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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2)02-0002-06
自20世纪晚期随着冷战告终，“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成为当今国内外政治界、经济界、科技界、理论界和舆论界，乃至老百姓，都在议论的热门话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着重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就其历史演进的回顾、理论研究的依据、全球化问题的争议进行论述和解析。
一、历史演进的回顾
依据历史考察，全球性经济乃是开始于欧洲。概括而论，“可以说全球化是一个将近1000年前始于地中海，并随着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而取得了决定性大发展的过程的继续。它不过是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那既是国际的，更是跨国的原始使命，这就是把疆界和国家、传统和民族统统踩在脚下，迫使一切都更加服从惟一的价值规律”。（注：［法］雅克·阿达著：《经济全球化》，中文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74页。）
由是可见，“全球化”或“经济全球化”，并非什么新鲜事物，也不是1990年代以来才涌现的最时髦议题。众所周知，产生于15世纪、兴盛于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正如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早已指出的，重商主义的“那个时代是海盗式的帝国主义时代，贸易与开拓殖民地相联系，与毫无节制地剥削殖民地相联系，与非公开的战争相联系（各国政府尤其是英国政府，往往拒绝为此承担责任），与长期濒于战争边缘的状况相联系”。（注：约瑟夫·熊彼特著：《经济分析史》第一卷，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06页。）据此，熊彼特认为：重商主义体系的基本内容就是出口垄断主义，外汇管理和贸易顺差（注：同上书，第7章。）。
国外有些经济史学家断言，19世纪60年代开通的跨大西洋海底电缆（后来又延伸到阿根廷和日本）促成了伦敦与纽约之间第一批游资的产生，从而开创了早期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另有些国外经济学家正在研究1870-1914年这段时期的世界经济变化情况。他们认为，那个时期的全球化程度比现在还要深，因为“那是一个大量资本从欧洲、尤其是从英国流向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新兴国家的时代。资本净流量在经济产出中所占的比重从来没有比那时更高过”。而且，“由于汇率是以黄金来确定的，所以没有外汇管制和货币风险，对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也没有设置什么障碍。金本位确保了低通货膨胀率与国际利率的一致，移民大批涌入新兴国家，甚至连护照都不用办”。
国外经济学家们提出这样结论：“同今天一样，当时的世界也处于一国独霸、相对和平的局面（那时的霸主是英国，现在则是美国）；自由市场的原则被广泛接受；技术进步目不暇接——电话、无线电、汽车、飞机等新发明相继问世”。（注：见［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1月19日文章：《纵观一个世纪的全球化》，译载《参考消息》，1999年2月24日。）
当然，今非昔比。有的经济学者已指出：
(1)19世纪那个时候，跨国投资大多采取购买政府债券或铁路、矿山等有形资产的形式，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殖民统治之下，人们尚不知跨国公司为何物。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了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其范围比19世纪那时大得多了。
(2)19世纪那个时候并没有国际金融机构，破坏性的短期资本流动比较少，货币投机行为几乎不存在。那时金融危机的规模比现在小，波及的范围也没有现在广。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布雷顿森林协定所制定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资本流动完全自由化的所有障碍都逐渐被消除了。非规则化政策与信息革命一起促进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从而出现全球金融网络，不断掀起任何地区和任何时间的货币动荡。
(3)19-20世纪，从电话到电子计算机再到因特网的发展道路，消除了人类生活的空间界限，这是过去的任何技术发展所无法实现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今天的全球化与百年前的全球化之间决定性的差异就在于：“国际金融流通网络化与直接的跨国投资总量有了质的飞跃”。这正是全球化首先使金融市场受到影响，而今华尔街股票交易所24小时都像白天一样忙碌。
(4)由金融市场通向商业、服务业和生产市场的路径现今正大为缩短时空而加速度地达成交易。例如，一个在牛津订购飞机票的人，可能是与孟买的一个电脑中心联系的。有人服用一种清醒头脑的药丸，药盒上贴的是本国标签，但是药品却是在新加坡生产的。一辆在西班牙潘普洛纳组装的波罗牌小汽车，它的零配件分别由墨西哥到捷克等16个国家制造的。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的就业人员多数是欧洲人，但其股份的三分之二是来自美国。
据日内瓦联合国世界经济中心及其他研究机构的统计资料，当今世界53000多个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生产，三分之二的国际贸易，三分之二的国际投资，三分之二的国际专利。1980年，跨国公司的营业额为三万亿美元，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5%，到1999年，跨国公司的营业额则达到14万亿美元，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为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2倍。跨国公司的发展推动了金融资本的发展，正如法国学者让·克罗特·德罗夸指出的：“今天，金融己发展成相对独立的领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的现象日趋严重”。（注：以上论述，参见：《参考消息》1999年2月24日载《纵观一个世纪的全球化》一文；里斯本小组著：《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中文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31-232页。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02-203页。《企业文明》，2001年，第12期，第4页；《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期，第2页。）
可见，由于全球信息系统和通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强大作用，新的全球化进程便正在实现，好像整个世界正被各种线路塞得满满的。这就开始印证了40多年前人们谈论的“地球村”了。
然而，这次新开始的全球化真的会带来伟大的和平，带来一位戴着市场标记的和平女神吗？果真如此，岂不妙哉！
二、理论研究的依据
从理论角度来看，全球化与国际化、跨国化这三个概念有着明显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国外许多学者认为：“经济与社会的国际化描述的是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民族国家之间所进行的各种原料、工业产品以及服务、货币、思想与人员的交换”。“经济与社会的国际化的出发点是作为活动主体的民族国家。在这里国家行政机构起了突出作用。它们通过国家开支以及对于各种规范标准作出规定，控制监督着金融手段的交换流动、税收政策与国库政策。它们通过国家对公民是否开放国家边界作出决策，并由此控制居民人口的流动”。他们并认为：“经济与社会的跨国化首先是与资源，特别是资本，在一定的范围内还有劳动，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向另一个国家的划拔转移为特征的。经济跨国化的典型现象就是一个公司通过子公司、通过接收或者通过各种形式的协调合作，把金融、技术、工业等不同类型的生产运作能力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经济跨国化遵循的是市场膨胀逻辑，在它的作用下众多生产因素的优化不再局限于一个民族国家框架内，而是越来越多地受到要求生产活动跨区域化（跨国化）的机制与过程的支配”。（注：里斯本小组著：《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第34-36页。）
然而，在国外许多学者看来，“经济与社会的全球化是一种新形象，它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与表现方法。有一些形式与表现方法在今后10至15年内也许会消失，或者失去意义。民族的因素、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变化将不断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并没有一种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模式。所以直到现在还很难找到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定义”。（注：里斯本小组著：《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第38页。）
现在，国内外“全球化”一词已经被滥用。例如，英国经济学家阿兰·鲁格曼(Alan Rugman)认为，全球化可以定义为：“跨国公司跨越国界从事外国直接投资和建立商业网络来创造价值的活动”。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约翰·汤姆林森则相信全球化是多维的，最好“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领域内同时进行的、复杂的相关过程，并达到如何如何的程度”。（注：阿兰·鲁格曼著：《全球化的终结》，中文译本，三联书店出版，2001年，第5页。）我国经济界有人认为，“全球化就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动力，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一次产业结构的调整”。或者有人断言：“经济全球化流行的定义是，商品和服务贸易扩展到全球，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注：见：《企业文明》，2001年第12期，第4页；《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1期，第17页。）这些例举的全球化的定义只不过是就事论事，作出表象方面的描述，而却未能揭明全球化现象的内在本质。
关于全球化问题，事实上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讲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而且，“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255页，第270页。）可见，今天出现的全球化并非新生事物，只不过是很久以前已出现的现象在广度和深度乃至制度等方面加速变化了其进程。
我们知道，马克思视世界市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又是其发展的结果。他说道：“正如分工产生出密集、结合、协作……全都是对立的统一形式，而统一又引起对立本身，——同样，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私人的独立性产生出对所谓世界市场的完全的依赖性”。并且，“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5页、238页。）
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研究甚为重视，他曾设想到经济学的体系中将世界市场置于最后篇，在这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表现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7页。）
由是可知，全球化是必然出现的一种客观现象和发展趋势。诚如西方许多学者指出的：“当今的全球化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它使资本主义赢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从而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但是全球化不可能消除这种矛盾和危机。资本过剩积累和相对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始终存在。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扩大到全世界”。事实确已证明，“正是在资本主义从危机走向全球化时期，世界各地区大小危机不断：1982年开始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1987年世界范围的股市危机、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东南亚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等等。”（注：见：《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期，第6页。）
这种全球化的推动力量，据西方学者的一种论点就是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经济管制。
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说是由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创立的，他提出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因此，需要实行自由贸易，充分发挥市场的自由竞争、自动调节的作用。继亚当·斯密以后，经济自由主义演变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期达到了高峰，其间更出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然而，那种坚持自由放任而能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趋势的学说却未能经受住三十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崩溃的考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60年代期间，虽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经济繁荣和失业率不高而进入了“凯恩斯时代”，可是好景不长，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滞胀”（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和低经济增长率同时并存）局面，于是新自由主义乘机再起，积极反对凯恩斯主义。由于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部分，所以70年代开始，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发展速度便急剧加快了。
民族国家市场对于自由贸易、商品、服务、人员与资本自由流动所采取的门户开放，是市场资本主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所以，自由化就成为不断加快和强化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推动力。
当然，正如里斯本小组研究成员所指出的：“这个自由化过程并非是在毫无问题、毫无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进行的。一般说来，国民经济最强大的国家总是要求最迅速、最广泛、最强烈地推进贸易、资本、人员、服务流动的自由化。但是这种自由化还造成了它的竞争对手的出现：贸易保护主义。这种贸易保护主义被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家们看作是导致多数经济问题的原因而痛加谴责。在今天，在自由市场经济信仰居统治地位的世界中，任何人都不希望自己被指责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或经济的领导力量，而且都喜欢把这种罪责推给别人”。（注：里斯本小组著：《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第57-58页。）
全球化的第二个推动力是私有化。众所周知，7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世界混合经济中不断掀起私有化浪潮，例如美国、加拿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德国、荷兰、瑞士、比利时等。他们设想，“私有化的市场力量能够最好地满足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双方利益，最好地进行现有资源配置。私人资金筹集与私人投资被看作是动员人们的各种能力与创造精神的最佳途径”。（注：里斯本小组著：《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第59页。）
政府放松经济管制是今天全球化进程的第三个推动力，因为“只有市场力量才是在地方、区域和全球范围内调节民族经济、国际经济的一切职能所必需的”。所以，“对于经济中的国家垄断、国家干预，包括以各种规章、标准的形式进行的干预，都必须加以限制”。（注：里斯本小组著：《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第59页。）
总之，在西方有些学者看来，“为了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加强产业部门、公司或者国家的竞争能力，存在私有化的迫切需要；为了加强地方产业部门与公司在全球市场的地位，存在市场自由化的迫切需要；为了促进私有化进程，为了促进地方公司与民族的（或区域的）经济，存在对于产业部门与市场放松经济管制的迫切需要”。（注：里斯本小组著：《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第60页。）显然，这些论断不过是将竞争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作为一致通用的行为规范。据此，国外有学者认为：“全球化不过是执行不受欢迎的新自由主义正统经济战略的政治借口”。而且他们断言：“把全球化理解为一个单一世界或者共同体形态是完全错误的。把全球化与‘普世主义’联系在一起也是一样，因为全球显然不是宇宙的同义词。对于所有的民族或共同体来说，他们经历的全球相互联系程度不同，而且方式也不同。从这个角度也要把全球化与趋同区别开来，因为全球化不认为同质化与和谐不断增强”。（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1期，第61页，第67页。）所有这些论断是言之成理的，值得我们深思。
三、全球化问题的争议
现在，全球化已有各式各样的表现。德国著名政治家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将全球化的表现概括为如下七个方面：(1)世界范围内的人口爆炸，而且这种人口爆炸的势头尚看不到结束的迹象。(2)参与世界经济交流的国家比20年前增多了一倍，而且所有世界经济的新参与者都愿意在低于西方通常工薪水平的条件下更长时间地、更努力地工作。他们更加勤奋，他们智商也不比西方人低。(3)在世界范围内，贸易自由、开办公司的自由以及生产性投资的自由，其程度迅速扩大。(4)技术进步及其传播的速度日益加快。(5)劳动岗位，尤其是工业部门的劳动岗位，不断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工业国家。(6)世界上每天以期货、选择权交易、套利或套汇以及类似手段进行的金融交易总额相当于同一天世界贸易（即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量的50-100倍，因而正在经历着一种投机的全球化，并且投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7)世界各种文化、文明之间存在着发生冲突的危险，因此，“未来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各国之间的文化宽容和宗教宽容”。（注：见赫尔穆特·施密特著：《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中文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21页。）
2000年11月30日—12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全球化与人类解放”国际大会上，许多学者指出，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为了摆脱危机，拓展生存空间，大力推进全球化，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获得新的合法性，但是这种合法性是历史的和暂时的，它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永世长存。（注：见《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期，第3-4页。）
全球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华盛顿共识”巩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即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计划。目前，它有三个主要派别：自由市场保守派，新自由主义结构派和新自由主义规制派。他们之间的争论主要围绕如何实现阶级统治这样的战略性政治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如何建构新全球经济，如何实现世界秩序，保持长期稳定。
这三派的共同点是，都想要建构全球资本主义，都主张新自由主义，即世界市场自由化和跨国资本家阶级自由。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自由市场保守派主张实行完完全全的全球自由主义，不折不扣地贯彻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结构派要求建立一个全球性上层结构，给变化无常的世界金融体系多少提供一点点稳定性，他们要求对华盛顿共识作出调整，但不干预全球经济。新自由主义规制派则主张有一个更广泛的全球规章管理机构以稳定金融体系，同时略为缓解全球资本主义中某些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利于保障制度的政治稳定。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全球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这三派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结构派，但现在还不清楚，在新的时期，全球资本主义化所带来的矛盾——全球性的资本过分积累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矛盾将如何展开。不过，可以肯定这些矛盾和紧张将动摇跨国资本家集团的统治，从而为劳工的解放带来新的机遇。（注：见《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3期，第3页。）
关于在全球化研究中出现的争论，美国学者罗宾·科恩和保罗·肯尼迪概括了四大方面的问题：（注：见《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7期，第25-27页。）
（一）经济全球化是否是新兴事物
否定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并非新兴事物，也毫无特别之处。肯定者则认为，1914年前世界经济的开放度和一体化程度，就国际贸易数量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与金额及其流向产业而论，不能与最近40年的发展相比美。
（二）物质主义文化是否会破坏文化多样性以及使地方权力丧失
一些学者认为，进步意味着更大的人道主义、国际和平与科学的传播、全球统一市场的创建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盛行的时代，这种观点能使西方国家将其文化、政治和社会制度合法地强加于其他国家。这破坏了世界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也摧毁了人们的地方认同。这样最终也将导致混乱和冲突，使我们无力解决全球问题。
（三）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文明的冲突
肯定者如美国学者塞梁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预言，未来将由敌对文明间的甚至真正的血腥战争构成。否定者则认为，文明概念本身的有效性值得怀疑，文明的实体无法清晰地界定；不同的文化和民族总是互相借鉴，将彼此的技术、艺术形式、宗教象征体系等混合在一起。
（四）全球化是否将导致一个动荡的未来
肯定者指出，全球化动荡的未来将具有如下特征：贸易战，全球性失业，破坏性的金融投机，贫穷国家的崩溃，富裕国家的城市的堕落，一些社会粗俗的资产阶级兴起，即指无效和寄生的国家中，缺乏伦理、知识、文化或职业道德的企业家、旧党派、政府官僚和新“雅皮士”构成的“黑手党”。否定者则指出，正是马克思才觉察出了资本主义的双重属性——它既是破坏性的，也是建构性的。马克思传统就是要超越资本主义并通过发动革命来完成人类的历史使命。或许，这一革命不久就会到来。
以上所述全球化问题的争议，对我们有何启示？我们认为，全球化确是历史的、客观的必然趋势，但我们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来观察和分析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和结局。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全面正确地看待全球化趋势，从而作出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切实判断，提出我们的对应政策，迎接挑战，参与进去，趋利避害，抓住机遇，为加快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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