供需结构调整的时机，谁就抓住了市场，抓住了发展经济的主动权和制高点。如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中抓住了两次大的机遇，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了经济发展两次大的飞跃。一是大力发展以服装、饮料、食品和家庭耐用消费品为主的轻工消费品，二是大力发展信息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证券业等高回报率的第三产业。由此可见，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中西部地区必须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要加强各省、市（区）之间的横向联合，统筹安排，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调整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是一项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加强领导，统一步伐。建议成立高规格的中西部开发委员会，协调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关系，制订发展中西部经济的有关产业政策、法律法规制度，以有力的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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