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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兴起于清初，衰亡于清末民初，历时200余年，几与清朝国运兴衰昌敝相始终。对于这样一个流衍甚广、影响至深的文学流派，长期以来对其评价褒贬不一。现行中学教材《中国文化史》论及桐城派时仍坚持认为：“桐城派在当时文坛较为孤立，受到汉学家和骈文家的一致排斥。新文化运动将桐城派称为‘桐城谬种’而被全盘否定（注：《中国文化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这说明，尽管桐城派曾长时间地占据清代文坛的正宗地位，但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是那么的肤浅、片面。桐城派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将近百年，脱胎于学术纷争和古诗文评的桐城派研究也已有百年历史。对百年来的桐城派研究作一简要回顾，有助于人们了解桐城派，并对桐城派研究予以更多更全面的关注。
一、20世纪前20年的桐城派研究
20世纪前20年是桐城派研究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承续清代中叶以来对桐城派的批评，彻底否定桐城派。这一阶段的起始应以1903年桐城派末代宗师吴汝纶去世为标志。吴汝纶是曾国藩的弟子，对桐城派文风多有改造，表现出很强的创新意识和卓越的创造才能，门下弟子甚多，“五四”前后与各派力量对垒的多为其门生故旧。吴氏去世，桐城派失去了一位有号召力的领军人物，势力顿衰，其后连续遭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攻击。一是以刘师培、李详为代表的国粹派。1905年2月，以“爱国、保种、存学”为宗旨的《国粹学报》创刊，刘、李为主要撰稿人，且都是骈文正宗论者。刘师培接过乾嘉时期桐城派与阮元、汪中等人关于骈散之争的话题，宣称：“桐城文章有宗派，杰作无过姚刘方。我今论文主容甫，采藻秀出追齐梁”（注：《甲辰年自述诗》，转引自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附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他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注：《国粹学报》第26期。）中承认“惟姬传之丰韵，子居之峻拔，涤生之博大雄奇，则又近今之绝作也。”但又不满“望溪方氏，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末不具，舍事实而就空文”。在他看来，“文以征实为最难，故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文派，以便其空疏”。近岁以来，“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文选学家、骈文大家李详，与桐城派古文家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交谊深厚，但他的散文理论却与桐城派针锋相对，力辟文章宗派之说。其《论桐城派》一文详叙桐城派源流，指出桐城末流仅重视起承转合、形式结构、文言虚词，不过是八股文的变种而已（注：《国粹学报》第49期。）。其后在致钱基博、陈含光、王翰芬、孙德谦、张江裁、王渥然等人的信中，屡屡抨击桐城派，影响甚大。
桐城派面临的第二个劲敌是章太炎。章氏倡导复古，尊崇长于言理的魏晋文章，既反对阮元所沿袭的“文笔”说、“沈思”“翰藻”说，也对唐宋八家、龚、魏、康、梁颇为不满，对严复、林纾更是痛加诋斥。虽对吴汝纶、马其昶怀有崇敬之意，但针砭桐城派也不留情面，曾称“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注：《訄书》第十二篇《清儒》，1904年日本东京翔鸾社初版。）。在《社会通诠商兑》、《与人论文书》中对桐城派都颇有微辞。由于章太炎及其弟子的影响力巨大，桐城派的阵地渐次失守。就教育界而言，“清末的京师大学时代，先后主持总教习的吴汝纶、张筱浦；译书局总办的严复，副总办的林纾；民初任文科教务长的姚永概、汪风藻、马其昶、陈衍（石遗）、宋育仁在当时文坛都是桐城古文派的中坚分子。其时主宰北大文风自然是桐城古文派”（注：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在姚叔节、林琴南辈，目击刘、黄诸后生之皋比坐拥，正不免有文艺衰微之感”（注：《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以上两种力量因其态度的平和与文化的同质性，尚不足以动摇桐城派的根本。而这一时期的桐城派作家仍在以自己的创作来扩大影响，并致力于从理论上修补、完善桐城古文的理论体系，如姚永朴创作完成了《文学研究法》，林纾以其《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文微》等专著对桐城派文论作了挽歌式的总结。与桐城派自有渊源的徐世昌选编归有光、方苞、姚鼐、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张裕钊、贺涛等人的作品成《明清八大家文钞》，旨在“存先正之典型，树后学之模范。”（注：王文濡：《明清八大家文钞序》，《南社》第十六集。）诸人的努力虽难以扭转颓势，但为后人留下了研究桐城派的第一手资料。
真正猛烈抨击桐城派的是以陈独秀、胡适等为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与前人仅在文学范畴内对桐城派进行批评的立场不同，陈、胡等人的批判剑走偏锋且异常尖锐。“五四”时期中国文坛是一个多声部合唱的大舞台，新文学派、折中派、保守派共同参与了这段文学史建构，“反传统”成为新文学前驱者的重要表征之一。作为传统的样本和当前的劲敌，桐城派首当其冲受到攻击。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倡文学改良八事，其中第二点即“不摹仿古人。”他批评“今之‘文学大家’，文学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膺鼎’而已。”矛头直指当前的桐城文家。陈独秀随之高擎文学革命大旗，把它作为“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并借以“革新政治”的“利器”。在《文学革命论》中，他点名批判当时统治文坛的选派、桐城派、江西诗派三大权威流派，视“桐城三祖”方、刘、姚和明代前后七子及归有光为“十八妖魔”，称“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誉墓，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甚么。”“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当胡适提出“愿国中人土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时，陈独秀断然拒绝：“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注：陈独秀：《答胡适之（文学革命）》，《新青年》3卷3号。）受其“十八妖魔”说的影响，曾为古文阵营大将的钱玄同反戈相向，致书陈独秀赞同文学革命主张，说“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注：《新青年》2卷6号。）此后，钱玄同又多次重申“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说，津津乐道，颇为自得。稍后的傅斯年对此深表赞同，说“桐城家者，最不足观，循其义法，无适而可。”（注：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新青年》4卷1号。）新文化运动先驱对桐城派的全面批判与全盘否定，目的在于动摇古文正宗地位，推行白话文，建立“活的文学”、“人的文学”，在当时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的限制，由于陈独秀等人存在着用思想学术推进政治变革的企图，使得他们在这场从理论主张到创作、从文学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大革新中，在对待具体事物时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下笔措词激烈，出口语气蛮横，不惜在论述上走极端。其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不久，林纾即在上海《国民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态度还比较温和。此后两年，他对胡、陈等人的挑战并未反击，只是孜孜不倦地在文学讲习会讲授《左传》、《史记》、《庄子》和汉魏唐宋古文，兢兢业业地编撰《古文辞类纂选本》等古文读本，冀以实际行动“力延古文之一线”。但新文学的倡导者似乎并没有忽略这位古文名家、译林奇才，不约而同地把他作为旧文学的代表，不时予以敲打，甚至于1918年2月由钱玄同与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合演了一出双簧。眼见新文化倡导者要从根本上废弃古文，改用白话，且言辞异常激烈，他再也忍耐不住，愤起应战，先以小说《荆生》、《妖梦》泄愤，继以《致辞蔡鹤卿太史书》言理，后以《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力辨，但在众人的凌厉攻势面前，势单力薄的林纾逐渐也显招架不住，固守桐城派古文阵地的决心和信心渐趋丧失。
这场论争的胜负虽明，但对阵双方所使用的表述方式并非学术式的，脱离了学理层面而有“谩骂”之嫌，难称得上是严肃的学术交锋。这场论争中实效至上的功利观念、绝对主义的思路和由此构成的一整套独特的话语体系，制约了以后的桐城派研究，其负面影响长期久远，不易消除。
二、20世纪20至60年代的桐城派研究
20世纪20至60年代是桐城派研究的第二阶段。其特点是理性估价桐城派历史地位，初步建立桐城派研究的学术范式。根据其曲折发展的历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期。
20至40年代为桐城派研究第二阶段的前期。随着“五四”运动的退潮，新文学运动进入努力建设新文学的崭新发展时期。桐城派渐渐沉寂，不再对迅速成长的现代文学构成威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桐城派的评价触底反弹，这一转变恰恰始于曾为敌手的“五四”新文学家。胡适于20年代初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新文化建设的总体设计方案，1920年他在其《整理国故的计划》中列举了首批拟整理的书目，还拟定了担任整理的部分人选，准备出版后作为中学生的参考书，其中就有拟由沈尹默整理的姚鼐、曾国藩的著作。1922年3月他又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一节专论曾国藩死后的桐城湘乡派，肯定古文是古文学中“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认为“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而且由于“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这一观点：“姚鼐、曾国藩的古文差不多统一了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散文。”“古文经过桐城派的廓清，变成通顺明白的文体。”他曾对学生魏际昌说：“桐城派出在我们安徽，过去叫它做‘谬种、妖孽’，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呢？希望能够研究一下”（注：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后记》，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这体现了胡适治学的求实精神，而看到桐城派在古典文学与白话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堪称胡适的一大贡献，颇能启迪后人。同样是新文学家，周作人在“五四”落潮后，重新拾起批判的武器，对桐城派仍持否定性评价。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一长篇学术讲演中，他在批判以韩愈为首的唐宋八大家的基础上批判桐城派，认为桐城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有几篇还带些文学意味。而且平淡简单，含蓄而有余味，在这些地方，桐城派的文章，有时比唐宋八大家的还好”。但这改变不了桐城派“载道”文学、遵命文学的性质，“他们的文章统系也终和八股文最相近”。后来在他的散文小品中，周作人一再表达了这一看法，并被不少学人认同。朱自清在其名作《经典常谈》中言及桐城派与八股文的关系，指出：“明、清两代的古文大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八股文出身的，清代中叶，古文有桐城派，便是八股文的影响。”“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缚太甚”，刘大櫆姚鼐“都是用功八股文的”，以此造成桐城派文有序而“有物之言”太少。此论在当时学界颇具代表性。
与此同时，一些严谨的学者开始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以全新的视角，对桐城派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桐城派研究奠基之作当推姜书阁写于1928年10月、出版于1933年12月的专著《桐城文派评述》。虽然他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特意表白自己“并非‘桐城余孽’左袒古文”，并以桐城派“对于我们学术上的影响——自然是坏的方面多——非常之大”作为门面语，但实际上他是把桐城派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观照的。在体例上，他用较多篇幅叙述史实，较小篇幅用来批评，注意引述各家文集的材料，详尽分析后再得出结论。这开创了以后述评结合进行桐城派研究的先河。该书对桐城派的缘起、传衍、发展、递变和衰落进行了全面评述，承袭并发挥了胡适的观点，认为“即民国以来，新文学之鼓吹，恐亦非先有此派通顺文章为之过渡，不易直由明末之先秦两汉而一变成功也；惟过渡太长，为不值耳”。其后出版的桐城派研究专著还有姚子素《桐城文派史》和梁堃《桐城文派论》，但影响均不及姜著。
此期出版的各类文学史专著，也对桐城派进行了客观评述。蒋伯潜、蒋祖怡合著的《骈文与散文》，以骈散文在清代的复兴与斗争为背景，详叙桐城派散文流变。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设专篇剖析清初“清真雅正”的标准和方苞“义法论”之关系。陈柱《中国散文史》设“清代桐城派之散文”专节，梳理桐城派发展历程，并取“其言论足以支配一代者”即方、刘、姚、曾四人予以评析。这些著作各有特色，但若论涉及桐城派的内容之多，产生的影响之大，尚不及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和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郭著用6个专节5万字的篇幅探讨了桐城派代表作家的文学观和文论体系，并对乾嘉以来骈文家、汉学家、经学家在事与道、体与辞、义与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与桐城派的分歧和论争作了详尽而合乎实际的描述。钱基博对桐城派各时期近20位代表作家别集进行了认真研读，撰写了近10万字的心得，将其附录于所著《中国文学史》后，对各家师承、创作风格、艺术特色进行了精当的点评。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他详细论述了多位桐城派后期作家作品产生的来龙去脉和生活基础，从深广的历史背景中探讨“文章得失升降之故”，其中网罗各家遗闻遗事颇多，体现了钱基博知人论世的文学史观。此外，钱氏关于桐城派的专论还有《复陈赣一先生论桐城文书》、《〈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黄仲苏先生〈朗诵法〉序》等。
此期，在桐城派著作的搜集、整理、阐释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1924年，与桐城派颇有渊源的刘声木编印了《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其中《渊源考》收录归有光以下作家1223人，《撰述考》列作者238人，收书目2370余种。该书“考其师承，录其名氏，括其生平，详其著作，提示传记评论之所在，兼具‘学案’、‘目录’、‘索引’之作用”，“实为研究桐城文派最佳之工具书。”（注：吴孟复：《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序》，黄山书社1989年版。）吴汝纶的学生高步瀛所著《古文辞类纂笺证》，不拘囿于本文本句，而能贯串今古，穷源竟委。其注解虽附于某篇某句之下，但考证精审，发人深思。
建国后至“文革”前为桐城派研究第二阶段的后期。这一时期，学界对桐城派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及地位的评述，持肯定或部分肯定见解的日趋增多，只有少数论文拘泥于“义法”，或着眼于政治，而对桐城派仍持全盘否定态度。耐人寻味的是，经过50年代初的短暂沉寂，桐城派研究在一场关于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无作用的争论中再起波澜，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王气中认为桐城派“继承了中国以前的文论传统，加以总结、发展，给散文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这是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注意的大事”。因此，“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有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的”（注：王气中：《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安徽历史学报》1957年创刊号。）。李鸿翱从古为今用的角度肯定了桐城派的文学主张及其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不仅“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的”，即使在今天，“它也还有很小一部分，是有其继承价值的”（注：李鸿翱：《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无作用》，《光明日报》1961年5月7日、14日。）。尽管李文对桐城派的肯定很有限，但依然遭到许多论者的反驳。江西师院中文系集体撰写《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无作用》，刘季高撰写《评〈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无作用〉》，对李文观点逐一批驳。刘断言：“桐城派所起的作用，是妨害了中国古典散文的健康发展，和清王朝妨害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常发展一样。除此之外，桐城派是再也没有其他重要的作用了”（注：刘季高：《评〈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无作用〉》，《安徽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随后段熙仲、王竹楼、乔国章等人也撰文否定桐城派的社会政治作用。桐城派作家方宗诚曾孙舒芜撰文指责方苞“重道”，志在“帮忙”；刘大櫆重文，“则以帮忙之名，行帮闲之实”；曾国藩“以‘经济’代换了‘义理’的首位，是反动政治要求更直接的服务的反映”；吴汝纶“要尽废一切中国古籍，单存《古文辞类纂》一书为‘国粹’的精华，使学士与种种‘西书’同时诵习，则是桐城派努力殖民化的好标本”。但同时，他又认为“他们对散文技巧的研求，一些个别论点，今天也还有可以借鉴的。他们一致主张文章贵‘简’贵‘疏’，反对‘繁密’；刘大櫆详论‘去陈言’之法；林纾主张学古人当知古人之病；诸如此类，都有可取之处。”（注：舒芜：《〈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点校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这种否定桐城派政治倾向而肯定其文学主张的立场，虽不无偏颇，但在当时很有代表性。
1957年至1962年间，《江淮学刊》、《天津日报》、《文学评论》等报刊先后发表了20余篇桐城派研究论文，其中12篇于1963年底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结为《桐城派研究论文集》出版，其中包括钱仲联《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这样的力作。钱文引用了大量史料，辨析了古文与时文的关系，进而从桐城古文家的创作实践、桐城派的评点、桐城派关于古文与时文的不同言论三个方面，驳斥了桐城古文为时文变种的观点，澄清了把桐城派古文说成“高等八股”的旧论，是对“摭拾古人的片词只语以就己说”不良学风的一次反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62年出版的分别由游国恩主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两部《中国文学史》，都对桐城派作了否定性评价。倒是史学家李则纲于“文革”前完成的《安徽历史述要》对桐城派的记述更有价值。他认为，桐城派之得名，由时人推许而成，并非桐城人之自我标榜；桐城派作家也是时文能手，知时文利弊最深，反对也最有力；舍明末清初桐城大学者方以智、钱澄之，而以方苞、刘大櫆为桐城派的创始人，是截断桐城派的发展历史；要谈桐城派，不能把桐城派的杰出作者戴名世排除在外。这些观点即使置之今日，犹为卓见，也充分说明在学术研究中科学的独立思考的可贵。
“文革”爆发后，刚刚兴起的桐城派研究工作同样受到冲击，其后十余年，桐城派被作为一个反动的儒家学派遭到批判，根本谈不上严谨的学术探讨。由于种种原因，甚至没有出现一篇正式的相关学术论文。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桐城派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思想文化界的拨乱反正和实事求是精神的发扬，桐城派研究进入长足发展、繁荣兴盛的第三阶段。其特点是名家作品相继整理出版，许多研究课题列入国家重点社科规划项目，不少专家学者潜心从事桐城派专题研究，创新研究成果不断问世。1979年，桐城派名家马其昶之孙、著名学者马茂元发表《桐城派方刘姚三家文论述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揭开了新时期桐城派研究的序幕。1980年10月，全国文联主席周扬来安徽检查工作，指示要对桐城派问题开展讨论。此后，《江淮论坛》开辟“桐城派研究”专栏，至1985年底发表论文近30篇。与此同时，《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等有全国影响的学术刊物相继刊发一批有份量的桐城派研究论文，对桐城派进行再思考和再研究。1985年11月上旬，在安徽桐城召开了国际“桐城派学术讨论会”，来自日本、香港和内地16个省、市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提交论文71篇，其中28篇会后辑为《桐城派研究论文选》（书末附有1908-1985年全国主要报刊发表有关桐城派的研究论文目录索引）由黄山书社出版。这次学术讨论会是1985年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盛事，海内外报刊争相报道和评述，在桐城派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995年1月，《安徽史学》编辑部组织以“桐城派与中国近代社会”为主题的史学沙龙，会上，学者们就如何认识和评价桐城派、桐城派的价值取向、桐城派的逆向研究等展开热烈讨论，表达了将桐城派研究推向新境界的愿望（注：蒋国保：《对桐城派的三点认识》，汤奇学：《桐城派的经世致用与“中体西用”论》，周中明：《呼吁重新评价桐城派》，钱念孙：《桐城派的逆向研究》，均见《安徽史学》1995年第2期。）。综观这20多年来的桐城派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收获。
第一，研究成果数量繁富，形式多样。
一是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专著有徐文博、石钟扬《戴名世论稿》（黄山书社1985年版），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何天杰《桐城文派——文章法的总结与超越》（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朱碧森《女国男儿泪——林琴南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林薇《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王镇远《桐城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评》（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王献永《桐城文派》（中华书局1992年版），关爱和《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周中明《桐城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杨怀志、江小角主编《桐城派名家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叶贤恩《张裕钊传》（中国三峡出版社2001年版），孟醒仁《桐城派三祖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杨怀志等主编《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和田望生《百年老汤——桐城文章品味》（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等。
二是整理出版了一批桐城派作家的全集、文集、专著。主要有刘季高校点的《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徐天祥、陈蕾点校的《方望溪遗集》（黄山书社1990年版），王树民编校的《戴名世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汪庆元点校的戴名世《忧庵集》（黄山书社1990年版），王树民等编校的《戴名世遗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吴孟复标点的《刘大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刘季高标校的《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宋晶如、章荣注释的《古文辞类纂》（中国书店1988年版），吴孟复、蒋立甫主编的《古文辞类纂评注》（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许振轩点校的姚永朴《文学研究法》（黄山书社1990年版），张仁寿校点的姚永朴《旧闻随笔》（黄山书社1990年版），施培毅、徐寿凯点校的姚莹《康輶纪行·东槎纪略》（黄山书社1990年版），黄季耕点校的姚莹《寸阴丛录·识小录》（黄山书社1991年版），施培毅、徐寿凯点校的《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版）、《吴汝纶全集》（黄山书社2002年版），项纯文点校的萧穆《敬孚类稿》（黄山书社1992年版），王立诚辑校的《郭嵩焘使西记六种》（三联书店1991年版），石钟扬点校的《朱书集》（黄山书社1994年版），喻岳衡、朱心远校点的黎庶昌《西洋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拭主编的《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施宣贺、郭志坤标点的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钟叔河整理点校的《曾国藩家书》（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90年版）等。
三是出版了一批桐城派代表作家的文章选本，对普及桐城派相关知识起到积极作用。主要有刘季高选注的《方苞文选》，吴孟复选注的《刘大櫆文选》，石钟扬、蔡昌荣选注的《戴名世散文选集》，王镇远选注的《姚鼐文选》，周中明选注评点的《姚鼐文选》，王镇远主编的《桐城三家散文赏析集》，陈耀东注译的《方苞、刘大櫆、姚鼐文选》，漆绪邦、王凯符选注的《桐城派文选》，杨荣祥译注的《方苞姚鼐文选译》，王凯符译注的《后期桐城派文选译》，王琦珍编著的《翰墨天下雄——桐城派散文精品赏析》，林薇选注的《林纾选集》，冯奇编著的《林纾评传·作品选》，周朝栋译注的《曾国藩胡林翼刘蓉罗泽南诗文选译》，马克锋译注的《严复林纾诗文选译》，梧桐整理的《曾国藩文集》，丁凤麟、王欣之编选的《薛福成选集》，丁有国等编校的《张裕钊论学手札》等。
四是有关文学史、散文史、文学批评史专著对桐城派也有较多的论述。尽管它们并非将桐城派的论述作为重点，但诸多公允的评价和阐述无疑也为桐城派研究增加了不少份量。这类著作主要有漆绪邦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范培松主编的《散文通典》，邬国平、王镇远的《清代文学批评史》，黄霖的《近代文学批评史》，朱世英等人的《中国散文学通论》，董乃斌主编的《中国文学通览》（清代卷、近代卷），张海鹏等主编的《安徽文化史》，谢云飘的《中国近代散文史》，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黄保真等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章培恒等人的《中国文学史》，郭预衡的《历代散文丛谈》，赵伯陶的《明清小品——个性天趣的显现》，钱竞、王飚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吕薇芬、张燕瑾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等。
第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机构相继成立。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桐城派受到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转移到桐城派研究领域，这使得桐城派研究者的地域分布较以前广泛。大陆学者无疑是桐城派研究的主体，继王气中、刘季高、吴孟复、魏际昌、钱仲联等老一辈学者之后，又有周中明、王镇远、关爱和、何天杰、郭延礼、杨怀志等致力于桐城派研究。
1985年在桐城派学术讨论会上，专家们呼吁成立桐城派研究机构。2000年7月桐城派研究会在桐城成立，并创办了《桐城派研究》专刊，季羡林先生为之题写刊名，给予热情鼓励，创刊以来出版7辑，发表论文80余篇，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湖北成立了张裕钊研究会，湖南湘潭创办了《曾国藩学刊》。有关学术机构先后组织召开了曾国藩学术研讨会、黎庶昌国际学术讨论会、吴汝纶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讨会、吴汝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学术研讨会、张裕钊国际学术研讨会、薛福成学术研讨会等等，集中推出了一批新成果，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也因此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各高校和有关研究机构主办的学术刊物注意及时反映桐城派研究的新进展，从而为经常性的桐城派研究创造了条件。
第三，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新见迭出。
新时期专家学者在研究桐城派时注意运用新史料、新方法、新观念，从文学理论、创作实践、艺术特色、历史作用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取得了创造性成果，这突出表现在几部桐城派研究专著上。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以“史论结合，述中有评”的方式，论述了桐城派的历史渊源、地理因素、艺术特色、师友传授、诸家风格，特别是在对桐城派之思想渊源、桐城派与阳湖湘乡派的异同、桐城文章的艺术价值等焦点问题的解析方面极具功力。何天杰《桐城文派——文章法的总结与超越》以清新流畅的文笔，从文章法的角度，专章论述桐城派名家的文学主张与创作风格，结合时代背景和文章实例，析其异同，明其流变。为彰显桐城派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何著开篇回顾了清代以前中国散文在“在载道与崇文的两难选择中”艰难跋涉的历程，以“晚辈学人对桐城文派的缅怀”为终章，大胆断言：“无论在体裁、内容的规定上，还是在表现手法、语言文字上，桐城散文都扮演了从古代散文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散文的中介者的角色。”这就把胡适、姜书阁言而未明的观点完全揭示出来并推进了一大步。杨怀志、江小角主编的《桐城派名家评传》，选择22位名家作为论述对象，对其生平事迹、思想倾向、文论主张、创作实践和历史贡献，一一予以系统的介绍、分析和评衡。提要钩玄，史论融贯，被誉称“为桐城派研究领域贡献了一项创造性的成果。”周中明白1992年起承担国家教委“八五”规划项目“清代学术思想与桐城派古文”的研究任务，发表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及其对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关于桐城派及近百年来对它的评论》等论文。1999年出版32万字的力作《桐城派研究》。作者实事求是地描述了戴名世至姚永概诸家的家世生平、性格特点、思想、师承、文论建树、创作成就，对桐城派产生的地域环境、政治背景、学术风气，以及桐城派与清朝文化政策适应性和矛盾性的两面，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多发前人所未言。更为可贵的是，周著在详细考证史料的基础上，对现行观点或吸收、或辨析、或质疑、或创新，既自成体系，又具集大成特色。
新时期的桐城派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可喜进展，分述如下：
关于戴名世与桐城派的关系。过去有人认为戴名世不属于桐城派（注：贺钰：《戴名世及其思想的初步考察》，《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4、5期合刊。），也有人认为戴名世虽不属于桐城派，但给了桐城派以直接影响（注：王泽浦：《桐城派发生及其衰亡的社会原因》，《天津日报》1962年4月20日。）。现在，学术界对戴名世属于桐城派基本认同，对其地位的表述稍有差异。王凯符、漆绪邦在《桐城派文选》“前言”中肯定戴名世为“桐城文派的重要奠基者”。吴孟复以“桐城民间至今亦尚以方、戴并称为桐城派”为据，将戴名世列为桐城派之祖（注：吴孟复：《试论桐城派的艺术特点》，《江淮论坛》1980年第5期。）。许总认为，桐城派之祖“若改为戴、方、刘、姚则更为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注：许总：《论戴名世及其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江淮论坛》1984年第2期。）徐文博、石钟扬在其《戴名世论稿》中，通过对戴名世古文理论与实践、交游与结盟、鼓吹和影响的细致分析，认为：“戴名世作为桐城派的一代宗师，是当之无愧的。”80年代后出版的桐城派研究专著和文学史著作中，对戴名世在桐城派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者居多，表述尚不尽一致。何天杰、王镇远、周中明在各自的专著中都把戴名世列为“桐城派的先驱者”辟专章论述；邬国平、王镇远的《清代文学批评史》将戴名世与方苞并列为“桐城派的开派者”。仍持相反意见的是王献永、郭预衡。前者坚持认为戴名世的反抗性和叛逆精神决定了他“只能是桐城人的戴名世，而非桐城派的戴名世”；后者通过对地域、行文的某些主张和学术造诣的分析，认为戴名世不愧为桐城后裔的前辈，但从思想和文风看，戴名世实乃明清之际文风的结束者，而不是桐城文风的创始者，他对桐城文章的影响在于其《南山集》之狱使方、刘、姚引为鉴戒，从而形成了“雅驯不芜”的崭新文风。王、郭等人的论述权作一家之言，尚待探讨。但认为戴名世是桐城派创始时期重要人物的观点，在学术界占据上风，也符合桐城派文论思想形成的客观实际。
关于桐城派发展演变过程。30年代出版的梁堃《桐城文派论》较早涉及这一问题，他因袭曾国藩为桐城派“中兴圣主”之说，以曾氏为界将桐城派划为两段，即自方苞至梅曾亮之徒为第一期，自曾国藩至吴闾生之徒为第二期。马厚文的《桐城文派源流考》（注：《艺谭》1981年第1期。）和何天杰的专著均持此说。王凯符提出三段说，即第一个时期是桐城派的始创时期，时间大体在康熙乾隆年间，戴名世、方苞、刘大櫆为代表人物。第二个时期是姚鼐和他的弟子门人活动的时期，以姚鼐为中心，多方培养和罗致人才，扩大影响，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作家集团。第三个时期为鸦片战争以后到20世纪初，曾国藩为领袖人物（注：王凯符：《桐城派简论》，《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新编《桐城县志》在记述桐城文派时采纳此说，袭其时段名之为“初创、兴盛、末流”三个时期（注：潘忠荣主编：《桐城县志》，黄山书社1995年版。）。徐文博、石钟扬在前两说的基础上提出“四期”说，第一是萌发期，从钱澄之到方苞前期，以《南山集》案为结局。第二是建设期，以《南山集》案为起点，从方苞后期到姚鼐，方苞为领袖。第三是壮大期，以姚门弟子为中心，作家队伍大有发展，但其创作渐趋式微。第四是终结期，以曾氏幕僚为中心，虽一度中兴，终于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衰落终止。关爱和对桐城派发展进行了“时段”与“群体”的深入研究，将其兴衰发展过程分。为初创、承守、中兴、复归四个时期。对桐城派历史分期的执着探求，反映了研究者力图弄清桐城派发展全过程的努力。虽然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分歧仍然存在，但相对而言，“三期”说影响较大。
关于“姚门四杰”的研究。林岗对“姚门四弟子”进行了考证，认为刘开确为姚鼐高足。而姚莹并未师事姚鼐，不能列为“姚门四弟子。”（注：林岗：《“姚门四弟子”考》，《文学遗产》1985年第2期。）黄霖对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为“姚门四杰”持肯定意见，认为他们尽管高举“程、朱义理”旗号，言行之实质并不都与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相背，他们的应变、尚实、求新和爱国的精神，与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等先进之士息息相通，且在文学上也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注：黄霖：《论姚门四杰》，《江淮论坛》1985年第2期。）王杏根、王镇远等人对梅曾亮的文论与散文艺术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给予了较高评价（注：王杏根：《论梅曾亮的散文》，《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辑；王镇远：《论梅曾亮的文学主张及其散文创作》，《江海学刊》1987年第4期。）。徐文博在对方东树的古文理论进行细致分析后，认为方东树继姚鼐之后，实际上完成了桐城派文论集大成的工作，应当并列在姚鼐与曾国藩之间（注：徐文博：《方东树古文理论刍议》，《桐城派研究论文选》，黄山书社1986年版。）。龚书铎在《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上发表《刘开述略》，介绍了刘开的出身、交友、人品和才华，论述了他在学术方面尤其在程朱理学上的独到见解和文章特色。学界对姚莹的研究较为深入，仅《安徽史学》就先后发表多篇涉及姚莹的海防思想、抗英斗争的文章（注：戚其章：《姚莹的海防思想与海国研究》，《安徽史学》1994年第1期；王生怀：《论姚莹抗英保台思想及其实践》，《安徽史学》2002年第2期。）。施立业通过对姚莹著作的精心研读，推出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先后发表了《论姚莹的哲学思想——桐城派经世思想探讨》（注：《安徽史学》1994年第1期。）、《关于姚莹历史地位的再认识》（注：《安徽史学》1997年第4期。）、《姚莹与桐城经世派的兴起》（注：《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等有份量的论文。他认为，姚莹只是一位“睁眼看世界”的人物，并未主张向西方学习（即“师夷”），不能视为向西方学习的代表人物。姚莹所处的时代，进步思潮的主流是睁眼看世界，就这个意义上讲，姚莹仍是具有时代特色的进步思想代表之一。嘉庆年间，桐城学风开始转型，涌现一批以青年学子为主体，以姚莹为代表的经世派人物。这一思想文化史上的区域性现象是清代社会与学风演变的一个标识。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收有长篇论文《姚莹交游述略》，介绍了嘉庆、道光年间与姚莹交往的十几位名士，涉及刘开、方东树、梅曾亮、管同处较多。作者通过对这个以姚莹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考察，认为姚莹及其友辈，是嘉道间“调和汉宋”、通经致用，敦崇经世之学这一新学风的倡导者、开拓者，在他们身上，反映了学术变化的动向和时代发展的趋向。
关于曾国藩在桐城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建国后一度表现出简单化和“左”的倾向。不少人从曾国藩是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观点出发，全盘否定由他领导的桐城古文中兴，以简单的政治判断代替历史的科学的研究。80年代后，这种局面随着桐城派研究的重新兴起而打破。舒芜在《曾国藩与桐城派》（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中认为，与其依桐城派之说引曾国藩为“中兴元功”，不如说他实以湘乡派篡了桐城派之统。周颂喜认为曾氏扩大了“道统”与“文统”的范围，是中国古文理论的集大成者（注：周颂喜：《曾国藩与古文理论评述》，《求索》1985年第2期。）。关爱和肯定曾国藩对桐城派有中兴改造之功，主要表现为确立桐城派文家正轨地位、扩大桐城派所守、新组一支文学队伍等方面（注：关爱和：《桐城派的中兴、改造和复归》，《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周中明认为曾国藩的古文，在思想内容上追求应时实用，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文学表现社会人生的功能，而对桐城古文日益脱离社会现实，追求清闲的倾向有所扭转；在艺术风格上，追求雄奇瑰玮而与以清淡简朴著称的桐城文风有所不同。主要缺陷在于他强使文学服务于和服从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因而创作实绩很有限，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桐城派走向衰落的趋势（《桐城派研究》）。钱竞在其《曾国藩、王夫之文论思想异同》（注：《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和专著《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桐城文论的改造和创新”一节中，认为桐城文论在咸丰、同治时期由于曾国藩的出现而得到延续和更新，其特异处在于两点，其一，他虽然承认并且尊重桐城派前辈的地位和贡献，却不肯视桐城为某种排他性的宗派，更不乐于将自己列入桐城门墙而引以为荣，而是以变法者自居而开辟出文章学的新路，做一名登高一呼而应者云集的开创者；其二，就是主张文章向经世学方向上的突进和展开。陈平原在论及桐城文章流变时，认为曾国藩完成了一篇化柔为刚、雄厉喷薄的“大文章”，“文章气势实非姚氏所能规模”，“气魄之不凡，非桐城寻常书生可比”，由他引领的湘乡派，取代桐城诸公而成为第二阶段桐城派的代表（注：陈平原：《桐城文章流变》，《文史知识》1996年第6期。）。
关于林纾是否属于桐城派。这一问题，一直争议较大。林杼虽以译书驰名，却以古文创作自矜，自诩“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林畏庐先生手札》）。尽管在古文写作的高峰期，他与桐城派的关系极为密切，得到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概的赞赏，而且在理论观念和对桐城古文的推崇上与其一脉相承，但林纾本人一直明确反对派别意识和门户之见，将其归入桐城派似违其初衷。因此，魏际昌在《桐城古文学派小史》中把林纾列入“准桐城派”而附于吴汝纶之后，认为林纾的《春觉斋论文》集中表现了他对于古文理论的认识，能够综合前人的说法，一收义法集成之效，比桐城、湘乡者更为明确。蒋英豪分析了林纾与桐城派、改良派和桐城派的关系，认为林纾以古文名家，颇为晚清桐城派护法，但他一生与桐城派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义法方面，他与桐城派毫无芥蒂，但在语言、载道方面却又大相径庭。他之所以不肯承认自己是桐城派，也不按桐城派的清规戒律行事，是出于自知之明与写作自由的追求，桐城中人引他为知己，是出于统一战线的考虑，外人把他列为桐城派，则是不很美丽的有意的“误会”。曾宪辉的《林纾文论浅说》（注：《福建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对林纾的文论体系进行了精细分析，认为从林纾的尊尚对象、讲意境和守义法、以阳刚阴柔论文风、以依经附圣为旨归等方面看，林纾确实是桐城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其阶级局限性较前期桐城派更明显。黄霖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指出：“林纾的文论著作，虽有综合前人之功、条分缕析之力和不乏真知灼见之处，终因缺乏一种恢宏气象和新的理论开拓，故难免给人以陈腐琐碎的感觉。”关爱和则肯定林纾与严复为桐城派古文增添了几分生机，但“他们的努力，又反过来促使了桐城派古文的灭亡”（注：关爱和：《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江淮论坛》1986年第3期。）。这是作者在深入考察桐城派在“五四”时期的状况后得出的结论，代表了学界多数学者对林纾的看法。
四、港、台地区及国外学者的桐城派研究
正因为桐城派的影响很大，香港、台湾和国外的一些学者一直关注桐城派研究工作，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有专家学者涉猎这一领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早在五、六十年代，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54年版）中谈到“桐城派义法”，认为讲现代中国散文之流变，必须从桐城派说起。他对桐城义法“言之有序，言之有物”予以肯定。但其后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版）中，对桐城派持严苛之批评，称“他们奉归有光为祖师，却撇开了顾亭林；他们却没有一个比得上顾亭林。乡曲陋见，可笑之至。清代三百年间，桐城派古文居然称霸一代，居于正统地位，也可见前人的浅陋。”钱穆在其《中国文学讲演集》（初版于1962年）中认为“谈到清代的散文，多半只是桐城、阳湖两大派势力。”“桐城派主张文章的每一辞句，都得含有道德味在内，都得慎细考虑，从严检别。这样的写作态度，可算得是很严肃。”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7版），钱穆列专节论述方东树，认为其《汉学商兑》显示方东树的学术造诣，虽不如章学诚、陈澧、许宗彦，“然亦颇为并时学者推重”，表征“学术将变应有之象”，评价可谓公允。此后，叶龙《桐城派文学史》（香港龙门书店1975年版）、姚翠萍《方望溪文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尤信雄《桐城文派学述》（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何冠彪《戴名世研究》（香港大学中文系1987年版）、叶龙《桐城派文学艺术欣赏》（香港繁荣出版社1998年版）等专著相继问世。而方苞作为长于经学的文学家，又成为港台学者研究的重点，《方望溪全集》、《方望溪文钞》、方苞《左传义法举要》等由各出版社整理出版。台北文海出版社推出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收录有姚鼐《惜抱轩文集》16卷后集10卷，姚莹《后湘诗集》9卷二集5卷续集7卷、《中复堂遗稿》5卷续编2卷，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文集》4卷诗集1卷，张裕钊《张濂亭先生诗文稿》不分卷，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诗集》，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拙尊园丛稿》6卷等。此外，较为重要的论文有杨钟基《曾国藩学文门径试探》（《桐城派研究论文选》，黄山书社1986年版），蒋英豪《林纾与桐城派、改良派及新文学的关系》（《文史哲》1997年第1期），何沛雄《刘大櫆的古文理论》（《新亚学报》第16卷，1993年版）和《桐城派在清代兴盛的原因》（《台北华学月刊》1980年第104、105期），周启赓《桐城派文论》（陈国球主编《香港地区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版），邝健行《方苞与戴名世》（《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报》1990年第20卷）、《桐城派前期作家对时文的观点与态度》（《新亚学报》第3卷，1980年版），叶龙《桐城古文略论》（《大陆杂志》1966年第32卷，第12期）和《林纾的古文及其与桐城派的区别》（《香港新亚生活》第9卷，第8期）等。
国外学者对桐城派研究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持久的热情，并且由于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其研究成果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法国汉学家戴廷杰经过长期钻研，写出了近百万字的《戴名世年谱》，现已由中华书局于2004年出版。日本学者鱼住和晃致力于张裕钊及其日本弟子宫岛咏士的研究，出版了《张廉卿——悲愤与忧伤的文人》、《宫岛咏士——人与艺术》等专著。韩国学者金庆国对姚门五大弟子进行集中研究，发表了《论刘开的文学思想》、《论管同的思想与古文理论》等论文。日本学者佐藤一郎的《关于桐城派的几个问题》、《江户、明治时代的桐城派》，武内义雄的《桐城派之圈识法》，三石善吉的《桐城派中的气》等论文均具创见。另外，新加坡许福吉的《义法与经世》、日本佐藤一郎的《中国文章论》、苏联卡里娜·伊凡诺夫娜·弋雷金娜的《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的美文学理论》等专著都对桐城派作了重点研究。这些为扩大桐城派在海外的影响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