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徽州盐商垄断”说的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徽州论文,盐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864（2003）04-0029-08
明清时的徽州盐商，不但在浙盐经营中始终占重要位置，而且与当时另一大商业劲旅（西北商）一起，构成全国第一大盐种——淮盐的经营主体，并形成中国封建晚期最具实力的商业资本集团——淮商集团。因据盐法，只有持引人才能经营盐货，故有人认为，明清时的盐商是垄断性商人，盐引就是其垄断的凭证。明万历四十五年，两淮盐业发生一次“纲运化”变革。即凡被纳入名册的商人，可将其持有的盐引“永永百年”地据为窝本。故又有人认为，这是盐商垄断的深化。即由原来的一次性垄断，演变为世袭化垄断。再到清道光十二年时，陶澍在淮北改纲为票，一时间北盐销量超过原有的定额。故有人说，这是一次打破盐商垄断的变革。徽州盐商也因上述而自然是垄断性商人。但明清时朝廷从未把对盐资源及其商品的垄断权，放弃给商人（或与商人分享）。徽州盐商无论在浙盐或淮盐经营中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他们都未获得经营的垄断权（含与朝廷分享垄断的权利）。下面，本文就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注：本文是笔者试图对以往探讨的一个小结和提高，故内容可能有所重复，敬请谅解。），以证实徽州盐商与当时的众多盐商一样，都不是垄断性商人。故所谓的“徽州盐商垄断”说不能成立。
一、开中盐法的实施和嬗变，均未赋予商人以垄断的权利
众所周知，盐课一向是封建朝廷的重要经济支柱。如明万历时，盐课约占国家财赋收入的一半，两淮盐课又约占全国盐课的一半（注：李汝华：《户部题行十议疏》，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七四《两淮盐政疏理成编》。）。故历代封建朝廷都对盐资源及其商品实行垄断。又因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基本矛盾是，统治集团对社会经济摄取量的增长速度要大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故封建朝廷既不可能放弃对盐资源及其商品的垄断，也不会与他人分享这种垄断。这就是所谓的“煮海之利，历代皆官领之”（注：《明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朝廷的垄断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明洪武三年始行的开中盐法，是明清两代盐制的基础。其大体含义是：“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商人为获得一引盐而须上纳的粮食数量，被称之为“则例”。实施时，“编置勘合及底簿，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纳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并严格规定：“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注：《明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由这些文字可看出，盐引是在商人纳粮之后才给的（其具体程序从略）。故盐引的本质，就是作为商人向朝廷缴费纳课的凭证。所谓“持引行盐”，实际就是“先纳课，后行盐”（该原则在明清数百年间始终未变）。“鬻盐有定所”，则只是为了便于管理。明清两代的引岸制度，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朝廷对盐业利益的获取。“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则更表明朝廷为了确保盐利，宁肯错杀一百，也绝不许贩私者漏网。
封建朝廷对盐资源及其商品实行垄断的最基本思路，是“国家专卖”制。但该制度下的所有资金投入（从盐货生产开始，到销售收入的回笼，可被视作一个经营循环），均是由朝廷自负。故对朝廷而言，该制度的两大弊病是，资金周转速度缓慢和经营风险过大。尤其在运输条件困难和贪官污吏横行的时候，“国家专卖”制的弊病就更为突显。早在宋代，就因“三京、二十八州军，官自辇盐，百姓困于转输”，“得利微而为害博”，便有人提出通商的五大好处（注：《宋史》卷一八一，《食货下三·盐上》。）。明清时的盐政变革，就是给民间商人一定的经济利益，以调动其资本和劳力的积极性，使朝廷从盐业经营的烦琐事务及风险中解脱出来，完成一个由专制性经营，到专制性收税的嬗变过程。其中，明代的特点是变，清代则是巩固和深化。现把明代的嬗变过程扼要叙述如下：
1.明初，灶户是国家盐货的生产者。其全部产品（含正额盐和余盐）均须上缴官仓，但余盐可获得高于正额盐一倍的工本费。商人则是在纳粮后到官仓支盐。他们不得与灶户发生经营关系。即“丙午岁定，岁办（正额）盐每引四百斤，官给灶户工本米一石”（注：《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余盐者，灶户正课外所余之盐也。洪武初制，商支盐有定场，毋许越场买补；勤灶有余盐送场司，二百斤为一引，给米一石。”（注：《明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故这时朝廷是全部盐货的拥有者和经营者。
2.工本米改为工本钞，并随着钞值的不断下降，灶户的实际收益也不断下降。他们只能通过加大余盐产量的方式以维持收益。但朝廷因自身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已无力包收灶户日益增加的余盐（即无力向灶户支付日益增加的余盐工本费）。到正统六年时，“令淮浙劝借支盐客商米麦，振给贫难灶丁”。弘治二年，“许两淮守支客商买灶户余盐补官引”（注：《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前已指出，商人的盐引是在向朝廷纳粮后获得的。但到弘治初年时，他们获得盐引，可不到官仓去支盐，而凭引向灶户购买余盐。这意味着，凡“买灶户余盐补官引”的商人，他们将付出两份代价，才得到一份盐。其中的一份，已演变为纯粹的盐课（即商人向朝廷交纳粮食，仅得到一份盐引）。当然，“许”的潜台词，包含有“自愿”的意思。这时的正额盐仍全部上缴官仓。商人获得盐引后，仍可到官仓去支盐，但他们必须守支。正是这“守支”问题，迫使商人愿以两份的代价，去获得一份盐。而且也正是这“守支”问题，导致明代两淮盐政发生一系列的嬗变。对此，本文稍后还有叙述。
3.到万历年间，嬗变已基本完成。即这时两淮商人所付出的正额引价和余盐课银，都是以盐课的形式上缴给朝廷。且他们不能再到官仓去支盐，而是必须向灶户购买。如约万历四十年时，淮盐正引价为每引银0.65两，余盐课银每引0.7两，火盐价每引银0.375两（五桶为一引，一桶150斤，已包括正额盐和余盐；桶价则为银0.075两）（注：汪崇堉：《明清两淮盐利个案两则》，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这时朝廷已由专制性经营，演变为专制性收税。官仓的职能也随之消失。即史料称：“明行边中海支之法，濒海各场并办仓盐。商人纳粟于边，持引赴场支盐；官即以仓盐给之。自万历以后，仓盐折征，此制遂废。”（注：《清盐法志》卷一六0，《垣收上》。）
以上表明，朝廷通过盐法的嬗变，并未放弃或削弱对盐资源及其商品的垄断。余盐开禁后，商人虽只在运司纳银即可，但余盐必须附于正引一起运销。这样，盐引的本质作用未变，倒是其支盐的功能消失了。
前已提及，“持引行盐”的本质，就是“先纳课，后行盐”。且在明代，朝廷因经济利益的需要，始终对盐商采取过度提前敛取的政策，使商人在纳粮之后，要守候多年才能行盐。这就是所谓的商人困“守支”问题。从明初到明后叶，两淮盐商的守支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十年，甚至十几年，以致商人在扣除守支费用之后无利可图。这无疑严重挫伤商人报中（即参与开中）的积极性。故明代盐史资料中，关于“商贾少至”、“趋中者少”、“报中寝怠”及“商人鱼散”等记载颇多。可以说，在明代的两淮盐业中，许多重大的盐政变革（或事件），如开中则例的一次次降低、“不拘资次支给”政策的出台、“常股盐”与“存积盐”问题的出现、余盐开禁及其在运司纳银、边商与内商的分化和摩擦（含“告掣河盐”），以及中后叶一次次的盐政疏理等，都与因困守支使商人无利可图，不愿参与新盐开中，从而导致朝廷收益无着落有关。
众所周知，在明万历四十五年以前的两淮盐业中，盐引的使用是一次性的。若开中盐法的实施和嬗变，已赋予盐商以垄断的权利，且商人也确实建立了自己的垄断地位，则朝廷为何还要不断地翻新花样，以招揽商人？难道明代的经济形势，已迫使朝廷必须向商人移交（或与商人分享）垄断权，且朝廷在强大的商人势力面前，已处于“节节败退”的境地？实际上，所谓的商人垄断从未有过。其真实情况即如上所述：商人按开中则例向朝廷缴纳粮食后，还须支付多年的守支费用。他们因无利可图，便不愿参与开中。朝廷为招揽商人，则只好一次次降低则例。而当则例降到难以再降时，又只好出台其它政策。我们在分析明代盐商的获利问题时，若忽略困守支的存在，则将使自己的判断出现偏差（注：由张海鹏、王廷元先生主编的《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其“垄断贸易与徽商的商业利润”一节中称：“明初的制度，每引为盐200斤。……即是商人输米1.5斗至3斗至边塞即可获盐200斤。那么，商人支盐行销于民间，每引又可获米多少呢？……由此我们可以断言，明初商人贩盐行销，每盐一引必定可以获米5石以上。姑以每引易米5石计之，则盐的销售价格当为收购价格的16倍乃至33倍。盐商为了报中行盐，固然还要在运输粮食、引盐以及贿赂官府等方面付出极高的代价，但其获利之厚仍然是其他商人所不可比拟的。”（见该书第47页）这里先要指出，每引1.5斗的开中则例，是指“山东、河东、福建、四川、广东盐”（见同书同页），它不适用于淮浙二地，故所谓的“33倍”就不存在。其次，“16倍”初看起来似乎不得了，但在扣除商人长年的守支费用（有的甚至是拉家带口在两淮守支，现若以十年考虑）之后，则应是“无利可图”，而不是利润丰厚得“不可比拟”。为明悉困守支时间之长，可引述下列史料：“宣德三年（1428）更定纳米中盐例，其年远守支者改给以资本钞。……洪武中（姑以洪武三十年计，1397）中盐客商，年久物故，代支者多虚冒，请按引给钞十锭。……至正统五年（1440），商人有自永乐（姑以永乐二十年计，1422）中候支盐，祖孙相代而不得者”；弘治二年（1489），“许两淮守支客商买灶户余盐补官引。……令守支客商成化十五年（1479）以前无盐支给者，许收买灶丁余盐……”。（见《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洪武三年始行开中盐法时的则例是很高的，“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给淮盐一引，引二百斤。”（《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洪武三年六月）后因困守支才使则例逐渐降低。为了解古代往边塞送粮的艰苦，特参照一条由广西镇安府往云南普安卫送粮的史料：“……舟车不通，陆行二十五日始至普安。道远而险，一夫负米仅可三斗。给食之余，所存无几。”（《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洪武二十七年三月））。
二、“纲运化”无深化盐商垄断的目的和效果
万历四十五年，两淮盐政经历过一次历史性的疏理。此后便实行“纲运化”，即纲运法的实施。下面，本文要对该法的出台背景，及核心内容与实质进行讨论。
1.背景
当时户部为对两淮盐政进行疏理，尚书李汝华曾奏有《户部题行十议疏》（注：李汝华：《户部题行十议疏》，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七四。）。现由该奏疏，可看出这次疏理的背景。原来，到万历四十四年时，两淮盐业已面临崩溃的危险。其首要表现是：“两淮盐课（指余盐课银——本文注）停压两年有半，已少银170余万（两）有奇。今岁……是将又压半年矣。合三年，则欠（银）200余万（两）矣。”此外，各地又“实共欠盐粮银（即开中盐粮折银——笔者注）230余万（两）”。再有，因“十数年来，自各阉行浮课、壅正盐，边引不售，边商赔累”，而以“克减斗头”等方式导致朝廷的实际开中损失，“已亏边饷（银）300余万（两）”。即“所亏国计，遂至（银）700余万（两）矣”。故李汝华叹道：“计内帑淮盐，所入不过（每年银）120万（两）有奇耳，乃令国计亏至700余万。目今已后，尚未可知。然则中涓竭泽，其于国家，利耶害耶？”
本文不对“中涓竭泽”问题进行讨论，但要指出，所谓的“欠”和“亏”都是由朝廷自身原因造成的。那就是“行浮课、壅正盐，边引不售”。万历时，朝廷经济危机严重，阉宦税监四处敛财，两淮盐业当然不能幸免。“行浮课”，就是“倚借浮课，肆行大盐”（注：李汝华：《户部题行十议疏》，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七四。），造成大量正引和额盐同时壅积，即“十数年来，单壅掣稀”（注：袁世振：《盐法议一》，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七四。）。且又变本加厉，从“借”演变为“征”。“朝廷预借商银四百余万（两）。今不言借而言征。惟征之一字，可以行法，故执敲朴以鞭笞之。预征于十年之前，又套搭于十年之后，惨刑血比。”（注：袁世振：《盐法议六》，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五。）这里所说的“商”，是指两淮内商，徽州盐商是其主体。故这时的内商资本已被长期占压，他们不但无力预购边商的仓钞，就连余盐课银也无法预纳。这就是上述所称，“两淮课银停压”合计三年，达银200余万两。边商则因仓钞无售，也只好采取“上以套缚，下以套应”（注：袁世振：《盐法议一》，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七四。）的办法，一方面拖欠，甚至逃避开中，使朝廷收益“实共欠盐粮银230余万（两）”，另一方面则在上纳粮食时“克减斗头”（又称“告减斗头”），使朝廷实际收益又损失银300余万两。这就是“塞粟空虚”和“司库空虚，淮商逃散”（注：袁世振：《疏理略说》，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对朝廷的双面夹击。
此外还应指出，朝廷约在万历四十年后，大幅提高了课额，导致内商成本增加。其中，正引价由每引银0.65两，增至每引银0.92两；余盐课银则由每引0.7两，增至1.45两（注：汪崇堉：《明清两淮盐利个案两则》，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这势必要增加淮盐在口岸的销售价格。但因口岸官府（指汉口）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强行将盐价控制在每小包银0.05两，迫使水商亏本鱼散。结果市面缺盐，在万历四十四至四十五（丙辰、丁巳）年间，出现每小包银0.2—0.3两的高价位，以至“盐法大坏”（注：袁世振：《与白公祖》，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
现可看出，导致朝廷于万历四十五年对两淮盐政进行疏理，并引起纲运化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两个：一从总体看，仍是朝廷过度提前的敛取政策，严重挫伤了商人的积极性，以使自己处于被“塞粟空虚”和“司库空虚，淮商逃散”双面夹击的困境；二从具体事件看，是官府在大幅增加课额之后，又强行控制口岸盐价，导致商人亏本鱼散，市面出现混乱。
2.核心内容和纲运化的本质
实施万历四十五年淮盐疏理的一位重要人物，是原户部郎中，后升任疏理两淮盐法道山东按察司副使的袁世振。《明经世文编》收集了他为这次疏理而写的《盐法十议》，以及其它的文件和信函。现由其《纲册凡例》（注：袁世振：《纲册凡例》，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就能看出纲运化政策的核心内容与实质。原来，纲运化“其大旨，（是）以正行见引、附销积引为主”。袁世振称，当时被列入淮南红字簿中的历年积引，约为200万道。他将这些积引分为十等份，也即十纲，“每纲扣定纳过余银者整20万引”。然后，“每年以一纲行旧引，九纲行新引”，计用十年时间销完积引。于是，那些积引的持有人被编入纲册。且每纲代以一字，合起来就是：“圣德超千古，皇风扇九围。”袁世振承诺：“此十字纲册，自今刊定以后，即留与众商永永百年，据为窝本。每年照册上旧数派行新引。其册上无名者，又谁得钻入，而与之争骛哉？”
现不妨设想，若袁世振推行的纲运化政策，确实赋予或深化了盐商的垄断，则那些被列入纲册的商人会如获至宝，并会感谢袁世振。但事实恰相反。前已指出，“困守支”曾一次次挫伤两淮盐商的积极性。进入中叶以后，则例已不能再降，便开禁余盐。因余盐课银是在运司缴纳，且当时尚未预征，故对盐商是一种吸引。但正余二盐并掣，势必要加大盐商的营运资本。故如前所述，明中叶以后的每一次疏理，都是因“困守支”，商人无力再购新引，使朝廷收益无着落而引起的。疏理的办法则为“小盐法”。即减少每引盐的实际重量，以加速将积引消除。万历四十五年的疏理，其最初策划也是“小盐法”（注：袁世振：《盐法议三》，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七四。），但未必尽善。后推出的《纲册凡例》，则更是以行新引为主，销积引为辅，且计划再用十年时间才将积引疏清。而所谓的积引，就是朝廷对商人的拖欠，故纲运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十年还清旧欠为条件，令商人行新引。这自然要遭到积引持有人的反对。尤其是那些持引大户。他们甚至派人游说京城。袁世振闻讯后恼怒，便写《奸囤擅利权揭》，以抨击持引大户，甚至骂持引大户是“奸商”、“奸囤”，“每岁攘夺国课（银）一百数十万（两）”（注：袁世振：《奸囤擅利权揭》，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七六。）。这说明他在恼怒时，无视两个基本的事实：一、正是朝廷以预借或预征方式，占据商银数百万两，才导致一般商人无力收购边商的仓钞。这时若无两淮富商秉承朝廷旨意，收购这些仓钞，则淮盐的开中将告寝怠。现怎能反骂富商是“奸囤”？二、仓钞是朝廷获取粮食后发出的。它长年被压，一定会引起升值。若商人资金长期被占而不计利息，则还叫商人？朝廷的预借或预征，已把这部分利息占去，却为何又反说是商人“攘夺国课”？实际很清楚，若真的是“攘夺国课”，则早就治罪了。当然，袁世振对两淮富商的行动仅限于语言或文字。因他懂得，“每纲去此辈数人，余皆疲乏穷商耳”，故对富商必须“一概抚而用之”（注：袁世振：《再上李桂亭司徒》，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后来，也正是这些富商帮了袁世振的忙。至此可进一步看出，纲运化没有深化盐商垄断的目的与效果。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于纲运法在清代的情况，则见稍后内容。
袁世振说，当十年疏清积引后，便年年行新引。这实际是做不到的，因困守支的本质就是宏观经济不平衡。既然自明初起，一直到万历年间，该问题从未断过，则它怎能在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的明后期被解决？或许原有的200万积引可能被还清，但更新的积引又将同时产生。据《明史》记载：“天启时（万历后的泰昌朝只有一年），言利者恣搜括，务增引超掣。魏忠贤党郭兴治、崔呈秀等，巧立名目以取之，所入无算。”（注：《明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故由此又看出，纲运化的本质，是把商人的利益与朝廷的拖欠绑在一起。任何想行积引的人，都必须认购新引。这样，朝廷对盐商的拖欠，就能“永永百年”地滚动下去。而那本十字纲册，就是朝廷对盐商的欠帐簿。它由淮南红字簿演变而来。
三、改纲为票不存在“盐商垄断”问题
清承明制。清代两淮盐法，就是由明万历年间的纲运法演变而来，但其条件比明代苛刻得多。原来，清代盐商须一次性“费不赀”，先向朝廷认购引窝，然后凭引行盐。这样，引窝是可世袭的（注：《清史稿》卷一二三，《食货四·盐法》。）。但商人购得引窝，又等于把每年的纳课任务包了下来，并实行“滚总”制度。“两淮旧例，于商人之中，择家道殷实者，点三十人为总商。每年开征之前，将一年应征钱粮数目核明。凡散商分隶三十总商名下，令其承管催追”（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七八，《户部·盐法·两淮》。）。“如有拖欠，即将该商革退引窝，别募殷实商人承顶。所欠钱粮，著落该商家产追赔。”（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二，《户部·盐法·禁例》。）故清代的纲运法，尽管在一般情况下仍表现为“先纳课，后行盐”，但其本质已演变为“不行盐，也纳课”。其含义是：商人即使在某一纲没有行盐（即无该纲的销售收入），但盐课不被免除。若商人缴纳不了盐课，则将其引窝没收，并抄家追赔。而那些被没收的引窝，则又被卖给新的商人。即“新商必交旧商窝价，方准接充。其价之多寡，以地之畅滞为衡。各省引商皆然。”（注：王守基：《山东盐法议略》。）
到乾隆后期，因朝廷及盐政机构（含地方衙门，以下统称为“官府”）的敛取过高，盐价已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故与明代中叶一样，开始出现“私盐泛滥，官盐壅滞”的局面。乾隆五十五、五十六（即庚戌、辛亥）年，淮盐因严重壅滞而连续两纲铳销。所谓铳销，就是将某纲的朱单铳毁，使该纲无盐运岸，以减少口岸的销售压力。但该纲的正杂钱粮不能免除，须“令商人分年完缴”（注：《清史稿》卷一二三，《食货四·盐法》。）。此又称之为赔纳。它势必要加重商人的负担，并导致一部分商人破产。需要说明，约自明代隆庆以降，两淮盐商的运销任务只到口岸（如汉口）为止。口岸以远，则是由另外的商人（清代称水商）来接替。故两淮盐商的成本核算，也只到口岸为止。“私盐泛滥，官盐壅滞”是因官府敛取过高引起的。所谓“官盐壅滞”，又表现为商人已缴纳了盐课，甚至也付出了盐资，只是有大量的盐货被积压在口岸，无法销售出去，使商人的大量资本被压。这时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官府减少敛取，以使盐价下降，“官”自然敌“私”；二是由官府加大缉私力度，以增加官盐销量。但官府一不减少敛取，二又缉私不力，三更令盐商赔纳盐课。至此已可看出，清代纲运制对盐商而言，是更沉重的桎梏。两淮盐商资本，就是从乾隆后期至嘉道年间，因一次次的赔纳而衰落的。现在此基础上，讨论道光十二年淮北改纲为票的背景和实质。
1.改纲为票的背景
清代淮盐，除分南北之外，还有纲食之别。其中食盐销于两淮及其附近地区，纲盐则销往远处，它们都统称为引盐。到嘉道时期，两淮额行引盐计168.55万引。其中淮北纲盐27万引，额征正课银25.95万两（注：李澄：《淮鹾备要》卷三、卷七。）。因这次改纲为票的主要人物是当时的两江总督，并兼理两淮盐政的陶澍，故现把他当时给朝廷的有关奏折内容摘录几条：
（1）“淮北引盐额行河南、安徽、江南四十九州县，除江运之无为州等八处运脚较省，向称畅岸，有商承运外，其余纲食口岸四十一处，商人十七家，……其力可支持仅有二三家，余皆无力办运。本应另招殷商接办，因疲累久著，人皆视为畏途，佥办招徕，一时难得其人。”（注：陶澍：《淮北商力积疲请借项官督商运附片》，见《陶澍集》，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84页。）
（2）“淮南商力虽疲，然自（道光十一年）开纲以来，尚捆运至五十余万引。淮北则止捆二万余引，较定额不及十分之一，实属疲惫已久。”（注：陶澍：《淮北滞岸请试行票盐附片》，见《陶澍集》第191页。）
（3）“至淮北盐引，疲弊已久，无商领运。”（注：陶澍：《淮南奏销展限折子》，见《陶澍集》第193页。）
（4）“现查淮北每纲，应征课银二十七万二千余两，不特历来从未征起，而且虚耗调剂银两，商疲力竭，久已无人领运。”（注：陶澍：《淮北票运商运之外仍酌运官盐附片》，见《陶澍集》第206页。）
（5）“臣等伏查淮北盐务，实因道远运艰，商力疲滞，……既苦重资无措，欲佥新商，则旧商疲敝可鉴，谁肯旧辙相寻？以致多年来，淮北引目尘封，国课悬宕。”（注：陶澍：《会同钦差复奏体察淮北票盐情形折子》，见《陶澍集》第214页。）
由此可知，淮北本应有盐商十多家，但在改纲为票之前，只剩下二三家；承运能力不及定额的十分之一。其他商人均已破产。且人人视盐运为畏途，故官府即使想招新商，也无人愿意。若分析其原因，则是官府敛取过重，盐商即使通过夹带盐斤获利，也不够赔纳。人都不见了，哪还有盐商垄断？道光十二年的淮北改纲为票，就是由此背景引起的。
2.改纲为票的实质
王守基称：“票盐之异于引盐者：引商捆盐有定额，行盐有定地，永远承为世业；票商则纳一引之课，运一引之盐，额地全无一定，来去听其自便。官盐滞销之由，不外浮费多而成本重，故先减课额以轻成本。淮北定例，每引正课银一两五分，则减为每引七钱。更裁去一切浮费，定为每引杂课二钱、经费四钱。”（注：王守基：《两淮盐法议略》，见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十一。）由此可见，改纲为票后，盐商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更重要的是，较大幅度地“减课额以轻成本”。故改纲为票的本质，就是在无商人问津的前提下，采取“减负松绑”措施，以招揽商人，使朝廷的盐课收益有望。而所谓的“打破垄断”，则是不存在的。
需要指出，票盐制不是为清代陶澍首创。它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了。如：
（1）明嘉靖八年，巡按御史王化言：“两浙行盐地凡一百二十五处。商所便者，独三十六处耳。其他商不乐往，故私盐日滋。乞于不通官盐之处，许土商自买盐斤，不拘开报多寡，出给官票。量收税课，执照发卖。销缴解司，以济边储。”（注：《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
（2）明隆庆初年，“山东官台等十一场，舟楫难通，商贩不至。……节经题奉钦依，给以小票。每票该盐五百六十斤，共纳银二钱五分。内一钱五分，作本丁课银；一钱作余盐银。各编定行盐地方，不得私相搀越。”（注：庞尚鹏：《清理盐法疏·山东长芦盐法》，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三五八。）
上述两条史料表明，无论在明代或清代，票盐制都是对引岸制度的一种松动。首先，凡实行票盐制的地方，都是因引岸制度无法推行（即长期无商人响应，朝廷盐课无着落）而引起的。其次，凡票盐制所采取的措施，又都是“减负松绑”，以招揽商人，使朝廷盐课收入有望。陶澍在淮北试行改纲为票之前，就承认此举是“仿照山东、浙江票引兼行之法”（注：陶澍：《淮北滞岸请试行票盐附片》，见《陶澍集》第191页。）。
四、结论与思索
通过上述分析，已可得出结论，明清时的徽州盐商与当时的众多盐商一样，都不是垄断性商人。下面就几个问题再作简要的讨论。
（一）朝廷并未把决定盐价的大权交给商人。
前已提及，朝廷是利用民间商人资本和劳力的积极性，使自己完成由专制性经营到专制性收税的演变过程。故明清两代朝廷和有见识的政治家，都承认盐商应获取必要的经济利益。但为防止盐商获取过高的利润，则又未把决定价格的大权交给商人。盐货在引地销售，其价格均受官府的制约。清代“《盐法事例》规定：凡商人运盐有定价者，照额发卖，不准加增；无定价者，不得高价病民，违者治罪”（注：张荣生：《古代淮南盐区的盐务管理》，载《盐业史研究》2002年第1期。）。甚至对盐货在途耽搁时间，官府也有明确限制。
尤其淮盐销区是被其它各盐种销区所包围，淮盐课额却又最高，故淮盐销地的官府，其促销官盐的任务也最大。手段之一，便是抑制官盐价格。他们有时甚至抑价过度，使盐商“货到地头死”，以至亏本鱼散。故所谓徽州盐商在官府的庇护下，凭其“独行居奇之势”，肆意哄抬盐价，稍不随意，即以“欺行罢市”的手段要挟消费者，以及所谓明清朝廷的榷盐制度，保证了一部分商人经营盐的垄断特权，使他们可以尽情地扩大盐的购销差价，获取极为丰厚的利润等，均属耸人听闻的言辞。
（二）不能把徽州盐商的长期主角地位，“上纲”为商业垄断。
徽州盐商在明清商业舞台上活跃达数百年之久。笔者曾粗浅论证，《明史》第七十七卷《食货一·屯田》中所称明前叶的淮商，其中坚力量可能就是徽州人。并且，徽州盐商很可能介入了明弘治初年的“叶淇变法”（注：汪崇堉：《徽州盐商介入叶淇变法的可能性》，载《徽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而在明清的淮盐经营中，两淮土著商人一直不占主要地位。这容易被解释为徽商霸占垄断的结果。其实不然，因徽商在“入籍”问题上的困难，足表明土著势力的强大。这可先从江南的变革获得启发。明清江南经济结构变革的一大特色，是改稻种棉和家庭手工棉织业的兴盛。但在一定时期里，变革又有明显的地域性分工。其中，商品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因较少离开或根本不离开原有的土地，风险小，易被人们接受，故主要由自然条件优越的江南人自己从事；而远距离贩运和金融借贷业等，则需要离开土地（甚至远离故土），以成为专业性商人，风险大，故主要由自然条件不好的江南本地人（尤其是外地商人）所为。徽商就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就是说，经商在当时并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它虽有可能致富，但风险很大。旧观念以农为本，商人甚至要遭到歧视。当因经济结构变革。需要一部分人口从以粮食种植为代表的传统农业中分离出来，以满足商品性农业、家庭手工业和商业等部门的需要时，自然条件优越的江南人，会首先选择与传统农业仍关系密切的商品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徽州和其它地方的人，在江南则只能以从事更具分化意义的行业为主。而当商业的风险性、流动性等因素逐渐不被看重时，江南自然会有更多的土著商人出现。再加以“人籍”问题的淡化，徽商融入土著社会，其主角地位便自然消失。故徽州与江南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垄断与盘剥，而是唇齿相依，优势互补的关系。
徽商在淮盐运销中的情形则更具特色。在乾隆五十三年的湖广成本单中，约一千六百余里的“江船水脚”及“口岸设店辛工火足房租”，仅每引银1.57两（占总运费的27.2％），而数百里淮扬境内的运费，却每引银4.201两（占总运费的72.8％）（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四，《课程八·成本下》。）。这似乎让人感到，在淮扬境内的运费中，可能包含着盐商向当地土著势力交纳的“买路钱”。陶澍则称：“两淮藉盐为食之人，不下十数万众。”（注：陶澍：《复奏仪征绅士信称捆盐夫役因闻课归场灶之议纠众赴县哀求折子》，见《陶澍集》，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75页。）此外，盐商在汉口，还要向这里的土著势力交纳“岸费”，每年达银数十万两，甚至上百万两（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五，《课程九·经费上》。）。总之，各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都有其各自的特色和不平衡性。在现代生活中，也同样有地区间的特色和不平衡性。我们都不可简单地将其“上纲”为垄断。
（三）不能把“窝”的一般排他性，“上纲”为商业垄断。
明清时的引岸制度（即盐窝制度），确有一定的排他性。但这种排他性，与商业垄断有本质的不同。我们不能把未获得真正商业垄断权利的一般排他性（如引窝的地域排他性），“上纲”为商业垄断。属于该类排他性的例子还有：
1.《儒林外史》第十七回写道：“……一个凶神的人，赶着他大儿子（即匡超人之兄，匡太公之长子——本文注）打来了，说在集上赶集，占了他摆摊子的窝子。”这是发生在明清时期的摊位之争（即一般利益之争），而不是商业垄断与反垄断之争。
2.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大量的商业摊位和门面（甚至大楼），已租赁或出售给私人所有。这些摊位、门面及大楼，在利益的归属上会有一定的排他性，但我们不会说，这就是商业垄断。此外，还曾有过副食品的定点供应问题。即规定居民在一定的期限内，凭票到某一商店，购买某一副食品（如过节物资），这也不是为了垄断，而是为了管理。
（四）不可因“国家垄断”而株连民间业者。
自有国家以来，执政者都将一定的自然资源列为国有。这就是所谓的“国家垄断”。尽管垄断的方式多样，但目的基本一致。其中之一，便是通过垄断获取收益，以平衡政府的支出。而承受垄断的人，则是天下的百姓。必须承认，一定形式的国家和国家垄断，又都是为了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明清时的引岸制度，只是对资源垄断的一种方式，并还有其它方式。如在现代生活中，是把土地列为国有，再让民间百姓经营（含农林种植和房地产开发）。这些经营者，一方面须向国家缴纳税费，但同时又通过销售产品的方式，将所缴税费分摊给别人。我们不会将这些经营者称为垄断的人，或称国家垄断是通过他们来实现，他们就是国家垄断的工具。由此可见，若用“上纲”和株连的方式，称明清时朝廷对盐资源及其商品的垄断，是通过盐商来实现，盐商就是朝廷垄断的工具，则是欠妥的。简言之，国家垄断是通过其自身的政策和行为来体现。明清时盐商从事的是朝廷垄断下的盐业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